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诗学论文,斯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研究的创始人，被公认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他把这门学说的研究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近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维谢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和方法论，确定了世界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思想，提出了以历史比较方法为依据，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史料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体系的任务。虽然他毕生研究也未能完成这一宏伟任务，但他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和方法都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谢洛夫斯基逝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学说虽一再遭到曲解和磨难，却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许多不同倾向的文艺学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在内，都从他的学术遗产中获得营养和启迪。正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弗·费·希什马辽夫所说，“我们经常运用现成的思想和原理，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思想和原理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1〕日尔蒙斯基、巴赫金、利哈乔夫、康拉德、洛特曼等俄苏文艺学家继承和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学说，在历史诗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其中如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狂欢化”等诗学理论更成为了东西方学术界常说常新、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维谢洛夫斯基提出的建立历史诗学的任务和方法受到了俄苏文艺学界的高度重视，从60年代以来已成为苏联科学院下设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等研究机构的“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科研方向之一”。〔2〕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位跨世纪的文化巨人在沟通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文化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建构科学的世界文学史的宏伟蓝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本文拟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作一简要评述。
一、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生涯
维谢洛夫斯基的世界观、文艺观形成于19世纪中叶，而他的学术活动则贯穿于整个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俄国文艺学中新兴的学院派十分活跃，取得了一系列引起西欧学术界注目的富于开拓性的学术成果。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神话学派的布斯拉耶夫，文化历史学派的贝平、吉洪拉沃夫，比较历史学派的维谢洛夫斯基，心理学派的波捷勃尼亚、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等）大都在俄国一些著名大学执掌语文学、文艺学和文学史等课程的教席，并先后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他们学识渊博，站在俄国和西欧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文艺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他们力求把文艺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革新文学观念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从不同视角探讨文艺发展和文学创作的规律。为此，他们都很重视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古代文学，以及人种学、民俗学、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证等实证性的研究。
维谢洛夫斯基被公认为俄国学院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文艺学派的典型特征和优良传统。他学贯东西，视野开阔，既具有深厚的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文化的底蕴，又对西欧哲学美学和语文学各派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并能博采众说，熔于一炉。他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的年代（1855—1859），正值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同“纯艺术论”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在报刊杂志上就俄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年轻学者深受这场探索科学的、革命的真理的“杂志气氛”的熏陶。他参加了当时的一个进步学生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维谢洛夫斯基日后回忆起六十年代的杂志论战对于像贝平等他们这一代学院派学者的世界观形成所起的深刻影响时，曾说：“这是一个充满不安的期待和玫瑰色的希望，又过渡到各种要求的年代；在旧事物的间断之中产生着新事物；四十年代的人们期待着让位于更深刻、更热忱地看待社会革新问题的六十年代的年轻人。” 〔3〕维谢洛夫斯基的同情显然是在“同自由主义的唯美派老爷们组成的旧党”展开不调和斗争的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边。尽管他和贝平等其他学院派的进步学者一样，在政治上从未属于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阵营。
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赖于他对俄国和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等在文艺学、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吸收。他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师承俄国神话学派的创始人布斯拉耶夫教授，培养了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传说和俄国民间文学、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和注重史料收集、考证的严谨学风。但他对于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的神话学理论持批判态度，拒不接受关于诗歌的永恒不变的雅利安起源的假说，认为文学“首先要表现民族的内容”，但民族性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着的现象。因此，他一开始从事学术活动，就认为历史文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有不少优于神话学派之处，应兼收并蓄阴派之所长。
大学毕业之后，维谢洛夫斯基数次赴西欧各国考察，极大地扩大了学术文化视野。他在德国考察期间，深入钻研了德国古代和中世纪文学以及拉丁语系语言学，成为了俄国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日后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在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首次创立了拉丁－日耳曼语文专业。他在布拉格等地考察期间，又深入地研究了斯拉夫各族的民间文学、古代文学和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文化史，成为了国际公认的第一流斯拉夫学专家。他在意大利考察期间，深入研究了意大利的语言文学，尤其是以意大利为发源地的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欧文化运动，运用历史文化学的观点方法写出了关于文艺复兴起源研究的专著《阿尔贝蒂的别墅》（1870年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在莫斯科大学答辩通过），使他赢得了全欧的学术声誉。
维谢洛夫斯基于1870年结束了在国外的长期考察，回国后应聘在彼得堡大学首次开出了总体文学史课程，随后又陆续开出了西欧文学史、拉丁－日耳曼语文学、历史诗学等课程。1872年他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斯拉夫人关于所罗门和基托弗拉斯的故事与西方关于莫罗利甫和马林的传奇》，成为彼得堡大学教授。1876年他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1年当选为院士，1901年起担任俄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分部的主席。维谢洛夫斯基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侧重于俄罗斯与斯拉夫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他在大学的教学工作则侧重于西欧文学，尤其是拉丁－日耳曼语文学方面的研究。他在这两方面的学识和研究都堪称博大精深，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这就为他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批判吸收各文艺学派学说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历史诗学理论体系和总体文学史的任务和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作为一门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任务与方法的提出
维谢洛夫斯基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的目的，是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他于1870年在彼得堡大学开出总体文学史课程时，开宗明义第一讲，就系统论证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提出了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即历史诗学的理论与方法。维谢洛夫斯基是在批判地总结以往俄国和西欧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总体文学史的构想的。在19世纪上半期，严格地说来，俄国文学史作为系统化的科学尚不存在。在俄国大学里，俄罗斯语文课和俄国文学史课是合在一起开设的。直至1863年，才把总体文学教研室同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分开。随着俄国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布斯拉耶夫、贝平、吉洪拉沃夫等主持大学的文学史讲座，把神话学和历史文化学的方法论引入文学史，才发展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与系统性。19世纪下半期，法、德、意等国先后在大学里开设了总体文学课程。但是，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根据他多年在西欧考察的体会所指出的，这类课程无论在理论观念还是方法论上都还存在不少局限和缺陷。总体文学在德国是作为一门拉丁－日耳曼语文课开设的，局限于诠释和解读古代文本，很少涉及文学史方面的概括的研究。在法、意等国则由于引进了泰纳等文化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原则，增强了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具有了“诸如开阔的历史视野、文化特点的评述，历史发展的哲学概括”等优点。 〔4〕但是，由于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历史学派的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本身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如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法于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突出杰出人物、作家个人在文学、文化史上的作用，把种族、民族的因素的差异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模糊和抹煞了人类文化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等等，令人“对于这些概括的科学可靠性仍会产生一些怀疑”。〔5〕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史，就必须革新陈腐的、片面的文学观念，明确文学史的范围与任务，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遵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和历史的、审美的批评方法，批判地吸取西欧和俄国神话学派和文化历史学派学说中的合理因素，肯定艺术是人类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因此，必须到社会文化史中去寻找理解文学史的钥匙。早在1862年的一篇学术报告中，他就明确地指出：“各种生活事实由于相互制约而联系在一起，经济条件引起一定的历史制度，它们在一起制约着某种文学活动，而且无法把一个同另一个分开。”〔6〕但是，他对西欧文化历史学派固有的否定矛盾斗争的历史渐进论和把自然规律同社会历史规律混为一谈的实证主义历史观都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他强调指出：“整个历史都是‘矛盾的解决’，因为整个历史都是斗争。试着把人民孤立起来，把他们从斗争中排除出去，那时再来试着写他们的历史吧，如果还有什么历史的话。至今我们都无法相信历史现象的自然结构的可能性。历史并不是生理学。”〔7〕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他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早在六十年代开始独立学术活动时，他就明确宣告：“请告诉我，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就告诉你，人民是怎样写作的……” 〔8〕他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以卡莱尔、爱默生的“英雄崇拜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指出真正科学的文化史观决不迷信任何“独来独往的豪杰”，而“敢于窥探那些至今仍站在他们身后，没有发言权的群众”。他强调说：正是“在这里应当探索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如今伟大人物成为了群众中所孕育的某一运动的或明或暗的反光，其亮度取决于他们对待这一运动的自觉程度，或者取决于他们付出多大精力来帮助这一运动得到表现”。〔9〕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不仅指出了现代历史文化学所应遵循的方向——把重心转向人民生活，从中揭示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地评价文学艺术家、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尺度，即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态度如何，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这也就构成了维谢洛夫斯基所构筑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为前提，具有面向世界，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和与此相适应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反对把文学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全人类性割裂和对立起来，认为既然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性可循，那么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艺术也必然有其共同的规律性。随着统一的世界文学的逐步形成，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及其传统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影响而孤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作为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民族文学的研究，而应当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从而揭示出世界文学形成和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性。
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概念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维谢洛夫斯基大力倡导和论证的在一般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制约下，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文学过程的历史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同唯心主义美学的抽象理论和先验方法相对立的。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而“这样的重复验证越多，则所获得的概括便越有可能接近规律的准确性”。〔10〕
运用比较法研究文学现象，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学过程中出现的雷同现象，因为在这些重复出现的雷同现象中可能具有某种规律性。但是，鉴于各民族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在雷同现象背后可能掩盖着不同的因果关系。维谢洛夫斯基综合各派有关观点，指出出现雷同现象大致有三种情况：（1）作品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神话说），神话学派大多持这一观点，但往往把诗歌的神话起源视为永恒不变的，从而排斥其他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可能；（2）一些作品受另一些作品的影响或受同一类作品的变异形态的影响所致（移植说），但移植说的信奉者都往往排斥神话说，看不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出现雷同现象，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直接移植或相互影响；（3）作品之间的雷同可能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历史地形成的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心理结构所制约的类型学特征（自生说）。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这三种学说并不相互排斥，应当加以综合利用，使其“相互补充，携手并进”，从而为他的历史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维谢洛夫斯基依据上述社会的历史的文艺观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概念，规定了历史诗学研究的任务。他首先从文学内容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角度，指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11〕这就同那种把美视为艺术的必然特殊内容的先验的、唯美的文艺史观划清了界限。他接着又从文学作为一种诗歌（指艺术）形式的演变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文学史中应当特别关注诗歌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会在这一较狭窄的范围内为文学史揭示出一个崭新的任务——考察生活的新内容，这一随着每一代新人而涌现的自由因素，怎样渗透到旧的形象之中，渗透到这些必然会体现出以往任何一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中去。”〔12〕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克服了文化历史学派片面强调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的同一性而忽视文学的特性和艺术的特殊规律的缺陷，明确地提出文学史应着重研究文学形象的诗意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把风格形成和演变的规律，从而阐明艺术的本质及各种诗学范畴的内涵的广阔道路。
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就在于阐明“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13〕他依据大量文学史料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诗歌格式”，诸如史诗、抒情诗、戏剧等文学样式，以及情节、修饰语、韵律等艺术手段。每一代新人都用对生活的新的体验来充实和丰富这些形象和格式，对它们作出新的组合和加工。这也就是文学语言、形式的“内在涵义的丰富过程”，即“在稳定的诗歌格式的界限以内的社会思想 的进步”。维谢洛夫斯基注意到了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认为艺术形式的演变并不是简单地随着新的思想内容而不断地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传统的形象和样式加以利用、改造，在继承中推陈出新，就像代代相传的稳定的语言符号的内在涵义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掘一样。他强调说：“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一些的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说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新的态度。”〔14〕维谢洛夫斯基的这一天才论断对于后来俄苏形式主义学派和巴赫金等学者的诗学研究有极大的启迪作用。巴赫金一再指出，“文学在其发展阶段上是有备而来的：现成的语言，现成的观察与思维的基本方式。但是，它们继续向前发展，尽管相当缓慢（在一个世纪的范围内，无法观察到）”，并强调说：“维谢洛夫斯基的长处就在于此”，即发现了“文艺学与文化史的联系”，揭示了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符号学涵义”。〔15〕
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构想，历史诗学体系应当包括以下一些揭示艺术形式、艺术语言风格形成与演变的规律性作为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样就把文学史的研究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历史诗学的理论体系与诗学范畴
西方诗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一直是一种规范化的诗学。它依据古典文学范本推导出一系列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模式，而并不对文学样式的起源和演变作历史的考察和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所构想的历史诗学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规范化诗学的一种反拨。它“不去规范我们的趣味与爱好，把我们那些陈旧的诸神遗弃在奥林波斯山上，却在广泛的历史综合中使高乃依同莎士比亚和解。”〔16〕这是一种在广泛比较分析各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学现象和过程的基础上，力求揭示人类文学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历史的、归纳的诗学。它的任务在于“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为归纳的诗学收集材料，这种诗学将清除文学史的各种思辨理论，为的是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17〕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规范化的思辨诗学体系的模式，开辟了一条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总体文学的历史研究中揭示出文学样式及其语言诗学范畴和课题的研究：（1）原始混合艺术与文学体裁的演变；（2）情节诗学；（3）诗歌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4）诗人在文学继承与革新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自八十年代起，维谢洛夫斯基陆续在大学开出了一系列历史诗学方面的课程，包括“叙事诗史”，“抒情诗与戏剧史”，“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民间故事史”，九十年代又开出了“诗学导论”、“历史诗学”等综合性课程，并陆续整理发表了其中一些章节。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首先是一种文学样式的起源学研究。他在《历史诗学三章》（1899）中，依据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以及考古学方面积累和发现的大量史料，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文艺及其样式的起源问题。他提出在人类原始文化初期，存在着各种不同艺术混为一体的现象，即所谓“混合艺术”（CИHKPe－TИSM），而诗歌及其样式则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逐步从混合艺术中演化出来的。混合艺术是有节奏的表演、歌舞和语言因素的结合，起初歌词只是偶然的即兴之作，其作用微不足道。这样的歌舞是集体进行的，任何个人的悲欢都消溶在集体的合唱之中。随着礼仪和祭祀活动的出现，即兴的歌曲变成了某种比较稳定、完整、更富有意义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古代诗歌的萌芽。关键性的进步是随之出现的领唱。他处于“活动的中心，引导主要的声部，指挥其他的表演者”。主题和故事由领唱者吟诵和演唱，而合唱队则进行伴唱，轮唱，形成某种对话，于是相互补充的诗节交替编织成一种抒情叙事诗歌。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化出专门的叙事诗。由于后代对神话传说和祖辈英雄业绩的兴趣日渐增长，代代相传的各种抒情叙事歌曲按照传说的年代顺序或根据故事的内在结构而编织在一起，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比较稳定的叙事格式和风格。这样就出现了叙事诗体裁。
抒情诗的胚芽也来自原始的混合艺术，主要来自合唱歌曲中情感激昂的因素，如合唱中的呼喊，作为“集体情绪”的表达的欢呼和悲叹等。抒情诗的最简朴的形式是即兴的两句诗或四句诗。随着原始氏族、村社的瓦解和阶层、集团的分化，个人意识逐渐苏醒和发展起来，在这一基础上以表达个人主观情感为特征的抒情诗开始形成。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抒情诗是在一定文化历史阶段上继叙事诗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因为“它要求个人意识和社会关系更深刻的分化”。〔18〕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戏剧体的起源最为复杂，决非黑格尔的所谓戏剧是“史诗的客观性与抒情诗的主观性的相互渗透”的产物这一先验图式所能解释的。经他研究判明，戏剧由于它的复杂混合性质，可以从不同的礼仪和祭祀中成长起来，于是形成了几个系列的演化类型。如果戏剧演出是从礼仪的合唱中演化出来的，那么它往往受到神话传说的限制，形成对白与歌舞交织的戏剧类型，如载歌载舞的印度戏剧。如果戏剧演出是在祭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便逐步同祭祀分开，显示出较鲜明的戏剧品格，即“由神话的人化的和人道的内容滋生出各种精神兴趣，提出道德秩序、内部斗争、命运和责任等问题”〔19〕，从而构成富于悲剧意蕴的戏剧冲突。希腊悲剧就是体现了这一戏剧诞生的理想的古典类型。可是，希腊喜剧则是从农村祭祀酒神所唱的生殖器崇拜歌曲，即模仿礼仪的合唱中产生的。其中既没有某些神话的情节，也没有理想化的形象，只有来自世俗生活的人物性格和情势，随后被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统一主题串连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富于喜剧性的戏剧冲突和狂欢式的风格特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剧诞生的方式和途径。各民族社会风尚、文化习俗的不同，也给予戏剧形成的方式以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古希腊，由于戏剧演出与祭祀的密切联系，在民众中形成了对戏剧演员的祟敬心态，而在中国和印度，脱胎于民间说唱的戏曲则往往不入大雅之堂，戏子的社会地位极低。
维谢洛夫斯基十分重视叙事文学作品中母题和情节的研究，力图通过情节史的研究，揭示出“情节与思想潮流之间的内在联系”。〔20〕他认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叙事基础的情节具有一定的图式，这些图式大都形成于原始社会，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诸如图腾信仰，母权制与父权制的习俗等。这些图式在各民族文学中经常重复出现，可以运用比较法分析归纳出其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性。维谢洛夫斯基把文学作品的叙事图式区分为“母题”（MOTИB）与“情节”（CEOЖeT）两个基本因素，并把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相互渗透的结构功能作为构筑“情节诗学”的基础。他解释说：“我把母题理解为最简单的叙事单位，它形象地回答了原始思维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人们生活条件和心理条件相似或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母题能够自主地产生，并表现出相似的特点。”〔21〕诸如，某人偷走了太阳（日蚀），某个恶毒的老太婆折磨美女等，都属于各民族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母题。至于更复杂的母题组合，则形成了情节。“情节——这是一些复杂的图式，在其形象性中，通过日常生活交替出现的形式，概括了人类生活和心理的某些活动”。〔22〕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这一区分具有原则意义，因为从文学作品的起源上看，母题是第一性的，它直接源于原始的混合艺术，而情节则已是对各种母题进行艺术加工和重新组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情节“已经是创作活动了”。因此，追根溯源地研究一部作品的情节结构，力求揭示其情节起源于哪些母题，以及这些母题经历了哪些变异和迁徙，最后形成作家创作构思的基础，无疑有助于从情节诗学的角度探讨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到现代小说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维谢洛夫斯基的情节诗学研究对于后来俄苏形式主义学派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的散文理论，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分析，以及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可谓开了20世纪小说诗学和叙事学理论之先河。
历史诗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诗歌语言风格的研究。传统的诗学理论已判明，诗歌语言与散文（非艺术的）语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富于形象性、韵律感和表现力。但是，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所指出的，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区分是相对的，其界限是历史地形成和变化着的。其实，“每个词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比喻，都曾从某个侧面形象地表现客体的某个方面或特征”。〔23〕随着词汇所表示的概念的发展，它原有表象的生动性消退了。因此，诗歌语言为了保持自己具有具体感性的诗意特征，就需要借助于各种修辞手段来更新其形象因素。维谢洛夫斯基指出：“修饰语是对词汇的一种片面的鉴定，它或者使词汇的一般涵义得到更新，或者强调事物的某种富于代表性的突出特征。”〔24〕当词汇面临着变成抽象概念的时候，便需要用别的、在内容上和它相同的词汇来修复它的形象性，这样便产生了同义反复的修饰语（如红日、白光等）。如果是用强调事物特性的其它词汇同这个词汇相结合来恢复它的形象性，那么便形成了各种解释性的修饰语（如(xin)木长矛、白橡木桌子等）。由于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历史发展阶段上判断事物性质与价值的尺度不同，便能大致测定出各种修饰语出现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民族的、地域的差异。例如，古希腊人认为(xin)木做的长矛最结实，所以在荷马史诗中长矛的修饰语大都是“(xin)木的”，而在俄国勇士歌中凡是提及桌子，则总是用“白橡木的”作修饰语，因为在古代罗斯人们认为这样的桌子才最耐用，最气派。维谢洛夫斯基由此得出结论说：“修饰语的历史就是一部小型诗歌风格史。”〔25〕历史诗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各民族文学中修饰语演变的历史比较研究，揭示出诗歌风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维谢洛夫斯基还在《心理对比法及其在诗歌风格中的反映形式》（1898）一文中，对建立在心理对比基础上的复杂词组的形象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所谓诗歌中的心理对比法，实质上就是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相互结合，彼此衬托的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段。各国民间诗歌中早有大量这类修辞手段，并引起了东西方文艺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就提出了“赋、比、兴”的美学概念来概括和分析这类诗歌修辞手段。维谢洛夫斯基的贡献在于他首次运用历史诗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两个方面深化了对诗歌中心理对比法的探讨。首先，他揭示了心理对比法的认识内容及其历史文化根源——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其次，他把心理对比法看作民间诗歌形象性的源泉，系统地分析了它的外形构造和历史演变，并力求从中揭示出人类审美心理及其诗歌表现形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维谢洛夫斯基关于诗歌语言风格的研究对于后来俄苏各派学者托马舍夫斯基、迪尼亚诺夫、维诺格拉多夫、洛特曼等人的诗学理论、文学风格论的研究都产生了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维谢洛夫斯基还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深入地研究了欧洲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诗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他的论著《阿尔贝蒂的别墅》（1870）、《意大利小说与马基雅弗利》（1864）、《布鲁诺传》（1871）、《英国文学史》（1888）、《薄伽丘，他的环境和同龄人》（1893—1894）、《诗体自白——<歌集>中的彼特拉克》（1905）等，都是围绕着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体系这个总前提而展开研究的。维谢洛夫斯基从不孤立地研究作家、诗人的创作，而总是把他们的创作同各自所属的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先驱者所代表的思潮和传统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其创作个性和思想倾向，并从他的艺术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中揭示出对于广阔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在研究作家的语言风格特征时，他与信奉康德的天才论的唯美派截然不同，不是把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单纯归功于他个人的天才或灵感，而是着重比较研究他在创作中如何运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主题、形象、情节、修辞手段等所谓“稳定的诗歌格式”，并依据他对时代和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理解来充实和革新这些形象和格式。例如，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但丁与文艺复兴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但丁站在这一运动的源头，在他身上不仅预示了新世纪的人的觉醒，而且首次明晰地展示了新世纪的艺术家的风采和特征。但丁“在中世纪诗人之中，也许是仅有的一位诗人，他不是为了外在的文学目的，而是为了表达自己个人的内容，才去掌握各种现成的情节”。〔26〕为此，但丁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地狱游历体裁的形式，把它同民间创作、中世纪诗歌等其他体裁形式结合起来，在《神曲》中达到了人类文学在由集体创作过渡到个人创作的新阶段上的最高艺术综合。薄伽丘、彼特拉克、拉伯雷、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的巨匠们正是沿着但丁所开辟的道路，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绚丽多姿的新境界。
维谢洛夫斯基还以历史诗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了站在18—19世纪之交俄国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运动源头的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他在《瓦·安·茹科夫斯基·感情和‘心灵想象’的诗歌》（1904）一书中，不仅深入揭示了茹科夫斯基的审美观念和创作个性形成的个人生活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阐明了这种审美观念和个人感情、想象力在其诗歌风格特征上的表现，而且通过历史比较分析确定了茹科夫斯基作为俄国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的创始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类型”在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维谢洛夫斯基还准备进一步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普希金的创作，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但是这一专著未能完成。维谢洛夫斯基的呕心沥血之作《历史诗学》也终究未能完成。直到1940年，该书经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的整理、编辑和注释，才得以问世。
维谢洛夫斯基未能完成他构筑历史诗学体系的宏伟设想，固然有其客观原因（研究规模过于庞大，即使像维谢洛夫斯基这样学识渊博的学者也难以胜任），但究其主观原因，则在于他的历史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缺陷。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只有现象或事实是“实证的东西”，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的定律，强调“只要经常用事实来加以检验”，“就会达到最终的、最充分的概括”。〔27〕因此，他企图在排斥任何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单凭对各种文学现象、经验事实的对比和归纳，揭示出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而这是根本违背“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28〕这一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的。由于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仍带有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直观性，因而他不能真正科学地揭示艺术反映现实的能动的辩证关系，在研究诗歌起源时，也就不能真正科学地阐明从非审美现象过渡到审美现象的复杂原因。
日尔蒙斯基在为《历史诗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理论和方法的意义与局限作了全面的历史评价，明确地指出：“苏联文艺学的任务就在于举起从伟大学者手中掉下的旗帜，在对整个历史过程和艺术的特点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把他所开创的工作继续下去。”〔29〕
巴赫金曾以“更大胆地利用各种潜力”为题发表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问的文章，针对苏联文艺界积重难返的一些弊病，如思想僵化，视野狭窄，缺乏学术争鸣、科学创新精神等，提出文艺学应当更新观念和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以维谢洛夫斯基为杰出代表的俄国文艺学派注重人文精神和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的优良传统，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新观念、新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对话，以开拓文艺学和诗学研究的广阔新天地。回顾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跨两个世纪的历史命运，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从19世纪到20世纪，有多少标新立异，轰动一时的新流派、新学说已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唯独像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这样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扎根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而又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文化的学说却永葆青春，生气勃勃。这里难道没有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思的东西吗？让我们也进一步打开眼界，“更大胆地利用各种潜力吧”！
注释：
〔1〕见《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分部通报》，1938年第4期，第39页。
〔2〕 格·别尔德尼科夫：《荣获各民族友谊勋章的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载北京师范大学编《苏联文学》，1985年第4期。
〔3〕转引自《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05页。
〔4〕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页。以下关于（历史诗学》一书的注释，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这个版本。
〔5〕（历史诗学》，第35页。
〔6〕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7〕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列宁格勒，1940年，第392一393页。
〔8〕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列宁格勒，1940年，第390页。
〔9〕《历史诗学》，第34页。
〔10〕《历史诗学》，第37页。
〔11〕《历史诗学》，第41页。
〔12〕《历史诗学》，第41页。
〔13〕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09页。
〔14〕《历史诗学》，第20页。
〔15〕巴赫金：《话语创作美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9年，第344页。
〔16〕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17页。
〔17〕《历史诗学》，第42页。
〔18〕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29页。
〔19〕转引自《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第250页。
〔20〕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32页。
〔21〕《历史诗学》，第24—25页。
〔22〕《历史诗学》，第302页。
〔23〕《历史诗学》，第276页。
〔24〕《历史诗学》，第59页。
〔25〕《历史诗学》，第59页。
〔26〕转引自《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第275页。
〔27〕《历史诗学），第35页。
〔28〕《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29〕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36页。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文艺学论文; 文化史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