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驱动型创新机理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创造人类福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创新。创新的本质是执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获得创新租金。设计作为产品和人之间沟通的语言，直接担负着创造性组合生产要素任务，占据所有产品和服务开发过程的要津[1]。Utterback和Abernathy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较早地探索了设计在产业创新周期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这一重要概念[2]。U-A创新模式认为，主导设计不仅是产业创新浪潮中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分水岭，而且是企业争夺产业领导权的制高点。随着主导设计的出现主导设计壁垒机制将派生出一系列市场进入壁垒，通过控制和主导技术轨道与市场偏向，实现有效阻止后进入者进入的目的，因此主导设计壁垒机制也就成为了新兴企业希望通过集成创新或者是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二次创新”，实现产业领导权争夺的最大障碍。
传统创新理论认为主导设计的竞争力源于技术学习和市场需求研究这两大要素，因此Dosi总结了两种主流产品创新模式：技术推动型创新模式和市场拉动型创新模式[3]。技术推动型创新突出技术在产品功能开发中的主导作用[4]；而市场拉动型创新则强调客户需求[5]、客户体验以及领先用户[6]，在渐进性创新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近十年来，苹果、谷歌、任天堂、三星、Swatch手表、星巴克咖啡等一大批新兴公司成为行业最耀眼的创新企业，成功的背后不仅仅源于高超的技术学习和市场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设计过程中高度重视对社会文化的深度挖掘。如苹果公司从iPod开始，推出的每一款产品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卓越的设计创新能力使苹果公司产品大大颠覆了消费者对传统产品的惯性预期，实现产品意义的突破性创造，甚至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谷歌的搜索引擎虽然一向以其高效著称，但是创新管理大师Utterback却认为，在搜索引擎的竞争中谷歌之所以能击败雅虎，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谷歌的页面更简单实用，完全符合“简单就是伟大”这一深层次文化需求。鉴于社会文化挖掘演变成为继技术学习、市场研究以外的第三大要素，Verganti认为，设计驱动型创新是在传统的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创新模式[7]。在设计驱动型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由产品语意的创新带动着技术和市场的创新拓展了主导设计竞争的内涵和外延。强大设计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对现存技术元素、市场需求和社会文化元素的创造性组合来形成创新性的产品解决方案，不仅实现文化、技术和市场需求浑然一体的新产品，也形成了新产品的产品标准，吸引众多配套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追随，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
特别有意义的是：重视文化挖掘的设计驱动型创新模式，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在新形势下实现创新驱动提供了新型的发展方向。欧洲九国联合成立的“低科技企业的政策和创新”项目组(PILOT，2003，2005，2006)研究也证实，中低技术企业虽然很难在技术研发上与高科技企业竞争，却能在基于社会、经济、文化知识的设计竞争中获得优势，设计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是他们的取胜法宝。因此，本文基于设计能力的研究视角，梳理了影响设计能力的学习行为要素；并通过构建“行为—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分析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内部机理和作用路径。本文旨在为我国企业拓展产品创新途径提供新思路、为争取产业领导权提供参考，并为丰富创新理论做出贡献。
1 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将设计这一传统概念重新界定，并引入到创新研究中[7][13]。2000年之后，针对设计创新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Utterback专著《设计激发创新(Design-inspired Innovation)》[8]，探讨设计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开拓性意义；Verganti明确界定了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内涵[9]，奠定了理论发展的基石。尽管当前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较少，针对我国企业的研究则更少[10]，但是设计驱动的新型创新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从要素和效率驱动转型到创新驱动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所以本文将从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概念和内涵、设计能力、影响设计能力的因素、创新绩效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探索设计驱动创新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奠定理论基础。
1.1 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设计的内涵。设计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人类行为。设计的拉丁文为“De+signer”，意为制造某种产品，并用标价加以区分，赋予产品意义[11]。设计的本质就是让产品具有意义。Verganti认为，产品意义就是用户购买产品的理由[7][9]。产品意义是设计初始阶段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品语意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产品语意学是一门研究人造物体在使用情景下的象征特性，并运用符号学原理将其运用到设计中的科学。Chiva和Alegre则在整合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设计是人类有目的地运用创造力的过程。所以，设计的内涵可以认为是有目的地运用人类创造力，整合技术、市场和社会文化要素，实现赋予产品意义的行为。
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概念。Verganti以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正式提出设计驱动式创新的概念，并认为它是一种面向产品语意的创新[7]。Ravasi和Lojacono也提出了“设计驱动式革新(design driven renewal)”的概念，强调企业需要面向设计功能，来对设计过程和组织结构进行重构[12]。Utterback等人提出“设计激发式创新(design inspired innovation)”的概念，指出设计可以理解为一种创新整合的过程，其整合对象包括技术、市场需求和产品语意三方面[8]。本文继承Verganti的概念定义：设计驱动型创新是产品传递的信息及设计语言的新颖程度超过了产品功能和技术的新颖程度的创新模式[9]。
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内涵。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要素的重新整合过程，其整合的对象为来自技术、市场需求、产品语意三方面的知识。Verganti认为，设计驱动型创新是在传统的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创新模式，它是在设计驱动型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由产品语意的创新带动着技术和市场创新的新型创新模式[7]。Utterback等也提出设计在创新中起到整合技术、市场和产品语意的作用[8]。Verganti进一步指出产品意义的创造才是设计创新的本质[9]。可见，设计驱动创新强调从产品与人、产品与社会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用户购买使用产品的深层次心理和文化的挖掘，实现产品意义的突破性创新。
1.2 设计能力
Ivanez认为设计过程包含文化主导和技术主导两个阶段：文化主导阶段分析消费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态度，决定产品性能；技术主导阶段对第一阶段产品属性进行创造性解析，确定产品的技术解决方案。Christensen指出与设计相关的两种能力是功能应用能力和美学能力[13]。Rindova和Petkova认为设计者可以在产品的功能性、美学特性和符号性三方面进行选择[14]。因此，本文从语意设计能力和产品功能设计能力两个角度分析设计驱动创新能力的要素。
产品功能设计能力。Umeda等认为功能应贯穿设计始终，它满足的是用户的使用需求。Roy等认为产品设计中有7个维度的贡献，分别是采用新的技术、提高产品性能、使产品易于使用、产品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风格、质量、成本[15]。Chiva和Alegre认为设计需要给产品一个良好的结构，以容纳各种元素、材料、组件等[16]。所以，本研究采用“产品技术的适用性、产品性能和质量的优越性、产品结构和成本的合理性、产品的易用性、产品的通用兼容性”五个变量来诠释产品功能设计能力。
产品语意设计能力。Verganti认为，设计驱动式创新主要是通过产品语意的创新。新的产品意义的开发设计，强化了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理由。产品意义包含人与产品的关系、环境与产品的关系、生活方式与产品的关系[7][9]。Bruce认为，产品设计必须考虑消费者习俗和审美的问题[17][18]。Chang和Hsu提出，产品设计应该考虑好的品味、适于消费者的生活习惯、适于当地文化、有助于健康和环保等因素[19]。所以，本研究采用“产品对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影响力、产品对消费者社会形象的提升力、产品帮助改善消费者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产品符合消费者审美和习俗的能力”四个变量来诠释产品语意设计能力。
1.3 影响设计能力的行为
任何产品都兼具功能性和社会性，因此创新过程中必须通过设计对两者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技术、社会文化和市场需求的匹配。所以本文把技术知识学习、市场需求研究和社会文化知识挖掘三种学习行为，界定为影响设计能力的主要行为要素。
技术学习行为。Jensen和Lundvall总结了两种主要技术学习模式，一是基于经验的技术学习(DUI-mode：learning by doing,using and interaction)，指在企业现有技术能力的支持下，员工把遇到的技术问题，通过自主研发或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研发，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技术创新。二是基于科学研究(STI-mode：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也即以研发为基础的创新，其创新过程就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试制、生产制造直至商业化。两种创新模式的共同点，都是基于企业对内外部知识的吸收和利用。另外，在设计驱动型创新中设计师扮演者技术经纪人的角色，所以本研究采用“基于DUI的学习行为、基于STI的学习行为、设计师的技术经纪行为”三个变量来诠释技术学习行为。
市场需求研究行为。强大的技术能力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却并不是充分条件。Christensen认为，在技术上高度创新的产品不一定能被市场所接受，技术上的领先未必带来市场上的成功。经济学习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视角研究市场行为。市场需求主要是由有需求的人、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市场需求研究主要针对客户群细分与定位、激发与培养客户的需求、基于客户的支付能力来制作适销对路的产品三个方面展开；市场供给方则主要由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组成，研究重点是市场竞争力。Von Hippel研究指出领先用户对产品创新具有积极作用[6]。所以本研究采用“客户细分与定位、客户需求、客户支付和习惯、领先用户、市场竞争力”五个变量来诠释市场知识研究行为。
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Verganti认为，通过传统的市场调研和用户研究所得到的市场需求知识，只能带来产品性能和产品形态的渐进性改进，而不能带来全新的突破性的创新[9]。产品不仅具有功能性，还具有社会文化性。文化信念和社会行为，创造和深化了意义框架(frame of meaning)，这些框架界定了人们使用什么样产品，怎样使用产品，而且产品中的文化代表了使用者的身份，表达了具体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赋予设计师更多的设计创意。社会文化知识学习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对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在社会文化模式研究基础上对社会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所以，本研究采用“社会文化模式研究、未来社会文化模式预测”两个指标诠释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
1.4 创新绩效
设计驱动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经达到中外很多学者的证明，例如Gemser和Leenders研究发现，对于新采纳设计战略的企业，设计强度对绩效正影响更明显。Cooper和Kleinschmidt以十项指标的三个层面来衡量新产品的绩效：财务绩效(相对利润、利润和利润目标、销售额和目标销售额、相对销售额、营利水平、投资回收期)、机会窗口、市场份额等指标[20]。所以，本研究采用“新产品开发速度、新产品开发成本、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市场份额占有率、创新机会把握”五个指标诠释创新绩效。
2 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Verganti提出的设计驱动创新模式，高度重视社会文化挖掘在产品创新和主导设计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由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带动着技术和市场创新能力提升的新型创新模式，其中设计能力是连接社会文化、技术和市场的纽带，设计能力主要包含产品语意设计能力和产品功能设计能力两个关键要素，最后影响产品创新的绩效。因此，本文构建了“行为—能力—绩效”三阶段研究框架(见图1)，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图1 设计驱动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框架图
2.1 研究变量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新产品创新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和影响设计能力等三方面学习行为评价指标，总结组成了本研究相关变量一览表(见表1)。
2.2 理论假设
根据“行为—能力—绩效”三阶段设计驱动型创新的理论研究框架(见图1)，本文提出如下11项假设：
H1：技术知识学习行为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H2：市场知识研究行为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H3：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H4：技术知识学习行为与产品功能设计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5：技术知识学习行为与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6：市场知识研究行为与产品功能设计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7：市场知识研究行为与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8：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与产品功能设计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9：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与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关系；H10：产品功能设计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H11：产品语意创新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按照Podsakoff和Organ以及Lee等人的建议，本文在问卷设计中，没有说明研究的内容和逻辑，问卷中也没有出现设计能力假设量表和创新绩效的题名，以防止回答者得到可能的因果关系暗示，以减轻回答者的主观倾向。
3.2 样本和数据收集
总体和样本。凡是能够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单位都是本研究的分析单位，组成了研究样本的理论总体：第一，要求样本企业是以创新驱动的工业企业。第二，要求样本企业近五年至少实施过一次以设计驱动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本研究按照浙江省行政区划，分块确定180家技术创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答卷者选择。为避免出现信息失真，本文除了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对问题表述方式进行优化以外，选择的答卷者限定为主管新产品开发副总经理、新产品开发部经理或产品设计师三类人员。
问卷发放和回收。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主要通过会场途径进行问卷发放和当场回收。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共收到反馈回来的问卷180份。通过对回收的180份问卷的初步检查，得到实际有效样本177份。
3.3 效度和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本研究以Cronbach α系数作为评判标准，从量表的构思层次化入手，根据其内部结构的一致性程度，对量表整体和子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保留在变量测度题项中的题项对所有题项(item-total)的相关系数大于0.6，各潜变量的测度变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都达到了0.7以上，符合所有题项相关系数应大于0.35，Cronbach α系数值在0.7以上的判断标准，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信度较高，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结构一致性，具体见表2。
效度检验。本研究的问卷是经过相关文献研究结果总结、试调查两个阶段确定的，量表既概括了创新理论、新产品开发理论、设计驱动创新研究的既有成果，又结合了当前新产品创新实践，因此认为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4 实证研究
4.1 相关分析
本研究运用SSPS19.0对回收问卷选择了Pearson相关法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所有假设符合进一步做回归分析的检验要求(见表3)。
4.2 结构方程分析
李怀祖指出，结构方程式集多元回归、通径分析等数据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弥补回归分析的不足。因此，本研究运用AMOS统计分析，对设计驱动型创新的内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对回收问卷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分析过程包括初步模型拟合、模型修正与确定两个阶段，在删除了“社会文化挖掘与产品功能设计”路径后，模型的拟合参数х[2]/df.为1.87(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3；RMSEA为0.067，小于最高上限0.1；TLI分别为0.869，接近0.9；CFI和IFI分别为0.923、0.922，均大于0.9，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再从测度模型中潜变量的估计参数来看，所有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适中，且C.R.检验值基本都大于1.96，参数估计的标准差都大于零，表明模型满足基本拟合标准(见图2)。
图2 设计驱动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模型拟合结果图
4.3 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产品语义创新能力和功能设计能力到创新绩效的两条路径，通过了假设检验；但是文化知识挖掘对产品功能设计存在正相关的假设H8不成立。所以，创新企业基于设计的新产品创新主要存在五条路径：社会文化知识挖掘行为→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市场知识研究行为→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创新绩效；技术知识学习行为→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创新绩效；技术知识学习行为→产品功能设计能力→创新绩效；市场知识研究行为→产品功能设计能力→创新绩效。
5 研究结论
5.1 结果启示
首先，证明了设计驱动创新模式在我国企业产品创新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Verganti和Utterback提出的设计驱动式创新模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设计驱动创新模式在我国企业产品创新实践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还表明，企业的设计创新能力可分为产品语意创新能力和产品功能设计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对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很多案例也印证了实证研究的结果，例如吉利集团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美人豹跑车，其都市休闲跑车的产品设计定位，彰显了现代时尚、个性化、成本节约的产品寓意，获得中国工业设计特别奖；万事利集团开发的青花旗袍，蕴含了文化简约大气的中华服饰文明，成为2008年奥运礼仪服饰；三维通信开发的通信基站生态天线，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题，获得了通信运营商的大力追捧。
其次，发现新产品开发中功能设计能力和产品语意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结果失衡。我国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在核心设计创新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既体现在存量方面，也体现在结构方面，结构上的差距则主要体现在“语意创新能力和功能设计能力”的失衡上。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新产品开发中功能导向特征相对明显。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由产业的特点决定，不同行业对设计创新资源的配置要求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设计驱动创新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吉利集团产品开发项目绝大多数人员还是针对功能，也是一个佐证。
第三，倡导高度重视社会文化知识挖掘在新产品创新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创新的成功，产品语意创新能力也是关键能力，产品语意创新能力不仅源于对用户显性需求的响应，更重要的是对用户深层次心理文化和心理需求的挖掘。上海世博会上《电子清明上河图》产生的轰动效应，源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高度融合。中华民族具有六千年璀璨的文明，曾经创造园林、书法、陶瓷、字画、美食等丰富的产品寓意手段，积累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诸多智慧，如何在产品创新中融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摆脱西方技术唯上的思维惯例，探索多模式的创新途径，对构建创新驱动型国家意义深远。
5.2 研究局限
本文在梳理Verganti和Utterback设计驱动创新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验证了设计驱动创新模式在我国创新实践中的存在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设计创新能力的两个关键要素：功能设计能力和产品语意能力，并发现了功能设计能力和产品语意能力两大要素的失衡是制约设计驱动创新绩效的重要原因，这些或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但是，本文也存在如下研究局限：首先，设计驱动型创新本质上是开放式创新，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创新网络的高效协同，实现技术、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知识学习、吸收和利用，同时需要与企业外部设计网络、技术合作网络和市场研究网络的高效协同，本文没有从创新网络视角对设计驱动型创新进行深入研究，是本文的一个局限；其次，本文提出并验证了社会文化挖掘对于提高产品语意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没有深入分析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过程和利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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