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口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战略目标论文,口号论文,中共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4)03-0060-07
在研究中共七大时，人们一直面临着一个费解的问题，这就是大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一个战略目标，还是一个策略口号？如果把它理解为战略目标的话，似乎当时并不完全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中共七大所说的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可以容纳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并且抗日战争胜利后历史的演进是导向了内战，也未将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如果说这一主张只是为回应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的挑战而提出的策略口号的话，则又有悖于常理，因为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十分严肃并准备认真执行的战略任务，不可能只是说说而已的策略口号。那么“建立联合政府”到底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口号？造成这一认识困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建立联合政府是我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
既然进行革命，总有一个战略目标问题，其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目标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认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相对比较容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中国革命战略目标的积极探索，并且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提高的认识过程。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谈到奋斗目标时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众所周知，这里表述的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但在提出最高纲领的同时，一大并未提及党还应当有最低纲领；且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的基本内容也只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这就不难看出，中共一大是把最高纲领等同于现行政策，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党的现实政治目标。显然，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制定并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无疑是一次认识的飞跃。但二大对中国革命第一步，即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目标的认识却极为模糊，只是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至于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二大没有作出任何说明。
进入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的政治目标继续进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使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得以明确。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营垒有所缩小，中共中央依据形势的变化，对中国革命政治目标的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11月18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国现时革命的发展，已经直接的要求我党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明显的定出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中国‘劳农政府’之目标，必须由我党率领工人阶级与农民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民众，才能统一中国，而使他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页。）1928年中共六大更明确指出：要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地把组织苏维埃政权作为这一时期革命的政治目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4年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即是说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共和国。尽管参加政权的阶级阶层减少了，但并未改变其联合专政的性质。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为争取一切能够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决议指出：“中央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对这一政治目标做了更加具体的说明：“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至此，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已经明确确定。
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实行民主联合政府战略目标的政治实践。“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这些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就是“未来民主中国的模型”。当我党因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国民党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而政治地位大大下降时，中共七大即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由此可见，中共七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非是应对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专政的策略口号，而是我党在长期探索中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并且是在抗战接近胜利的历史时期内准备实行的战略任务。
中共七大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构想
既然把建立联合政府作为党在当时的战略任务，那么是否存在着这种时机，亦即是否存在着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19页。）
确切地说，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把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奋斗目标的可能性，而不是说联合政府具备了立即实现的可能性。要使联合政府建立起来，显然还需要继续创造条件，还要有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联合政府很可能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实现。对此，毛泽东曾做过三种估计，他说：“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是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103页。）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前两种可能性，争取第三种可能性呢？中共七大制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形成的战略构想是：
第一，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壮大我党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关键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自然难以实现。因此，毛泽东的战略规划是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政治上，我们的方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8页。）
在军事上，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扩大解放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另一方面，要继续放手发展我们的军队。“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9页。）至于用什么时间去发展，七大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十分显然，如此大规模发展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任务，是不可能在七大闭幕以后到抗日战争实际胜利的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而如果根据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战略发展阶段的预测，我们可以这样破解这个时间之谜，即毛泽东是把即将到来的对日反攻作为一个战略阶段看待的（因为当时我党并不了解对日反攻时，苏联红军要出兵中国这一情况），这个大规模发展力量的任务，实际上是设想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去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我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0页。）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使民主的联合政府得以实现，就不能不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二，在进一步发展我党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同时，要准备实行战略转变。其内容除去在作战方法上实行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工作重心上实行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关于城市工作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从1944年开始就有所考虑。是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就指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5、946页。）同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沿着这一思路，再次强调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
关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7页。）大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02页。）我们必须要有这种预见，即在抗战接近胜利的时期，要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上来。
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页。）
关于工人运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将起极大的作用。“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6页。）因此，全党必须及时注意加强在城市中首先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以便我们在条件成熟时，由乡村转入城市，夺取抗战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当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到300万至500万，“小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的时候，我们的战略指向是由乡村转到城市，在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占领包括东北在内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旦我们不仅在军事力量上，而且在全国版图的战略布局上也能同蒋介石国民党相抗衡的时候，那么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就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了。
第三，以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形式，促进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建立联合政府是我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至于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途径，在中共七大之前，我党是建议由国民党政府召集各方代表的形式，通过谈判协商达到实现联合政府的目的。但每请一次“委员长”，“他总是摇头”，说什么组织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召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脏会议”。以至临近中共七大召开时，蒋介石仍拒绝就此问题谈判协商。于是筹建联合政府的工作就不得不由我党亲自组织。
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大会应向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广大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具体的设想是，由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一个经常性的领导机关，名曰“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2-223页。）也就是说，这种带有政权性质的“解放联合会”是向着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联合政府过渡的中介和桥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1945年11月在延安召开，并于7月13日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筹委会通电指出：我们坚信，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它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着手工作，朝着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起步奋进了。
抗战后期形势的突变和我党战略策略的调整
综上所述，实现我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战略任务的关键是改变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以及我党用于发展力量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设想利用战略反攻阶段实现大规模发展自己力量的目的。而要考察这一推断的合理性，还需要从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思想和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预测谈起。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是一场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把它仅仅看作是一场民族斗争，而是站在中国革命总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一致性。1938年11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这说明我党是把抗日战争看作实现中国革命总的战略目标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说是我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阶级力量以实现总战略目标的过程，因此发展和壮大阶级力量在整个中国革命中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不例外。毛泽东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贯通起来，由民族革命贯通到社会革命。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不仅具有抗日民族革命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为实现中国革命总的战略目标而准备条件的意义。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统一，极有可能导致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在目标上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在实现抗日民族革命目标的同时，争取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实现中国革命总的战略目标。中共七大战略任务的确定就十分清楚地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
显然，发展自己的力量，改变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对于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党也是将此作为贯穿抗日战争始终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到中共七大时，我党才拥有了91万军队、220万民兵和9550万人口的解放区。然而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党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力量的任务自然也还没有完结。况且现有的力量也不足以改变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因此，发展自己，改变力量对比的任务必然寄希望于尚未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当然，“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466页。）在这些因素中，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因素固然重要，却不能为我们所把握，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会寄托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上。因此，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预测，是建立在发展自己力量的基点之上的。他之所以把对日反攻作为一个战略阶段看待，一是认为它的时间不会很短；二是寄希望在这个阶段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不过应当指出，这里所谓自己的力量是指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军事力量。而在这种军事力量中，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弱及其军事指向（是指向日本还是指向共产党）又是我们所难以把握的。所以，如果从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上去认识，他认为最有把握、也最有意义的是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力量，这不仅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更关系到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能否真正实现。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把战略反攻阶段的展开对于实现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意义看得十分重大。
但是，发生在1945年8月的两个外在因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是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其二是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在这两个因素中，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决定苏联出兵中国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召开旨在讨论苏联对日作战及其政治条件问题的雅尔塔会议。会议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2分册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页。）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不仅“事先没有和中国商议”，而且事后也没有告知中国，因为他们“深恐中国方面会将消息‘泄露’给日本人”。（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美英苏对消息的封锁，使尔后召开的中共七大无从知晓苏联将会出兵中国的这一重要信息，因而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共进行战略构思时的参考因素。
尽管如此，我党对苏联出兵还是抱以热烈欢迎的态度。毛泽东在8月9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作战的时间将大大缩短。”然而即使如此，毛泽东在当时依然把对日反攻作为一个战略阶段去看待，依然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他说：“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因此，按照原定的战略构想，中共中央在10日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7道受降和进军的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送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命令各地人民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解放日报》于13日发表《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把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表述得十分清楚，指出：“今天中国战场上的大反攻，是在全国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时，还会遇到许多阻碍和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解放区军民应该更加放手，更紧张地工作，用一切力量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解放沦陷区广大人民，把他们武装和组织起来，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壮大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越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也愈有保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28-129页。）
然而，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戛然停止，预期中的战略反攻阶段没有出现，欲借反攻阶段发展力量的计划也就失去了实现的机会。而且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强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况，使我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也受到了冲击，“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了。依据变化了的形势，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调整了原有的战略部署，决串。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中，而我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我党也决定拿起“和平谈判”的武器，迎接蒋介石“和平”攻势的挑战，准备在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走迂回曲折的道路。毛泽东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页。）尔后经过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确定要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应当说政协协议所体现的并不是我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所要建立的政府是那种“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府，是在我党七大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基础上让了步的政府。
然而，就是这样的政府也不被蒋介石所承认，他终于撕毁了所有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于是，中国革命便不得不再演进到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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