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早年论文,赵元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从现代语言学创建及其影响的大背景上，研究赵元任引进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同时借鉴中国传统音韵学原理调查汉语方言，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程及其学术影响；指出只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研究才能汇入世界学术的主流。
关键词 赵元任 方言调查 吴语 音韵学 原始方言 介音和谐音位分析 标调字母
一、调查方言 建立新学
本世纪20年代是世界语言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当时有两股研究思潮推动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一股是传统语言学阵营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潮，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1857～1913 ）在长期的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语言的符号性质和系统价值的独到认识，首创了普通语言学这一学科。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由其学生整理出版后，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19世纪以历时为主的语言研究转变为20世纪以共时为主的结构语言学。另一股是美国人类学阵营中的描写语言学思潮，以鲍阿斯（F.Boa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调查、记录美国的土著语言（印第安人的各种语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处理陌生语言的分析方法。其后，萨丕尔（E.Sapir ）出版了《语言》（1921 ）、 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出版了《语言论》（1933）， 发展出一套严格的语言单位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
赵元任两度留美，自然受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影响较大。加上中国学术注重实践的传统，所以他1925年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后，立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汉语方言调查。他带着杨时逢赴江苏、浙江实地进行吴方言的调查，先写出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刊《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2期）。而后写出专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年印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赵元任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称誉。
《现代吴语的研究》共6章，分“吴音”和“吴语”两部分。前4章是“吴音”，讨论各处吴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类和音值，列举各地的语音特点，总结吴语的共同特征，指出“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第88页）。后2 章是“吴语”，讨论词汇、语法问题，主要内容是30个方言点75个词的词汇对照表和22个方言点56种用法的语助词对照表。词汇对照表之后列举各地特别的词，如上海话“白相”（玩儿）、温州话“吃天光”（吃早饭）等。语助词对照表之后有成篇的记音材料。此外，书后还附有作者调查时所用的各种表格。赵元任在方言调查时最先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汉语方言[1]，语音分析深入细致， 并能联系古代音韵考察汉语的古今变化，使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各地声韵调和词语异同都用表格形式表示，便于对照比较。由于该书调查点偏重江苏，浙江中部和南部的调查点较少，因而吴方言的复杂情况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2]。尽管如此， 赵元任对吴语界限的规定今天看来还是很合理的，他在书中（第1 页）说：“广义的吴语包括江南的东南部跟浙江东北大半部。这吴语观念的定义或这观念的能否成立是要等详细研究过后才知道，现在暂定的‘工作的假设’就是暂以邦滂并，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因为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 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t‘、k‘]三套，而官话和大部分南方方言只有后两套；所以浊音的有无可以作为划分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界线的一条关键的同语线（Isoglos）。 现代的各种方言地图就是根据这一同语线来划分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分界的。
二、借助国学 创制字表
赵元任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同时又充分利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来控制方言调查。具体的做法是选择比较常用的3,567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排列成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表格中的字先按十三摄排列（假摄归并入果摄、江摄归并入宕摄、曾摄归并入梗摄），同摄的先分开口合口，再分一二三四等。相承的四声并列，每页横行的韵目举平以赅上去，竖行按36字母排列。这样，声母、韵母、声调搭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占有的音韵地位，形成一张张韵图，相当于现代汉语声韵调配合表。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归纳整理出所调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
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刊印了赵元任制的《方音调查表格》（1930）。再后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这本《表格》的基础上，删去原表格中不必要的罗马字注音[3]， 还删去了一些不常用的字和又音字，改正了一些字的音韵地位，加入了一些常用字，删改和增补了一些字的注释，改编成《方言调查字表》（1957）。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用这种字表作为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的基础是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同时它还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的参考资料[4]。 这也是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一开始就不同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原来，中国的描写语言学一直是拿历史语言学作背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方言研究是共时描写和历时研究结合得最好的领域。
三、利用新学 更新旧学
在赵元任的影响下，20～40年代中国的方言调查呈现出活跃的气象，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方言研究著作。比如，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和《中山方言》（1948）、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0）和《临川音系》（1940）、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这种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联系本世纪初（五四前后）汉语音韵学研究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历史背景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知道，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先秦到现代汉语的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对这种古今语音演变的研究一直是很不充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是用表意的方块汉字来记录的；方块汉字不跟统一的语音相联系，表现出超时代、跨地域的特点：同一个汉字，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虽然写法相同、理解相同，但读音可以完全不同。因此，后人无法从文字上了解古代的语音面貌和历史流变。于是，传统的音韵学研究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诗韵以及韵书、韵图等书面文献，来归纳各个时期的音类，却无法知道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比如，由顾炎武开始的清代古音学利用《诗经》的用韵和汉字的谐声分析先秦的古音，归纳出《诗经》的韵部，整理出谐声的系列，弄清了从上古到中古的韵类分合的演变情况，但无法对它进行具体的语音学描写。关于《切韵》系统的韵书的研究，音韵学家们以反切为主、以韵图为辅，把中古时期的音类大致分别清楚，但又无法推测它们的读法[5]。就这样， 囿于纸上的材料，造成了音韵学研究的危机。所幸的是，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来的。根据一般语言研究的结果，语音的演变大致都有途径可寻，方言的差异就是演变途径不同的结果[6]。所以， 综合考察南北方言的差异，可以窥见古音读法的大概面貌。在这方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捷足先登，他凭恃良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修养和精湛的瑞典方言调查经验，利用汉语的33处方言（包括日译吴音、汉音，高丽译音，安南译音等境外方言），结合《切韵》等“历史上的旧材料”，给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类一一拟测（reconstruct）了具体的音值[7]，为中古音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使汉语音韵学除了分类之外，在拟音上有了一套合适的方法和方便的工具。
由于引进方言材料作为考订古音的佐证，使濒于危机的汉语音韵学获得了新生，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方言资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赵元任于1921年得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前三册[8]， 对方言调查和研究的重要性是看得很清楚的。这就难怪他一回清华后，马上要一头扎进方言调查中去了。他和罗常培、李方桂历时四五年把高氏巨著移译过来，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四、洞烛幽微 发明胜义
赵元任在对吴语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对吴语的性质和源头的独到认识。从表面上看，《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一部现代吴方言的描写比较语音学著作，但实际上已隐含着方言差异的比较和重建原始吴方言之间的内在联系。书中说：“所用材料范围甚小，对吴语的事实虽多所发现，而对于空间与时间上的远处的推测没有什末发明”（第3页）。 这些话暗示可以通过方言差异的比较去作“空间与时间上的远处的推测”。有些语言学家从中得到启发，设法通过方言内部的差异的比较去重建原始方言。比如，罗杰瑞（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受赵元任这些话的启发，提出了“原始闽语”这个设想，并对原始闽语作了全面的拟测[9]。
指出原始方言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发生变革。高本汉虽然认识到“在近古汉语的时候已有不同的方言”（第238页）， 但他还是坚信“在主要特征上我们这部书所研究的每一种方言都成一种从《切韵》所代表的古代汉语直接演变下来的缩影”，因为“开口合口，颚介音成素，各摄的主要元音，所有《切韵》语言的特征，在我们的方言里大体上都有完全合乎规律的对映”（第528 页）。因此，高本汉认为《切韵》代表七世纪长安音系，它是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原始母语，可以“把一切方言都跟《切韵》的语言连接起来”（第528页），用《切韵》来解释现代方言的歧异。现在， 由赵元任隐含、由罗杰瑞发明的原始方言的观念，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将产生某种反拨的作用。比如，张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教授）充分认识到《切韵》代表一种综合音系，反映“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特点。指出既然《切韵》包含各地方言的特点，那么在研究它与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关系时，就不应该笼统地把它看成母语；而需要根据不同方言的特点，把《切韵》的音类加以简化，剔除一些不属于该方言的因素，建立原始方言的音系， 进而比较各个原始方言之间的差别去建立原始汉语[10]。这真可谓一句话引出了一连串研究和真知灼见。
赵元任在调查方言时，往往能注意到一些特殊的现象，并敏锐地发现其中所隐含的理论价值，尝试用以解决一些重大的音韵学问题。比如，他调查、分析了民间八种利用反切方式构成的秘密语，发现在反切语中有介音属声属韵的问题：有些反切语的i介音两属， 即反切上下字都要求有i介音；有些反切语的i介音属声，有些则属韵[11]。从而提出了“介音和谐”说，用以解决关于j化声母的争论。原来， 高本汉根据反切上字分组的趋势（一二四等是一组，三等是一组），提出了三等字声母j化的观点[12]。事实上，这种分组是不严格的， 各有拿对方的字作反切上字的情况。并且，精清从心四母的反切上字也有分组的趋势，但高氏为了顾全自己的体系，并没有把它们分为两类（因为他已经把章昌船书四母拟测为
，就不能再把精组各母分为单纯的ts和j化 的tsj两类了）。这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和批评。对此，赵元任的见解 是：“关于高本汉的纯声母和j化声母，我们用介音和谐的概念来代替j化的概念。原则是这样的：韵母以闭i开始的字， 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趋于以闭i开始，韵母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的字，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也趋于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13]。后来，李荣（195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研究，终于使这一点成为定论：高本汉把《切韵》的声母分成单纯和j化两类是没有根据的[14]。
五、提升理论 回馈世界
在长期的汉语方言调查的基础上，赵元任对音位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文章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而影响答案的因素有：（1）单位的尺寸问题，比如把塞擦音
等看作一个音位可能是分析不足，而看作两个音位（塞音和擦音）可能是分析过头；（2 ）组类问题，把哪些音归纳为一个音位会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a ）音质的准确度，（b）系统的简单或对称的要求，（c）本地人对于音类的见解，（d）字源的顾及……；（3）符号的选择，由于语音符号的使用有不少互相冲突的传统，因而音位归纳时常常要放弃其他方面的考虑来迁就现成的某套符号[15]。文章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文献， 一直为各国语言学家广泛引用。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M.Joos）在《语言学选读》（Readings in Linguistics,1957 ）中收录了此文，并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中说到“我们很难想到有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
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在语音分析的实践中，凭着自己的声学和音乐修养，精心设计了一套五度制的标调字母[16]，为记录和研究汉语以及世界上其他有声调的语言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为世界语言学界普遍采用。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赵元任早年的语言学研究具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品格。一方面，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深深地植根于汉语的土壤中；同时努力地利用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各种材料，来建设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另一方面，通过以现代语言学为指导的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为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摆脱危机提供了丰富的新鲜材料；同时在研究汉语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并提升到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概括，主动地让中国语言学回馈世界语言学。正因为这样，他的音位学理论形成了中国语言学第一次对普通语言学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了中国语言学一向自立门户，游离于普通语言学之外的局面。现在，王士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教授）等一批在美的华裔语言学家，通过研究汉语方言中的扩散性音变的各种复杂情况，提出了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 lexical diffusion theorg）[17]，在世界上的历史语言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语言学第二次对普通语言学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只有真正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研究，才能走出国门、汇入世界学术的洪流。
[＊]本文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而作，写作时蒙张清常先生慨借赵元任制的《方音调查字表》（1930），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1]高本汉早年调查汉语方言用的是其师J.A.Lundell所创造的瑞典方言字母，见高本汉（1940）第142页。
[2]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421页。
[3]这使人想起当时的一句笑话：“胡适之无往而不注， 赵元任无往而不音”。
[4]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79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5]详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4页、第44页、第124～12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参考董同酥《汉语音韵学》第139页，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
[7]详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原著于1915、1916、1919、1926年分四册出版。
[8]同[7]第7页，译者序。
[9]同[5]第144～145页。
[10]同[5]第141～142页。
[11]详见赵元任《反切语八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三分，1931年。
[12]同[7]第28～30页。
[13]见赵元任（1941）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燕京学报）第5卷第2期第214页。
[14]详见注[5]第132～134页，李荣《切韵音系》，第107～110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详见赵元任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 Of Phonetic System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1934年。
[16]详见赵元任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Le Ma itre Phonetiqut,troisieme serie,no.30,Avril-Juin,1930年。
[17]详见王士元《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语言研究》第2 期，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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