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学的科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3-0091-05
历史学的科学化一直是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无数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时至今日，可以说历史学已在科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历史学的科学化也有两重性：它既给历史学带来了声誉，也给历史学带来了不少损害。充分认识这一点，避免其在科学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有利于历史学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
一
谈到历史学的科学化，首先应该指历史观，但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所以，本文所说的历史学主要是指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所谓“历史的科学化”也是狭义的，它包括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反映不同时期西方史学家对于历史科学化的不同认识。在19世纪，历史的科学化是指弄清历史事实，忠实于历史事实；在20世纪，主要是指新史学家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引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达到历史学科学化的目的。两层含义指的都是史学本身层次的、属于史学方法论的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寻求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其先驱和代表是德国的兰克。兰克力图把史学提升成一门独特的“科学”，加上他在历史研究上的巨大成就，使他获得了“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美称。以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史学，以研究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它要求对史料作严谨的考订，力求在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为此，它要求史家保持“客观”、“中立”，通过客观地描绘、叙述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兰克深信，只要搜集到大量史料，并经过严格的考订，辨别真伪，就可以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做到“如实直书”，因而他建立了一整套考订与辨析史料的被称为“外证”和“内证”的科学方法。兰克和其他传统史学家还根据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应该指出，弄清历史事实，忠实于历史事实，是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和最起码的条件，因而传统史学在使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学科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然而，传统史学所起的作用虽然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必须的，但它主要集中在研究史料的技术方面。由于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史料的范围又主要限于文献资料，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至于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有关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以及大众文化的历史都不是历史研究感兴趣的，这样就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了、贫乏化了，同时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历史仅仅看成历代伟人的传记。“这种历史肯定使历史学家的眼光狭窄”[1]，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仅超不出政治史的领域，而且往往钻进比较狭窄、琐细的问题中去。这样即使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搞得十分精细，也往往是见木不见林，妨碍史学家对历史作出科学的结论。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不能脱离史料去即兴臆造。“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2]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但基础不等于全部。我们必须强调历史的真实，因为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科学性，真实性是科学性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性归结为真实性。因为科学性比真实性更高、更深刻，它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实过程，而且要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客观历史过程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被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掩盖着的，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如果说，在历史学作为近代科学学科形成初期，强调史料及对其严格考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单纯坚持这点就不仅远远不够，而且会起阻碍作用了。
西方传统史学虽然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很多传统史学家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去做。根据实证主义的精神，确定事实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阶段，它的第二阶段便是发现规律。传统历史学家们自己大多数都非常高兴去进行确定新的事实，但不踏上第二阶段。因为在他们看来，规律是抽象的，无法用事实加以证实。历史学家只需集中对过去进行具体的研究描绘，“史料本身会说话”，不需要史家去解释。但是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之所以然，则是另外一件事。“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3]过分夸大史料的作用，把历史学实际上等同于史料学；忽视解释，史家实际上成了史料的奴隶，可以说这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最大弱点。
西方传统史学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轻视理论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学只是一种记录和叙述的科学，似乎占有史料，弄清史实，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就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他们埋头于深奥的探索，穷究细枝末节。他们深信，不管他们的工作多么专门化，都会自动地产生实际成果。这种倾向试图把规律性和一般概念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不赞成对历史进行宏观研究，这种轻视理论概括，忽视宏观研究的倾向，有碍于历史科学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也影响其学术价值的提高。如果历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史料的搜集，史实的考订和事件的叙述，不进行归纳和概括，从微观领域上升到宏观领域，不借助于理论思维从历史现象中揭示历史过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便无从认识总的历史进程，无法窥见历史的全貌和整体，而且就连对于个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也很难予以正确的说明。
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史学忽视历史认识论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割裂开。传统史学强调，历史学家只需要机械地把现成的历史事实从史料中搬到他的著作中去就可以了。他不仅不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评价”、“综合”、“思索”，而且要努力避免这样做。因为在传统史学家看来，这样做就会影响研究者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传统史学完全割裂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机械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立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忽视历史认识特点的缺陷。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客观的事实一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离不开史家的主观认识。这里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永远是相结合的，分不开的。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必将在其史学研究中产生影响，历史研究的具体结果具有相对性。[4]传统史学所标榜的“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全部丧失，并引发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效益的空前危机。
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传统史学的成就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理论假设也受到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严厉指责。“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到20世纪30年代，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开始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而且只不过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5]。在新史学家看来，单纯的叙述、描绘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不能说明深层的动因，因而不能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新史学强调概括，主张结构分析，突出理论，其途径主要是使史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接近，从后者借用理论和方法。通过这种跨学科方法的途径，以达到史学的科学化。
新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70年代，新史学已占压倒优势，取得了西方史学界的统治地位。西方新史学虽然成分复杂，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但它在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征。新史学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新史学的主要代表年鉴学派认为，新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甚至提出“历史无界限”的想法。到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西方激进史学家又进而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口号，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新史学主要是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从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而公开承认史学家主体的作用。
新史学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开创了新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对此，学界识者已作过以下概括：“首先，新史学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开阔了史学的空间视野，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新史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而将研究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因为任何政治、外交与军事行为都不可能不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缺乏对于相应社会的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任何单纯的政治史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新史学摆脱了传统史学只关心社会上层活动的精英史观的束缚，而将焦点移向平民百姓，研究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历史经历；新史学突破传统史学囿于民族国家史研究的空间限制，倡导并实践超越国家界限的大范围地区性研究，空间视野的扩大提高了史学研究的水平，为解决某些历史悬案提供了可能。其次，新史学对传统的历史档案和考古史料不仅没有抛弃，还开拓了新的用法。此外，新史学还应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开发了大量新史料。第三，新史学挖掘出一些不为前人注意的‘潜在的’的历史事件或因素。传统史学所描述的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这些事件均有历史文献记载，其历史性一般为其参与者和同时代人所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显在的’事件。另有一类历史因素与此不同，其历史性不为其同时代人所意识，也没有历史文献对其加以记载，这就是‘潜在的’历史因素。比如历史上的人口状况、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情况、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家庭和人们生活的状况等等。第四，新史学重视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传统史学描述历史事件时一般只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深究‘为什么’，因此对历史中人的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涉及较少较浅；新史学则注重历史的‘为什么’，从而广泛涉及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第五，新史学提高了史学阐释的精确性。新史学通过应用计量方法以明确的数量化概念代替某些传统的文字描述，消除了某些史学著作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新史学由于广泛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使史学原来习惯应用的一些概念规范化，同样也提高了史学阐释和表述的精确性。”[6]
然而，尽管新史学取得了比传统史学更为巨大的成就，但同时它也有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史学的第一个危机是“碎化”。所谓“碎化”，是指史学在研究内容方面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之后出现的过度专业化和分散化，所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小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乃至整个史学呈现出无形无序的状态。历史被新史学家无限地切割得支离破碎，成为“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传统史学是凭借直觉以时间为轴线对往昔政治事件的叙述，现今的新史学则有很大一部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对往昔社会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计量方法加以分析和解答。前者是叙述性的事件史，后者是分析性的问题史。这种问题史学以新方法和新资料来解决某些前人不敢想象的问题，但问题史在时间上多是静止的，只研究事情在时间的某一点上的状态；在范围上往往是狭窄封闭的，不涉及所研究问题发生的环境和其他因素。同时各问题史研究之间毫无内在的联系，不仅各自具有其独特的着眼点，而且各自使用独特的技术方法，呈现一片散沙的状态。传统史以民族国家为范围，以政治为主线来撰写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的历史；新史学打破了这些框框，于是兴起了多种多样的流派和分支学科。但什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呢？这在新史学家中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往往各自片面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这样，各史学派别分别强调自己关心的历史侧面或问题，而缺乏大体一致的历史观，结果使历史的综合失去框架[6]。
西方史学的第二个危机是混淆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走的是与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接近并引进其理论、方法的途径。这本来是正确的。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本来符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与史学本身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问题在于，西方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对保持和发扬史学本身特点的问题有所忽视，由此出现的“歪邪”和极端化倾向，使史学本身失去特征，有被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吞没的危险。史学所采取的与社会科学接近的路线使它本身的独立性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史学在其他科学中存在的权利成了问题。因为把科学化的史学与这些科学区分开的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7]。
西方新史学的第三个危机是脱离群众，社会影响和威信低落。新史学的一个主要宗旨原本是反对传统的精英史学而强调普通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按理应当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然而由于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于只顾追求某种专业化的方法和表现形式，许多新史学著作失去了一般史学著作应有的可读性。他们一味的寻求“结构”与“深层”，而处于历史表层的重大事件却被忽视了，栩栩如生的人的能动作用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他们作品中大量的数理公式与曲线图表，但“谁愿意阅读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数码呢”[8]。所有这些像一堵墙把它与广大公众隔开，不仅如此，而且使它在同行中也是知音难觅。因而也就使历史学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三
历史学的科学化趋势不可阻挡，但怎样才能避免其在科学化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目前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人们正在探索。西方“叙述史”的复兴，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大约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西方新史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叙事体复兴的倾向。在新史学内部，一些史学家针对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撰文作出反思，重新提出叙述事件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并以具体的史学成果来纠偏。
对于新史学的这种变化的性质是什么？在西方史学界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是“新史学”时代的结束，并用“新叙事史”这一名称来表示取代“新史学”的一种更新的史学；另一种意见认为新史学的变化不能说明它的破产，而只是方法的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对大多数新史学家来说，新史学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正如伊格尔斯在《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9]一文中指出的：“近十年来，叙事式的方法在历史著述中实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式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极为流行了。”但新史学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回复到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和叙事史上去，而是在过去新史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途径来达到史学科学化的目的。然而，如前所述，西方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由于走向极端，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忽视了历史学本身的特性。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既有科学性的一面，也有艺术性的一面。如果过分强调它的科学性而忽视它的艺术性，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学失去自己的身分和独立地位的危险，而事实是，新史学已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因此，“新叙事史”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新史学在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一种调整。但它不是简单地否定史学科学化本身，也不是否定新史学，更不是重新回到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的叙事史去[10]。
“新叙事史”与当初新史学的兴起一样，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变化，也不只是历史撰述形式的更换，它涉及到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史学思想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围绕着这个核心，牵涉到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加强史学的社会效能，如何实现史学的现代化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叙事问题只是一种表述形式，似乎没有多大争论的价值。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叙事既不被看成是理论的产物，也不被看成是方法的基础，而看成是一种文体的形式。从理论上讨论叙事问题的，主要还是那些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与职业历史学家无关，或者说职业历史学家中无人从理论上探讨过这个问题。这是涉及史学思想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叙事’是历史认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叙事’，也就不可能对人类的过去作任何有联系的系统的描述，更谈不上生动的描述，因而史学要履行自己的社会效能和教育职能也就无法办到了”[7]。
“新叙事史”主要是在新史学家的圈子里出现的，它不仅不是“新史学”的简单否定，而且继承接受了史学科学化的一定成果。也就是说，“新叙事史”与旧叙事史不同。在“新叙事史”中，分析和叙事不仅不相对立，而且被说成是应该结合的。新史学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难轻易消失的。现在西方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史学需要理论。但鉴于前段史学科学化出现的极端偏向的教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理想的撰写方式中，理论、分析应该和叙述、描绘结合起来。这说明，对“叙事”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已同一个世纪前乃至半个世纪前不同。“叙事史”现在被说成应包含当代史学由于接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技术成就。“新叙事史”也可以是“新科学史”。分析应是叙事的必要因素。“叙事史”有时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可以容纳现代史学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的科学形式，被说成是史学的理想范型[7]。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林所指出的：“在未来年代，我认为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用更深奥、更高级的技术去研究历史（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将会继续下去，当然，也应该继续下去），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和分析性来恢复历史的全貌，以及如何把可以利用的资料，包括定量和定性资料、统计和文字资料、视觉和口述资料，融汇成饶有趣味的、记叙重大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这些记叙史著作虽然也包含轶事，但从本质上说不是轶事性质的；它们虽然包含某些静态的、‘不动的’画面，例如描述某些历史形势、环境和观点，但从本质上说是动态的，因为它们要集中研究变化、变迁和时间的流逝，它们要阐明当前世界的若干重要方面是怎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今后，一切卓有成效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对统计学一无所知，他们实际上都必须成为颇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不应该是一个分析者，即分析那些孤立的、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技术问题，而应该是一个记叙者，即记叙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复杂、不可预测和瞬息万变的运动着的世界”[8]。
然而，西方史学在关于“叙事”问题的讨论中，虽然提出了不少确有科学意义的重要问题，它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如此，“新叙事史”虽然旨在纠正前段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化的偏向，它却在纠正一种偏向的同时，走向了另一种偏向。或者说，“新叙事史”的出现虽然有其合理的健康的因素的一面，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同“新史学”一样，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这就是在“新叙事史”出现的同时，在西方史学思想中，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倾向也日渐发展，并且有成为主要倾向的趋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史学思想战后在探索理论方法论基础的革新和科学化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努力，也获得了相应的成就，但从根本上说，它未能解决这个任务，始终未能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7]。西方史学的这种好走极端与非此即彼的特点，突出地暴露出了它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收稿日期：2001-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