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的来说，1870～1914年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第一，就工业发展的性质而言，是出口带动的工业化。欧洲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工业原料、产品市场和资本输出。于是，大量欧洲资本涌入拉美，铁路的建设和通讯的现代化，以及拉美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律和体制条件。外国资本对初级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带来了资金和技术；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增加，国内利润也有所增加，并朝着面向国内生产的制造业扩散；而人口的增长和外来移民大量入境引起的消费需求上升和工资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工业发展。
第二，工业生产主要是为了供应国外市场，因为优先得到发展的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加工业和采矿业，而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特别是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极其薄弱。
第三，从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生产结构看，主要是轻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食品加工业和饮料业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最大，除巴西（占40.7％）和墨西哥（占37.7％）外，其他国家均在50％以上。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纺织业和成衣业居第二位的国家分别为巴西（占33.4％）、墨西哥（占29.5％）、智利（占20.4％）、委内瑞拉（占18.4％）、乌拉圭（占11.3％）、阿根廷（占9.6％）、秘鲁（占7.5％）和哥伦比亚（占5％）。1910年巴西的纱锭达100万个，墨西哥紧随其后；由于受比较利益学说的不良影响，到1930年阿根廷的纺织业仍不发达。（注：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138页，1994。）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城市化的发展为建筑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到1914年除阿根廷外的主要国家都建立起了水泥工业。拉美国家的金属工业仍很落后，只有墨西哥建立了一个现代钢铁工业部门。
到1913年，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成衣业占大多数拉美国家制造业的75％，这种不成熟的结构反映了该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情况。上述工业增长的结果，使进口格局发生了变化，非耐用消费品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到1913年，在拉美大国中，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已经在进口品中占据支配地位，消费品的进口份额被削减到仅占1/3，而在现代工业未扎根的国家中，消费品的进口份额超过50％。（注：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138页，1994。）
第四，从技术水平和工厂规模来看，除出口部门外，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厂。1914年前，阿根廷的基尔梅斯酿酒厂和洛马斯德萨莫拉酿酒厂，巴西圣保罗的安塔尔蒂加酿酒厂和里约热内卢的面粉加工厂，墨西哥、巴西和秘鲁的纺织厂，都是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新的工厂，但它们都不具有代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也较落后。如188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业企业平均雇用工人为6人，到1914年，小工厂仍是绝大多数工业机构的主要特征；智利1914年雇用5名以下工人的企业仍占本国制造业企业的1/2以上。（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第276～2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巴西1920年的工业调查表明，全国工厂工人人数约27.5万，即使不包括许多小作坊，平均每个工厂也只有21名工人。（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第3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第五，主要工业部门控制在外国资本或外国移民手中。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些原来由拉美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纷纷被外国公司所购买，制造业中的本国企业不断减少。如在阿根廷，1913年拥有工业企业4.9万家，其中3.15万家是外资企业，1.5万家是合资企业，本国资本企业只有0.25万家。（注：郝名玮、冯秀文、钱明德著：《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第194～195页，第75页，东方出版社，1998。）如在墨西哥，1904年外资控制了墨西哥的铁路（占40％），采矿业（占98％），电力工业（占87％），加工制造业（占84％），石油工业（占100％），金融业（占76％）。在当时墨西哥全国170家大企业中，民族资本只占23％，私人资本只占9％。（注：郝名玮、冯秀文、钱明德著：《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第194～195页，第75页，东方出版社，1998。）
第六，整个工业化水平仍很低。现代工业发展仅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就这些国家而言，到1913年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仍很低：阿根廷占16.6％，智利占14.5％，墨西哥占12.3％，巴西占12.1％，哥伦比亚占6.7％。（注：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137页，1994。）
三 1914～1930年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破坏了1914年前现代工业兴起的正常环境：一是进口制成品价格的提高和包括资本品在内的进口额的减少，刺激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扩大；二是出口价值下跌，出口收入减少，导致对制成品需求的下降，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1915年以后，随着欧洲战争的加剧和对战略物资需求的增加，战略原料（主要是矿产品）和必需食品价格上涨，并远远超过1914年的水平。重新上升的出口收益再次为一些拉美国家的国内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大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拉美制造业的发展。
智利和秘鲁 出现了制成品进口减少和出口收入增加的局面，它们是工业发展环境达到最优状态的国家。1914年后，智利的硝石、铜、铁、钴、锌、钨、锰等重要战略物资，因国外市场需求量很大，得到了迅速发展。硝石是制造炸药和肥料的重要原料，更是供不应求。战争初期，智利提供世界硝石需求量的90％。1917年智利硝石产量达到300万吨，出口280万吨，价值为213.7万比索，创出口最高记录。（注：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84。）除采矿业外，智利的纺织、面粉、肉类加工、化学和水泥等工业部门，在战时也都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秘鲁的石油、铜、糖和棉花的国外市场条件十分有利，当时主要依靠出口税的政府收入在1915年年底到1918年从2800万比索增至4000万比索。（注：弗雷德里克·B.派克：《秘鲁近代史》下册，第42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战争期间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得到扩大，1905～1918年工厂数目增加了1倍多。其中从事纺织和制衣的企业由24家增至30家；从事制革的企业由17家增至35家；鞋厂由1家增至7家；从事饮料生产的企业由9家增至104家；食品加工企业由85家增至128家。（注：罗斯马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1890～1977年的秘鲁：一种开放经济的增长和政策》，第122页，纽约，1978。）工人最集中之处是一些大纺织厂，如比塔尔特厂在1918年有3835名工人。1929年智利的铜取代硝石成为主要出口品，铜产量达32.1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8％，仅次于美国。同时，铜的出口占智利出口额的40％。（注：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第1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智利采矿业的发展有助于小资本品工业的兴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本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资本品和耐用品占需求的份额达30％（1914年占16.6％），非耐用消费品需求的80％以上都是本国生产的。秘鲁的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由于出口企业为外国公司所控制，出口收入中的“返回价值”（以工资、税收、原料支出等形式留在国内的部分）却微不足道，如国际石油公司1916～1929年的销售总额为30560万美元，但“返回价值”仅为4390万美元。并且由于关税保护（20.4％）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25.4％），对国内制造业的刺激减弱。（注：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190页，1994。）结果，制造业企业数目在1918～1933年的15年间仅增加18％，其中多数企业是为战后的建筑热提供建筑材料，而这种建筑热仅持续到1926年。纺织业则呈现出停滞的趋势。（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第644页，第47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阿根廷和乌拉圭 在战争期间，一方面，进口制成品的减少有利于刺激两国制造业的发展，如纺织业得到急剧扩大，一些新的公司得以建立（如乌拉圭1920年有3704家从事制造业的机构，另有401家其他工业企业）（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第644页，第47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但有些部门（如阿根廷的金属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进口减少的刺激作出反应，所以产出实际上是下降了。两国都设法增加对邻国出口制成品，如阿根廷向巴西出口面粉，乌拉圭向阿根廷出口帽子。阿根廷的化学工业随着硫酸铝的首次生产而得到推动，汽车装配业也于1916年兴起。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期间出口量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出口收入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对制成品需求的下降。特别是由于政府预算的减少，依赖于公共工程合同的建筑材料业严重衰退。另外，战争期间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对制造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整个工业的运行都不景气，阿根廷制造业指标表明，1919年未超过1913年的产出水平。1925～1930年阿根廷工业恢复了战前发展的势头，工业生产比1900～1904年间增长了276％。肉类冷藏加工、面粉、酿酒和制糖4大传统工业发展迅速，1929年面粉产量比1922年翻了一番；酿酒由1920年的50万千克增加到1929年的83.6万千克；肉类冷藏加工业广泛应用美国的先进技术，生产速冻牛肉和羊肉。同时，建成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采矿业、木材业、造纸业、化工业、石油加工业、橡胶加工业和建材业，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巴西 尽管也出现出口量下降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形势，但由于奉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内需求没有下降到像阿根廷一样低的水平。统计资料表明，工业在经历了1914年急剧下降之后，整个战争年代都是扩张的，1912～1920年产业工人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倍。尽管资本设备的进口受到限制，战时仍建立了5936个新的工业企业，全国工业企业的数目约增加了1倍。到1920年，制造业企业达1.3万家，雇佣工人达27.5万。在这些企业中，变化较大的是食品工业，它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占整个工业产值的40.2％，这是因为出现了由美国人投资兴建的肉类冷藏加工业。1918年肉类出口达60509吨。工业使用动力达310424马力（注：罗伯托·西蒙森：《巴西的工业发展》，第25～26页，圣保罗，1939。），已经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当一部分国产消费品替代了进口。但是，巴西大部分工业得益于高关税和不断下调的汇率，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缺乏外部竞争力，呈现出规模小、产量低和分散化的特点。1920～1929年间巴西工业产出上升55％，年均增长5％。工业设备的进口迅速上升，1929年达到高峰，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得以建立。巴西钢铁制造业开始起步，到1929年，钢产量为5.7万吨，占消费量的11％（注：同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第644页，第7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巴西的工业生产总值也比1914年增长了3倍。（注：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84。）在此期间，运输设备、化学和电器用品部门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在电力供应量增加和国内需求扩大的影响下，生产能力迅速增长。1921～1928年，新增124座发电站。二是一些部门受跨国公司资本的渗透。1919～1932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巴西建立了16家分公司，涉及部门主要有汽车发动机、药品、化学产品、电机和食品。1929年英国在巴西的投资总额达14.19亿美元，美国的投资额为4.76亿美元。
墨西哥 工业运行受国内革命高涨的冲击，作为当时最重要部门的纺织业的产出在1913～1918年下跌了38％，1921年制造业的产出仍低于1910年水平的9％。因内战，1913～1916年高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和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遭破坏，导致需求萎缩。1923年墨西哥矿业生产基本上达到了战前水平。石油开采由1910～1911年间的年均产值20万比索增加到1920年的51.7万比索。加工工业总产值由1902年的1.44亿比索增加到1929年的9亿比索，增长了5倍多。（注：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84。）1929年工业（制造、电力、建筑）生产已经超过采矿业。这一时期墨西哥制造业在质量上发生了变化，即增加了电力、特别是水力发电的使用，公司规模得到扩大。
委内瑞拉 石油开采从1921年开始起步，1926年石油已超过咖啡成为第一出口品。到1928年约有150家石油公司在加拉加斯注册，委内瑞拉已成为世界第一石油出口国和第二石油生产国，1930年石油产量达到2011万吨。随着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和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也逐步增加，1930年达1.5亿玻利瓦尔。工业设备和机器的进口也随之增加，1925～1930年，年均进口额为1590万玻利瓦尔。到1936年委内瑞拉的制造业企业已经达到8025家，生产食糖13037吨，啤酒1916万千克，棉布417.5万米，水泥37580吨。（注：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1997。）
哥伦比亚 1905～1929年哥伦比亚出口额大幅上涨，同期进口额增长了11倍。关税收入由1924年的1990万比索增加到1928年的4120万比索。1930年哥伦比亚依靠保护性关税在纺织、食品加工和其他消费品工业方面建立了基础。较大的工厂有麦德林的纺织厂，拉曼努埃利塔和辛塞林的两家糖厂，托利马的圣安娜银矿，以及许多较分散的咖啡加工厂。（注：同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第668页、第6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其制造业甚至没有起步。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都增加了关税保护，但仅限制了食品进口，促进了国内粮食生产。
总的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弱点，凸显了过分依靠对外经济部门的危险性，也使战前已投产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1919年后的重新整顿又进一步加强了绝大多数国家工业企业的地位，使工业化有了较快增长。但也应看到，1914～1930年拉美国家工业化的特点没有突破前一阶段的框架。
第一，就整个拉美而言，工业化与出口扩大联系密切，工业部门仍然是出口导向模式中的小伙伴，工业产出严重依赖于国内市场。
第二，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格局没有新变化，仍是采矿业和出口加工业较发达，而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较薄弱；在后者中，食品和纺织工业占较大比重；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重工业比重极小。
第三，工业化水平仍不高。阿根廷是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20世纪20年代末制造业占GDP总值的19.5％，以1970年的价格计算，制造业产出为人均112美元（但阿根廷的工业化程度不如巴西和智利）；第二类国家包括智利和乌拉圭，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6％和15.6％，人均制造业产出分别为65美元和93美元；第三类包括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5％、11.8％和7.7％，人均制造业产出均低于30美元。委内瑞拉也属于后一类，其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占GDP的16.1％。哥伦比亚等其他国家的现代制造业部门仍很弱小。（注：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第191～192页，1994。）
第四，技术方面基本上是转移而不是创造。铁路和出口加工业（冷冻、榨糖、咖啡等）是技术含量高的两个部门，完全使用进口技术，没有产生与国内的联系效应。由于钢轨是进口的，采矿业、钢铁业和机械工业都没有受到铁路扩展的推动。
第五，外国通过强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拉美的工业发展。1928年在墨西哥的10.5亿比索的石油投资总额中，本国资本仅为1158.2万比索，其余全是外国资本。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都是那些拥有现代设备的大厂。从纺织业看，外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8％，但却占总产值的66.7％。（注：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1997。）阿根廷的肉类加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1926年在14家大型肉类加工企业中，美资企业占8家，英资企业占5家，本国企业只有1家（注：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第317～318页，人民出版社，1984。）。1927年智利近90％的企业是外资企业或为外国人所控制（注：R.卡西亚和F.科尔特罗：《拉美经济和地理的发展》，第420页，墨西哥经济文化出版社，1987。）。1930年委内瑞拉受外国公司控制的石油生产产值占GDP的32.5％，比其他产业的产值都高。
四 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伊比利亚人的重商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出于对当时财政和政治的考虑，拉美各国政府的政策都是注重实效和主张干预经济的。1883年智利成立了工业家协会，次年组织了一次国家工业展览，并通过了具有保护本地工业发展内容的1897年关税法。墨西哥早在1842年就成立了国家工业署。巴西1889年掌权的新的共和国政府设想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前景，将农业部改名为工业部，并建立了巴西从未有过的工程学校。1818年和1925年政府两度颁布法令，对生产钢铁的公司给予广泛的特别鼓励。乌拉圭在何塞·巴特列的第2届政府（1911～1915）执政时期显示了对制造业的重视，建立了3个较为重要的国家银行，对电话、铁路、保险、电力、能源部门和对肉类冷藏加工业实行国有化，对烟草、水泥、化学产品和炼油实行垄断。此外，不少国家的政府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事实上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第一，关税保护引起了各国的广泛重视。在整个19世纪，对外贸征税、特别是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是政府收益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对本国工业的保护。1877年智利实行征收10％的关税附加费，1878年又进行了较彻底的调整，规定税收普遍增加35％。但新法律体现了差别关税的原则，对机器、工业原料等的进口实行免税，这就使制造业得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智利政府为克服硝石出口大幅度下降的不利处境，调整了关税，保护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坚持以国内制成品代替进口商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比战争期间兴旺的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快3倍。（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关洲史》第四卷，第299～300页，第2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巴西的税收政策在1880年后有明显偏袒工业的趋势。1890年关税法对300种进口品的关税提高到60％。主要是纺织品和食品，而对用于民族制造业的进口品则削减了关税。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税约占巴西中央政府收入的60％，其中对棉纺织品的关税占很大部分。实施较高关税在客观上促进了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巴西的制鞋业也得到类似的保护，由于对鞋类制成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到1907年国产已经占全国鞋类消费总额的96％。（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关洲史》第四卷，第299～300页，第2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乌拉圭1888年税法规定，对所有进口品实行31％的关税，1912年又规定对原料、机器和运输设备予以免税。阿根廷1890年的关税条例在把某些商品列入免税商品表时，还对生产性机器和设备税率降低5％～10％，但与国内商品竞争的各种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税率则提高60％。
第二，以汇率政策作为关税保护的补充措施。阿根廷就倾向于执行有利于降低汇率的外汇政策。为了防止比索增值，阿根廷曾多次实行固定平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币贬值后，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从而起到一种变相的关税保护作用。巴西在汇率贬值期间，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就比外汇市场稳定时期更快。1878年智利决定放弃自由兑换，比索逐步贬值，由于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制造业得到发展。在秘鲁和墨西哥，也有类似的倾向，当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实行银本位时，本国白银的生产使它们可以扩大货币基数，同时降低索尔和比索的对外比值。
第三，出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制度变革。包括政治制度的日益稳定，行政机关的专业化，金融立法和金融机构的建立，政府为制造业提供刺激和补贴，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等等。
第四，基础结构部门现代化。铁路网的形成、电报线路的铺设，使全国（或地区）市场得到相对均匀的分布；通过这些发展起来的服务部门和其他公共事业，降低了工业注册成本，使企业从一开始就以较少的资本从事经营；改善港口设施则减少中间产品、资本货和燃料的成本费用；在许多国家，扩大公共设施意味着国营经济成分的增加。
第五，出口收益增长，这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出口贸易使国内利润和收益增加，政府收入和公共事业活动的规模均有增长。在除采矿业外的所有出口经济中，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意味着领取工资的部门和人员增多、货币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大。由此，对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
五 小结
通过以上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 把1930年作为拉美工业化开端是不妥的。依附论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促进了拉美的工业化，当拉美国家暂时摆脱了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时，它们才得到了发展。但事实上，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是在19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适应中心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的需求，在一系列有利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发展起来的。阿根廷到1929年已经具备所有拉美国家中最大的和最成熟的工业结构（纺织业除外）。巴西已经稳步地发展了工业基础，并利用了20世纪20年代的有利环境扩大了它的制造业能力。墨西哥在迪亚斯时期出现了一个工业投资的高潮，在革命年代过后又重新开始了小规模的投资。智利甚至在一次大战前就成功地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工业基础。乌拉圭是小国中惟一能被称得上是建立现代制造业的国家。秘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次工业投资繁荣期，尽管不久就趋于停滞。哥伦比亚的工业进步因缺乏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而被耽搁，但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重要的工业基础。这一阶段所发生的工业变革不仅强调以大机器代替手工业劳动和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而且还强调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工厂所固有的新的组织安排。如果说拉美国家30年代的工业化能得到较快发展的话，那正是由于过去已经建立起了较强的工业基础。1930年的外来不利冲击不可能在一种没有工业能力或不能维持工厂基本生产结构的经济中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所以，那种把1930年之前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忽略为零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拉美现代工业的开端至少应从19世纪70年代算起。
二 结构主义学派忽视1930年前拉美各国政府实行工业化政策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尽管明确提出工业化纲领的拉美国家为数极少，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包括体制的变革，基础设施的改善，甚至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在客观上为工业化提供了前提条件。1870年后，特别是一次大战期间，不少拉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的有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至少可以说，智利由于19世纪后期提出了注重实效的促进工业计划，并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自觉的需求管理，使制造业成为其经济中最有生气的部门。巴西政府在政策上对工业的关注也许大大超出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到20世纪20年代它制定的关税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基本上能够适应国内制造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当然，过分夸大1930年前拉美工业化的观点同样是不妥的。理由之一是，1930年前的工业化是出口带动的工业化，1930年以后的工业化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前一种工业化模式强调由外贸出口部门向制造业扩散资金和技术。出口贸易的扩大创造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环境，使国内利润和收益增加，政府收入和公共事业活动的规模增长，工资劳动者增多，市场需求扩大，从而吸引了资本与技术投入，建立起新的制造业。1930年前拉美工业化是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发生的，工业产出严重依赖于国内市场，而国内需求则与出口部门运行的状况密切相关，工业的成熟程度也与出口增长率和人均出口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理由之二是，确切地说，1930年前的工业化是一种自发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自觉的工业化。尽管有些国家的政府实行了提高关税和货币贬值的政策，但前者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后者在一些国家是为了应付经济周期，在墨西哥和秘鲁则是世界白银价格下跌引起的客观效果，并非出于保护制造业的主观目的。尽管有些国家提出了发展制造业的设想，但除智利外，多数国家的政府没有前后一致的连贯的发展制造业战略，在政府决策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代表出口利益集团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而非工业资产阶级。因此，按照结构主义学者的定义，工业化是由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推动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整个拉美看，它是在1930年以后才发生的。理由之三是，1930年前的工业化具有发展不平衡、总体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受外资控制等特点，民族工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基于上述理由，1930年前工业化取得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必定对同一时期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扩大拉美国家的生产能力，加速城市化，提高各社会集团的生活水平，导致现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乃至政治领域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工业化水平低、受外资控制等不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造成它的软弱性，同时也不利于社会平等公正原则的实现，工人大量失业、缺乏起码的生活保障和尊严，而为数极少的寡头集团成员手中则聚敛了大量财富，两极分化现象初露端倪。这两个方面的确是1870～1930年拉美国家存在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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