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意识论文,概念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新时期”和“后现代”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理论家用来描述和说明1989年以后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形态概括性的自我表述提出来的。它们既是对“历史时期”的命名，又是对“文化形态”的命名。既然这两个概念不只是对当今历史时期所作的简单称谓（如“90年代”），而且是对它的总体文化性质的某种界定，那么它们对当前时代的历史性质及特定的社会文化批判对象和任务，就不能不包含某些基本的认识和估计。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后新时期”和“后现代”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估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两个概念不仅未能为1989年以后的文学、文化批评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解释，反而成为这个时期需要解释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一、“后新时期”概念的由来
1992年，当“后新时期”被当作一个新概念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用来描述1989年以后“文学”转型的概念。当时，使用这个概念的论者们对“后新时期”文学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甚至历史时期的划分有着明显相互矛盾的说法。王宁认为，“后新时期”（1990—）与“鼎新时期”（1979—1989）的文学是“逆向相悖”的；“后新时期”文学的“挑战性”和“叛逆性”则有三种表现：“先锋文学”（“[它]的激进实验构成了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战”）、“新写实文学”（“[它]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叛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并存（“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的结果）。张颐武同意王宁对“后新时期”的历史分期，也同意王宁把“人文精神”确定为“新时期”的说法，但他把“实验文学”和“后新诗潮”这样的激进实验划在“新时期”而不是“后新时期”之内。他提出了“后新时期”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后新时期’的文学是一种‘回返’性的文学，文学开始重新尊重法则和伦理，不仅尊重叙事的法则，也尊重现实的法则”；第二，“‘后新时期’文学具有某种第三世界后现代的‘多元混杂’的特点。”（这种“‘多元混杂’的特点”并不妨碍他接着又说：“‘后新时期’……是整体性和秩序复归的时刻。”）王宁和张颐武都试图在“后新时期”和“后现代”之间建立某种平行的联系，王宁主张将“后新时期”确定为一个文学概念，但张颐武则有意将它扩展为一个文化概念。当时参加讨论的赵毅衡与他们的分歧更大，他强调“后新时期”不是用以在“时间”上和“政治”上与“新时期”相区别的概念，“后新时期”纯粹是为了说明“文学的发展也有其独立的规律可循。”而且在时间上，赵毅衡也认为，“后新时期”“大约从1985年新潮小说发端时就开始出现，而在1987年先锋小说成形时成形。”[（1）]
到了1994年，王宁和张颐武对“后新时期”理论进一步作出解释的时候，更强调这个概念的“文化性”和与“后现代”的联系。[（2）]随着这个概念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这两年间文学新样式的出现，“后新时期”理论阐述中出现的矛盾也增加了。但“后新时期”的历史特征究竟是什么，则还是没有得到说明。例如，1992年张颐武把“新写实”说成是“后新时期”的典型文学形式，以区别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一类的作品；1994年他改口把“新写实”说成是“新时期”“‘寓言’式”文化逻辑的体现，而把“新状态”小说确立为“‘后新时期’文化发展最重要部分。”1992年他还说“‘后新时期’的文学是一种‘回返’性文学，文学开始重新尊重叙事的法则”；1994年他则改口说“后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深刻的‘叙事危机’”。[（3）]这一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显示，“后新时期”论者总是想在历史时期和文学作品样式之间建立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用“特殊”的文学样式来证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
二、“后新时期”概念的理论根据
对提出“后新时期”概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王宁在《“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以下简称《“后新时期”》）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中国当代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的“近乎‘狂欢式’‘众声喧哗’打破了权威一统天下的‘新时期’格局”。第二方面的解释是，“批评家无法再沿用‘新时期’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概念来涵盖新出现的诸种文学现象。因此我和我的批评界同行便用‘后新时期’这一术语。”[（4）]这需要分析一下。
先看王宁所提出的这一方面的解释：“后新时期”因其“众声喧哗”而有别于“权威一统”的“新时期”。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是指从1976年10月到1989年（几月不详）这段时期。这个时期中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果真是“权威一统”的吗？果真不“众声喧哗”吗？不是也有论者认为8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吗？[（5）]不是连王宁自己也说：“虽然在这一时期（指“新时期”——引者按）的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同的‘主旨’（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潮文学’等），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主旋律之下听到发自不同声部的不同声音”吗？（203）我们甚至可以问，“众声喧哗”或“权威一统”到底是不是“新时期”最有意义的时代特征？“众声”和“一统”真能截然区分开来？非表面现象的文化研究难道不正是要去洞察和发现特定历史时期“众声”中有“一统”，“一统”中又有“众声”的特殊形态？
尽管“后新时期”理论在90年代的“众声喧哗”上大作文章，其实关键的问题并不在“新时期”或“后新时期”到底是不是“权威一统”或者“众声喧哗”，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新时期”理论需要用非此即彼的“权威一统”和“众声喧哗”的对比来表述“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区别。这种需要和前面已经提到的“后新时期”理论需要勉强在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学样式之间建立某种一一对应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支配着这一思维的是一种经验实证思想方式。它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它所倚重的是一种曾经支配过十九世纪科学实证论的机械历史观的归纳逻辑。
现代历史学，对历史的特殊逻辑早已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如费希尔（D.H.Fischer）所指出，历史思维的逻辑不是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它不是亚里斯多德式的三段论法或拉莫斯（Peter Ramus）式的“二分辩证”逻辑，也是不穆勒（Mill）、凯尼斯（Keynes）或卡奈柏（Carnap）式的归纳推论，而是一种“引证”（adductive）思维过程，它对具体的“问题”提供引证式的解答，在问题和解答之间寻求一种解释性的“一致”，根据问题的需要，这种历史逻辑所提供的答案可以是一般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历史是一种‘解答问题’的学科。历史学家就过去的‘事件’提出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并选择那些能构成某种解释范型的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6）]梅洛—庞蒂（Merle au-Ponty）则指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偶然之中有逻辑，非理性之中有理性，而且还需要一种特殊的历史察觉。特殊的历史察觉……需要区别前景和背景，从起始去把握各条线索，并在积极实现这些线索轨迹的时候去寻找它们。”[（7）]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历史思维的“引证”逻辑，是因为具有历史意识的学术研究都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它并不只是在观察归纳过去的事实或者现今的现象，它总是有选择的，总是在决定哪些事实比其它的更值得注意，更有意义。而这种意义判断则是和现实生存目的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詹姆森说得最清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释义学的历史理论，不是以“怎么释义”，而是以“为什么释义”为其起始问题。[（8）]
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过去和现今重大历史“事件”提出“问题”并使其解答与问题形成特殊解释范型。这一解释范型使他不仅能解释某一历史起始时刻的意义，而且还能说明这一意义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持续保有影响。这是历史分期的要旨所在。“事件”在历史性思考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重大历史时刻都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发生（genesis）和规范（normativeness）。“事件”的发生时刻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由许多可以称作为“发生”的时刻所构成的，历史学家确定其中的某一个为特别“重要”或特别“有意义”，这已经是对“事件”作规范了，而任何“发生”的确定，它本身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定“规范”的导向。即使对同一“发生”，也总是会有不同意义规范的争夺。“事件”的“发生”和“规范”总是在互相制约，互相起作用。“事件”的“发生”和“规范”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它的“起始关系”（originary relation）[（9）]。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化批评应当责无旁贷地说明它所论及的历史时期是由怎样的历史事件及其怎样的“起始关系”所构建。如果“后新时期”理论家要我们接受“后新时期”概念，他们至少应当告诉我们怎么去理解和认识“后新期”起始关系的“发生”和“规范”的特定内容以及这二者之间有别于“新时期”的特殊关系。
我们发现，“后新时期”理论家在确定“新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时，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某种历史事件及其“起始关系”。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的发生时刻是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的斗争”（202）。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文革结束”。在他这样来表述这一事件的时候，他所涉及的已经不只是某一时刻的“发生”，而且也包括了它的“规范”（意义）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后新时期”理论家在确定的“后新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时，这种起始关系却不知因何缘故被故意隐去了。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1989年结束，“后新时期”于1990年开始，但他却偏偏没有告诉我们，1989年中什么事的“发生”和它什么样的“规范”意义使它的“起始关系”获得了如此重要的一种历史分期作用。
“后新时期”理论对“后新时期”概念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第二方面的解释是，文学史的分期需要“后新时期”概念来帮助它“返回文学和文化的层次”（202）。这一解释比第一方面的解释更没有说服力。第一方面的解释至少在逻辑上还是清楚的，而第二方面的解释则连起码的逻辑都是混乱的。王宁告诉我们，“后新时期”的优点是它的非政治化，这对于纠正“太政治化”的“新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在（因为）“新时期”的太政治化和（所以）需要非政治化的“后新时期”概念之间却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前一个时期的政治概念不能用后一个时期的非政治概念来纠正。从逻辑上说，“后新时期”是区别于“新时期”的，而不是区别于“新时期”的政治性的。“后新时期”并不是“新时期”的替代性概念；相反，“后新时期”是“新时期”的附着和延续性概念，它是以承认（而不是否定）后者的合理性为前提的。而且，提出“后新时期”的用意其实也根本不在于质疑“新时期”这个政治分期概念的合理性，因为王宁自己也认为“新时期”既作为“政治历史分期概念”，又作为“文学分期代码”，本来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202）。所以我们要问，既然“新时期”的政治性在80年代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到了90年代就不合理了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重要的变化呢？只要“后新时期”理论回避“后新时期”的历史“起始关系”，这个问题就注定永远没有答案。
文学史应当也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这个前提本身并不可靠。王宁用来支持这个前提的另一个前提是：之所以需要非政治的“后新时期”概念，是因为以“文化代码”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文学史研究的“趋向”（201）。果真是这样吗？
李·派顿（L.Pattern）在《文学史》一文中曾专门介绍了从十九世纪到本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从历史外因到文学自身规律，再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派顿指出，十九世纪学者所撰写的文学史深受当时科学实证论的影响，用社会因素（包括政治）去解释文学，它的最大弊病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10）]这种文学史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重史轻论，认为“史”所提供的知识比“论”可靠；第二是强调个别现象与整体“时代精神”的整合和一致，掩盖个别现象之间，尤其是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在前面曾提到，“后新时期”理论将现象与时代一一对应的作法，体现的是实证机械历史观。其实，“后新时期”理论和旧历史观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后新时期理论正是把“众声喧哗”当作“后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它所说的“无秩”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在这一种秩序中作家们都只不过是在加入“喧哗”，加强和再生这一秩序而已，一切与现实生存环境有关的不和谐和冲突都已不复存在，文学的批评作用已成为这一秩序所不能容纳的多余的“政治”。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说，这样的文学观和历史观都是保守的。
二十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曾认真试图以文学本身为对象，并按文学自身的逻辑去写新的文学本身的历史。它的出发点不是要写历史，而恰恰是以文学发展的过程取代历史。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者主张将文学的历史写成艾肯鲍姆（Boris Eichenbaum）所说的“文学形式运动学”，也就是新的文学形式如何不断代替衰老的文学形式，不断保持文学对日常经验“陌生化”的过程。同样的，弗赖（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所展示的则是关于文学结构（如样式、象征、神话和文类）的“共时叙述”以及文学结构不同变化阶段的“历时叙述”（五个阶段：神话、罗曼司、高等模拟、低等模拟和反讽），并在这个基础上把西方文化的历史描绘为一种下行的螺旋循环。很显然，尽管“后新时期”理论家强调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自称描述文学本身特征，但他们所写的并不是艾肯鲍姆或弗赖那样的文学史，“后新时期”概念也显然与弗赖的文学史阶段观不相符合。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单纯地要指出“后新时期”理论家所说所做的自相矛盾，而更是要进一步地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矛盾？是什么实际的认识限制或者社会环境因素造成了这种文学理论的自我扭曲？
“后新时期”理论所谓以“文化代码”为当前“文学史分期的理论根据”一说，恰恰显示了它对当前文学重大问题缺乏了解。其中有三个问题必须提一下。第一个是“文学”的问题。要写纯文学史，它所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作品算是“文学”作品，哪些不算，哪些活动算是文学活动，哪些不算，否则它无法决定这样的文学史应包括哪些对象。当今许多文学研究者都同意，作品是否被视为“文学”，其条件并不完全是内在的，文学不只是作品，而且更是特定公众空间中具体的人们产生和流通意义的社会性活动。由于文学是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某些内在品质特征的总和，自然也就没有绝对的文学和非文学。若如此，纯文学的历史是否还有可能？
第二个是“文化”的问题。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文化”本身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了重大变化的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思考的对象，而不可能用作一种自我完足的“代码”。威廉斯在提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一改将文化视为文学、艺术同义词的传统文化观，而从人类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达，同样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的厘清。”[（11）]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包括学术和想象性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传统关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包括被其它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械、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就传播媒体而言，文化研究不仅要对媒体产品进行文本分析，而且应该透视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机制，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机构运作。这样一种文化观不仅使得人们不能再想当然地坚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绝对区别，更不能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排斥在文学或文化之外。
第三个是“历史”的问题。新的历史观包括对历史的性质本身的再认识。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但是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或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研究目的（“辩护”或“批判”）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正如我们在谈到历史的“起始关系”时所指出的，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是和一系列“政治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如现在的秩序（文学当然是这种秩序中的一部分）为谁的利益服务？以何种手段维持其历史的合理性？谁希望，谁不希望维持这一秩序？新的历史观因此还对批评家历来“运用”历史的方式提出质疑。它特别关心文化产品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支持或破坏作用，特别关注历史中被压制的它异声音。新历史观的文学或文化批评从历史中寻找它异的声音，不是无目的的颂扬所谓的“众声喧哗”或者空谈所谓的“多元文化”，而是要寻求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可能。新历史观认为，那种和平共处的文化多元性想法，它本身并不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而恰恰是一种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掩盖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抹杀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动力问题。[（12）]
三、体现历史意识的“后现代”概念
“后新时期”理论家十分强调“后新时期”概念和“后现代”概念的“接轨”，并套用“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位理论人物是詹姆森。王宁曾特别提到詹姆森的后现代理论对“后新时期”理论的影响。[（13）]张颐武更是把詹姆森1985年在北大讲学的效应与二十年代罗素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相提并论。[（14）]但是“后新时期”理论中所缺乏的恰恰是詹姆森的历史意识和这种历史意识所体现的道德感和批判精神。在詹姆森那里，“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描述概念，而是一个为批判目的服务的“协调性”概念。这个概念使得社会文化批判者可以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社会制度来认识文化形象，并从文化现象来认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质。詹姆森在《后现代主义或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特别谈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命名问题。他指出，批评家“从历史中看到断层还是延续，……这并不能由经验去证实或用哲学去辩解，这是因为起始性的叙述行为本身决定了它对于那些被叙述的事件的看法和解释”（xiii）。[（15）]批评家若先设定某个历史时刻是一个“新”（或“后”）时期，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会按此思路，把那个时期的事件“看作”和“解释为”“新事物”，并且反过来用它们证实他先前的假设。批评家对历史的分期，应当是一种自觉的目的行为。“如何命名”和“为何命名”是分不开的。这可以说是詹姆森对历史“起始关系”的说明。
詹姆森接受“后现代”，是从批判晚近资本主义这个目的出发的。詹姆森曾不断强调“后现代”是一个帮助他把当今“文化产品”和“社会制度”“协调性地联系起来”的概念（xiv）。对“晚近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的命名，才是对“后现代”这个历史时期命名的核心。对詹姆森来说，“后现代”所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用于评点某些文学艺术“新”现象的方便术语，而且是一种对晚近资本主义制度作“认识测图”（cognitive mapping）的途径（415）。这种“认识测图”能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认识，进而提出改变的设想，提出新的视角，对因循守旧的感情和价值作一番清理”（xiv）。詹姆森观察具体文学艺术现象是为对它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从意识形态作出分析和从伦理作出评断。早在他1983年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论文中，他就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关注“后现代”艺术的“杂拼”、“模拟”和“分裂”等特征，是为了举例说明“后现代主义是以何种新方式来表现晚近资本主义这一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本质真情的。”[（16）]我们现在那些喜欢引用詹姆森只言片语的“后新时期”和“后现代”理论家专事寻找中国当前文化的“杂拼”、“分裂”现象，但恰恰忘记了要用它们去说明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的什么样的“本质真情”。
与詹姆森对“后现代”概念的说明和运用相比较，我们发现目前的“后新时期”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它虽具有编年史的合理性（时间的自然顺序），但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文化批判价值。它将一个名号赋于一些文化现象，但却不能把这些现象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例如，王宁在论及“后新时期”的批评时，指出这个时期的批评大致有四种力量共生；一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规范批评（历史批评），二是学院批评（尤其是“语言转向”），三是印象鉴赏批评，四是一般通俗批评。单从现象描述来说，这话原本是说得通的。但他作此描述的目的是将“后新时期”的“多元”与“新时期”的“一元”形成对比。他的结论是：“以前（指‘新时期’）的一元格局彻底结束。”[（17）]这么一说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新时期”批评中找到这四种批评中的任何一种。不仅如此，王宁的说法还混淆了“多元”的意义。詹姆森在论述后现代文学艺术特征的时候说明，他所指出的后现代特征几乎都可以在现代艺术中找到。区别现代和后现代的并不是那些特征本身，而是其它的因素，尤其是它们与“特定社会制度的深层逻辑”的关系。[（18）]真正的多元应当指理性讨论的自由和宽容的公众空间。在当今许多敏感问题尚不能触及或深及的情况下，即便有了某些形式，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多元”？
詹姆森对“后现代”的命名是以他对“晚近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命名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命名不只是一个“名号”或者“代码”，而且是对它的非道德性（即“历史性”）所作的最大限度的概括。詹姆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所使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也就必须放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去理解。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社会学理论当然不止马克思主义这一种，但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个概念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谴责性，使其运用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批判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同它改变资本主义、解放人类这个道德目标分不开的。[（19）]
詹姆森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阐述“晚近资本主义”时期特殊的“文化控制”，并由此而设想与之对抗的可能。尽管不少詹姆森的批评者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总述给对抗留下的空间太小，但他始终坚持：“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分析，完全是因为我坚信，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压制和权力，我们必然不能估计对抗是否有效。”[（20）]正是从对批判现存社会制度和它的文化控制着眼，詹姆森认为，“后现代”这个名称把文化现象和社会制度“协调”起来，起到了“历史重构”的作用。詹姆森说：“历史重构是提出整体的特征和假设，对当下事物的纷杂混乱作出抽象的概括，是对此时此地的激烈的介入，也是对它所包含的盲目宿命观点的抵抗，”历史重构是一种历史释义，它的批判目的在于指出特定历史时刻的非永存性及其特殊的压迫形式和非道德性。[（21）]我们发现在“后新时期”理论那里，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重构”的意识，这样一种道德力量。后新时期理论并不关心与改变人们现实生存历史处境有关的问题，它的“众声喧哗”说掩盖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冲突和求变意识，它的“非政治”说更使它无法涉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结构因素。它甚至试图从根本上取消人们在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历史重构意识的合理性，这种历史重构意识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意识。
四、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意义
“后新时期”是相对于“新时期”而言的。“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一种主流历史认知，现代性不仅仅是它的承诺，更是近代中国人在认识封建传统中形成的历史重构意识。“新时期”的现代化承诺和“现代性”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并不会，也没有因进入“新时期”而自动获得现代性。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同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的“现代化”要求和进展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使得争取现代性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危机的过程。某些单方面的现代化，非但不能自动带来其它方面的现代化，甚至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的危机呢？哈布玛斯曾指出，在马克思对社会制度的危机提出社会学概念之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戏剧的危机观来认识制度的危机，认为社会制度本身的矛盾的冲突，一定引起“灾难性的高潮”，从而进入“后”的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学危机观与此不同，他把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是社会制度在“解决其问题过程中不断产生新问题”的活性机制。[（22）]现代性的危机也应当从它的建设性和更新作用来加以认识。用哈布玛斯的危机理论来看“现代化”在中国面临的危机，我们会发现，现代化1989年以后在中国的危机非但没有导致“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事业”的终结，它反而向人们，首先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性质、任务和条件的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就在这些更深层、更根本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尚未真正被涉及，甚至它们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和承认之前，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宣布已经进入了“后新时期”？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革中已经有了代替现代化的新的目标？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新目标是什么？看来，这些都是“后新时期”理论所不应回避的问题。
“后新时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否定性的“再思考”上的。“后新时期”理论要与西方“后现代”理论建立“共时”联系，也是出于借助后者对“现代性”的批判结论的需要。“现代性”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很多分歧，而且对它的含义也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有的论者把“现代性”视为霸道的“理性”、“科学”或“总述”的同义词，有的把它与不同的艺术潮流褒义或贬义地联系起来；而维护“现代性”价值者则重视它对人际交流的理性自由和独立主体的肯定。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强调“现代性”，不是要否定“后现代”的批评性，而是要指出，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代性事业将能动主体、理性和公众伦理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的理想，是值得文化批判去维护的。“后现代”理论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的是对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的批判，而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否定。正如政治理论家拉克路指出的：“后现代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命题和概念作一番不同的调整。”[（23）]
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文化批判，而作为文化批判，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和思考行为。我们应当把现代性和对“现代性”的僵化观念区分开来。“现代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它对事物（包括“现代化”本身）抱着一种欢迎变化又对变化采取审慎的态度。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看成是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积极理性的审慎求变意识，那么“后现代”批判（指积极的那种）本身就是“现代性”在某个关键时期的自我调整。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个人是自我完足的主体、科学理性凌驾于批判理性、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铁的法则、西方现代化是全球的普遍性模式，等等）本身就是现代思想批判的对象。对于“现代性”的肯定，并不是要接受那些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肯定“现代性”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述现代性，以便对现代状态作出批判分析，为它的进一步更新而作准备。
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现代现象（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改变，都市化倾向，道德伦理观的改变，新的传媒和信息方式，科技商品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削弱，等等）并不说明现代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已得到了确立，正相反，文化研究者如果把这些现象就事论事地认定为“现代性”（或者更糟糕，认定为“后现代性”）而看不到这些现代现象本身可能包含的非现代和伪现代因素，这恰恰说明现代性思想在他们那里还远远没有确立。文化研究者所能做的远远不止于经验式地罗列诸如“商品大潮”一类的现象，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中国的现代现象的不现代性、有待改革之处和改革的基本条件。例如，商品经济确实对公众伦理和公民意识产生相当的消极作用，然而，商品经济是不是中国当前社会唯一或者主要的起这种消极作用的力量？经济运作是否已具备了基本的现代平等公正原则？金权结合的商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的淡薄又有什么联系？现代化带来了什么新的等级关系和不平等形式？新的不平等关系（资方与雇员、“城市居民”和“盲流”、现行政策或经济结构的受惠者和受害者，等等）是不是因较具有“现代性”而比旧有的社会等级的压迫形式（官贵民贱、男尊女卑）更具有合理性和道义性？
现代性在中国尚任重道远。哈布玛斯把“现代性”称作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一项未竞的课题，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詹姆森在“后现代”问题上和哈布玛斯有不少观点的分歧，但是他承认对于现代德国社会来说，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能以美国社会现状来衡量的意义：“在德国，纳粹主义切断了现代（思想）的发展；现代性因此而具有一种未竞事业的性质，于是就有象哈布玛斯那样要求重提现代性的。”[（24）]即便在西方，“现代性”的紧迫感尚因不同社会而异，更何况在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异的第三世界。
萨伊德是一位对“后现代”思想十分熟悉的理论家，他反对把“后现代”当作一种共时性模式套用到第三世界社会的当今时期中去。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反历史的无力感、消费资本主义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种种冠之以“后”的思潮和理论。萨伊德借意大利哲学家基亚尼·伐蒂莫（Gianni Vatimo）的说法，将它们称作为“现代末期”的“疲软思想”。他认为，这种“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并没有存在的条件。阿拉伯和伊斯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仍然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对那种至今仍受传统和正统思想控制的文化，现代性仍是一种主要的挑战力量。在加勒比海、东欧、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第三世界）是同样的情况，对抗传统和正统思想控制的文化活动是与本土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有世界意识的文化活动相互衔接的。”他们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关系着一个紧迫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现代化”。[（25）]为了确定当今文学和文化批评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建设任务，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对当下历史性的总体表述。赛蒙·杜林在分析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这两个概念时说：“这两个概念之所以被广为采用，是因为它们是大概念；它们都自称能用最普遍化的历史性说法来表述当下时刻。它们都想要为我们提供某种自我表述，这就是它们有吸引力之处。”[（26）]我们需要为当下的历史时期设想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表述呢？这是一个摆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无论这一自我表述将是什么，它应该体现中国当下时刻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一个基本命题，那就是现代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课题。
注释：
（1）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9—10页；第10—11页；第11—12页。
（2） 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第53—55页；张颐武：《反寓言／新状态：后新时期文学新趋势》，《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57—63页；张颐武、王宁、刘康：《后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当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方面》，《作家》1994年第6期，71—74页。
（3） 张颐武：见注1，第9页；第10页，并见注2，第63页；第58页。
（4） 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第202页。以下出自此文的引文均在括号中直接注明页数。
（5） 例如，早有论者指出，8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界“被翻译的作家令人眼花镣乱，从尼采、韦伯、卡夫卡和萨特到本杰明、马库斯、拉康、德里达，从拉丁美洲作家马凯斯到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叶，从意识流、现代派、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到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和接受理论。还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反常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各种时代、传统和观点的思想家一时乱声嚷嚷，穿上新装同时登上中国舞台，不和谐地同声合唱。”Merle Goldman,Perry Link,and SuWei,"China's Intellectuals in Deng Era:Loss of Identity with the State,"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44.
（6） David H.Fischer,Historians' Fallacie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0),P.XV.
（7） Merleau-Ponty,Résume de course (Paris,1968),P.46.
（8） Fredric Jameson,"Metacommentary,"in Robert Con Davis.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Longman,1986),P.113.
（9） 对“发生”、“规范”和“起始关系”概念的详细讨论见Dick Howard,The Politics of Critique (University of Minneseta Press,1988)。Howard特别提到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和“规范”以及这两者所形成的“起始关系”和西方的“现代”或“现代性”概念的关系。认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需要从其自身的历史“起始关系”着手。在西方，具有批判意识的“后现代”理论把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和欧美广泛的学生反体制运动等确定为最有意义的事件，西方激进文化批评至今仍能感受到60年代“起始关系”的影响。相反，正如Sohnya Sayres,Anders Stephanson,Stanley Aronowitz和Fre dric Jameson等人所指出的，西方保守政治势力的文化策略则总是包括“对60年代的糟蹋”。见Sohnya Sayres,etal.eds.,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9.
（10） Lee Pattern,"Literary History,"in Frank Lentricchia andThomas Mclaughlin,eds.,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90),PP.250-251.这类著作以Hippolyte Taine,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4)和E.M.W.Tillyard,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1944)为代表。
（11）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57.
（12） 关于新历史观和文学、文化研究的关系，笔者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另有详细讨论。
（13） 王宁，见注2，第37页。
（14） 张颐武：《“后现代”与大陆当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2期，第12页。
（15） Fredric Jameson 对“后现代主义”论述最详的是"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Seattle,WA:Bay Press,1983),PP.111-125;"Postmo dernism,or th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no·146,PP.53-92.此文后来成为他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v Press 1991)的主题章节。凡引文后直接标出页数的系引自Jameson(1991)。
（16） Jameson,op.cit.(1983),P.113.
（17） 张颐武、王宁、刘康，见注2，第73页。
（18） Jameson,OP.cit.(1983),P.123.
（19） 笔者对此另有讨论，详见Ben Xu,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New York:Peter Lang,1992),PP.174-5.
（20） Anders Stephanson,"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eric Jameson,"in Andrew Ross,ed.,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11.
（21） Jameson,op.cit.(1991),p.400.关于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释义的批判意义，参见笔者《元批评，元历史：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释义学》（《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22） Jurgen Habermas,"What Does a Legitimation Crisis Mean Today? Legitimacy in Late Capitalism,"in William Connolly,ed.,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PP.134-5.
（23） 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in Andrew Ross,OP.cit.P.65.
（24） 同注20，P.23.
（25）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tialism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P.329.
（26） Simon During,"Postmodernism or Postcolonialism," Landfall,39:3(1985):366-380,P.366.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