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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10月法国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法国学者热拉尔·迪蒙(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提交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动态：一个新阶段？》的论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而是“二战”后一度被削弱的金融资本霸权力量的恢复，这导致金融公司利润大增，而生产性的非金融公司的净利润率和积累率下降，造成世界性的投资崩溃和失业浪潮。作者还认为，新自由主义带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是以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为代价的，因此必然需要调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25年前，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相当快的速度强加于这个世界。这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被人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通常被描述为市场作用的恢复和国家作用的削弱。一方面，资本不考虑工薪劳动者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只是依据自身利益自由行事，另一方面，国家热衷于强化这一新社会秩序和与其他国家相对抗。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吗？毫无疑问，我们将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相反，我们把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上层统治阶级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第二部分研究这一恢复的具体特征，特别是有关利息和股息向资本所有者流动的新态势以及这种恢复是怎样发生的，经过了哪些斗争，发生了哪些事件。第三部分得出结论。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在那些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不同于美国的国家。第四部分论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中心”国家的中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伴随着不断扩大的矛盾。第五部分论述新自由主义未来的发展态势。
新自由主义与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
如果根据技术变化的特征、获利能力的态势、阶级模式、国家权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制度的结构等等标准对新自由主义给出一个定义，那它就是统治阶级中一个阶层的权力、收入和财富的恢复。
生产关系和阶级模式是一个重要议题，值得讨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明确规定了谁是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所有制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传统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和家庭所有制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一种新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已经与管理相分离。所有权只存在于公司之外，以持有证券如股票或债券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一种“金融所有权”。管理是经理人员在员工的协助下得以实现的。他们的集体行为不是直接生产(像在车间里)，而是使利润率最大化(如生产的组织和控制，与“循环”有关的各项工作，例如销售)。所有者与生产及管理的分离形成了对他们的控制权的威胁，但是他们的权力是可以通过金融机构行使的，正是在这一领域他们实现了对管理的控制和资本的分配。这样，就可能将资本所有者与他们的金融机构(银行、基金等)联系起来。我们称其为“金融资本”，即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的异质实体，并使之与金融业区别开来。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全部权力得以体现的机构。它使得这些阶级实现集体统治。从这一意义上看，国家从来不是一个超越阶级之外的独立主体，即使是在民主政治中，国家的权力也从来不能独立于阶级关系而存在。在这样的体制中，统治阶级的权力会允许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表达分歧，并依赖于和更广泛的社会阶级(最典型的是与中产阶级)妥协。我们把这种在处理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时统治阶级的权力得以行使的模式称为“权力结构”。
这些妥协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举例来说，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的妥协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对大部分雇佣工人实行了特别广泛的妥协；而自“大萧条”和“二战”以来，金融资本的相对权力、收入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削弱。在凯恩斯主义妥协年代，管理层已经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是大公司里的情形，同时这种变化在国家机构里也有所表现。在那里，政策被确定为实现诸如增长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特定目标，而这也是与所有权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把凯恩斯主义妥协称为“管理主义的妥协”可能更为适当。它是管理主义的资本主义加上凯恩斯主义时期的政策体系，包括国家对教育、健康的投入等广泛内容。
新自由主义是随着上述社会妥协遭到破坏和金融资本的权力得到恢复而出现的社会秩序。尽管这种新社会秩序带有强制性，但新自由主义还是与上面谈到的“民主”相兼容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是以妥协为基础的。这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金融统治的回报源于与最高管理层达成的紧密联盟，这是通过最高管理层获得的巨额报酬(如各种“工资”和股票期权)实现的。其次，上层工薪人员以及自主就业的中产阶级也加入到这个对资本所有者有利的新经济进程之中，因为这些阶级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即持有基金)方式持有证券。通过高涨的实际利率和飙升的股票市场，这些阶级的投资，特别是在养老金上的投资，分享了资本所有者的权益。
在这一复杂的阶级关系模式中，金融资本支配着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的其他组成部分。正像在国际关系方面所描述的，完全可以用霸权这一术语说明金融资本在上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它支配着一个更大的集团，而这个集团又支配着社会的其余部分。
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与权力关系区分开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管理主义革命以来，有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办公室职员在企业和政府机构里从事着那些使经济活动得以进行所必需的工作。而金融霸权则是指最富有的资本所有者和金融机构对整个经济行使着权威和控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实施有利于金融资本的管理目标。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权力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重大变化；至少在“大萧条”与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一段时间，金融权力被削弱了。
管理人员和办公室职员的作用逐渐增加(包括私人企业和公共管理机构在内)
附图
新自由主义对应着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现代金融出现在19世纪末，由于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它获得了经济霸权。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的原因，第一个权力结构未能固定下来。在新自由主义公开登场之前，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的妥协使管理层的自主权得以扩大。
金融资本重获权力、收益和财富
可以用一简单指标说明“大萧条”和“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就是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社会总收入的百分比。“二战”以前，1％最富有的家庭大约占有16％的总收入。这一比重在“二战”期间迅速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降到8％，这一状态基本稳定地保持了30年。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突然强力上扬，到上世纪末，已达到15％。
再考察社会财富总额。尽管有细微差异，但基本情形与收入变化是一致的。这些最富有的家庭相对财富减少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尤为集中。当时，最富有的1％家庭大约拥有全部家庭财富总额的33％，然而，这个比率在几年内急剧减少到20％略强。到80年代，人们又看到了这一比例完全的恢复。
因此，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妥协盛行的整个时期，是以最富有家庭的相对收入被削减为特征的，同时，他们相对财富在70年代也被大大限制了。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恶化形势所作出的反应。
解释这些变化比较容易。“二战”后，实际利率处于低位，或者说较为平缓；公司只是把有限的一部分利润作为股息加以分配；与战前相比，税收更多地蚕食了富人的收入。这就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那些社会阶层收入相对降低的原因。在70年代期间，公司的收益率很低，几乎没什么股息可以分配，实际利率又接近零，同时股市又很低迷。因此，最富有者的财富在减少，至少是相对地减少。随后，所有这些特征被都新自由主义扭转了过来。
对这些转变的近距离考察可得到以下数字：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实际利率(即扣除通货膨胀的利率)在2％—3％之间波动；到1979年底，长期利率突然飙升至将近20％，实际利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5％左右；即使在2000年底开始的经济增长收缩和衰退期，这一指标仍接近于它的最高点。在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通常分配大约30％的税后和付息后利润(利润为扣除固定资本折旧后的纯利)；但是这一百分比逐渐上升，到20世纪结束时，已经接近100％，这意味着未分配利润为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国股市指数由于普遍出现的通胀而降低，股指突然缩水一半；直到80年代早期仍保持这一水平，然后开始攀升，到2000年，股指已达到60年代即股市崩盘前指数的三倍。
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流量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一流量有助于美国资本获得更多的回报。对这一机制的很多侧面进行评估有一定困难。例如，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价格的不断降低是上述收入流量有益于美国经济的表现。
有必要对来自美国之外的利息、股息和留存利润的流量与美国公司在其本土赚取的利润作一比较。我们把在美国本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利润称为“国内利润”(即在支付利息和税金后的全部公司利润)。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来自国外的资本收入流量达到了国内利润的80％！如图1所示，它真实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峰表现了利率(如外围国家债务的利率)的升高，以及巨额的股息分配(从一般意义上说，这反映了外国直接投资的高收益率)。该图中的第二条曲线描绘了来自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利润，它是第一条曲线所描述的收入总额的组成部分。它的稳定增长反映了生产的日趋国际化。因此，第一条曲线在80年代初的急剧上升，显然是美国在其他国家间接投资回报的结果(即波动是利率变动引起的)。
附图
图1 美国公司的国内利润与来自国外的收益的比率
这些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统治阶级的上层是如何在国内外的基础上，通过攫取资源，恢复他们的相对收入和财富的？第一个因素是20世纪70年初的美元危机和“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衰落。汇率浮动制使美元大约贬值30％，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国际运动的逐步自由化。一个解除监管的国际金融新制度得以发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欧洲共同市场。在这个早期的妥协中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即某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本国通货的控制，而所谓的“市场规律”强制地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
然而，实现上述恢复的决定性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这次“危机”不是一次通常的衰退，而是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它表现为资本积累(投资)率和增长率的下降，生产率下降，工资增长停顿，出现失业浪潮(在欧洲尤为突出)，同时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通胀。
如图2所示，紧跟着这次危机的是欧洲三国和美国利润率的阶段性下降。在此，用以计算利润率的利润包含税金、利息和股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用这种方法计算的利润率约从22％下降到14％，上述恶化正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引起的(后面将会评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恢复的情况)。
附图
图2 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私人经济的利润率(％)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美国经济分析局)；固定资产表(美国经济分析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法国国民核算账户(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
这里的欧洲仅指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利润率是广义利润(产出减去全部劳动成本)与固定资本存量总额扣除折旧的比率。因此，所有的税金(间接税和营业税)、利息和股息仍包含在利润之内。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继续被卡特政府所运用，但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已无法应对新形势。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批评已流行数年之久。随着货币主义的兴起，一种以新的形式和逻辑向着早期货币和金融的正统学说回归的动向出现了。吉米·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为新任美联储负责人，同时声称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可以把利率提高到任何必要的水平。同时，扩大了有利于企业并购的新态度，解除了许多针对公司行为的限制，主张对劳工采取强硬的立场(如在镇压罢工的过程中)，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也开始进行控制。1979年关于利率的决定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确立的标志。我们把这一事件称为“1979年的成功一击”，因为它具有一次政变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对中心及外围国家所造成的破坏
如果说统治阶级和金融机构从新自由主义的新秩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对于无论是在中心国家还是在外围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来说，其代价却是高昂的。在此，我们将不以日本这一特殊国家为例，而是聚焦于美国和欧洲，同时也着眼于外围国家。显然，这一划分显得过于简单。
如图2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出现了利润率的强力反弹；这种情况在欧洲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说在20世纪末，有关指标已基本达到了1960年的水平。我们把这一运动解释为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的结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新“管理”的结果。在2000年，与信息通讯新技术有关的投资就占据当年全部设备投资的一半。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强加在劳动与管理之上的纪律，以及对剥削外围国家的刺激，即依赖其施加的达到历史记录的获利水平的压力，实现资本所有者收益和财富的恢复的。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最明显的代价是积累的低绩效。如果把图2描述的利润率与扣除税金(尽管它并不重要)、利息和股息后的利润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图3描述了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的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率状况，它与图2有重大的差别。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低迷的实际利率和有限的股息分配，这一利润率开始下降，下降的幅度是较大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这一个数字在3％—4％之间波动；自80年代以来，在1.5％上下波动，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变得更小了。
附图
图3 美国非金融性公司的净利润率和积累率(％)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美国经济分析局)。
到1965年，利润率已稳定地保持在积累率的水平上，即积累率乘以0.66。净利润率是税后、支付利息和股息后的利润率。调整是由通胀所造成的债务贬值引起的。积累率是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即投资与固定资本净存量的比率。
这一指标重要吗？非常重要。理由是，固定资产存量的增长率(即积累率)支配着经济能力的增长；即经济能力的变动紧跟着固定资产存量的运动。低迷的净利润率和积累率，意味着利润率恢复的潜在利益被利息和股息的支付抵消了。似乎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些流向家庭或金融部门的现金流并未回流到非金融性公司！它们流向何方？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被用于消费了。
在美国，净利润率和积累率的降幅已经相当大。在法国，这一下降表现得更为惊人，用这一方法计算的利润率和积累率都从1960年的8％下降到1％—2％，只是到2000年以后降幅才稍小了些。法国结构性失业的浪潮正是由投资崩溃引发的。
如图3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凸现了一个与上述紧张关系不一致的特例。在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了，而这一特殊现象正反映了美国具有一种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别融资模式。后面，我们将考察这一问题。
外围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时常被人们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增长缓慢、危机和社会分裂。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开放给这些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以墨西哥为例，它是新自由主义的“好学生”，也是对美国经济开放的典范。我们且不说处于美墨边界的组装厂的恐怖状况，仅说墨西哥的增长率：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其增长率突然降到只相当于原有增速的1/2到1/3，经济进入了周期性衰退，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阿根廷在1990年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往往被看作新模式的效率的佐证。但是，在一条显然无法长期坚持的道路上走了数年之后，一场众所周知的毁灭性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末爆发了。此外，人们对韩国和东南亚的危机还记忆犹新。新自由主义被标榜为一种最佳的发展模式，美国是这一社会秩序潜在成就的所谓范例，但图3所显示的却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造成了积累的不良绩效，只有90年代后半期是个例外。但这个特例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因为它在时间上很短并且在众多国家不可复制，它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主导经济模式。这正是欧洲或外围国家都无法接受美国经济的非均衡性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的事实表明，既不是在多数欧洲国家出现的结构性失业浪潮，也不是外围国家的经济危机，甚至不是类似在巴西出现的由极左翼选举的政府，而是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局势能够动摇新自由主义。
根据其倡导者的观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第一个深层矛盾，是对收入转化为所有者的资本所形成的积累的负面影响。马克思通常把资本主义的积累描述为“规律和预言家”。显然，这一论断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已经过时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在资本家的储蓄和投资趋于弱化的前提下，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就会完全依赖于提高剥削程度，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压迫，以及进行劫掠性活动，如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外围国家的整个生产部门和金融系统等。但这种寄生状态是有局限的。
美国经济的状况正在证实这方面的问题。图4显示了“二战”以来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储蓄被定义为购买各种产品和劳务(扣除购买企业固定资本的部分，它是固定资本折旧后的净值)以后的余额。图中的曲线显示了持续波动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新自由主义出现之前，这两个数字一直是比较接近的，大约在总产出的4％—5％上下波动。
附图
图4 美国的净储蓄和投资与国内净产值的比率(％)
在新自由主义出现以来，储蓄率显著地下降了。此后的20年中，储蓄率大约降至1％。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预算赤字(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的费用)应对储蓄率的下降承担一部分实质性责任。但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人们持续地沉浸于家庭消费引起的。美联储的一项研究表明：作为传统上储蓄的主要来源，前20％的最富有家庭，现在进入了一种放纵消费的状态，致使全部家庭的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80年代初的8％，稳定地降至2％。
如另一条曲线所示，投资也在下降，但降幅较少。众所周知，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世界其他国家在美国进行资金支出的结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在美国进行了积累。
净投资额是公司的总投资额减去固定资本折旧；净储蓄是指国内净产值减去对产品和服务的全部支出(扣除公司投资)后的余额。
附带指出，正如图3所显示的，图4也概略地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长期繁荣”。这里计算的是总储蓄，特别是家庭储蓄，而不仅是公司储蓄。与图3相同，在图4中还可看到，在长期繁荣的后半期，尽管储蓄率有所下降，但投资仍保持高位。如前所述，这是由一个异常的外国直接投资浪潮引发的。
因此，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是以其他国家财务状况的恶化为前提的，这种恶化通常表现为债务增加；而购买股票之类的其他金融投资是否也是恶化的表现，人们还有争论。到2000年前后，由其他国家的不利地位给美国带来的收入已占到美国总产值的33％。
这样，一个谜一样的问题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美国的资本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其他国家榨取的收入流量(见图1)；另一方面，美国又把大量收益投向其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两个流量变得相互持平，即净流量为零。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一种可能：美国在其他国家投资回报率大约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如果由外国人获得的回报与美国投资者在国外获得的回报相等，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向其他国家支付一个相当于国内利润总额的净收益流量！
长期繁荣和与之相伴的股市泡沫在2000年底的衰退中迅速地破灭了。然而，图4显示，投资的下跌非常显著，而需求仍能保持较为稳定(如图4中储蓄的走势所表现的)。这主要是信贷强烈刺激的结果。而它又与家庭债务的飞涨有关，这一债务额在2000年经济衰退期间继续增加。上述宏观经济状况也是下降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支撑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银行的正常运营)，同时它还是调整美元汇率的结果。因此，这个“标准”的经济衰退并不典型。
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
从总体看，当前美国和世界经济呈现如下的态势。
1.美国2000年的经济衰退，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长期繁荣”之后的宏观经济调整期，而这一“长期繁荣”又是由异常的外国资本流量支持的(尽管它们在美国金融投资的回报很低)。这一调整或多或少要付出一定代价，特别是股市的暴跌会使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得不平衡，这种状况在金融性公司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和能力来调整现存的权力结构，以适应宏观经济的要求(例如，实际地降低利率)。
2.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将会被暴露：这是一个低积累的体制，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如果这一特征继续在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显现，它可能为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不容。在积累、收益的保存和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之间将会有一个平衡；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利润在非金融性公司中的保存、实际利率的下降以及家庭开支的减少，而这是与新自由主义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相反的。
3.显然，两方面的因素必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同时做到既抑制美国经济不断增加的不均衡，又维持宏观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货币政策的主渠道是对家庭抵押贷款的监管，当终止家庭信贷的增长可能导致经济不稳定时，就要对经济进行刺激。
4.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施压有三项目标：增大流向美国的收入流量，增加对外金融投资，维持或加大美国对外投资利润与外国在美投资利润之间的缺口。由于美国“债务”的不断增长，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会越发困难。应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征服将有助于这三项目标的实现。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轻微的变革将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当前的趋势不可能持续太久。举例来说，分配股息额超过利润总额的100％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股市下跌和预期利率下降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妥协，其结果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可能会在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忍耐力也会达到极限，就像坎昆会议的失败所表现的那样。
译者单位：丁为民：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熙：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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