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什么关系？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起过什么作用，处于怎样的位置，算不算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及其关系时经常遇到而又意见分歧的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郭沫若等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所要处理并且得到了正确处理的也正是这些问题。历史学是基础科学，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是那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从中西文化及其关系的层面上系统地总结、了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他领域研究者们的经验，对于我们正确地处理中西文化及其关系问题，是有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指中国的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意味着前者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马克思主义很少相像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马克思主义是地道的“外来异物”。中国“国情特殊”论者主要就是强调这一点。在历史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他们给我国历史学划分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古典文献上论述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仅仅存在于欧洲、美洲，也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里。他们的研究切实证明了这个重大事实。中国社会历史从何处来，将要走向何处去，在人们面前显得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根据不在中国历史之外，只在中国历史运动之中。甲骨钟鼎文字和先秦以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表现的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演变，有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讲出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改变了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不是改变了客体的存在。反对者指责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削足适履”，“移史就观”，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否认这样的应用并非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只是依据科学观点来重新认识那些事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不能靠杜撰虚构成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是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恩格斯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里借用服装来形容民族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一个本来陌生的科学思想认识体系民族化，来发展、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工作。
在历史学领域——事情当然早已远远超过历史学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民族化了，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关键在于他们不去从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传统文化绝非是离开整个历史运动而傲然独立的怪影，它必然要跟着历史的新陈代谢而代谢，跟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演变。照永久固定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事情就会变成完全不可理解的。例如最近台湾有的知名人士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乍一看显得相当有理，并且人们也可以相信，这是从中国民族立场提出问题的。但是矛盾和疑问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文化”这个提法，不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包括在里面，意思明白，不止于弦外之音。在古代，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指两千年来汉文化中的孔子教义、儒家学说，这大概没有好反驳的。中国文化不能只有古代，没有近代。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什么？不管人们赞成与否，这样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占着近代中国文化主导的位置。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开宗明义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上又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欧美进化的三大主义和作为法国大革命旗子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西方文化，后来又都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40年代的重庆，一些人试图照儒家文化形象摹写三民主义，抹煞孙中山的学说取自西方，孙科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臆说。孙中山采择西方“三大主义”建立自己的学说，和中国另外一些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自己的学说，先后只差十年多一点。从它们的酝酿过程来看，几乎是同时的。固定地看待中国文化，把三民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统统排除在中国文化外面，试问这如何讲得通？
事实上，即使在古代中国，统治整个封建社会的孔子教义、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单纯。它一直是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且不说汉代以后儒学里面怎样渗加进去了佛、道的内容，我们只需看看从孔子讲“六艺”，到董仲舒调合阴阳家言，讲天人合一，再到朱熹专讲“四书”，宣扬性理，就知道后来的儒家学说与最初的孔学有多大的不同，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一定的思想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孔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多少有些缓慢的移动。儒学为了适应不同的时代生活，表面一直保持着它的框架，实际上不得不缓慢而又显著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封建的经济生活发生动摇，反儒学运动也就一个接连一个兴起。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最后宣告了儒学统治的结束。把思想文化作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承认历史发展、丰富了，民族文化也必然跟着前进、丰富，那么，依照中国文化来解决中国问题一类的提法，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对立、争论也就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原理已经融合到中国民族文化里面，并且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这是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文化的，是正确的。只要不割断历史，我们就会承认孔子、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主流。
中国自从进入近代，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接触起，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它们两者的关系，长时间里争论不息。旧的回答刚刚过去，新的问题又被提出来，或者旧话重提。目前这种争论正在进入新的一轮。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条件下出现的，而且不止在一个阵地上展开。关于《河殇》的争论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新一轮争论反映了中国和西方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的新形势，传递了大量新的信息。中西文化的强烈差异存在一天，中西文化如何结合的争论和讨论就不会停止。郭沫若以下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他们在中西文化及其关系上提出供我们思考的，说到最后，不外乎两条：第一条，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第二条，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汲取其中一切先进的东西。在今天，我以为，第一条我们应该坚持，第二条同样应该坚持。所以这么讲，并非无的放矢。崇儒尊孔、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声浪，在国外和国内可以感到洋洋乎盈耳。五四运动因为响起了“打倒孔家店”，而被批判为丢掉了中国文化，以至与义和团、红卫兵共举。倒转过来，主张全盘西化者正不乏其人，一些陈旧学说在西方老家早被遗忘，无人问津了，在中国又翻腾出来作为最新思想推荐给读者。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于当前的思想文化论说中。我们有理由正视它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那两种看法截然相反，所指出的事情又正相同，即拒绝或部分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西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原则观点，是明白无误的。
对于传统文化，没有人想一笔抹煞孔子和孔学。如果孔学只有不合理的一面，那就必须认为以往绝大部分的历史都是不合理的存在。人们的智力不会相信如此。就历史学来说，西汉今文经学中所包含的“大一统”、三世进化观和《礼运》大同理想等很有气魄、视野开阔的思想，至今尚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这不等于我们认为可以搬用孔学体系来认识和处理现实生活。不去用批判态度对待孔学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除了表示倒转历史车轮，难以表示别的什么。孔学保守、封闭带来的危害，近代的中国人、外国人不知讲过多少。严复大声疾呼：中国严重落后，根源在于教化学术乖戾，“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日本人远藤隆吉说，孔子是“支那祸本”。他们的严厉批评，在今天仍然值得引起注意。重新认识和批判对待传统的文化，才能产生新的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要和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距今一个多世纪以前。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矗立在地球上，资本主义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古典文献上的一些论点过时了，那丝毫也不足为怪。我们是从事科学探讨，决不能变成儒家经生的抱残守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这种关系在世界范围以内还没有成为过去。西方世界的社会历史学说不断翻新，如果讲覆盖、讲超越，从个别认识上看应该这样说，从总的观点看就不能这样说。在世界范围内，现在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历史学说，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先进的科学社会历史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只有凭借这个学说，并随时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来使自己不断获得前进。汲取“一切先进”的成果，是说我们的认识道途是永远敞开的，永远不会有“封顶”的日子。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涉及广泛的领域。郭沫若等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它所指出的事情是带普遍性的。有的研究者问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或者孕育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如前面所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已作出了回答。如果一定要列举出孔子教义、儒家学说里面，哪些东西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益和应当汲取，那必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照我的看法，孔学是讲治术、面对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是理性的，而非神学的；是有条件地主张变革，承认“穷则变，变则通”的；是追求对“道”即社会历史规律性认识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也”。而这一些，都符合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开放，积极接纳时代精神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就会像以往在东方文化中保有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一样，今后也将继续保有它的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这样说，当然并没有忽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同社会物质生产、经济生活这样那样的联系。它们的动作是双向的，它们大体上要荣枯与共，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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