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证券交易市场的兴起和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交易市场论文,近代论文,证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天津证券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天津最早的证券交易活动始于民国初年。民国以前，虽然天津有许多帝国主义投资开办的企业，诸如先农房产公司、英商济安自来水公司、法国电灯房、山海关汽水厂等，其中都有不少中国人的投资，但是这些公司印发的股票性质属于投资凭证，是不能自由流通、买卖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现代企业不多，但所发股票也属投资凭证。民国建立后，“原先投资的官僚军阀富商因政局变迁、经济状况和财产继承等变化，有些户以股票求售。此时，有原来经营兑换铜元、杂钞、外币兼营彩票奖券的裕大、顺兴等钱铺，它们在主业之外兼营一些股票，代客买卖，挂牌市价，收取佣金每月各家都能有几笔成交”，“售主大都是没落的本主或其后人，买主不外是本地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或是与各该企业主持人有关系的内幕知情人，或是外地来本市的财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35页。）交易的股票主要是北京自来水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厂的股票。同时，经营外汇交易和国外金公债的永盛洋行、瑞隆洋行、也顺带买卖外国股票、英租界工部局的债券，所以中国人之间的外股买卖、如济安自来水等股票偶有交易便归这两家代办。这是天津市中外证券交易市场形成的开始。
1918-192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成立证券交易所。交易所开业后，盈利甚丰，巨额的利润刺激了人们的获利神经，一时间各地群起仿效，争设交易所，天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21年，由北洋政府批准，天津成立了“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50万元，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钧，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始营业，以其本所股票期货为主要交易对象，兼营其他股票买卖。这样，天津的证券交易活动就一度结束自发、零星、分散的交易，进入有组织、有管理、集中交易的交易所交易阶段。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管理不善，内部亏累，1922年3月被迫暂停营业，5月直奉战争迫在眉睫，再次宣告停业。这就是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第一次起落。
交易所的证券交易虽然停止了营业，但是，天津的证券交易活动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较前还有进一步的发展。1922年5月以后，天津的证券交易回复到交易所设立之前的自发、分散状态，不过这时增加了银行所设证券部、信托部代客买卖证券的活动，并占很大的比重。分析其社会经济条件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为谋生存，招股增资者日多，股票数量年年增加；二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承认北洋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而且连续多次发行国库券和公债，市场上债券数量大增；三是商业银行积极利用其在京、沪、汉等大城市的分支机构、作为信息网络，将他们吸收的储蓄存款也用于证券经营。这三种情况成为天津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1931年“9·18”事变后，大批游资从东北、华北各地调集天津，当时工商业因受时局影响，呆滞不振，而公债投机亦受政局动荡而疲软，迄在低价上徘徊。游资为寻找出路，有些人看好大工业企业、银行的股票（如济安、先农、恒源、寿丰、启新、滦矿、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以金城银行的股票为例，当时除每年度发付官利六厘之外，还发给红利八厘，共合一分四厘，而存款利息，一般是定期不到一分。可见，股票收益很大，因之交易量增加。1936年春，国民政府第三次整理公债，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换回旧有公债33种，公债种类减少，价格单一，利用公债种类多互相套做从中取利的机会减少，公债交易逐步缩小。1939年，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公债还本付息，公债买卖就此结束，股票交易开始支撑整个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活跃、行市上涨，不但出现了“跑合人”（经纪人），后来更发展成为经纪行。三、四十年代之交，天津主要的华商证券经纪行有：隆泰行、大众信托公司、联兴行、久安信托公司、新华银行证券部、广安行、中华平安公司等。天津的证券交易活动进入了证券经纪行交易时代。
1941年春，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久安经理言镕甫，大众经理杜韵笙，连同隆泰、联兴共五家，成立联合营业处，地点设在新华银行二楼，约定每家各派去一人联系业务，办理货款交割手续，五家之间互不出佣金，对客户则统一按成交额2.5‰计收佣金，形成为非正式的业规之一。以上各家都兼营上海众业公所的洋商股票交易。
二、天津证券交易市场的兴盛
从1942年到1945年“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场，天津证券交易活动进入兴盛时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外国股票、在华的洋股和外汇买卖活动被迫停止，原来那些搞投机活动的人集中到华商股票的证券交易上来。加之，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股票本身具有一定的保值作用。例如启新洋灰公司的股票1941年比1936年上涨152%，这尽管不如同期物价上涨得快，上涨指数为350%，但是，由于股票价格总是处在不断波动状态，所以持有或交易股票仍是有利可图。因而，不仅实买实卖的交易增多，而且专事买空卖空（业中流行的术语称之为“浮多”或“浮空”）纯以谋取差金的投机交易也大为风行。1942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搜刮军用钢铁，竟然强行拆掉纱厂的机器，充作军需原料，纱厂停工，纱厂及纱布商的资金转移到黄金和证券市场，其他与军需有关的行业也跟着进入。证券交易为适应这种需要，出现了期货交易，以五天为期，届时交割，投机者可在此期内，随时可以通过买空卖空冲平交易，到期只需收付差金即可了结。于是，以启新洋灰公司股票为首的证券交易，成为天津市场上最热门的投机筹码，与黄金、纱布并驾齐驱。股票成为投机者的三大“乐园”之一。
此时的证券交易，还受到各行业中实力派的支持，有些殷实大户，依仗手中的实力，将启新、滦矿等股票与黄金、纱布等热门投机筹码中之任何一种，作为财富的本位，来回套进套出，贵卖贱买。
另一原因是由于伪币币值日低，造成企业财产实值大大超过其股票总面额。货币越贬值，企业收益额越增加，但计算收益率时，仍按原帐面股本额计算；因而收益率大大提高，而企业所得税是按收益率递增而征收的，即收益率提高，所得税也随之增加。企业为了减少纳税，纷纷进行重估，加大股本金额，以便降低收益率，其增加的股本，增发新股票给股东，如启新；也有的把股票面额缩小，增加股数，如东亚、仁立、耀华。这样就使市场上流通的股数增多，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深入，证券市场就更活跃。
正是由于以上几股势力的衬托哄抬，证券交易遂成为天津市投资市场的坚强台柱。证券经纪行也由原来的40多家，增加到1945年的98家。具有代表性的证券经纪行，除上文所提到的几家外，还有宏孚公司、惠安行、祥泰义、万生行、义记行、新茂行、乾康行、永诚行（后改名为永成行）、中大行、万有行和裕津银行证券部等，业务都很活跃。
当时，交易剧增，使原在各经纪人间联系的交易方法已不能满足，于是在大沽路（现在的天津港港务局的门前一带）逐渐形成为市场。各经纪行大多在此派出专人下场，进行交易，一面从附近的永诚行、惠安、广义等行，通过直线对讲电话与本单位联系。在场交易的经常达二、三十家，有的借不到地方的，就在大沽路安东路口的颐和园饭店里开了长期房间，作为临时的派出点办理交易。甚至有的投机户自己到该市场随同经纪行的下场人一起进场交易，所以该处每天经常聚人很多，成为麇集的市场。它的极盛时期大致是在1943-1944年，一直到1945年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场时为止。这个市场，从它的影响看，不仅是在本市，而且也联系到北京。北京有一帮拥有实力的证券商，通过长途电话做交易。如北京的中孚银行与广安行经常是整个上午都插通着长途电话，便于随时了解行情，进行交易。
然而，由于企业多次增资扩股，筹码充斥，交易也从现货而向期货扩展。起先是可以迟期一、二天才办交割，逐步发展到迟期五天或七天，经纪行为贪图佣金，后来放宽到十天甚至半个月为期。期内投机者买了可以不交钱收货，卖了可以不交货收钱，浮多浮空大为泛滥。如此下去，经纪行倒闭、交易市场波澜迭起也就在所难免，比如利和行大量卖空启新股票，远超其交货能力。市价连续上涨，无法补进，亏空极大而宣告倒闭。业务主持人李厚甫逃走，许炳南被逮捕。多亏证券业公会出面代筹货额补平空额，才使市场上从40余元连涨至95元的启新股票，回落到65元。自此以后，期货买卖没落，确立了当日交易次日交割的统一制度。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天津证券交易市场投机甚为严重，它与产业的发展联系并不密切，称不上产业证券的投资市场。另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证券交易如此盛行是由习惯而形成的。它不论是买卖交易的方式、手续、还是上市流通的企业股票种类，都没有一定的法律或成文规定，均依据习惯而进行。
三、天津证券交易市场再次进入交易所时代
1943年9月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宣告复业，11月正式开始营业。开业后，对吸收游资较有成效。1944年12月19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发布书面文件，指出：“民间资金日趋浮动，泛越常规，为谋使其入于正规并扩大其运用范围，实有设立有价证券交易所之必要。（同上，第45页。）责令在天津组织“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由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四个城市的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及工厂联合会出资伪币2000万元，规定先从天津开设交易所。具体督促责任交给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实际负责。筹备委员会几度磋商研究，确定了摊派认股的金额，其中归天津负担的1000万元，由银行公会承担340万元、钱业公会承担330万元、商会承担330万元，归北京、青岛、济南三市摊认的1000万元股本是，北京500万元，青岛、济南各250万元。1945年1月10日，天津、北京、青岛、济南四市的代表22人召开发起人大会，订定各项章程制度。因受时局迅速变化的缘故，该所直到1945年8月27日才正式开业，地址在永德道六国饭店内。王毅灵为理事长，郑诵先为秘书长，交易所的场务负责人是王佩芝。吸收经纪人170多名，其中执行业务的约60名。主要上市各大企业的股票，有20余种。佣金按成交金额的5‰计收，经纪人得3‰，交易所得2‰。天津市证券交易再次进入交易所交易时代。
“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天津仍处于日伪统治下，该所得以继续营业。同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冀鲁察绥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派员接收，并鉴于该所为天津唯一证券交易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允许其继续营业。办公处撤销后，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派员监督管理。194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勒令该所停业，并委托中央银行代为清理，4月21日该所正式停业。这是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第二次起落。
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停业之后，证券交易恢复到各经纪行间直线电话的方式。此时成交量有很大比重转移到各银行的证券部去。因为银行可以为客户垫款收货，也可以垫货收款，实力充裕。新添设证券部的银行有：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大陆、中南、金城等行。由于证券经纪行分别买卖，证券交易处于分散的状态，“行情殊为凌乱，市况每为多头操纵，而证券经纪人以市场停拍，市内无标准市价可依据，时有空货吃价，及鱼肉客人事情发生”。（《银行周报》第30卷，第27号。）1947年春，国民政府实行财政紧急措施，大量游资涌入证券市场。天津市政府为控制证券市场起见，拟具重设天津证券交易所方案，并在原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旧址设立筹备处，议定设立新所办法，以国家行局、省市银行和市商会、银钱两公会为主体，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每股1000万元。股本由中国、交通、农业三银行和中国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两局联合认购4亿元，市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5亿元，其余1亿元则公开招募。
1947年秋，国民政府任命交通银行经理李钟楚兼天津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任郑诵先为经理，刘静远、冯紫墀为副经理，刘管行政，冯管业务。1948年2月16日，天津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经纪人的席位100名左右，实际下场交易的30名。上市的证券主要是股票，也成交少量的金公债券，当时成交最多的是启新洋灰公司的股票，其他各公司股票的行情往往以启新股票的涨落为依据，此外如开滦矿务局、江南水泥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仁立毛呢公司、东亚企业公司等股票，也成交不少。同时场外股票交易也很活跃，其价格往往要比交易所内高。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执行冻结物价的政策，股票交易停止，天津证券交易所关闭。之后，证券交易转入黑市。这是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第三次起落。
四、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始末
天津市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曾明令暂停证券交易活动，但黑市仍很活跃。随着黄金、物价的上涨，证券行情急起直追，如启新洋灰公司的股票每单位（10万股）由2000元涨至12600元。经工商局严加取缔，游资转向金银、商品，对疏导游资工作，反而带来了困难。一段时间以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认为，与其严加取缔，不如放开，以便吸引一部分游资，减轻其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因此，经华北区财委会、人民银行总行及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是在接收原天津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在原交易所旧址建立起来的。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处派刘希武负责。资本8452万元，经纪人39家，每家都向交易所缴纳相当于启新股票100个交易单位财产的保证金，以保障社会信用。交易所于1949年6月1日开业，供交易的证券有启新洋灰、开滦煤矿、江南水泥、仁立毛泥、耀华玻璃、济安自来水、寿丰面粉、天津造胰、丹华火柴等公司的股票。市场活跃，证券行情围绕物价起伏。6月20日申汇开放，上海物价波动直接影响天津，证券价格随之波动，交易更加活跃，但较解放前相差许多，以启新股票为例，较解放前减少50%。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按买卖双方成交金额的6收手续费，8月份调为8，1949年共收手续费30724.5万元，平均每天178.6万元。
天津证券交易所设立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使工商业者体会到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稳定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消除顾虑，启发他们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吸收游资，稳定市场。1949年平均每天成交旧人民币11亿余元，交割金额平均每天1.08亿元以上，占成交额的9.8%。1949年全市每天平均票据交换总额42.4亿元，证券交割金额约占2.55%，可以看出证券市场吸收游资的能力。为吸收经纪人的存款，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规定，经纪人都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开户存款，1949年8月，经纪人银行存款有1-1.5亿元左右。1950年5月证券交易所内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驻证券交易所办事处，以便进一步吸住证券市场上的资金。
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放之初，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对于市场管理方面，采取“场内从宽，场外从严”的原则，即对场外交易严行取缔，场内自由交易，价格放开，但规定当日成交价格最高最低不得超过前一日的20%，超过时交易所宣布停止交易，另行协商、议定价格，并规定交易中禁止经纪人“吃价”（即买价以少报多，或卖价以多报少）。允许经纪人代客户垫款，但不允许垫货（证券）。1949年12月，为了配合全国开展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斗争，证券交易所开始进一步加强对经纪人的整顿，规定经纪人的营运资金从下个年度起增至相当于启新股票130个交易单位的财产。同时要求清理呆滞欠帐，并规定所获盈利除非是在决算期末，平时不许随时分派等等。
1950年3月以后，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投机之风受到控制，证券市场交易减少。6月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物资交流畅通，社会上的游资，大部分转向正常的生产和商品流通，证券市场日渐逊色，经纪人清理停业者日增。后来，1951年天津投资公司成立，接办了证券交易，由局部而全部。“三反”“五反”运动中，证券交易基本停顿。1952年7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决定，结束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市投资公司。这是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第四次起落。
标签：证券交易论文; 股票论文; 股票经纪人论文; 证券经纪人论文; 证券论文; 银行论文; 天津市市政府论文; 交易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