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我们消费实践的伟大旗帜——学习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思想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伟大旗帜论文,思想论文,学习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指导思想，并明确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21世纪全面推进的伟大旗帜。勿庸置疑，学习邓小平理论、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不仅是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而且对我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认为，就我国的消费实践而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消费战略的理论，并运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消费实践，进而加速我国、我省的稳步健康发展。
一、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而“管用”的内容，它是指邓小平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所制订的消费战略目标、消费战略重点，以及实现战略目标所要采取的消费政策等所构成的体系。
第一，关于消费战略目标。邓小平关于消费战略目标的思想是其消费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且其消费发展战略目标是寓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之中的。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他就提出了建设“四化”这一战略目标分两步走的设想。即：“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处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979年年底， 他在回答来访的日本客人关于四化目标的提问时说：到本世纪末，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水平的目标，而且还是一个消费生活的综合目标，它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0多美金， 据此，达到小康水平，要增加三倍，即翻两番。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统计指标量化了消费战略目标。之后不久，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被党和政府确认为我国在世纪末的20年中要达到的奋斗目标。这以后，邓小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作了跨世纪思考，到1984年，他已把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间由20年扩展到70年、把参照系定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使其消费战略构想更加清晰。3年以后，1987年4月30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础，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2〕至此， 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想最终完成了。在这里，不难看出，在邓小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中包含着其消费发展战略目标，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逐一实现，将使我国人民的生活逐渐进入“温饱——小康——共同富裕”三个消费水平层次。
第二，关于消费战略重点。他十分清楚战略重点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战略重点选择得恰当与否，关系到整个消费战略，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的全局。就整个经济建设而言，邓小平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集中力量抓农业、抓农村改革，进而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证明这样做，使农村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因此，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都继承和发展了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作出了更科学的说明。关于消费发展战略部署，由于“三步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任务、目标和要求，他确认消费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是第二步的目标，最终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在整个消费战略部署中，他把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小康作为重点。因为“小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说过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我们实现了小康战略目标，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翻两番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30—50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力量真正强大起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3〕由此可见， 小平同志把“小康水平”作为其整个消费战略的重点真是高瞻远瞩。
第三，关于消费政策。在邓小平的消费发展战略中，消费政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稳定发展农业的政策，如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 〕又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5〕基于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头等大事， 他还向我们提出过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即2000年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6 〕二是关于共同富裕的政策。这个政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共同富裕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其次，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也不同于同步富裕；再次，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在小平同志看来，共同富裕是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它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而且，“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三是关于适度消费的政策。 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重视消费的作用，把消费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是非的一个准则，又反对超前的高消费。曾经有位日本友人建议我们实行高收入、高消费政策，邓小平同志对此明确表示：我们国家情况不同，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意思就是要提倡合理消费， 适度消费。 1986年12月19日，他在听取有关汇报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8〕要长期不懈地抓艰苦朴素的教育， 即加强对人们的消费政策的引导。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消费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邓小平的上述消费发展战略思想，不管是战略目标的确立，还是战略重点的选择，还战略性政策的制订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的，也是邓小平在新形势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消费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同时，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理论的形成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总结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新情况、新经验。事实证明，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是指导我们消费实践、促进发展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理论对我国我省人民的消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理论为我国的消费发展勾画了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宏伟目标，是指引人民走艰苦创业之路，再造辉煌的精神支柱。按邓小平设想的“三步走”的目标，作为第一步的目标温饱问题在1987年已经实现。经过7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了一番。此后，经过经济整顿调整，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把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从而加速了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到1996年，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年均增长12.1%。 这样，提前5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实现第二步目标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稳步增加，1996年人均生活费收入达4377元，自1992年以来年均增长7.2%。 居民消费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1992—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83665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11%。 这说明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理论已转化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为我们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理论将成为我们把各项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再造辉煌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走艰苦创业之路，我们的下一步更加宏伟的目标一定会在亿万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变成现实。
其次，邓小平消费经济发展战略关于适度消费的理论是我们坚持适度消费、走可持续消费之路的理论依据。同时，又是制止奢侈浪费的锐利武器。所谓适度消费是指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状态。可持续消费就是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消费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适度消费是小平同志所主张的消费政策。这一消费政策是符合我国实际的。诚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由简单稳定向复杂多变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与此同时，过度消费或不合理消费将给社会带来负效应，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不但要适应消费新需求，还要引导消费向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即要走可持续消费之路，决不能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浪费资源的高消费。由此可见，小平同志的适度消费政策，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是我们在消费实践中的正确选择。
在我国的现实中，不合理的消费，过度的消费是不少见的，如公费“大哥大”消费就一种典型的高消费，据报道，湖南省的公费移动电话约有20万部，购置费和每年的话费大约要14亿元，〔9 〕其浪费是惊人的。而对这种不合理消费加强抑制，其效果也是巨大的。如湖南省通过清理公费电话，每年可节约开支6亿元。〔10〕又如公款大吃大喝， 公款购车购房等等都是与适度消费格格不入的。这些现象，严重脱离了国情。应当看到，我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大的改善，但是我国还有58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有几百万职工不能按时领到工资。与我省公费电话高消费构成巨大反差的是我省还有38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说明，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铺张浪费。而且我们所从事的事业还需要大量的投入，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要求我们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去搞建设、去攻克难关。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适度消费走可持续消费之路，就能有效制止奢侈浪费。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国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11〕如果我们坚持适度消费，走可持续消费之路，有效地制止了奢侈浪费，我们的生产发展就会更迅速，可持续发展就会更有利，我们的目标就会实现得更快。
第三，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关于共同致富政策是我们打好扶贫攻坚战，走共同富裕之路的行动指南。众所周知，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再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个人能力的差异等等，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在逐步增大。针对这个现实，邓小平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共同富裕，他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12〕小平同志认为先富带动后富，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3〕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这些创见对当前的扶贫帮困、共同致富的实践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在扶贫帮困，共同致富的实践中，一是要加强政策引导，二是要发挥先富的“示范”作用、“带动”作用，三是要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政策完整地准确地灌输给人民群众，要更新观念、进一步认识社会进步的规律，通过观念先导，激发“后富”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意识，从根本上找到脱贫致富之路。只有这样，我们实现消费发展战略目标才能有可靠的保证。
第四，邓小平消费发展战略关于农业是战略重点和稳定发展农业的政策是粮食大省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多作贡献的强大动力。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把农业确立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并明确农业在实现小康战略目标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制订了稳定发展农业的政策，这对我们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绝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我国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既要保证12亿多人的吃饭，又不能大量依靠进口粮食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主产区，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农业大省的粮食生产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14〕为此，农业大省要发挥自身优势，为解决粮食问题，确保粮食安全多作贡献。就我们湖南省而言，要落实省委省政府作出的向土地极限挑战，靠科技增粮的决策，抓好优化粮食产品品质，粮食的多级转化和节约生产成本三个环节，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多作贡献。实现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变。做到了这一点，就为我们实现消费发展战略目标创造了稳固的基础条件。
总之，邓小平同志的消费战略理论是指导我们消费实践、实现消费发展战略目标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建设时期，在新的伟大征途上，我们一定要继续高举这一伟大旗帜，以实际行动加快我国我省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注释：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8—91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3页。
〔9〕《中国监察》1997年第9期第3页。
〔10〕《中国监察》1997年第11期第1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1—172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2页。
〔14〕转引自《求是》1997年第16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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