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1]2001年在《汉语商品牌名的文化内涵及翻译》文中研究表明商品牌名（商标词）是广告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人们开始认识到好的商品牌名及其恰当得体的翻译对刺激消费和开拓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对汉语商品牌名及其翻译的研究就显示出其必需性和紧迫感。当前，已有不少中国翻译学者涉足此项研究，但是对商品牌名文化层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同时，这些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不足以对汉语商品牌名英译起理论指导作用。 考虑到这些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汉语商品牌名的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并借用社会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就此专题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以期为汉语商品牌名的英译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众所周知，好的商品牌名翻译需要辛勤复杂的工作和广博的知识，不仅包括语言学、翻译学的知识，还包括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美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知识。同时，商品牌名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种文化。那么，汉语商品牌名究竟有什么文化特点？在汉语商品牌名英译过程中应该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而探讨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才能跨越文化障碍，从而使译文具有原始商品牌名同样的功能。 文章首先分析了汉语商品牌名的特点，包括其基本功能、遵循的基本原则、构词理据及文化特点，然后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商品牌名英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作为汉语商品牌名英译的原则，并据此总结了一些基本的翻译方法，以便使得英译商品牌名在译文文化中收到预期的效果。 人们每天会碰到大量的商品牌名，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照它们所代表的商品来分，可以有服装类、饮料类、食品类、化妆品类、家电类和车辆类商品牌名等；按照商品牌名的文字构成来划分，可以分成专有词汇商品牌名、普通词汇商品牌名和臆造词汇商品牌名。然而，不论其分类何等复杂，商品牌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其功能、原则、构词理据和文化特点上。商品牌名各具特色，但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刺激消费和开拓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商品牌名大多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此外，商品牌名的命名经常遵循叁个基本原则，即：简洁性原则、新颖性0。差霎司叫 弧十s什N丁【Z窄自DVJ w（工寸 二丁二人丫”。。。、八！H工ER S IH叁S二S 原则和可读性原则。为实现其基本功能和遵循其基本原则，商品牌名的构成主 要受心理学、销售学、社会学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推动。同时，作为一种特殊 的实用文体和文化，商品牌名具有特有的文化特点，这些文化特点主要体现在 其语言符号的意义上，具体说来，包括其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这 些文化特点通常有其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商品牌名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障碍。一方面，这种障碍主要表现为不同语言系统中语言符 号的意义不对等。另一方面，这种不对等又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例如不同的 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联想意义等。 然而，尽管在汉语商品牌名英译中存在文化障碍，它们并不是不可跨越的。 除了差异性，汉英文化还存在很多共性，正是这些共性决定了汉语商品牌名的 可译性。但是，如果缺乏恰当的原则和翻译技巧作理论指导，也可能导致翻译 的失败。由此，本文提出了“功能对等”作为汉语商品牌名英译的原则，并在 此原则指导下总结了如下基本翻译方法：l）直译，2）音译，3）意译，4）直 译、意译和音译相结合，5）调整法，但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不 是适用于所有汉语商品牌名的英译的。在翻译时，我们必须谨慎灵活地选取恰 当的方法，以期使译文成功地再现其原始商品牌名的信息、美感和祈使功能。 总之，虽然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意义损失或失真现象，汉语商品牌名 仍然是可译的，而且在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些意义损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苏淑惠[2]1995年在《英汉广告修辞手法的比较与翻译》文中指出一切修辞手法在商业广告中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推销商品或劳务的目的。英汉广告亦然。或是利用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增强广告语言的情韵,使广告对象对推销的商品产生兴趣与好感;或是挖掘语言文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刻意塑造一种美好的形象,给人以启迪、联想,以激发对象的消费欲。但是由于受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制约与影响,英汉广告又各有自己的表现手法,形成各自的风格特点。通过英汉广告修辞手法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在广告翻译或国际广告制作中把握它们的特点,进行有效的转换或创作。本文主要从语言文字及文化特点两方面来探讨英汉商业广告中常用修辞手法的异同及其翻译。
赵征军[3]2013年在《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着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叁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肖开容[4]2012年在《翻译中的框架操作》文中提出本研究定位于Holmes翻译学图谱中的“过程导向”描述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关注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条件所限,该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并未取得预期的目标,进展甚微。不管是翻译学本体研究的完整性,还是临近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要求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有新的突破。近年来,认知科学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了更大可能。由此,本论文拟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领域的框架理论为视角,探索译者的翻译认知过程规律,提出翻译认知操作模式,并以中国古诗英译为例,验证翻译认知过程理论模式的有效性。本研究以叁个理论假设为前提：一是框架所表征的知识系统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理解的背景参照。二是框架的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读者理解困难的根本原因,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差异进行认知操作加以解决。叁是译者的翻译过程不只是语言形式上的转换,也不仅仅是符号转码的过程,而是在概念层次上的认知操作过程。以这叁个假设为前提,本论文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译者如何调用信息资源,如何进行认知运作,解决读者由于知识系统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困难?第二,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选择的认知过程、机制和基本模式是什么?第叁,诗歌翻译,特别是中国古诗英译中译者的认知操作有何体现,这对于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递有何启示?认知翻译过程观如何看待诗歌翻译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论文从已有翻译认知过程理论模式的评析出发,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的成果和不足,提出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即以框架理论为视角探索译者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操作问题。论文在回顾框架理论在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框架的概念、构成和基本属性进行了界定,然后提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随后以该框架操作模式为指导,分析中国古诗英译中译者的框架操作方式和视觉化的框架操作路径,并以一首诗的多个译本为样本,论述了译者选择对框架操作的实现,最后在翻译框架操作理论模式下对中国古诗英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认知阐释。围绕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大致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共分为十章。第一部分为本研究的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第二章为认知视角的翻译过程理论模式回顾,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意义阐释模式、信息加工模式、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模式、知识论模式、关联认知模式和认知努力模式进行了评述,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发现和不足之处,提出有必要从认知语言学有关意义的百科知识观出发,探究知识系统在文本理解和翻译转换中的作用。第叁章为框架理论与框架视角翻译研究综述。对语言学以外的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语言学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的框架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特别对Fillmore框架语义思想演化过程以及认知语义、认知语法、话语分析、自然语言处理、词典编撰等领域的框架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为框架视角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接下来重点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框架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探索。这些探索说明框架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优势,但是没有着力对译者的翻译认知过程进行详细描绘和分析,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将框架视角的翻译研究落脚于对译者处理知识系统差异的认知操作的分析上来,由此奠定本研究的基本理论目标和研究取向。第二部分为研究的主体,提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第四章在对框架与相关术语进行区别的基础上,给出了框架的工作定义,然后对框架的构成和属性做了论述,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提出翻译中的框架操作理论模式。首先概括性描述了框架理论视野下的翻译认知过程,其核心为框架操作。接下来分析了译者框架操作的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将译者的框架操作分为两种情况,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和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前者指两种文化间存在框架对应的情况,后者指框架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包括四种类型：一是框架内部操作,包括框架成分更换、框架成分增添与删减、框架关系改换；二是框架层次调整,即在两种文化间存在对应的框架层次上进行翻译转换,解决框架对应空缺问题；叁是框架视角改换,即对观察者视点、焦点、前景/背景的调整；四是框架移植,即将负载原文文化信息的框架直接移植到目标语言文化中。第叁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以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为理论指导,论述中国古诗英译中理想化和非理想化框架操作的具体方式。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是解决中国古诗英译难点的主要认知操作方式,也是创造性翻译的主要体现,是本章论述的重点。主要从框架成分更换、成分增删、层次调整、关系改换、视角更换、框架移植六个方面论述,通过分析论证说明框架操作是译者处理文化信息差异造成读者理解困难的认知策略。第七章论述翻译中框架操作的认知路径,即视觉化。在翻译中,译者通过视觉化激活框架及其成分,在头脑中形成有关框架对应的场景及其元素的心理画面,再对这些元素进行框架操作。视觉化框架操作包括场景再现、场景重构、视角转换、转喻隐喻操作等。第八章为个案研究,对《天净沙·秋思》的八个英译本中译者的翻译选择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首先论述译者选择是对框架操作的实现,然后将八个译文分为叁组,即散文译本、诗体译本和模仿原文诗体译本,分别论述这叁组译本的译者在框架成分更改与增删、框架关系改换、框架视角调整等方面所进行的框架操作。这些分析说明,文本类型的选择制约译者的翻译选择和框架操作模式,而译者的翻译选择所体现的框架操作方式对译文效果和读者的解读空间都有影响。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九章讨论诗歌翻译的基本问题,从框架操作模式出发,对诗歌的可译性、文化差异与中国古诗英译和诗歌翻译的对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和界定。第十章为结论,回顾全文内容,总结本论文基本结论、主要贡献、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译者的翻译过程是进行认知操作的过程,知识系统差异和缺失是造成译文读者困难的根本原因,框架作为知识系统的概念表征,是意义理解的背景参照。译者通过激活框架来获取和调用认知资源,并通过框架操作来解决读者因知识系统差异和缺失造成的理解困难,视觉化是框架操作的认知路径。框架操作体现于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策略中,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为诗歌翻译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梁晓彤[5]2016年在《隐喻性品牌名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在参与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品牌名的选取是一项重要且复杂的工作,不仅要考虑语言环境、文化差异,更应关注目标市场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与偏好。作为品牌服装的名片,品牌名是第一时间向受众传达理念与信息、形成品牌第一印象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品牌命名是一个将文化与产品相联系的过程,为品牌传递着一种形象价值,使命名产品进入人类的文化视域,成为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有形或无形实体。然而面对众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会基于哪些因素考虑,具体是哪些文化价值观能够影响消费者,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企业品牌命名以及开拓新的目标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指导并有助于企业的营销活动。本文通过对品牌命名、消费者认知、隐喻、社会文化因素等理论的研究,从语言学视角,结合社会现状,分析海派服饰品牌的中英文命名规律;依据眼动实验和SPSS软件数据分析;同时,结合消费者问卷调查,以海派女装品牌名为例,对品牌名感知后产生的联想,从态度形成、行为倾向、品牌记忆解析消费者对不同命名方式的认知与偏好,并与眼动实验客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而后,从社会文化视角,以原产国效应和民族中心主义为影响因素,分析消费者对品牌态度的差异,以及企业在命名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成果:①了解海派服饰品牌现状,获取品牌相关信息,从“中文名”及其对应的“外文翻译方式”两方面总结品牌命名的语言学规律;②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命名方式与现有的品牌命名规律较为一致,“中式命名法+音译翻译法”在品牌名组中占比多,受到消费者喜爱;③受原产国效应影响,品牌时尚感知度方面,大部分消费者对使用洋式名称(外文命名)的品牌评价高于中式名称(中文命名)的品牌;④民族中心主义情感的强弱并不影响被试者对品牌的评价,而憎恶情感,尤其被试者受到相应新闻事件刺激后,会影响被试者对品牌的评价。综上所述,本文进行的隐喻性品牌名对消费者认知研究,为品牌企业提供了品牌命名规律,有助于服装企业更有效地了解消费者对品牌名的认知与偏好,进而为品牌企业命名、更名活动提供借鉴。
罗瑜珍[6]2008年在《浅谈商标牌名的翻译和应注意的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标牌名是商品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翻译不仅涉及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还涉及到消费需求、消费心理、销售等众多方面,因此具有相当的难度。商标牌名的翻译主要有音译、意译、音意结合与转译等方法。商标牌名的翻译应注意语言、文化差异,符合风俗习惯,满足消费者需要,把握消费心理等。
向琼[7]2006年在《品牌名称的偏离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品牌名称是品牌中可以用语言称呼或念出来的部分,是品牌的核心要素。品牌名在产生和使用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偏离现象,我们的目的就是,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出发,把众多品牌名所采用的偏离技巧以及存在于商界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零度偏离意识,总结成规律转变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原则。零度偏离是修辞学中的一对基本概念。本文不仅把零度偏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且结合四个世界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品牌名的偏离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首先,从语言世界(语音、词汇、语法、语体)、非语言世界(物理、文化、心理)的角度静态地描述了品牌名的各种偏离现象。然后,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分析了零度、正、负偏离之间的动态转化。论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状况、研究方法及意义。 第二、叁部分 主要是对四个世界中品牌名的偏离现象进行研究。 第四部分 研究零度、正、负偏离之间的相互转化。 第五部分 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总结概括。
金蓓莉[8]2008年在《中国品牌名称命名中的消费文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作为探究的基础,以总结品牌名命名规律为切入点,运用文化学及语言学的方法剖析中国转型时期大众消费文化现象,论述中国消费文化的特点,丰富转型期中国的消费文化理论。本文所涉及的理论文献比较丰富,大量的波德里亚“消费文化”理论资料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为继续探讨中国社会中符号消费奠定了比较好的理论基础。而波德里亚所强调的符号消费的欲望逻辑、符号消费的社会分层逻辑和符号消费的社会景象并不能套用到中国社会的消费状态中去,因为中西方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新旧文化交替演变以及人们的心理转变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把握符号消费与社会整体的互动关系,将是解开中国社会消费文化脉络与走向的关键。在对中国的消费品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后,本文选取了每个历史时期中大众生活中最具有消费特色的六类产品,根据可靠、客观的语料来源建立了品牌名数据库。在科学的数据库基础上,以语言学要素作为切入点,整理和概括品牌名在音节、声调、品名结构、语义、功能词的使用情况等方面的特色和规律。并试图从品牌名命名这个消费社会中的微小角度,尝试梳理中国社会的符号消费的模式、探寻品牌名命名在这种模式中的生存状态、寻求符号消费与中国品牌名命名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够对中国消费文化的特点有所认识。
陈明明[9]1994年在《试论词汇的文化内涵与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词汇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人类学家可以根据某一种语言的词汇复现该语言使用者的生活景象,来追溯前人的足迹.比如,他们根据“治疗”、“巫术”和“念咒”等词语认识旧石器时代人的实践和精神生活及其他方面.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做了十分细致的分类,在他们的语言中有许多有关雪的词.又例如,moonwalk(月面行走),softlanding(软着陆)等新词的出现,表示了人类成功登月的开始.heart—man(换心人),test—tube baby(试管婴儿),hovercraft(气垫船),aerotrain(悬浮火车)等新词汇的出现无不是当代医学、交通等各领域科技飞速发展的一种文化表现.我们知道,美国人非常熟衷于棒球(baseball),在他们的语言里就有许多有关棒球的词.拿hit来讲,在棒球赛中是“安打”(打击、命中之意)、常引申为热门、轰动一时的成功.如,
吕璀璀[10]2008年在《等效翻译原则与中英商标词的翻译》文中研究说明同任何翻译一样,商标词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到语言规律、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和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商标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商标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商标源语接受者对商标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在翻译商标词时,译者应在等效翻译原则的指导下,尽可能将商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功效特色等效地传达出来。
参考文献：
[1]. 汉语商品牌名的文化内涵及翻译[D]. 王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英汉广告修辞手法的比较与翻译[J]. 苏淑惠. 福建外语. 1995
[3].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D]. 赵征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4]. 翻译中的框架操作[D]. 肖开容. 西南大学. 2012
[5]. 隐喻性品牌名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研究[D]. 梁晓彤. 东华大学. 2016
[6]. 浅谈商标牌名的翻译和应注意的问题[J]. 罗瑜珍.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7]. 品牌名称的偏离现象研究[D]. 向琼.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8]. 中国品牌名称命名中的消费文化现象研究[D]. 金蓓莉.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 试论词汇的文化内涵与翻译[J]. 陈明明. 丽水师专学报. 1994
[10]. 等效翻译原则与中英商标词的翻译[J]. 吕璀璀.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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