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飞行员在战斗机前合影
飞虎队的桂林首秀
唐学锋 邹 义
1942年4月17日下午，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孔祥熙官邸举行盛大集会，向飞虎队将士赠送巨幅国画《海鹰图》，以表彰他们在华对日作战中所取得的战绩。会上，宋美龄以“中美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和“空军志愿队的名誉指挥”两重身份发表了讲话。
陈纳德因在云南前线指挥作战不能抽身，特派飞虎队中队长霍华德代表他出席集会。不曾想到的是，霍华德在答谢词中一句“空中进攻日本必及早实现”，却在不到18小时的时间内变为事实：次日中午12点30分，从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杜立特机组飞临日本，对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等地进行轰炸。杜立特机组在完成空袭任务后，飞返中国浙江沿海一带空军基地降落。
飞虎队移师重庆
杜立特的成功空袭，在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大本营认为“此种情况将会愈益增多”，于是在1942年4月30日下达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尽快开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遏止敌利用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
2.3 影响患者全因死亡率的多因素分析 结合前述分析结果，将可能影响患者全因死亡率的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风险模型，结果发现，年龄≥80岁是影响患者全因死亡率的不可更改的独立性危险因素（OR＞1，P＜0.001），单 non-HDL-C达标、双达标是影响患者全因死亡率的独立性保护因素（OR＜1，P＜0.05）。见表3。
5月1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调集第13军5个师团与3个混成旅、第11军2个师团与4个支队（6月下旬又从华北方面增派3个大队，一共7个师团82个大队，计15万余人），由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发动了旨在歼灭中国第三战区军队、夺取浙江航空基地、打通浙赣路的大规模作战。
早在4月下旬，中国第三战区的情报机构发现日军频繁调动。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可能向金华、兰溪、衢州地区发动进攻，于是从第九战区调第74军、第26军两个主力军及预备第5师至第三战区，加强其作战力量。5月22日，第三战区制定作战计划，“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已设阵地逐次抵抗、迟滞、牵制日军，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同时，准备动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赴浙参战。此时的飞虎队，刚刚结束配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和滇南的作战任务，全部撤退集中于昆明、祥云等机场休整。
由于长期过高密度的养殖以及粗放的管理模式，养殖区由过去的“资源丰富”变为“荒漠化”严重；湖区的百姓也由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永安村渔民徐友桂说：“过去渔民只怕三个‘八’——八点水位（蓄水位8.0m）、八千流量（上游泄洪8000m3/秒）、八级大风，现在渔民最怕三个‘臭’——臭流、臭草、臭鱼虾：有水流的地方怕上游来农业、工业污染水；养殖区等水流不通处，菹草疯长、水花生等草害又泛滥成灾；养殖密度高，夏季或洪水期一个养殖塘口有死鱼虾，连带一片都死光。”
志愿队在这场空战中到底击落了多少架敌机？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称“12架”，但由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为“8架”。
5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军抽调在华各战区精强部队约5万人，集中于浙东，进攻我衢州等之空军根据地，其势在必得。而滇西怒江西岸、龙腾（龙陵、腾冲）一带，残敌仅千余人，顽强负隅。余注全神于滇西千余人之残敌，故不忍令美军空军志愿队，调援浙东之大战，而留其在滇，协助我陆军，肃清滇西之残敌。以今日情形后方重于前方，尤其滇西，不能不从速肃清。至今金、衢之得失，已不关今日战局之成败矣。”
直到5月29日，蒋介石才下达命令，要求志愿队做好赴浙参战的准备。
生活在麻栗坡县董干镇新寨村委会城寨村小组的彝族支系白倮人，他们平日的衣食住行方面和其他地区的彝族比起来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穿着显得十分古朴，文化习俗也非常奇异，他们的居所也是颇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城寨倮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及神秘色彩，一直到现在，白倮人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当中，最富有特色的主要还是麻栗坡县董干镇新寨村委会城寨村小组的这一支系，他们现今还保持着族内通婚的习俗，这些年来还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和外界的交流非常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是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一。
6月3日，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放弃在衢州与敌决战的计划。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以敌军抽集在华各战区最大限度之兵力，与其空军之掩护，进攻衢州大机场所在地，志在必得。若我与之决战，不仅无甚意义，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补充也。不如放弃决战，使之扑空，不能达成其击破我主力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实力，犹可屏障赣、湘也。”
赴浙参战计划取消后，志愿队接受了新的任务——赴渝担任战时首都的防空任务。
6月5日，陈纳德率志愿队司令部和第1、第2中队进驻重庆白市驿机场。次日，蒋介石在其官邸为陈纳德举行宴会，祝贺他晋升美国陆军少将（实为准将）。
陈纳德制订的保卫重庆计划颇为大胆和冒险。他抛弃了中国空军以往保守、被动出击的防御方式，而将主力布署至桂林、零陵和衡阳机场一带，对敌军在汉口和广州的主要空军基地进行偷袭，以阻止敌机起飞，对我大后方实施轰炸。
为了迷惑日军，陈纳德故意让志愿队的P-40战斗机在重庆上空编队低飞，并在白市驿机场留下大批涂画得很像P-40型机的假飞机。志愿队队员保罗·弗里尔曼的一位朋友讲述了观看志愿队飞行的情景：
比如海鲜，虽然菲律宾海岛众多，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海鲜生产链却并不发达。例如他们习惯用刚捞上来的面包蟹做一罐香浓的蟹黄酱，或者直接用香茅加椰浆煮一锅美味的淡青口——但这仅停留在最简单的海鲜做法之上。因为，海鲜对于他们来讲实际是一种吃不起的食物，急于果腹之余又不得不将捕捞上来的海鲜售卖给酒店，所以这导致他们很少去研究海鲜的更多做法。
6月14日，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秘书长朱朝森、广西绥署参谋长徐启明等广西军政首脑亲赴秧塘机场慰劳志愿队。可是，陈纳德却接到通知，让其当天速去重庆出席美军第10航空队司令召开的会议。对于重庆方面的召见，陈纳德并不十分情愿。他的部下伯卡德回忆：“老头子（志愿队对陈纳德的称呼）对不得不参加这次会议十分厌烦”，“他想留在这里亲自指挥和主持工作”。
它们飞到嘉陵江上空，然后陡直上升，每两架飞机一组，忽然又以极为漂亮的特技动作一下子在空中散开。重庆山城陡峭的斜坡上穿着蓝色服装的人群涌到楼梯似的街道上或平顶房的房顶上，挥动双手，欢呼雀跃。飞机表演了一个多小时，人们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查尔斯·邦德（头上有绷带者）回到基地后与队友们交流战斗经历
◇美国飞行员与被俘的日机机枪手本田二一（一排左三）合影
1942年6月12日凌晨7点20分，桂林上空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5分钟后，驻守桂林秧塘机场的志愿队由中队指挥官鲍勃·尼尔率领，起飞11架P-40战斗机升空迎敌。飞机在机场上空分三层布防：查尔斯·邦德率4机为第一组，飞行高度为4000米；鲍勃·尼尔率4机为第二组，飞行高度为6000米；乔治·伯卡德率3机为第三组，飞行高度为6600米。
激战桂林上空
一切布置完毕后，陈纳德仅在重庆保留了4架飞机，而将大部分飞机于6月11日悄悄调往桂林机场。不料，这一极为保密的飞机转场行动仍被日军侦知。
来袭敌机一共19架，属于日本陆军航空部队，分别来自飞行第90战队（5架“九九”式双轻轰炸机）、飞行第54战队（8架“九七”式战斗机）、独立飞行第84中队（5架“二”式复座战斗机）和独立飞行第8中队（一架侦察机）。
7点55分，敌机进入桂林上空。当8架“九七”式战斗机率先越过雁山顶，飞向桂林西南方向的秧塘机场时，即遭我地面高射炮火的密集射击。随即，邦德率领4架P-40战斗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向跟在敌战斗机后的“九九”式双轻轰炸机发起了攻击。突然出现的志愿队飞机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3架敌机当场中弹。
我开始向南150度以1.3万英尺（约4000米）高度飞行。马斯特斯与我一起，约在东南75公里处，我们赶上了1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和它上面的1架战斗机。我对“九七”式机开火。在它转身向我飞来时，我正在对付轰炸机。轰炸机属于轻型的，它飞得特别灵活和迅速。该机向下作急剧俯冲并急转弯。我第一次没有打着它，不得不爬高以便再来袭击一次。当时“九七”式机已盯住我们，因为它向我的左机副翼打了一梭子弹后俯冲飞走。我也来了一个俯冲急转，向它打了长长的三梭偏斜子弹。这架战斗机跳动得很厉害，斜着机翼，跌了下去。我拉起飞机，看见它撞入一个尖峰的边缘爆炸了。我又爬高，选中1架正在山峰中贴峰飞行的轰炸机。我每次从后面盯上它时，它便在群山峻岭中忽隐忽现。当时，我的0.50（英寸）口径机枪失灵，大约来回兜了5、6次，我才在一个山沟里完全盯在它后面，但它突然来了一个90度急转弯，并沿着一个圆锥形山峰作360度的垂直翻转。我的速度太快，无法老呆在它后面。当我拉起飞机，降低速度，它又往南飞了。我们离开地面不会低于1500英尺（约500米）。在一次从上面进行袭击时，我右边的0.50口径机枪又管用了。一刹那间，它的左引擎着火。它力求维持高度，我则降低速度，不断射击，直到它拖着一个坏了的机翼，无法升高为止。机身在坠地时分成两半，在我盘旋时，（该机）右翼仍在燃烧，地点大约是在苍梧以南或偏东南20公里处。
邦德在射击过程中，枪械发生故障，6挺机枪哑了5挺。他很快遭到敌战斗机的围攻，被一架“二式”复座战斗机击伤。随后，他又遭两架“九七”式战斗机追击。他利用高速俯冲方式，摆脱了敌机，但因飞机多处中弹、漏油冒烟，最终迫降在一块稻田里。所幸的是，邦德受伤并不严重，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返回桂林基地。
尼尔机组投入战斗后，很快也有斩获，击落击伤敌机数架。但让尼尔非常惋惜的是，他三次击中3架不同的敌机，却未将其当场击落。事后，他在报告中对空战过程作了描述：
我（尼尔）第一次飞向目标并不太顺利，因为射击方向有偏差。第二次袭击正好与“九七”式战斗机迎面相遇，它冒起了烟，但我没有看到它坠毁。我向西南方向飞，又袭击了一架战斗机，后者也冒了烟，但仍没见到它坠毁。在这次飞行后，一架双引擎战斗机（“二”式复座战斗机）咬住我尾巴，向西紧追了5到10英里，我才与它拉开距离，并与它对着飞，我没看到我开火的结果……丢掉这架战斗机后，我继续往南飞，并与一架向西南飞的“九七”式（战斗机）交战。它被打坏，但没有看见它坠毁或焚烧。
伯卡德率第三组升空后，他向迎面一架敌机射击三次，却未能击中。此时，他发现队员艾伦·莱特正全力追逐一架敌机，而在莱特身后，一架敌机紧咬不放，不断射击，莱特的飞机已中弹起火。伯卡德见势不妙，立即冲过去，向攻击莱特的敌机展开密集射击，将其赶走。伯卡德护送莱特返回桂林机场降落后，他才重返战场。事后，伯卡德在报告中写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提供技术支持。企业通过构建科学而完善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财务管理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可靠的、准确的参考数据和控制标准，从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引导和指导作用。
四个标准分别赋予4、3、2、1的分值，一张问卷满分为40分。家长与幼儿对该活动的评价总分为3192分，平均分为37.55分，在满分为40分的情况下，家长与幼儿的总体评分很高。
从所有制来看，201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下降主要贡献者是私有制企业。总体来看，国有企业不仅杠杆率高于私有企业，而且杠杆率的增长速度也要高于私有企业。即使是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仅降低了0.4%，降幅远远低于非金融部门的平均水平。此外，截止到2017年年底，国有企业的负债占全部非金融企业负债的62%，因而降低国有企业杠杆是整个降杠杆任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而公路工程行业作为城市规模发展的核心行业，其施工管理工作也要不断进行革新和发展。公路工程施工管理中尤其要做好目标管理工作，多层次、全方面的落实管理方法，从而让施工管理中的目标管理辅佐施工管理人员作为参考依据，并快速适应公路工程施工，保证公路工程施工的效果和质量。为此，必须对目标管理的原则进行分析，并掌握其基本方法。
次日，在桂林发行的《大公报》发表了短评文章《桂空传捷》。内容如下：
◇日军的“二”式复座战斗机
◇位于桂林秧塘机场旁边的飞虎队指挥所遗址
昨晨敌机袭桂。被我空军截击，结果损伤8架，6架坠落，残骸已发现，两架失踪，正在搜寻中。这样大规模的空战，桂林是近3年来仅有的事，而战果之如此丰盛，在桂林尤属空前。我们对于建功的空军将士，应该致其崇高慰勉之意。
本年4月11日敌机袭桂，亦曾被我击落两架，但其意义却与这次不尽相同。上次系高射机枪武器击落，是消极防空的成绩，而这次却以飞机对敌飞机，是积极防空的收获。由消极阶段进入积极阶段，这个大转变，是以说明我们抗战力量的增强；但同时对于友邦的援助，也不能不致其感谢之忱。
但蒋介石对诱敌至衢州一带决战颇为犹豫，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衢州守弃之方针应早决定，如为国际轰炸倭国，而强勉固守，已不必矣。”次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衢州与丽水两机场以郑重考虑之后，决心破坏，不能再以美国预约施用该场关系，而致我本国本军之得失成败于不顾也。敌军目的，全在此机场，若我自动破坏彻底，或可懈敌攻衢之意。”
当时，陈纳德在秧塘机场旁一个山洞（临时指挥所）里亲自指挥和观看了这场空战。他为部下能够完整、彻底地执行他制定的“打了就跑”（一击即脱离）战术，并取得佳绩，感到十分兴奋。“喂，你看，击落了一架！”队员每击落一架敌机，陈纳德都情不自禁地鼓掌。他的笑声感染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也跟着拍手称“妙！”
当空气开始随着平稳的轰鸣声而颤动时，他马上朝外边望去，只见6架P-40飞机正以完美的V字形编队飞行，它们绕着半岛的顶端，在那些中国的平底帆船的桅杆上空盘旋。
6月20日，桂林各界人士前往秧塘机场，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晚会。晚会由桂林市长苏新民主持，女中代表魏瑚、傅月秋代表30万市民向志愿队献花致敬。桂林市政府向志愿队的每位队员赠送了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件丝质刺绣服装，上面缀有雄鹰扑向象征日本的红太阳。
从日方资料解密桂林空战
陈纳德在重庆做了大量迷惑日军的工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为何志愿队转场桂林秧塘机场当天即被日军情报机构侦知？
说起这件事，我对不起妈。我叫李玉英，是中国石油广西销售桂林七星加油站站长。我没时间找对象，忙工作、忙加班，忙着跟生活无关的一切，三十多了至今还是单身。我没在意自己的年龄，妈也从没催过我。她不觉得自己的女儿嫁不出去。我跟她打电话，每次讲的都是工作，当上核算员了，当上前庭主管了，当上站经理了。她从来都说你好好干，还让我报大专，说眼下在油站不比在家卖柴火，跟不上就要丢饭碗。妈虽然没文化，但眼光看得远，一心指望我过好。
原来，自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特机组空袭日本本土后，日军加强了对我西南大后方各空军基地的监视工作。陈纳德率志愿队主力抵达重庆后，日军发现我白市驿基地与桂林秧塘基地之间的通讯联络骤然增多。同时，日军谍报人员发现有大批地勤人员进驻秧塘机场。日军预判中国空军在近期会使用秧塘机场，故而在6月9日派飞机对秧塘机场跑道进行了破坏性轰炸。
子宫内膜异位症恶变病理诊断标准：①子宫内膜异位症组织与癌组织存在于同一病变中;②两者有组织学相关性，存在类似子宫内膜间质样的组织围绕于特征性内膜腺体或者有陈旧性出血;③除外原发肿瘤和转移性恶性肿瘤;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向恶性病变移行的形态学证据。
6月11日晚，日军侦察机将秧塘机场有中国空军（志愿队）战斗机进驻的情况向驻守广州的日军第23军司令部做了汇报。司令部立即下令，其配属的航空部队于次日对秧塘机场进行空袭。
据日方资料显示，6月12日早上6点20分左右，敌机从广州天河机场出发，7点55分进入桂林上空，7点58分从秧塘机场南侧进入，开始投弹。途中，在高度5000米附近，遭到我志愿队4架战斗机从高空俯冲下来攻击。志愿队其他战斗机则以单纵队形，发动了攻击。
据日军战斗报告称，与我志愿队空战中，飞行第90战队第2中队击落我机两架（内有一架不确定），自己被击落一架、重伤一架；飞行第54战队第3中队击落我机5架（内有2架不确定），自己被击落一架；独立飞行第84中队击落我机4架（内有2架不确定），自己有2架未返航、重伤一架。
从日方资料可以确定，在“6·12”桂林空战中，日军承认被击落的飞机为4架、重伤2架，而其宣称在空战中击落我志愿队飞机11架（内有5架不确定）则是谎言。实际上，在这场空战中，志愿队有两机被击中，均迫降成功，飞行员仅受轻伤。
10月初，吉兹博士表示，她的团队不久后也将发表成果。他们此前一直在等待S2进入下一个轨道运行阶段，然后再观测一次。
据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记载：“6·12”空战结束后，我方分别在广西的良丰、阳朔、平乐容井乡、德庆马圩等地发现了敌机残骸。对比中日资料，在“6·12”桂林空战中，志愿队当场击落敌机应为4架。
日本空军在陈纳德制订的“一击即脱离”战术面前损兵折将，显然被打蒙了。这是驻广州地区的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第一次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交手，志愿队高超的作战技能让他们佩服。事后，他们进行了检讨：
12日的桂林战斗是第一次对P-40战斗机之战，虽然击落了不少敌机，但自己损失也不小。“双轻”（轰炸机）部队全部中弹，翌日可出动者只有两架飞机。历经百战，战绩优异之“九七”（战斗机）部队，对这次战斗表示并不足以惧怕，但对敌机独特之“一击即脱离”战术仍引起大家热论。特别是损失最大之“二式”复座（战斗机）部队。“二式”复座战斗机在这次战斗中的缺陷完全暴露，诸如回旋能力不足、爬升力量不够、机身易燃等。在“九七”（战斗机）部队之问题方面，则在飞行半径顶端附近攻击敌机时，或敌机趁我机返航实施攻击时应如何应付，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我方应如何有效地对抗P-40（战斗机）成为应思考的课题。此后之攻击因飞机损伤严重有待维修，故至6月中旬底，航空队主力之进攻暂不予实施。
◇桂林秧塘机场遗址上修建的“飞虎队遗址公园”
（唐学锋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邹义系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科技所副所长）
编辑/韩西芹
标签：飞虎队论文; 战斗机论文; 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科技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