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社会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中，社会经济结构有两种类型：生产运行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生产要素有4种联结方式；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从生产要素的4种最基本的联结方式中概括出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3个基本层次，也是社会生产中3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近百年来，后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歧义丛生，相差甚远，至今没有形成共识。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作一初步探索，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在宣传普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的过程中，就表现出对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不同理解。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尔·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把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经济环境的生产方式；并且他所说的生产方式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仅仅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即是以生产工具的一定发展水平和对生产工具的某种占有方式为基础的某种经济关系的体系。[①]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实际上把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两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且把生产关系分为技术关系（即“生产者们在生产过程中的那些直接关系”，也就是劳动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两个方面[②]；他所说的经济基础就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③]；他所说的生产方式则是指“获得财富的方式”，也就是生产的“技术关系”或“劳动组织”关系。[④]
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⑤]。而生产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工具的配合即社会技术装备决定着人们之间的配合和关系”[⑥]；另一方面是“掌握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与或是拥有次要生产资料，或是根本没有生产资料的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的那种生产关系”[⑦]。
列宁实际上把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而把社会经济形态定义为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系统[⑧]；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概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⑨]。
斯大林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经济基础定义为“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⑩]；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它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1)。
毛泽东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且认为“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12)。
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和我国的理论界，一直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同起来，看作是同一序列的经济范畴；把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规定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也就是说，把经济结构理解为经济基础，而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至于这个“总和”是指什么的“总和”，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甚至在同一个主编（肖前先生）出版的同一本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一版和修订版的观点就截然相反：在1983年第1版中，认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13)。而在1991年第2版（即修订版）中，则认为经济基础是指“该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14)。
以上关于理解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方面所产生的分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同小异。所谓“大同”，即这些分歧在大范围内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这些彼此差异的观点，在总体上都坚持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用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尽管是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关系）去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或上层建筑。这些观点从总体上看，也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相一致，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论题，大都是反对当时盛行的唯心论潮流，这个潮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历史进步描写为人类精神（或某种类似物）发展的结果。所谓“小异”，就是说这些观点在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具体内容时，又表现出不一致性。不过这种不一致性，并不影响他们所坚持说明的基本原则——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而不是相反。
这些分歧和这种状况，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当说发挥了它所要发挥的作用——即在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分歧本身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些分歧并不影响人们正确地理解这些分歧由以产生的基本原则。但是，在今天我们要用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去指导我国具体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必然涉及到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许多问题；与此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连续不断地对过去已经习惯理解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等范畴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理论界也意识到“应该区分经济基础概念与社会的经济领域概念的关系问题”，认为“与经济基础不同，经济领域并不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和论证”。(15)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
（二）
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6)按此意推之，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17)，而社会生产的结构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产的结构有两种类型：一是生产运行结构，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4个环节所组成的经济结构。关于生产运行结构，学者们已有诸多论述，恕不赘述。二是生产要素结构，即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诸要素的相对稳定的联结方式。生产要素结构是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视之为社会基础的基本经济结构。
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8)，也就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的这些要素再简化一些，就成为“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19)，即一边是主体，一边是客体，“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0)。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有4种稳定的联结方式。
首先是主体和客体，即“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1)。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社会性活动，也是人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实际力量，即人改造自然并从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生产力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力量。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因此，每一代人并不能自由地选择某种生产力，只能承受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生产活动，创造新的生产力。生产力作为社会经济力量，既是“全部历史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第二，它是一种经济关系。一定的生产力，既是以往生产过程的结果，又是以后生产过程的起点。因此，生产力就成为前一个生产过程和后一个生产过程，上一代生产活动和下一代生产活动联系的纽带。“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22)。在这个历史中，生产力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而生产力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历史，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物化的骨架，它清晰地呈现出人类经济发展的基础脉络。可见，生产力作为经济关系，既是全部历史前后相继的纽带，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轴线。
其次是主体和主体的工具之间的关系，即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劳动者使用什么样结构和功能的劳动工具进行生产，是使用手工工具，还是大机器；其二是说，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如何？例如，手工劳动者可以随意改变工具的运动状态，可以随意中断劳动过程，人的活动决定着工具的运动。而在大机器生产中，工人的动作必须适应机器的节奏，是工具的运动决定人的活动。因此，“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23)。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联结方式，是各个经济时代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4)。而且，这种联结方式的显著变化，必然“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25)。
再次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组织，表现为协作和分工。马克思把“多数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但互相联系的诸生产过程中，按计划，在一起，一同进行劳动的劳动形式，称为协作”(26)；而把劳动者的内部分工分为3个类型，即“一般的分工”（生产领域的划分）、“特殊的分工”（生产部门的划分）和“个别的分工”（劳动过程的划分）。(27)
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构成为劳动方式，也就是生产方式。它表示劳动资料的使用方式和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劳动资料的发展是全部生产方式变革和发展最深刻的本质。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资料极其简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方式自然也非常简单。它最初仅仅以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为基础。后来，随着劳动工具的发展，逐渐地产生了简单协作的社会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作为简单协作的典型形式的初期工场手工业，机器在各个生产部门中还不起重大作用，所以那个时候生产组织仅仅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28)。再后来，随着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便要求改变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于是“机械生产体系”逐渐代替了“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机器生产体系下，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日益社会化，社会生产分工与协作纵横交错，使整个社会生产成为由不同结构、不同层次形成的复杂生产体系。而这种状况，则完全是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2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看作“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30)。
生产方式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承续性，马克思称为“集累”机制。“积累在这里就是把已承受下来的、被实现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31)人们为了生存，就要生产，为了生产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在生产中，人们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时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产方式。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后来的生产方式总是要高于前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但后来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的活动的工具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这种积累一部分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一部分就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代代相传”(32)。今天，无论是劳动资料的使用方式，还是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都是以往的生产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没有农民使用手工工具的生产，就不会有工人操纵机器的劳动；没有手工作坊，也不会有大工厂。第二，共享性。生产方式同人类的生产和生存一样长久，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变更，某一社会创造和发展的先进生产方式，不仅是某一社会、某一国家的财富，而且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同劳动资料相联系，因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共享性，就是有条件的，只能是劳动资料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才可共享。男耕女织的“家庭组织”方式，就只适合于手工工具；而“工厂组织”则与大机器相联系。
最后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即所有制关系。人们在进行生产时，首先面临着生产条件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支配和使用等关系。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关系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人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生产条件的所有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劳动力的所有关系；其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但是，在以往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历史进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它支配着直接生产者，也支配着生产运行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所以，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首先具有经济利益的对立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二者的结合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对于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33)。因而，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经济利益的对立，就成为各阶级政治的、思想的冲突的根源。第二，隐蔽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即“统治和从属的关系”(34)。但是，这种关系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5)这种“物的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和“受到了假象的欺骗”，以为“物（例如劳动工具）按其本性是资本，如果要想揭示它们的纯社会性质，那就是犯了违反自然罪”，“地租不是从人那里取走的贡赋，相反，是自然本身给予所有者的礼物”。(36)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7)。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从生产要素的4种最基本的联结方式中概括出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3个基本层次，也是社会生产中3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38)。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结构，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的结构(39)。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40)
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三者之间，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1)。为什么会表现为这样一种联系呢？在马克思看来，如同自然界的动植物发展立足于自身器官的形成和发展一样，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也立足于“社会的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社会工艺过程。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尺度，而“社会的人的生产器官”，即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指示器。劳动资料的革命必然要引起人们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劳动资料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关系。而这种联系的支点，就是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以其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成为决定社会经济结构演进中的本质要素。
（三）
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对于我们至少会有如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社会经济结构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2)后来，马克思在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一些片断中，对此作了说明：“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43)。他还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44)。再后来，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45)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基础决不仅仅是指所有制关系，还包括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因而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其二，社会经济结构，既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是一致的。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把经济基础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主要归结为所有制关系。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就在于，把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排除在外。由此在理论上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倾向：一方面片面理解生产关系，不仅脱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谈论生产关系，而且夸大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方面的变革只能在所有制关系上作文章；同样，也必然认为，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方面的任何变革，都与所有制关系相联系。另一方面，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变革，甚至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禁区，造成了谈生产力色变，言生产方式胆寒的局面。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许多扭曲荒唐的现象：起初，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掀起所有制关系的“革命”运动，企图尽快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甚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又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特点，必须区别对待。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研究的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结构中决定性的方面，也是决定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本质力量。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石器工具向金属工具的转变，促使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的诞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46)。而造成后者解体前者解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厂，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47)。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只有社会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才是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最本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称为社会的“新生力量”(48)。因此，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生产力性质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中的根本作用，才能看清某种社会变革的历史价值。在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所有制的变革运动，但忽略了生产力，特别是忽略了生产力性质转变在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化进程中的本质作用，造成了沉痛的教训和滑稽的场面：一方面在土坑里炼钢、靠耕牛来犁田；另一方面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生产力的发展上；而且，只有把我国的整个社会生产立足于具有新质、新结构的生产技术基础上，才能迅速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次。它的发展和变革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为基础，反过来，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这种作用就表现在，任何一种新生产力的大发展，都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方式的变革一直在进行着——从以大机器为基础的“工厂组织”到现代化大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同时，生产方式既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也不显示所有制关系，只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因此，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利用形式”(49)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当今世界经济上先进国家普遍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来配置我国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为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寻求一种合适的生产方式。
第三，把经济结构的改革与提高生产要素的基质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50)。这就是说，任何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生产要素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然而，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与在原有水平和规模上重复生产同样的生产要素相适应，也只能在原有水平上重复生产同样的经济结构。一般情况下，生产要素不变，其经济结构也不易改变。但是，一旦进到扩大再生产过程，则必然会生产出在质上和量上都不断发展着的生产要素，从而生产出不断发展着的经济结构。因此，生产要素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不同生产要素要求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生产要素的变化和发展，是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和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不仅可以赋予该过程中各生产要素以新的特性，也有利于提高经济结构的整体功能，发挥出更大的整体效应。根据这一道理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如果不把经济结构的改革与提高生产要素的基质结合起来，改革就缺乏后劲。当前，中央提出的两个转变，就是这种结合的一个范例：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即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生产方式的转换，赋予生产要素以新的特性，发挥更大的整体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这一转变的实质就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基质，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劳动者的素质，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含量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注释：
①〈苏〉哈·尼·莫姆江著《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5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01页。
③④王荫庭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305页。
⑤⑥⑦〈苏〉尼·布哈林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160、291页。
⑧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页。
⑩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1、59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13)肖前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4)肖前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第149页。
(15)《哲学译丛》1988年第5期，第37页。
(16) (4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8页。
(17) (20)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8、22页。
(18) (19) (21) (23) (24) (28) (29)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209、201—202、463、204、375、423、783页。
(22)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50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26) 《资本论》第1卷，第239、362页。
(27) 《资本论》第1卷，第239、389页。
(30)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31)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324、325页。
(33) (47)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01、308页。
(34) (37) (39) (40)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1—892、993、925、925页。
(35) (36) (43)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88、197—198、197、195页。
(38)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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