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摩擦原因分析及战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摩擦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立足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一方面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表明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加快，和国际竞争力的明显增强，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确立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中国正进入“国际经济摩擦多发期”。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发展，避免世界经济摩擦；同时又要客观看待经济摩擦，认真研究和应对经济摩擦。
一、中国面临世界经济摩擦的特征
1、中国已成经济摩擦最大受害国
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国外共发起707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这使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影响。从1995年到2005年提出对中国反倾销的国家从美国、欧盟等规则制定主导国向其他国家扩展，中国已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范围广、案件数量大、贸易伙伴多、大案多、金额大、影响广，而且实际遭受反倾销率高。出于遏制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受反补贴调查的“金身”已被打破，对华反补贴将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知识产权将是经济摩擦的焦点，谁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严标准、高要求”的原因。保障措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新宠”，中国出口在增长过程中受到的国外保障措施壁垒越来越多，不仅要面临一般的保障措施限制，还会受到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的限制。在人民币升值和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背后，是中国和几个主要贸易大国之间政治和经济领域反复的角力，人民币升值已成为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摩擦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制高点。当关税、配额等一般管制贸易手段对中国制造难起作用的时候，少数国家便开始采取隐蔽性手段，在产品质量上大做文章，企图妖魔化“中国制造”。产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由于涉及人的安全，极易扩大化和政治化。
2、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摩擦向纵深发展
在入世以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就已经出现过各种经济摩擦问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中外经济摩擦已发生许多变化。
其一，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摩擦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如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从1979年到2000年共有79起，年平均为3.7起，但2001年到2003年就发生18起，年平均为9起，几乎是入世前的两倍。
其二，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摩擦所涉及的领域和重点发生变化。从国际经济摩擦的领域来看，八十年代以前的争端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域，现已迅速扩展到了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投资领域。如美国1979年到1989年对中国反倾销的重点是纺织品，其反倾销件数为整个反倾销件数的约17％，其当时的机电产品仅占约5％，但2001年到2003年间，针对纺织品的反倾销事例已不存在，但针对机电产品的反倾销件数上升为约1 7％。这种倾向也存在于欧洲各国，特别是欧盟国家内。中国与美欧两个最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摩擦重点领域不是竞争性产品，而是互补性产品。随着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巩固与发展，今后与美欧的竞争性产品会越来越多，经济摩擦会出现在真正竞争性行业，如汽车、通信产品等。
其三，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摩擦的具体手段在不断变化和增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提倡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从而增进世界各国的经济福利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但该组织的条款中也包括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如反倾销条款、保障条款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条款等等。在中国入世后，一些国家进一步运用这些条款限制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条款，在中国入世后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尤其巨大。据商务部的一项调查，中国出口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比率在2000年为66％，2002年则上升为71％，出口产品受到限制的比率在25％，2002年上升为39％，受到这种限制后所损失的金额在2000年为110亿美元，2002年上升为170亿美元。同时在反倾销上，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发达国家应对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入世时所签订的入世议定书规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上对中国适用非市场经济地位，结果这一问题就成为中国入世后，一些WTO成员国对中国出口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
其四，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摩擦已经深入和扩大到贸易以外的领域。一般说来，国际经济摩擦往往最初形成于国际贸易领域，其后，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扩大，就会延伸到其他领域。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各国经济将沿着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发展，经济摩擦往往会以不同方式出现，表现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的递进变化。这点对于中国面对的经济摩擦，也是适合的。我国的贸易摩擦总体上表现出从微观经济领域向宏观经济领域扩散的态势，比较典型的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3、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摩擦有后来居上之势
近年来，我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在与发达国家经济摩擦持久进行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摩擦也不断升级。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与我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发难，频频利用反倾销等传统的“两反一保”措施来打击我国出口，数量上已超过发达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印度、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32起，占中国同期案件总数的31％，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摩擦问题开始凸显。其总的特点是形式较为单一，数额较低，涉及领域不广，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产品贸易上。但是增幅明显，有后来居上之势，并呈现“蝴蝶”效应。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产品结构相似。因此，当某个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某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往往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担心我国该类产品转而进入该国，也追随着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其结果令我国的产品被发展中国家拒之门外。因此，这种能起示范效应及连锁反应的“蝴蝶”效应不能低估。
4、经济摩擦正侵蚀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早在中国入世之前西方就有一种观点，即认为这是中国既希望在国际多边经济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又力图保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继续享有经济起飞阶段种种优势的一种策略。这也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反对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理由。与艰苦的入世谈判相比，中国在过渡期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尽管原先预料的钢铁、纺织、汽车等产业遭受巨大冲击的局面并未完全出现，但是入世后短短五年，中国即面临多种经济摩擦的全面爆发。同时，这些经贸摩擦又往往与意识形态、政治争端等因素相掺杂，更具复杂性。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迅速发展势必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掀起波澜。贸易摩擦、汇率摩擦和体制摩擦是层层递进、渐次演变的，其核心和归宿是体制之争。通过要求新兴大国在政治经济等体制上与之趋同，现有大国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双边层次和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既得利益。现有大国要想在贸易、金融、投资等微观摩擦中真正把握主导权，必须充分利用制度或体制因素产生的“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换句话说，要求新兴大国的体制变革既是现有大国的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在日美经济与贸易战中，尽管日本对美出口的依存度远小于美国的其他几个主要贸易伙伴，但美国通过301条款进行的单边经济胁迫，在日本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效果。这既是由于日本有借助外力实现内部变革的传统，更是因为日本过于服从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顺应“美国因素”的压力，“在如何摆正本国国家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战略上的缺陷”，而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体制施压”的结果。
二、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的原因分析
1、国际经济因素是中国遭受经济摩擦的直接原因
①世界各国经济安全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而言，并非全是利好，表现在：在起始条件不对称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不强，其脆弱的民族工业很难经得起其他国家商品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要求超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会受到挤压，经济主权会遭到侵蚀；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监管不健全的情况下，国际游资的随意进出会严重影响一国的金融安全，严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一方面一国必须得开放，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还得保护一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当一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威胁本国的经济安全时，就有可能动用国家的力量干预国际贸易活动，从而引起世界经济摩擦。
一些国家不仅利用经济安全为由干预国际市场贸易活动，目前还存在一个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实行保护主义的危险倾向，即随意扩大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来限制正常的贸易活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海油并购尤尼科案，还有海尔并购Maytag，联想并购IBM电脑制造等，尽管是正常的企业并购，却被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②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格局中出现“产品差别型分工”和“生产工序型分工”深化发展的新特点，形成发达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两顶端，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备这种分工格局的相关国家间就相安无事，不会发生经济摩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发达国家的传统领域受到威胁时，仍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保护措施进而于其他国家发生经济摩擦，如美国对其钢铁产业几十年来的一贯保护而造成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减少国内产业调整的摩擦成本，对衰退产业的生产、出口会给予补贴，这就会引发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另外，某些新兴产业由于某种原因增长缓慢或者提前进入衰退期，都会导致政府的干预从而引发经济摩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顺利的工业化，就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护国内市场，提升本国的比较优势。由于各国的政策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如果保护过度，往往招致外国相应的报复性政策措施，结果便会由于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之间产生国际经济摩擦。
③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
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是经常项目收支失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长期利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扶摇直上；另一方面，中国、日本、中东石油输出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来源。
无论是对哪个国家而言，这种失衡局面都不应也注定不可能长久。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既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解决这一问题就迫在眉睫。如果说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那么各国在经济协调过程中承受的成本也应当符合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这两项衡量公平的标准，前者要求受益多者多承受负担，后者要求实力强者多承受负担。根据这两项标准衡量，尽管中国应当而且必定会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其他相关国家也应做出自己的努力。而美国利用其在中美贸易中的强势地位，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逼迫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买单”，就显失公平了。
④利益集团的博弈
利益集团是引发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经济摩擦会引致社会福利的变化，而社会福利的分配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并不一致，这种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着各种行业、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在利益受损害时，这些利益集团就会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社会公众的判断，影响政府的决策，以期挽回或减少损失。回顾历次经济摩擦，我们不难发现通常是相关产业利益集团以各种资源和手段推动政府部门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政策。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纺织品配额问题上，劳联-产联就多次来华进行交涉。在知识产权摩擦中，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也曾数次走向前台。
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纵容了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进而产生经济摩擦。相对于GATT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更加及时、自动和具有约束力。其本意在于通过集体或制度力量来增加惩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从而利于抑制有关国家单方的投机行为。但WTO争端机制本身的缺陷实际上却可能纵容投机行为的发生。首先，其他国家报复违约国的行动必须得到WTO的授权。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漫长程序和步骤使违约方有机会影响WTO的授权行为，如否决专家组的人选，进而降低了其他国家报复的可信性；再者，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有关国家就争端进行谈判和磋商。只有所有的谈判和磋商都失败之后才会授权起诉方进行报复，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程序性约束与报复的直接成本结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报复行为的可能性。所以，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程序性安排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抑制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而且，如果投机行为不仅不会遭到惩罚，反而可以成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条件，那么，投机行为事实上是得到了鼓励。例如，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进口加征高关税的行动，其中隐约有这种考虑。因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这种缺陷实际上纵容了有关国家的投机行为，进而促成了经济摩擦的发生和加剧。
2、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经济竞争的加剧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逐步显现出来，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地看，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变化导致各国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对市场的激烈争夺，后起的大国尤其要面临更多地市场竞争。因为后起的大国急需扩大其世界市场的范围和规模，必然要与原来占领市场最多的国家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实力此消彼长相伴随的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激烈碰撞。根据历史经验，历史上自由贸易政策总是由当时的贸易最强国所推行，这些经济增长迅速、实力强盛的国家一般总是倾向于自由贸易，以便凭借本国商品强大的竞争力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些经济增长缓慢、实力相对弱小或落后的国家，一般总是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以期以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国内落后的市场和产业。遗憾的是，自由贸易政策虽然为强国拓展世界市场打开方便之门，但历代强国又都在自由贸易中走向衰落，这样强国为维持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得不又退回到保护贸易政策的道路上来。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国或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又往往视贸易保护为必然选择。这样，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几乎每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而贸易保护就必然会产生国家间的经济摩擦。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摩擦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各主要经济体间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2004年世界银行一位高级官员这样判断：作为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中国，拥有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4倍的增长潜能，其经济总量将在近年内超过法国和英国，近几年内超过德国，20年后在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现在看来，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能超过德国，近几年就有可能超过日本，这种赶超速度在加快。从经济的增量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一只蚂蚁闯入瓷器店，必然是无声无息，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赵晓如是说。赵晓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兴起将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经济摩擦处于隐性期；二是经济摩擦显性期，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必然经历的磨合期或接受阶段；三是中国作为大国强国的接纳期，新的国际均衡形成。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作为崛起的大国已经引起其他大国的警觉，加上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然会比其他国家遭受更多的经济摩擦。
3、国际政治试图利用经济摩擦改变中国发展进程
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但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其原因在于虽然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接轨，但在政治上并没有与国际接轨，与国际社会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很难容忍中国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而其政治上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对西方来说，容许和鼓励中国经济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中国政治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状态。
应当指出的是，促使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西方从来就没有把经贸和政治区分开来过。西方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西方国家不少政治人物多次描述过中国将不可避免走向他们想象中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景象。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面”，政治改革将象“柏林墙的倒塌一样不可避免”，因此他说，“自由地与中国作贸易吧，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也兴高采烈地宣称，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新兴的中产阶级必将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与中国的贸易、互动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面对中国不可遏制的崛起，西方国家试图利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变现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相信，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而获取合法性，如果利用经济摩擦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4、国际文化及价值观差异是世界经济摩擦发生的深层原因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之间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也易导致经济摩擦，比如韩国有意排斥日货，法国、加拿大强烈抵制美国的文化商品进口，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国自产自制的商品，在文化上也存在有意识贬毁其他国家的强势商品的现象。在这些文化性经济摩擦现象的背后，除经济利益冲突之外，还包含有诸多文化和价值冲突。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反映了人们权利关系的整套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和制约国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发展，是引致经济摩擦的深层诱因。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对方的行动和行为，或者忽视对方的价值观念和核心信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结果自然容易遭到对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抵制和反抗，形成经济摩擦中价值观念的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国际贸易文化环境中，凭借其科技、经济实力和对全球传媒的垄断性经营，常常把自己的文化当作是普遍价值和贸易武器，借助自己在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和经济科技优势，将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简化成一套意识形态教条，体现到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市场经济制度等方面，并把其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人为地制造经济贸易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往往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出发，为了赢得国内政治选票，对贸易规则实施双重标准，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引致世界经济摩擦。由于文化需求和价值取向不同，在WTO规则制定中，发达国家还要求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质检标准、人权标准、劳工标准、动物福利等，推行人文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要求摆脱贫困和谋求发展，实行差别与特殊差别待遇，推行农产品和服装等竞争领域的自由贸易。因而WTO成立之后的每次谈判本质上都是协调这些相互对抗的深层次价值观念，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谈判效率极为低下。
还有由于“文化例外”引发的经济摩擦。文化产品在本质上属于商品，但与普通消费品又有很明显的区别，即文化产品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生活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形成和拓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最有效和普遍接受的手段。文化产品的特质在于其是普遍价值观的携带者，对人们思想观念变化有巨大影响力，因而世界各国政府都极为重视文化产品的贸易活动。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产品出口最大的国家，其电影、电视、书刊等文化产品行销全球，其有些电影、电视节目在有些国家的流行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据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Kim Cambell公布的数据，加拿大95％的电影、80％的非新闻电视、80％的杂志和60％的图书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统治地位，美国坚持文化产品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主张文化产品应和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包含在自由贸易范围内，并希望其他国家根据自由贸易原则向其文化产品完全开放市场。
由于美国文化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尽管很多国家很难完全把美国的文化产品抵挡在国土之外，但许多国家还是竭尽全力采取种种手段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法国认为本国的电影业不景气是因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因此通过补贴等措施刺激和保护本国电影市场；加拿大也通过关税立法对来自美国的书刊进行限制；欧盟要求成员国的所有电视频道必须至少播放50％欧洲制作的节目。很多国家意识到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美国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和挑战，在国家层面纷纷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他国的文化产品，但并不能超出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范围采取大规模的限制性政策，加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强烈态度，“文化例外”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还为时过早，这一领域的经济摩擦还将反复发生。
5、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缺陷也容易导致经济摩擦
(1)市场经济亟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目前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贸易量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前三位的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仍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对待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待深入和完善，主要体现在：
①政府对资源配置仍有相当的决定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08年1月的《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四大体制障碍。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土地资源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第二，整个社会依然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最后一点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吴敬琏说，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这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②劳动者的权利亟待保护。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中国的工资主要由劳资双方协商而非政府规定，政府只限制“最低工资”，劳动者相对于资方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政府又限制工人的罢工、集会等增强谈判能力的行为。劳动力能自由流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部分人事政策的存在，增加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总体而言，劳动力要素价格严重扭曲，并不能真实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工资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也不同步，工资对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敏感。
③价格市场化水平亟待提高。中国已废除商品和服务多重价格体制，但仍保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权利。价格市场化的核心是金融市场价格和市场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其重中之重是金融市场主体的改革。在央行的独立性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但仍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接受国务院的行政领导。1996年后，中国允许经常项目的人民币兑换，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介入汇率的调整，市场对人民币的自由买卖影响有限。资本项目的货币兑换限制较多，外国投资机构在资本汇出和拥有中国企业控股权方面仍存在较多障碍。在中短期内，中国很难完全取消资本管制，并使货币自由浮动。但长期来看，在能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中国将逐步放松对货币利率和汇率的管制，迈向完全可兑换货币和更灵活汇率体制的目标。
(2)出口至上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导致比较优势的锁定
由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优势，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了中国立足于世界贸易大国的比较优势，从而也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中国的这种比较优势战略在一定时期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长期来看，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正日益显现其弊端。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使得企业主要利用这一优势来获取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又主要依存于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出口量，价格贸易条件下降。②是技术难以升级。由于长期实施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市场换技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量的高科技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难以升级，企业整体技术水平难以提高。由于短视行为的存在，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积累的资本只能在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继续投资，靠不断扩大的规模来赚取微薄的利润。资本可以积累，但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及时的技术升级能力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赶超。③是人力资本难以提升。由于技术要素难以升级，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依靠劳动力优势，这就需要压低劳动力成本，以保证企业的利润率。这样，劳动力市场被扭曲，劳动力成本长期被人为压低，劳动力为获取技能而支付的成本只得到部分补偿，劳动力就缺乏动力去改善和提升自身的技能，人力资本质量就难以提升，高级的生产要素就难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就难以持续。
比较优势一旦锁定，贸易格局只能被限定在低价商品和巨大的出口量上，这种格局不仅对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和就业造成冲击，而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会直接形成竞争，大量的世界经济摩擦就不可避免。
(3)政府职能转换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政府机构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在政权建立之后，在相当时期内，又通过行政措施来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特别是管理经济的职能是建立在系统而又完整的计划经济观念之上。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逐步深入，市场经济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大，政府观念不转变就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职能转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相比，仍有许多不配套和需要继续改革的地方，体现在：管制依然大量存在，政府拥有大量优势资源，地方保护主义强烈，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法律法规重制定轻执行等等。由于政府的服务直接参与了资源的分配，就容易导致反补贴反垄断，不符合WTO的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原则。
三、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摩擦的战略思维
1、从全局出发，以我为主，客观看待世界经济摩擦
经济全球化是在某种既定的秩序下展开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含义。这一战略的要旨是，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实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产权的目的，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化这一概念被用来表示这种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过程而不断向世界各地区扩张、扩展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国际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与实力的不对称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与制度安排的不公正，即使是自由贸易其本质也是不对称、不均衡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以及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总是千方百计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因此，试图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善心来确保中国发展进程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一角度，世界经济摩擦是必然的、避免不了的。
不论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利用经济摩擦达到何种目的，中国仍需不为人所动。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奋斗半个多世纪，收效并不显著，最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够，因而缺乏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中国仍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全局出发，立足中国自身政治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国情，客观应对各种经济摩擦。
2、“出口至上”的经济发展战略亟待改变
转变“出口至上”思想。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战略上一直奉行“出口至上”的思想，带来很多弊端。“出口至上”引发出口高速增长，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结果遭致进口国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而且“出口至上”战略还加重了政府负担，由于实施出口优惠政策，致使一些企业重数量轻质量，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盈利低，耗能高、污染高。“两高两低”恶化了贸易环境，不利于长期对外贸易。更严重的是，“出口至上”导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刚性循环和原有比较优势的固化，贸易格局只能被限定在低价商品和巨大的出口量，产业结构就难以升级。
实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国际市场，2005年外贸依存度约为63.9％，不仅反映了国内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也确实对他国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经济全球化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矛盾，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需求拉动，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适逢其时。这就需要政府提高工资，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尤其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填补社保基金及医疗系统，以增加消费信心，释放购买力；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农村保障制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国家在教育、医疗方面、住房等方面应加大投入，实实在在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3、国民经济管理方式要有新思维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作支撑。这就需要：
①以市场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价格和市场改革，消除可能引发国际摩擦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并结合多边和双边谈判，尽快获得他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摆脱在反倾销等国际经济摩擦中的被动局面。
②以法治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要使国际经济竞争平等、有序、公正，每一个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成员必须遵循全球市场运行规则，否则就极易导致世界经济摩擦。
③以人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以物为中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经济和环境、文化的对立。可持续发展观人物兼顾，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的发展观，但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仍然重视不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人权写进宪法开始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物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意味着经济发展观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国民化。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人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国民为基础的发展观，不仅意味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且意味着每个国民能通过有效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潜能，公平的选择和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西方国家屡屡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对中国施以各种经济摩擦，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发展不够、权利没有充分实现。
4、以和为贵，多考虑他国的实际利益
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摩擦时，不仅仅要研究他国的不合理经济行为，也要审视自身的经济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对他国的经济形成冲击。在这方面，日本有惨痛的教训。80年代，日本出口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日本政府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也不考虑本国早已克服了“进口刚性扩张”等问题，继续追求出口利益，在世界上“一花独放”，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地位，违背了经济发展第一要义：共赢原则，以至于出口从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最大功臣变成经济摩擦失利的“罪魁祸首”。日本出口过度扩张挤压他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挤压了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一国独赢、一花独放，结果遭到西方国家一致的强硬打压。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特别是大国，一举一动对他国都有重大影响。当一国的经济行为对他国构成足够的威胁时，很容易导致他国的强力反弹。因此，当中国面临如此众多的经济摩擦，一方面要研究他国经济的不合理行为，同时也要审视自身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多考虑他国的实际利益。中国倡导和平崛起，与世界求和平、谋发展、追求共赢的发展趋势紧密贴合，也与中国历来外交战略一脉相承。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摩擦时，也应秉承和平崛起理念，既要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也要帮助他国共同进步。
5、主动运用经济摩擦反制潜在的世界经济摩擦
经济摩擦有很多局限，但是政策的制定者们却往往没有更优的选择：军事手段过于激烈且代价沉重，外交手段力量太过微弱，经济摩擦相对而言就成了更为有效、更具威胁性的工具。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正是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的匹配性，赋予了经济摩擦更为广泛的可行性。经济摩擦可以适度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体的行为，被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不断地使用，对于中国来说也应如此。在对外经济政策中，中国极少对他国主动实行经济摩擦，即使实行制裁或报复，也几乎总是基于正确的国际道义并符合国际法的精神。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把国际正义等道德和国际法方面的利益看得相对重一些，但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合理利用经济摩擦不失为有效的选择工具。
自入世以来，我国在世界经济摩擦中的表现相当“温柔”，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还没有单独提出过诉讼，在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甚至还不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活跃。一位美国专家认为应对美国纺织品设限，中国最有效的途径是向WTO提出上诉。如果中国政府利用WTO的规则对美国提出反对意见，赢面更大。所以，我国应积极主动地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此类事件。
在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对经济摩擦持客观的观点，一方面积极应对经济摩擦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地利用经济摩擦这一经济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国际大市场，经济应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手段之一，要学会利用经济制裁、贸易报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摩擦手段，与友好国家共享市场，对不友好国家考虑增加压力，让经济摩擦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
标签：国际经济与贸易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反倾销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