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的计量与统计方法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2)05-0014-10
一、引言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国际发展经济学家重点探讨的领域。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以及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逐渐完备与公开，人们开始从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角度探究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的形成过程。然而，当人们采用计量方法来量化制度变量时，稍不留意就很容易不同程度地陷入用非精确数据说明精确化事实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当采用历史数据做计量研究时更是如此。所幸的是，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时另辟蹊径，使用的是多元统计方法。笔者对计量和多元统计这两种方法所做的对比分析表明，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弥补计量方法在描述作为整体的制度变量上的不足，还有助于直接刻画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特征，从而为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为成熟的研究手段。本文除引言外，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陈述了计量方法和多元统计方法被用于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时的具体操作过程，第四部分在对比分析两种分析方法优劣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结论。
二、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计量方法
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计量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思路。一种是试图从制度的历史演进角度出发，利用历史数据来探寻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该思路简称为历史计量分析思路；另一种就是将解释变量分成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试图将一般化制度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各种复杂关系中剥离出来，该思路简称一般计量分析思路。
历史计量分析思路旨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具体考察部分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思路以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2002，2004)、Acemoglu和Robinson(2005)以及Rodrik等人(2002)为代表。由于制度分析体现的是对一个社会整体运作规则所做的笼统的探讨，故制度表现为一个宽泛的集合，而衡量制度的变量大多是近似的替代变量。从可以获得的历史数据出发，采用OLS、工具变量(Ⅳ)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将当期人均GDP对一些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量作截面回归，分析制度演进中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这种方法相比普通的计量方法而言，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集中考虑几国或者部分地区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经历，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从美洲大陆各国过去几百年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出发，力图探寻导致这些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发生分化的原因。他们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逻辑是：美洲大陆一国盛行的疾病越少，欧洲移民的死亡率也就越低，进入新大陆的欧洲移民人数也就越多，也就更有可能将欧洲优越的制度结构引入新大陆的当地社会，从而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当时的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发现南美大陆盛行一些欧洲人无法适应的疾病，于是减缓了欧洲殖民者移民到南美大陆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殖民者无法在当地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于是当地经济增长受阻。
图1 疾病、移民率及有利于经济发展制度的建立
基于这样一个分析逻辑，Acemoglu等人将64个殖民国家的人均GDP分别对死亡率和财产没收风险(expropriation risk)做回归，发现殖民地国家的生育率和没收风险能够较好地解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当然，作者也承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黑箱子”，这里检验得到的结论只能说明最后的结果，无法说明其间的作用机理。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4)撇开传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对财产保护程度、纬度城市化、人口密度、人均工业生产产值、潜在生育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做回归，并直接对历史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做出解释。他们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决定着当前的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状况一道共同决定着当前社会政治力量的分配格局，进而对社会决策中的主导力量起决定作用。这些主导力量在制定经济制度和政策时具有支配地位，决定着经济制度的形式及其对经济行为人的约束和激励，进而影响经济绩效；而经济绩效在不断累积的过程中，会反作用于资源配置及社会资源的最终分配格局。由此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反复强化的回路。一旦社会资源格局发生变化将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政治制度安排的变革和新一轮政治力量的配比。如果这个自我持续和自我强化的过程朝着保护财产权、强化竞争的方向发展，就会逐步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健全的制度；反之，就会导致制度的衰败和经济发展落后相互交织的境况。
图2 政治制度、社会分配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系统
此外，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5)还将历史计量分析方法扩展到对整个世界殖民化过程中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对1500～1850年近三个半世纪西欧崛起的经历进行分析。在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看来，西欧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临近大西洋，能够积极参与殖民化和远洋贸易。由于考察的对象被置于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统计资料的匮乏成为研究遇到的主要难题。因此，他们用城市化程度这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并采用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作回归；①在Acemoglu和Robinson(2005)一文中，探讨的重心放在了限制国家与居民财产关系的“产权制度”和约束居民之间契约关系的“契约制度”(contracting institution)上。他们用“执行约束”、“针对没收风险的财产保护”和“私人产权”来指代“产权制度”，用“法律形式”、“程序复杂性”和“程序数目”来代表“契约制度”，在区分殖民地和非殖民国家样本基础上进行OLS回归。之后，又用2SLS首先将描述两种制度特征的变量用其他一系列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再用人均GDP对这些工具变量进行回归。通过分析发现，“契约制度”仅仅能说明日常交易市场的活跃，却无法解释长期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在对政治和精英阶层与经济中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设立约束的条件下，“产权制度”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②
Rodrik等人(2002)与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2002，2004，2005)持有近似的观念，也从历史计量思路出发，将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贸易因素和制度因素统一纳入到一个框架下来进行分析，如下图。
图3 制度、地理和贸易一体化的历史制度分析逻辑
具体而言，他们首先将地理、贸易和制度作为自变量来对64国人均GDP作回归，由于它们都能够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贸易一体化程度和制度都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属于内生变量，唯独地理因素独立于收入水平，属于外生变量。于是，他们从地理变量着手进行突破，区分地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两种影响收入的渠道。直接效应是指地理变量直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禀赋，间接效应则是指地理因素分别从市场化、贸易一体化程度和本国制度发展的质量等方面作用于经济发展。出于这种分析逻辑，Rodrik等人(2002)在把样本国家扩展到80个的基础上作OLS回归，最后再用140个国家的数据作整体回归，分析制度和地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敏感程度。
其他一些文献也都是在历史计量分析思路指导下，或者将之前的多国截面分析应用于具体的某一国家，或者利用一些独特的统计数据研究较为具体的制度问题。具体而言，Banerjee等(2005)用印度土地所有权形式来解释农业投资和农业产出上的变动关系，说明分散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有利于农业发展；Acemoglu、Bautista和Querubín(2007)把19世纪土地账簿名册中相关数据构建成反映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和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政治集中度指标来研究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Naritomi、Soares和Assuncao(2007)将历史计量方法发挥到了数量上的极值。他们收集了4971个样本的观测值，用巴西人均GDP对历史、制度、地理、城市化特征和公共品作回归；Richardson和Bogart(2008)将具有适应性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因素，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用一些法案的实施情况对法案相关的需求和供给变量做回归。
与历史计量分析思路相比，以Scully(1989)、Rodrik(2000)、Glaeser等(2004)和Bardhan(2005)等为代表的一般计量分析思路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方面显得相对随意一些。Scully(1989)认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分配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需要找到能够使资源得以最佳利用的渠道，如此才能保证经济发展顺利进行。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所有资源都是私人排他的，并且能自由流动，而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所构成的制度框架结构决定了资源的分配状况，从而决定了该社会制度框架中的制度参数。因此，制度框架的选择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作者倾向于采用一般的OLS和虚拟变量分析制度框架结构的参数。
Rodrik(2000)重点探讨了参与率、民主化程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他用人均GDP方差来解释民主程度方差系数的高低，并将93个样本分成数量大致相同的子样本；然后，用民主水平对收入和入学率做回归，以重新检验之前划分样本的可行性，从而得到高民主和低民主两个样本；最后，分别用人均实际GDP、消费、投资对民主水平做回归，以此来考察不同政治参与程度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Rodrik在做回归时利用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事先对样本进行分组，由此提高了回归的结果的显著性。
Glaeser等人(2004)则关注民主制度与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初期的作用。他们选择自治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用54～71个不同样本数据的人均GDP对受教育年数、行政约束、自治政策和民主化水平做回归发现，健全的产权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高素质的国民人力资源能够充分保证政府决策的合理性，从而保证能够达到协调一致的公共选择权，并确保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公共选择决策。最后，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民主制度建立的结论。
在Glaeser等人(2004)研究成果的基础上，Bardhan(2005)打破传统的从产权视角研究经济发展绩效的思路，转而从民主参与权利和制度缺失角度诠释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s)和分配冲突(distributive conflicts)何以长期困扰贫困国家的原因，进而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他分别选择3个大小不同的样本数据，采用一般的OLS方法，分别对涉及民主发展的变量进行了回归。考虑到制度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广泛的内生性，因此他采用2SLS就法律规则(rule of law)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对之前OLS中缺乏解释力的变量做回归，以获得这两个变量的工具变量，再进行第二阶段回归。Bardhan通过分析发现，法律的缺失和政治权利意识的淡薄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的协调失败往往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而在长期内困扰一国的经济发展。③
三、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统计方法
若是把近年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文献实际上主要关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制度体系中的哪些具体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第二，制度体系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层面之间应保持怎样的相互关联才能够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借助计量方法有助于在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找到一些关键性变量，而且在这方面计量方法渐趋成熟；但在第二个问题上，计量方法却显得力不从心。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尝试运用统计方法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层面探索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领域，Adelman和Morris(1973)、Morris和Adelman(1988)以及Adelman(1995)分别采用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和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对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做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
(一)制度的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主要是指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众多变量降维，使之成为为数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兼有某些非数量比较研究和统计回归分析的特点。在使用因子分析法时，一方面将分析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把反映对象特征的原始数据分解成一些彼此互相独立的因子。每个因子都能用于解释原始变量总体样本方差的一部分。兹将因子分析基本模型列举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方法中不难发现，因子分析与回归方法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将被解释变量的方差分解为彼此相互独立的解释变量的方差，而随机变量都被假设为服从方差是对角矩阵的正态分布。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因子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既可以是数量的，也可以是非数量的。尽管这样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统计上的严格性，但却极大地拓展了这种方法的应用领域。
正因为因子分析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Adelman和Morris(1973)首先将所有的指标分成社会变量(共12个指标)、政治变量(12个指标)和经济变量(17个指标)。由于包含了社会变量和政治变量，数据的可靠性成为判断整个分析有效性的关键所在。对此，她们采用统一的分类赋值方法，从公开统计资料、综合统计定性要素(qualitative elements)和专家咨询3条渠道对74个欠发达国家样本在41个指标上分别进行等级划分，然后赋予相应的数值，由此解决了样本数据可靠性问题。虽然这些数据有很多来自于定性的描述，但仍然对74个国家在每个指标上进行了合理的排序，其非精确性不会对最终的定性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随后，她们采用因子分析对样本数据展开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在长期状况下，为了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文化价值的转变，16个经济指标被忽略，仅保留了1961年人均GNP指标，以表示经济发展过程。然后，对24个社会政治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其中社会与政治变量被分解为4个共同因子。第一个因子用于解释传统部门比重、二元性程度、城市化程度等12个变量，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将打破传统观念并带来制度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包括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过程一体化两个方面，前者被解释为社会组织专业化和自治化程度，后者被解释为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凝聚程度。第二个因子用来解释制度民主化程度、政治自由程度、政府的集权化程度等7个变量，以说明政治民主化程度。第三个因子用来解释传统阶层的力量、领导阶层发展经济的决心和行政效率3个变量，可以被看作是表明社会传统阶层衰落和工业化阶层崛起势头的指标。第四个因子包括社会矛盾程度(degree of social tension)和政治稳定程度，用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的稳定性问题。由此可见，Adelman和Morris借助于上述4个共同因子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转变过程。随后，Adelman和Morris将74个国家按照地域分为非洲、近东和远东(Near East and Far East)以及拉丁美洲3个子样本进行因子分析，以揭示地区性文化差异在上述4个因子上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因子得分法(factor scores)将74个国家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3个组。
在把74个国家分成低、中、高3个层次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她们在短期分析中加入了相关的经济变量。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Adelman深信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将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她们通过对28个低水平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量作因子分析发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氏族部落社会的瓦解、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在自然资源禀赋引导下的出口部门的扩张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开化。同时，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氏族关系淡漠，工业部门的扩张在增加本地居民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结构转变，使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欠发达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转变的状态相比，政治变量基本上不会对经济增长绩效带来系统的影响。
Adelman和Morris在短期分析中对21个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进行考察时发现，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当这些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度过了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努力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各种经济和社会先决条件，尤其是那些促进工业化的措施方面，如改进金融制度为工农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渠道④，这就使各国在社会结构变化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变格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1个国家均在10个社会指标上⑤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因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低水平发展阶段呈现的情形一样，政治变量几乎不能明显地促进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Adelman和Morris表明，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高水平阶段后，前一阶段广泛存在的社会制度瓶颈基本上被革除，政治制度在政府领导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也不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唯一影响短期经济发展绩效的是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社会资源的流动性程度，即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健全程度。在具备了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之后，各种经过充分规划的发展计划将得到有效实施，并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至此，Adelman和Morris借助因子分析法全面地分析了经济在长期和短期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以一个类似于撒哈拉非洲地区(Sub-Sahara Africa)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例，该国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摆脱氏族部落社会结构，建立起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利用已有的禀赋资源发展初级产品出口贸易，这将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加速传统社会瓦解。在这一阶段，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施加的影响十分微小，经济政策更是无法起到明显作用。在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后，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制度效率的改进；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变量也会构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政治制度仍然发挥着较小的作用。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制度的禁锢逐渐消除，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成为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始至终，政治变量都未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变量无关紧要。相反，政治领导阶层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程度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一直都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⑥
(二)制度的分离主成分分析法
尽管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都可以归属于方差分析方法(analysis of variance)，其基本操作过程都是将样本方差分解为一组相互独立的因子，以此获得样本内部数据结构的相互关系。然而，两者具有不同之处，因子分析法仅仅意在说明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关系，而主成分分析法则通过把原先众多彼此相关的指标降维后，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来再现原有指标。其公式如下：
Morris和Adelman(1988)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和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分阶段进行分析之后，按照以上交代分离主成分分析法的操作程序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她们首先选取了1850-1914年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23个国家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内的35个分类指标作为样本，并将时间跨度进一步细分为1850-1870年、1870-1890年和1890-1914年3个时间段，使得总体样本变成了69个观测值。为了更好地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问题，她们从本土市场扩张模式、市场制度的演进、工业化模式、农业发展模式、对外依存度和贫困化5个不同方面展开了数量分析，针对每个需要分析的领域制定不同的分类指标，并根据每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先制定描述性的等级标准，然后对69个观测值归类后进行分组，分别做主成分分析，最后计算总体组距和观测值组距，并解释分析结果。
与制度的因子分析法不同的是，制度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不是笼统地将样本国家按照发展水平分阶段进行分析，而是将经济发展解剖成市场制度演进、工业化模式、农业发展特征、外贸依存度和贫困化5个方面，并把所有样本针对各个分析层面的问题按既定的分类标准划分成若干等级，然后在各等级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与一般的主成分分析法略微不同，这种方法可以将样本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纬度上展开分析，因而被称为分离主成分分析(disjoi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方法。
四、两种方法的对比分析及结论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国际发展经济学家如何运用计量和统计方法探索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实例，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本文结论。
首先，就计量方法而言，将计量经济学用于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精细化的重要体现。当模糊性语言、梗概性的史料以及带有主观性的文字归纳总结已经无助于说明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时，采用计量方法无疑为精准化定量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某种重要手段。但问题是，在指明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变量之后，计量方法却在更深入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变量发挥了如此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上捉襟见肘，往往使制度的计量分析成为某种形式主义的表述。此外，用计量工具探讨制度问题的方法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进而有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如下两个方面的偏误：
第一，表现在计量方法上。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的学者大都将各国看成是同质的，并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来说明在众多的制度因素中哪些变量最能解释经济增长，因此这种方法往往过于强调某种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制度变量，却排除其他具有同样解释力的变量。例如，尽管他们对地理、资源禀赋等制度之外的一些变量加以控制，以求说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作计量研究的学者也承认，“制度”对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黑匣子”。鉴于在计量方法的具体操作中对各制度变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替代性，得到了一种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制度变量就排除了其他所有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制度变量，致使一些学者显露出过分强调制度形成和发生作用过程中单个或少数几种制度具有重要性的倾向。由此得出的计量检验结论只能说明最后的结果，而无法说明其间的作用机理。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单一时间维度上的线性延伸。资源禀赋、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等诸多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同那些可以被观察到的制度变量相互耦合并共同作用，从而使各国呈现出不同的制度格局。当使用计量方法研究这类深层次问题时，若使用不当，有可能将制度问题浅化，所推出的只能是说明各种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这类一般性的结论。
第二，表现在难于处置制度结构本身的复杂性上。一国的制度结构本身是一个由各个构件组成的高度相关的、彼此交错的整体。事实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恰恰体现在各个层面各制度元素的相互协同作用上，忽略了任何一个层面，制度作为整体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制度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of institutions)的含义。人们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大都机械地将各个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制度变量混杂在一起并将它们处理为解释变量，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争议的。更为重要的是，计量分析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一点正是制度的计量分析方法的致命伤。事实证明，制度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发展水平内生决定的产物。当人们对并非随机产生的样本进行观察时，采用计量这种准实验性质的比较分析方法就会产生非一致的、有偏误的估计值。⑦正如著名计量学家Greene(2003)所指出的那样，解释变量的选择效应会导致计量结果对模型设定极其敏感，即使是微小的设定调整甚至会影响参数估计值的符号，进而导致误判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⑧从根本上来说，计量方法只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严谨化的分析手段，但计量方法的使用仍然无法摆脱研究者的主观性因素。当研究者不是客观地、科学地看待所考察的问题时，计量方法就变成了一种借以表达研究者意图的手段，由此得出的结果有可能违背事实和常理，甚至是荒谬的。
其次，就制度分析的统计方法而言，本文所指的是在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研究中所使用的包括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内的多元统计分析(polystatistical analysis)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在统计分析中分层次的特征，从各个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假设出发，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寻找最能够说明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变量方差的变量，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⑨因而能够较全面地说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在对制度分解的前提下讨论制度结构本身，而且提供了一种全面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结构同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层面交互作用机制的分析手段，而这一点正是计量方法所缺乏的。以因子分析法为例，表面上看，这种分析方法十分机械和程序化。实际上却蕴涵着两个十分深刻的思想：(1)之所以长期以来制度难以细化和无法得出可靠结论，是由于在这些分析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存在人为干预控制的痕迹，从而影响最终结果的有效性。在因子分析法中，通过上文的技术性说明不难发现，在整个过程中只要原始样本数据可靠，中间处理过程无需人为处理，就能够保证最终结论的有效性。而在样本数据方面，Adelman制定了一整套考虑周详的数据采集程序，从而为整个分析奠定坚实基础；(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社会与政治三方面会相应地发生动态变化。为了揭示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Adelman和Morris在长期分析中引入了截面方法来分析人均GNP连续时点下的社会政治变量，勾勒出了一幅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中社会政治变迁的图景。当然，制度的统计方法也有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第一，多元统计方法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也可能受到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在分析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需要对一些评价性变量予以赋值，这使得操作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为了避免出现主观性，通常采用专家评分法作为弥补手段。然而，如果在整个赋值操作中缺乏科学性，仍然有可能使多元统计分析中旨在弥补主观性的各种努力大打折扣。
第二，相对计量方法而言，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操作程序更加复杂。这种方法要求针对一项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这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统计方法试图对研究对象展开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考查和分析，因而其操作的难度更大，加上以上提到的在对评价性变量赋值时有困难出现问题，因而对研究对象单独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易于为人们所诟病。因此，在采用多元统计方法讨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对其有效性应当持谨慎态度。
基于以上对两种分析方法所做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在探讨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或其他问题时同时兼用计量与多元统计两种分析方法，通过糅合两种方法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计量方法为寻找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量提供了某种筛选方法，而当需要探讨更为具体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时，则需要借助于多元统计方法。多元统计方法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计量方法在这个领域的不足。其理由在于：(1)多元统计方法承认各国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并试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上寻找最能说明经济发展变量方差的变量，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变量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这体现在对各个变量的协方差分析中)，因而能较全面地解释制度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2)多元统计方法的加入有助于克服计量方法选择制度变量时的单一化缺陷，使之能在更加包容的氛围下刻画某个制度变量，回避因为对制度直接赋值而产生的计量结果的偏误。在究竟应当内生地或外生地选择制度变量的问题上，由于制度变量经过多元统计方法处理，因而已包含了所有与之相关的制度变量的信息，这就避开了计量方法在选取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时所面临的尴尬。
总之，笔者认为同时采纳计量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有望构造出一套更全面的分析框架。在分析步骤上，首先采用计量方法找出所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量，然后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来描述这些潜在的关键变量如何同其他变量一起共同影响经济发展，以便更加全面地说明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具体操作时可以首先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将所有与制度因素相关的潜在变量做分离主成分分析，以便获得包含了相关信息的概括性变量，从而使得后续分析中得到的计量结果更具有稳健性。
注释：
①由于所研究的时间段太早，无法采集到GDP数据，故采用反映城市化程度的变量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替代变量。
②Acemoglu,D.& Robinson,J.,2005,"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3(October 2005),Vol.133,pp.983-984.
③Bardhan,P.,2005,Institutions Matter,But Which On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13,No.3,p.527.
④这实际上是影响阶段经济发展绩效最重要的经济变量，参见:Adelman,I.,1967,Society,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Quantitative Approach,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214,para.1。
⑤即传统农业部门比例、二元化程度、城市化程度、本土中产阶级的影响、社会流动性程度、识字率、大众交流程度、国内民族统一程度、文化和民族统一程度和观念上的现代化程度。
⑥从因子分析法所得到的关系只是描述性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
⑦对于这个问题，Maddala,G.S.,1983,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Greene,W.H.,2000,Econometric Analysis,New Jersey:Prentice Hall)一书中做了精彩的论述。
⑧Greene,W.H.,2003,Econometric Analysis,5th,New Jersey:Prentice Hall,p.750.
⑨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各个变量的协方差分析中，全面考虑了所有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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