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笔谈)——5.应重视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笔谈论文,研究院论文,史研究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谈到敦煌学，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就是敦煌和设在敦煌的研究机构——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的魅力是无穷的，有许多的谜等待我们去解；敦煌研究院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设置机构最全、实力最为雄厚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但是，我们对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及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似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筹备、成立到演变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已经60多年了。20世纪40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有些已经去世，有些也已退出了研究领域，开始安度晚年；五六十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大部分也已退休。就是80年代初招聘的研究人员大多也已步入老年。如果我们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一代，以段文杰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二代，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三代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代和第二代“敦煌人”或已去世，或已年衰体弱，第三代“敦煌人”也步入了老年(这里所说的“敦煌人”，是指“文革”前到莫高窟，对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士)[1]。2007年8月，为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60周年，我又一次去了敦煌，当我站在莫高窟前的沙漠墓地中，看着墓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常书鸿、李承仙、霍熙亮、窦占彪、杨汉璋、刘曼云、潘玉闪、孙修身、刘
等时，我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他们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敦煌人”大多都没有留下个人的回忆录。目前除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新版)和段文杰先生的《敦煌之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外，只有孙儒
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施萍婷先生的《敦煌习学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中，有一些简略的回忆。如孙儒先生的《莫高窟石窟加固工程的回顾》、《回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莫高窟的上寺和中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基地回顾》、《我的敦煌生涯——踏上敦煌之路》，施萍婷先生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等，都是有关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常书鸿和段文杰先生由于长期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工作，因此，他们的回忆也就主要以总体上的记述为主。孙儒和施萍婷先生的回忆虽然是个体的，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及说服力，但也只是片段的，还缺乏整体感。因此，我们应该从抢救的角度出发，希望现在还健在的“敦煌人”都能留下个人的回忆，为敦煌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和撰写留下宝贵的材料。
与“敦煌人”回忆录的缺少一样，虽然已经出版了《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敦煌研究院年鉴(2005-200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等有关敦煌研究院历史的资料，但我们对敦煌研究院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一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档案——《呈送教育部追加三十一年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办费及经常费预算案》、《敦煌艺术研究所员工米代金名册及来往文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员资格审查、履历表及人事动态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关于采掘古物起讫日期等问题代电》、《中央研究院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至1946年政绩比较表》等，这些档案文书似乎还没有进入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者的视野。
第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背景及筹备情况，虽然已有一些记述，但对原始资料的挖掘还不够。如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到底是谁先提议的？张大千还是于右任？于右任肯定是起了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6日有一简讯“于院长在甘倡设敦煌学院：由画家张大千主持”，其中引用于右任的话：“谈及敦煌千佛洞时，于院长说：此乃东方各民族艺术之源海，为我国之‘国宝’，惟以保管无方，湮没堪虞。谓决创设敦煌学院”。在1941年11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又有一简讯：“于院长右任近曾在西北探访敦煌古迹，发现唐宋六朝文物五六种，现将发起组织敦煌艺术学院，聘请考古专家加以整理。”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检察院长，当赴西北考察时，其一言一行都会成为新闻报道的话题，关于成立“敦煌学院”的建议，也自然会引起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但其中向达以“方回”的笔名在《大公报》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连载的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及贺昌群在《大公报》1943年1月7日发表的《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向达、贺昌群的文章在敦煌学史上，尤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亦不容忽视。傅斯年在将向达的文章送《大公报》发表时写有“按语”。在“斯年谨案”中，傅斯年提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似应由教育部(或会同内政部)组织一保管机关，慎选主持之人为之。”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由教育部主管的。以当年傅斯年的地位，其意见显然也是值得重视的。另外，1941年王子云率领的考察团到敦煌考察，也是由教育部派遣的，其名称就是“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据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记载，“当于右任来敦煌时，即倡议应设个保护机构。”我们的考察团“到敦煌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建议书寄到重庆，恰在此时，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一些因抗战流亡的艺术界人士，特设立一个闲散机构艺术教育委员会，油画家常书鸿在这个委员会当秘书。我们的建议当然先送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是不仅批准，而且常自告奋勇，愿意远去边塞，筹备研究所的成立”。现在虽然找不到王子云“建议”的文字，但他从事此项工作之初，就招收的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工作方式，与于右任“建议”中所说“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本趋一致。可见王子云关于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三，已有的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学术层面，而对石窟保护史却不够重视。实际上，敦煌研究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保护重于研究，保护是第一位的，研究是第二位的。6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在石窟保护方面功不可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还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如何评价石窟保护的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首先就是修建围墙。据《新华日报》1944年4月6日报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其“工作对象，保管和研究并重。关于保管方面，初步工作是修建千佛洞围墙。现已动员工匠百余人，开始兴筑围墙，计长九百八十公尺，高三公尺，约期一月完成”。在该报6月12日的报道中说：“据闻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后，曾于去冬呈准教育部拨款二十万元，连同甘肃省政府补助的五万元，作为兴建围墙和修补洞窟之用。今已完全竣事，围墙长一千一百二十公尺，高二公尺，厚一公尺。”关于20世纪40年代千佛洞围墙的修建，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孙儒先生在《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这么长的围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围墙修建工程的完成加强了对石窟的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毁损林木。但修筑围墙的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它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莫高窟进入有人管理的状态，有了保护机构，再不能任人破坏了。”[2]如果将当年的新闻报道、档案与当事人的回忆结合起来，就能够复原当时围墙修建的具体情况。
与此相似，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的治沙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撤销及重设、石窟间通道的开通、50年代初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转化、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加固工程、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多年来对研究人员的专业培训等等，都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根据有关档案、新闻报道和对当事人的访谈给予全面系统地研究。当然，也特别希望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能够将宝贵的记忆留存下来。
总之，对于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除了专门史、学术史常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1)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2)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报刊报道资料；(3)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