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瑾[1]2008年在《我国软件外包理论、现状、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低成本的智力密集型产业以及信息服务产业向亚太地区转移已经显现。目前全球软件产值的叁分之一需通过对外发包的形式来完成,软件外包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的产业转移高潮。印度、爱尔兰等国家通过软件外包,实现了软件产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整个全球软件产业链中获利颇丰,提升了经济实力和国家地位。我国同样面临服务业全球大转移的机遇,虽然起步晚于印度等国,但软件外包市场增长态势有增无减。如果我们能抓住和用好这机遇,将加快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腾飞,完全可能将我国经济实力提高到新水平。本文首先阐述了软件外包的基本内涵,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方面理论来论述软件外包产生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动因从企业、外部环境、国家政策叁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次,从发包国和接包国的角度对全球软件外包现状进行概述,指出我国发展软件外包的国际环境。随后,笔者总结梳理现有资料,从市场规模、接包来源、接包的地区、软件外包企业概况、软件外包人才,五方面全方位的描述了我国软件外包发展现状。并从企业和国家层面分析发展软件外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结合全球现状,分析我国软件外包发展阶段和全球地位,指出我国目前正处于成本低、低质量的“双低”软件服务外包起步阶段。这种“双低”阶段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我国目前要发展软件外包的优劣势所在。于是笔者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状况;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政府这六个方面重点对中印两国承接软件外包的实力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模型分析工具,推导出我国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正日益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具有了一定的国家竞争优势,但在人才培养、企业能力、软件园区建设和政策、法律规范等四方面尚存在弱势。最后笔者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承接软件服务四方面的弱势,分别提出我国加快和推进承接软件外包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周昱[2]2007年在《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印软件外包业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更好地专注于核心业务，发达国家的公司纷纷将一些非核心的软件项目外包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印度由于抓住了国际软件外包的机遇，迅速发展为软件外包产业的大国，并且成为了国际软件外包中心。但是与印度同时起步的中国软件产业，在软件外包领域却与印度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文将波特的“钻石模型”引入软件外包领域，建立了研究软件外包业的分析框架。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机会和政府政策这六个方面，分析影响中国和印度软件外包业发展的因素。研究发现，与印度相比，我国软件外包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诸如，软件人才短缺，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计算机高等教育落后；软件企业规模小，软件开发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但是中国软件外包业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拥有更广阔的内需市场，熟悉日本文化等等。作者在汲取印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指导我国软件外包业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朱强[3]2008年在《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一些国家已经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面临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机遇,中国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积极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变。希望中国能够抓住这次战略机遇,全面发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本文以国内外已有研究为基础,以波特的“钻石模型”为纲,逐层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和研究思路,并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二章,介绍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及其发展现状以及世界上主要发包市场和接包市场的特点;第叁章,扼要概括了“钻石模型”中六个因素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进而分析这些因素对服务外包产业的适用性,并从六个因素出发,分析如何影响服务外包产业;第四章,在第叁章的基础上,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持、企业战略、政府以及机会等六个角度,对中印两国的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做实证比较分析;第五章,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测算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并解释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数值差异以及模型的不足;第六章,对中印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全文回顾,分别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重点是第叁、四、五章,基于“钻石模型”对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持、企业战略、政府以及机会等六个角度,通过搜集大量的数据,对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基于这些数据,本文通过构建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测算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两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在模型中,本文使用了16个指标,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带来的数量级差异,本文采用最大值归一法。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同层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计算其权重,最终加权求和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对结论进行了分析。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印度起步较早,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中国和印度具有相似的国情,但是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上,中国和印度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印度实现了服务外包产业的崛起,而中国却处于落后状态。如何借鉴印度的经验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相应的结论:就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而言,印度在国际市场、人力资源、语言优势、教育科研投入、融资渠道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和国际市场机遇方面都存在优势;中国主要在宏观经济、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存在优势。两国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从测算模型的结果看,印度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本国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陈竹丽[4]2008年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软件产业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成为21世纪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先导产业。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同样将发展软件产业提高到战略高度的国家,并且有着相近的起步时间,但发展到现在,两国的软件产业竞争力却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印度缘何能在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呢?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我国信息产业的政府官员、企业界的经营管理员、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们,他们纷纷探讨印度软件产业发展壮大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中,本文从波特的国家“钻石模型”着手,借鉴前人对竞争力的构成的研究成果,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建立了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中,本文以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对影响中印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比较,通过透视两国软件产业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经验,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献技献策。文章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指出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并介绍文章的结构和思路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章借鉴了波特的“钻石模型”和相关竞争力分析理论,建立了适合发展中国家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五加一模型”:生产要素、国内外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核心技术加上政府,这六个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共同决定了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钻石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把政府作为一个核心因素来考虑。同时考虑到软件产业的特殊性,从而把核心技术放在了决定因素的位置,并且把需求条件由国内需求扩展到了国内外需求。对于这六个要素,文章的第二章给予了详细的分析。部分要素的作用,文章通过相关博弈模型的分析来阐述,如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博弈分析、盗版市场盗版博弈模型;第叁章是中印软件产业发展差距实证比较。以文章第二章建立的“五加一模型”为基础,对于这六个因素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最终我们可以找到中印软件产业发展差距的原因:在人力要素、企业规模、政府政策扶植等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中国软件产业也拥有自己的优势——有较大的国内需求和相关产业的扶持;第四章以第叁章的分析结果为基础,得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不能照搬印度模式,而应该借鉴印度软件产业的优势,同时结合自身的优势找到适合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之路。
刘昱含[5]2010年在《中印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比较分析》文中提出为了降低企业运作的成本,将企业的核心力量集中到关键业务上,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将非关键的软件业务外包给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印度在这个外包浪潮中抓住了承接软件外包的机会,迅速成为软件外包接包大国。但拥有更好基础设施的中国,在软件外包产业方面却与印度相差很大。本文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本文从理论基础方面研究软件外包产生的原因,将价值链理论结合成本因素和溢出效应讨论软件外包业产生的原因。其次,借助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对软件外包产业进行竞争力分析,从钻石模型的六个因素具体分析中印两国软件外包业的特点。研究表明,我国软件外包业与印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人才结构不合理；国际市场开发能力不够；国内领军企业还不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还不强；软件企业的开发能力和管理能力不强；政府相关扶持政策不明显。再次,运用计量模型对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产业规模的几个因素进行分析,并使用通过IS027001认证的企业数量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本文的研究有进一步支持。最后,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刘玲玲[6]2004年在《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和印度两国都重视发展软件产业，它们有相近的起步时间，但是两国软件业发展的差距却是巨大的。在这种背景下，对影响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各个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发展中国软件产业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这对发展我国软件产业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源、需求市场、产业集聚化、企业管理、政府行为和机遇六方面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产业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差距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市场的需要，需要借鉴印度的成功模式进行改革。第二，中国既没有充分利用国内的巨大软件与服务市场，也没有像印度充分地利用外包市场发展软件产业。第叁，中国的软件园区受到政府扶持的程度以及软件园区的基础建设状况都逊于印度。第四，一方面，中国软件企业在规模上不及印度，另一方面在质量管理上也比较薄弱。第五，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持政策对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产业政策制订的比较晚，也缺乏配套的产业细则。第六，自印度软件产业起步之后至90年代中期，印度抓住“千年虫”问题、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欧元诞生叁大历史发展机遇，推动了软件产业持续、快速地增长，而中国的软件产业在21世纪将拥有很多机会，如果抓住软件服务外包、国内软件企业的需求、跨越世界平台这叁个机会，中国就会在国际软件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针对这些差距，本文对促进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首先，应该完善软件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其次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再次，软件企业应该扩大规模，加强质量管理；最后，我国需要进一步落实软件产业政策。
徐成武[7]2007年在《中印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软件产业是信息经济的核心产业，软件产业的竞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软件产业外包是当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承接软件产业外包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据IDC估计，2006年，软件产业国际外包值突破1000亿美元。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在软件产业外包出口领域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表现：2005年，印度占领了软件产业国际外包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而中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却还不到5％。如何促进中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遵循“现状分析-寻找原因-提出建议”的整体思路展开研究。本文在分析软件产业国际外包产生动因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印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中印两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存在的差距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技术外溢和经济拉动效应模型，量化比较了中印两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在技术外溢效应和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效应方面的不同表现，得出了印度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技术外溢及经济拉动效应都优于中国的结论。为解释中印两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存在较大差距，及两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技术外溢及经济拉动效应不同表现的原因，本文运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对两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软件产业外包出口更好更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徐醒[8]2013年在《中印软件产业合作》文中指出在21世纪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形成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信息产业作为高新产业，在一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软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各国的重视性，逐渐形成了全球的软件产业价值链，这种经济趋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控制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利润分配，发展中国家意图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地位，扩大竞争优势的任务迫在眉睫。中国软件在进入21世纪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印产也靠着自身优势，以软件产业服务外包形式切入全球软件产业价值链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其发展仍有很多的缺陷，使其处于软件产业价值链的利润低端，中国软件产业也是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阶段。由于国内有限的市场以及基础设施的局限，所以单独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打破发达国家限制，提升其在软件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但是软件对一个国家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中印要加强在软件产业方面的合作，彼此互通优势，共同提升软件产业实力成为必要。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山水相邻，唇齿相依，两国的和平的经济合作不但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亚洲发展的利益，更符合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利益。印度将软件产业作为其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软件产业的合作，中国和印度在软件产业的发展上，也各有所长，又都有处于全球软件价值链利润低端的不足，所以，中国和印度政府应该将中印软件产业的合作作为中印合作重要战略。一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发展彼此软件产业大有益处，另一方面从为深刻和全面的的意义上讲，中印软件产业合作，可以一点带面的促进中印关系合作发展，促进中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将有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本文以中国和印度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作为中印软件合作的基础，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印软件产业合作的必要性，基于软件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和印度政府和企业应该摒弃前嫌，为着国家的利益为重，从国家和企业的层面构建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合作的新路径，更好的促进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更好的、更深、更快的、在世界软件产业价值链中更有竞争优势的发展。
蒋李娜[9]2013年在《中印信息产业政策及绩效比较》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正以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引领着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信息产业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了给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信息产业政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促进信息产业的更大发展。但与具有相似国情的印度信息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中国信息产业政策所收到的成效还不显着,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中印信息产业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借鉴印度信息产业政策取得良好成效的经验,为我国信息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论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并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还就论文研究的内容、方法和创新点做了说明,最后就信息产业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是第叁章。第叁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就中印信息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和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其中内容部分又从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四个方面进行了分类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市场失灵理论、后发优势理论、主导产业选择理论、技术开发理论、规模经济理论都是中印信息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政策目标方面,两国政府制定的信息产业政策在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印度政府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信息技术的普及、就业岗位的增强等目标。政策手段方面,中印两国政府多以财政手段、金融手段为主来支持信息产产业发展,中国政府对信息产业的规范主要靠出台行政法规,而印度对信息产业的规范则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内容方面,分别就中印两国政府所制定的信息产业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其政策内容方面的异同。第叁部分是第四章。第四章分别从信息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四个方面对中印信息产业政策进行了绩效比较分析,以评价中印信息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中国政府借鉴印度的经验提供理论依据。第四部分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结合印度信息产业政策的优势分析了中国信息产业政策在结构、组织、技术、布局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六章则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对中国制定信息产业政策的建议。
李祥[10]2006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印服务业合作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推广以及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并且正全方位地加速向前推进。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经济表现出许多新特征、新现象，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世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服务业已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两国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进行了经济改革，国民经济均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与发展，且都成为了全球经济格局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两国通过调整其外交战略，使双方的政治关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从而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升温。但相对于双方日益加速发展的商贸合作进程，两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发展就显得相对滞后。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出发，全面分析了中印两国在服务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两国服务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以软件服务业和旅游服务业的合作发展为例证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探讨，最后本文还剖析了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印服务业合作发展仍旧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其对策。 总之，在全球经济日益融为一体的今天，中印两国应以大局为重、抛弃偏见、抓住机遇、共同努力，切实做好促进双方服务业合作发展的相关工作，从而推动两国经济再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的福祉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我国软件外包理论、现状、对策研究[D]. 朱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2].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印软件外包业发展比较研究[D]. 周昱. 暨南大学. 2007
[3]. 中印软件类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 朱强. 浙江工商大学. 2008
[4]. 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陈竹丽. 浙江工商大学. 2008
[5]. 中印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比较分析[D]. 刘昱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6]. 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比较研究[D]. 刘玲玲. 湖南大学. 2004
[7]. 中印软件产业外包出口的比较研究[D]. 徐成武. 浙江大学. 2007
[8]. 中印软件产业合作[D]. 徐醒. 贵州财经大学. 2013
[9]. 中印信息产业政策及绩效比较[D]. 蒋李娜. 海南大学. 2013
[10]. 经济全球化下中印服务业合作发展研究[D]. 李祥. 四川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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