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台湾文坛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坛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皇民文学”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决战”阶段的40年代前期，日本殖民当局为配合其“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在台湾文学界鼓吹的文学创作活动。半个多世纪后，这一问题成为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1998年甚至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
一、张良泽等美化、正当化“皇民文学”的言说
论争起于张良泽在2月10日和4月3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刊出他所辑译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在同时刊出的《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短文中，张良泽写道：他在50年代做过“反共壁报”，在60年AI写作过“反共文学”，70年代开始写“台湾文学”论文，基于“民族大义”，痛批过“皇民文学”，而这些行为，无论主动被动、有意无意，都是30年间接受了国民党“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对自己曾批判过“皇民文学”的行为，张良泽深感悔恨：“我无意为自己辩护。我只后悔当年无知，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的‘忘祖背宗’……我欠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欠缺以‘爱与同情’去解读作品的认真态度，更不知我自己走上的道路其实也是他们走过的旅程！”接着张良泽以“过来人”的身分，“奉劝”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不可大意，以偏概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正视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此后，张良泽又在5月10日的《民众日报》和6月7日的《台湾日报》上接连登出“拾遗”的续编和他自己写的《赘言》，继续重复着他的主要论点，并以“一连三炮打响了台湾皇民文学”自诩。
差不多同时，叶石涛于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发表《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文称：台湾自古以来是无主之国，历史上一向由外来民族所统治，因此台湾人的祖先曾经是荷兰人、明郑人、清朝人、日本人、中国人，每一代祖先的国籍都不同，“我父当然效忠过清朝，经过正常的国际公法，台湾被日本领有时候，我父才舍身一变为日本人。那么我是日本人……做为一个国民，效忠当时被统治的国家没什么不对。”“因此，把日治时代的皇民文学暗地里讽刺为‘汉奸’文学的论调是错误的。周金波生来就是日本人。所以写了些小说，希望台湾人真正日本人化。他以为台湾人日本人化之后可以有现代化的进步生活，这是他的理想。在日治时代他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这不是我们这一代台湾人有没有宽容心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彻底反思过台湾人在历史遭遇上的定位问题。”
此外，台湾《联合报》1998年3月20日报道：周金波的家人将周的生前笔记和照片捐赠给“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专程来台参加捐赠仪式的日本学者中岛利郎和某旅日学者，也试图为光复后被归类为“皇民文学”作家的周金波“平反”，称：战后有人修改以前的作品，有人努力学中文写作歌颂国民党，“相较之下，周金波没有改过自己的作品，更值得佩服”。
张良泽等的这些言论，并非偶然，而是与近年来台湾一股亲日仇华的社会思潮有关。这一思潮一方面将国民党视为与日本、荷兰相同的“外来殖民者”，宣扬只有脱离中国，才能结束被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则为日本的50年殖民统治涂脂抹粉，宣称日本的殖民统治有推进台湾现代化建设之功。张良泽等的“皇民文学论”，其实是这一思潮在文坛上的折射。
二、陈映真的批驳
针对此美化、正当化和合法化“皇民文学”的言论，以陈映真为首的文坛“统派”力量奋起批驳。继陈映真于4月2～4日的“联副”和北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杂志上发表了《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后，《文学理论和批评》又先后刊发了吕正惠的《吕赫若与战争末期台湾的“历史现实”——〈清秋〉析论》、《皇民化与现代化的纠葛——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种读法》，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从台湾文学的尊严出发》、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等文。此外，“联副”还刊发了马森的《爱国乎？爱族乎？——“皇民文学”作者的自我撕裂》、彭歌的《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等相关文章，陈映真则发表了《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作为对彭歌的答复。
陈映真在其文章中指出：近十数年来，“台湾独立派”逐渐独占了台湾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台湾文学和台湾史教育的论坛，以变造历史、歪曲材料的方法，长期宣传台湾新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无关，倡言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和“本土性”，主张以“台湾意识”甄别台湾文学的价值；最近，更有人大肆吹捧日据下日本人殖民地文学家、台湾皇民文学头号总管西川满；不久之前，终于有人出来主张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针对此，陈映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批驳。
首先，陈映真批驳了张良泽所谓70年代他以“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乃是接受了国民党“反共爱国”教育的结果的说法。他指出：“做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极端的反共主义。因此，‘反共’教育绝不‘必然’带来批判皇民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张离开中国人立场，重新评价皇民文学；主张皇民化虽然不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却使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而予以正面评价……恐怕才是以极右反共论为基点的台独论的‘必然结果’吧”。
接着，陈映真以赖和、杨逵、吕赫若、吴浊流等台湾作家为例，说明要做一个作家，“未必一定要为了苟活而屈从，未必一定要发表违背原则，屈折于权力的作品”。他指出了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即使在疯狂的“决战”期，台湾人民和作家也绝不只是消极地在战争体制的淫威下屈从而已，文学界中突出的例子有杨逵、吴浊流等。对待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写过……‘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杨逵不惮于斗争和抵抗的一生，岂可因战争末期一篇面从腹背的短文，而与周金波、陈火泉之流相提并论？赖和不惮于在剧作、生活、社会运动上坚拒同化，力保民族尊严，不惮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辉的一生，岂可因他临终前甫自缧绁中重病出狱、心灵一时的凄绝和软弱所写的短文，而硬将他与奴颜媚骨、‘忘祖背宗’之辈同日而语！而吕赫若在皇民文学运动沸沸扬扬之际，把‘时局’的主题大剌剌地摆在一边，兀自去刻划与战争无关的台湾传统生活的风俗百相。在宣传全面同化于日本的皇民运动主旋律下，刻画台湾生活习俗和风情，就是对皇民主义的批判，有重大意义。”其次，“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本身对于自己成为问题的、当时的作品与思想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周金波始终不曾稍悔当年皇民思想，陈火泉则采取辩解的态度，和周金波者毕竟有所差别；而王昶雄在对待皇民主义上，显然有一定的羞耻之心，视同自己的耻部，“这与周金波的坚持大和主义、与陈金泉的强辞饰辩，在性质上又有不同。至于龙瑛宗、杨云萍、黄得时，他们在战后的许多言论，已足表现对那精神荒废时代的自己的言动的悔意……其对待自己当年皇民主义言论的悛悔态度，又与周、陈不同了。”
陈映真最为深刻之处是指出“皇民文学”的本质及其与当前“台独”意识的某种精神联系。他以皇民文学作家周金波及其作品人物为例，说明那些沦为“皇民”的台湾人的内心世界：“因为生而为（低贱的）台湾人，因此力争通过精神的精进修练，达到‘与大和心交流’而成为日本人，但又对于身中流动着的毕竟不是大和民族‘高贵’的血液而深为苦闷。”陈映真由此指出“皇民化”运动欲达到的两个目标：一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炼成’——思想、意识形态的‘皇民化’改造，语言、姓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输绝对的效忠。”更进一步，则是以经过精神洗脑，破除了民族主体之后的台湾人，“供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圣战’驱策”。为此陈映真总结道：“以‘皇民练成’为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真髓。而‘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
对那种想要高攀“皇民”而对自己体内流动的毕竟只是台湾人的血而感到绝望的情意结，陈映真引用深具自省意识的日本学者尾崎秀树的说法，称之为“精神的荒废”。尾崎秀树曾写道：“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映真指出：殖民者破坏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剥夺被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被殖民者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特别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认同、同化于殖民者的史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当殖民者离去，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顽强、长时期滞留下来，“50年的殖民地统治，40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而主张对这样的文学不要以被殖民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为言……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这就挑明了当年的“皇民”、“皇民文学”和现在的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独”言论的某种内在联系，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义。
三、吕正惠对于“皇民文学”的分析
吕正惠的《吕赫若与战争末期台湾的“历史现实”——〈清秋〉析论》和《皇民化与现代化的纠葛——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种读法》二文，也都涉及了“皇民化”和“皇民文学”问题。其特点，在于它们都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前者将吕赫若《清秋》与周金波的《水癌》和王昶雄的《奔流》相比较。这三篇小说里，都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医生，思考（或徘徊于）日本生活经验与台湾本地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都意识到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出生地台湾，并且确定自己如何“认同”它，事实上，这就是雷厉风行的“皇民化运动”在台湾知识分子心灵中所造成的“问题”。吕正惠指出，作为一个典型的“皇民化作家”，周金波《水癌》里的牙科医生毫无保留地赞扬这一运动，认为它“像野火烧山似地”破除了台湾旧社会的迷信和陋习。作者将“皇民化”和“现代化”等同，并认为这是解救落后、腐败的台湾社会的唯一道路。在王昶雄的《奔流》里，基本上是反对“皇民化／现代化”是一切的善，旧台湾是一切的恶，这种截然对立的看法的，但人物虽然强调自己的不会忘本，但无形中承认台湾只是“乡间土臭”，而母亲则是“不体面的土著人民”，这无意中还是默认了“皇民化运动”一直在推扬的“皇民化等于善”、“旧台湾等于恶”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而在《清秋》中，吕赫若有意用一种较复杂的方式来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所造成的困惑。他以对乡土风物与生俱来的感情、对汉学传统的回归等描写，反驳了皇民化“理论”鄙弃、贬抑台湾一切事物的荒谬说法。同时，小说还别具匠心地处理了当时台湾人必须面对的被征召加入太平洋战争的问题。
在《皇民化与现代化的纠葛》一文中，吕正惠将王昶雄的《奔流》和陈火泉的《道》相比较，指出前者在小说中对“皇民化”提出了某种批判，而不同于后者对于“皇民化”完全认同的“态度”，同时，王昶雄在处理“皇民化”问题时，其“视角”与陈火泉也有所不同。小说通过对“皇民化”持不同态度的三个人物的关系，呈现台湾人面对“皇民化”的难题：如何同时去寻求“进步”的日本式生活，而同时又“拥抱”“落后”的台湾乡土。但如果真的是“进步的日本和落后的台湾的对立”，那如何可以“对抗”“皇民化”呢？吕正惠认为“皇民化”的本质日本和落后的台湾的对立”，那如何可以“对抗”“皇民化”呢？吕正惠认为“皇民化”的本质并非如此简单。他指出：日本，特别是东京的现代文明，是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的“初恋”对象，其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种心理，也就成为日本统治者对台湾进行“皇民化”的基础之一。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下，日本，特别是东京，成为台湾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留学”场所，这些知识分子难得有人到更先进的英、美、德、法各国留学。而唯一可以作为不同选择的中国大陆，现代化的程度当然还不及日本，“于是，日本就‘垄断’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使他们在无法比较的情形下，不知不觉地就把日本当成最现代化的国家，从而把‘现代化’与‘日本化’混为一谈了。”在这样的认知下，出现了小说中伊东春生这样自愿“皇民化”的人，也出现了像林柏年以及逐渐觉醒以后的“我”，想要抗拒金盘“皇民化”，保留一点台湾“自我”，也只能悲苦地说出：“不论母亲是怎样不体面的土著人民，对我仍然无限的依恋”，或者“沁入这里的生活（指日本），并不一定要鄙夷故乡的乡间土臭”。这纯然是一种感情式的解决，无法抗拒理性认识的诱惑，所以林柏年仍然要奔赴日本，继续学习。吕正惠写道：“问题是，台湾作为汉文化的一个区域，虽然发展较晚，文化根基较为薄弱，难道真的只有‘乡间土臭’，难道只是‘不体面的土著人民’，一无凭藉吗？这恐怕就呈现了《奔流》作者及其同一类的台湾知识分子在历史认识上的不足。”吕正惠说明了台湾作家对于“皇民化”其实存在着的不同态度，并对这些不同态度（特别是像王昶雄这样比较复杂、矛盾的态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吕正惠的这种态度，和张良泽为了正当化、合法化“皇民文学”，鼓吹以所谓“爱和同情”来重新解读“皇民文学”作品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曾健民对“皇民文学论”的批判
曾健民在其论文中首先指出，张良泽所辑译的17篇“台湾皇民文学作品”，除几篇外，其它不是一般的中小学生作文，就是在战争体制下酬应时局的文章，实无从归为“文学作品”，张良泽之着意，似乎不尽在“文学”的一面，而有“文宣”的一面，特别在偏向的所谓“台湾意识”当道的时潮下，就不仅仅是一般文学史料的辑译，而是突出了打造“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的一面。张良泽辑译“皇民文学”并强调日据时代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误导了一般读者，对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伤害，对于当时处于日本军国法西斯高压的文学环境下，凭着民族与文学的良知，以各种方式抗拒台湾文学沦为皇民文学的台湾前辈作家来说，勿宁是再度的羞辱。他认为，张良泽和叶石涛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张氏如此辑译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其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湾前辈作家都贴上皇民文学作家的标签，来壮大皇民文学声势，使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正当化的话，那么叶文的‘思考’，就是为台湾皇民文学作家脱罪。”
接着，曾健民依据历史资料，“探讨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推动皇民文学的主体是谁？这主体又是如何透过打压台湾文学来建立皇民文学的支配的？而在这过程中，台湾前辈作家又是如何抗拒皇民文学的支配来维系台湾文学的气脉？”同时，他还分析皇民文学的性格，并指出皇民文学到底是为谁的文学——是为台湾人民，还是为日本殖民军国体制的“文学”？
曾健民的文章最有特色的，是以他发掘的鲜为人知的当年发生于西川满、叶石涛为一方，杨逵等台湾作家为另一方的关于“狗屎现实主义”的一场论争、“决战文学会议”席上的斗争、吕赫若的日记以及1944年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出现的《台湾文学界总蹶起》等珍贵历史资料，对台湾皇民文学进行批判。所谓“狗屎现实主义”论争，起于西川满在1943年5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文艺时评》，批评当时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是拾欧美文学的牙慧，不重视日本精神，无视台湾的“勤行报国队”、“台湾志愿兵”的热烈现实，只会写些如虐待继子或传统台湾家族纠葛的旧习俗等等。针对此，一位署名“世外民”的台湾作家，写了《狗屎现实主义与假浪漫主义》予以反驳，而叶石涛站在为西川满辩护的立场，写了一篇《给世外民的公开信》，批评世外民为狗屎现实主义的信奉者辩护，甚至质问道：张文环、吕赫若作品中什么地方“有皇民意识呢”？杨逵则以“伊东亮”的化名写了一篇《拥护狗屎现实主义》加入论争。曾健民指出：“从少年叶石涛和西川氏攻击台湾文学的内容来看，它的文学思想的特征包括：排斥西方文学，反对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和自由主义，甚至反对反映台湾社会风土的本土主义；主张回归复古的日本主义和宏扬日本的建国理想，以及强调描写勤行报国队、志愿兵热等强化台湾人决战意识的文学，这不单是台湾的皇民文学势力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其本国、在伪满州国、在朝鲜、在中国沦陷区普遍推行的文艺政策，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的思想总根源就是日本的军国法西斯主义。”这里指出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其统治的亚洲广大地区推行的文艺政策的某种同质性，是一个很有力、也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和视角，显示了对张良泽等的“皇民文学论”的批判，继续向纵深发展的可能性。
这场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是继1995年关于“本土化”的论争、1997年因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引发的由原乡土文学分裂的两阵营的对峙之后，台湾文坛“统”、“独”之间的又一次明显的交锋。这些论争，都可说是“统派”作家、学者面对“台独”思潮在台岛兴风作浪的严峻形势，挺身而出、主动出击的结果，在文坛树立起“统派”的鲜明旗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