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登记簿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额济纳旗黑城遗址，盗走大批古代文书。这批珍贵的文献，一直收藏在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很少有人问津。90年代，在中、俄两国学术界共同努力下，得以问世，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由汉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教部分组成。汉文部分共6卷，主要是西夏时期的佛教经典和世俗文献，亦有一部分元代官私文书，收在汉文部分第4卷内。
众所周知，新出土的各个时代官私文书是一种真正的原始文献，对于研究该时代的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唐代的敦煌土鲁番文书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先后出土的元代文书，虽然数量或质量都无法与敦煌土鲁番文书相提并论，但对于元史研究来说，仍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在《俄藏黑水城文献》问世以前，已经出版的刊布元代黑城文书的文献主要有：《斯坦因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acuments Chinois De Sir Aurer Stein en Asie Centrals》，edited by The Henri Maspero,London,1953），此书第5章《西夏和蒙古时期的黑城文书》收录斯坦因在黑城所获元代文书。《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一书，由内蒙古文物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李逸友共同编著，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此书收录的是我国学者于1983、1984年两次在黑城发掘所得。还有一些元代黑城文书，散落于各处，有待整理。总的说来，这两种文献中的元代黑城文书，得到了较多的利用；而上面所说《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代文书，由于出版较晚，以及其他原因（如只有图版而没有抄录文字，等等），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拟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代文书作初步的探讨，对象是其中被定名为《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的两件文书。图片序号分别是TK204和TK248，均收在该书汉文部分第4卷。我们拟从转录文字入手，力求准确，不加标点，然后再对其中的史实作一些考订，说明其特有的价值。同时也援引上述其他两种文献中的同类文书，以资比较。在抄录文字时，每遇提行在原文每行结尾用
表示，缺损字每个用□表示，缺漏较多时则用
表示。原件登记地方官员时都要比诸王位下使臣低半行，以示身分的区别。本文转录时对此不加区别。
本文的写成，是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同志的热情帮助分不开的，在此我谨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二
下面转录的文书，原件无顺序号，这是我为了方便加上的。
（一）TK248
(1)初五日一起
亦金只失加普宁肃王位下使臣哈孩等三人前赴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计禀军情勾当住至初六日起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2)初六日一起
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使臣答孩沙都事朵列帖木儿断事官等四人前赴巴立忽火者地面整治军民百姓勾当住至初七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三人 面六斤 酒六升 肉六斤
米六升 杂支钞一两五分
从一人米二升
(3)一起
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使臣奥都剌赤等三人前赴唐兀歹大王位下催取军数差发勾当住至初七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4)一起
蒙古元帅府使臣朵卜歹等二人前来本路给散本管军人军粮钱勾当住至初七日起程回还计支二日
正一人 面二斤 酒二升 肉二斤
米二升 杂支钞五钱
从一人米二升
(5)初七日一起
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使臣奥都剌等三人前赴岭北地面于本管人户处催取帐毡勾当回还住至初九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6)一起
孛罗帖木儿大王位下使臣大宗政府使臣八合失巴撒儿等三人前去肃沙等处催取军力差发回还住至初八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7)初八日 一起
怯癿肃王位下使臣也赤帖木儿等三人前赴岭北行枢密院计禀军情回还住至初九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8)一起
［亦］令只巴柳城王位下使臣忻都哈剌等三人前赴阿章王位下计禀军情回还住至初八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9)一起
怯癿肃王位下使臣答立赤等三人前赴孛罗帖木儿大王位下计禀军数回还住至初九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10)一起
本路差司吏杨行义正一人前赴省府告禀关拨祗应钱住至十二日计支二日
面二斤 酒二升 肉二斤
米二升 杂支钞一两
(11)一起
阿章王位下使臣忻都蛮等三人前赴嵬力豳王位下计禀军情勾当住至十一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一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12)十二日 一起
也可斡立脱使臣帖木立等三人前赴朵立只巴安定王位下计禀军花名勾当住至十三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13)一起
本路差司吏王思明正一人前赴省府查勘各站倒死駞马回还计支二日
面二斤 酒二升 肉二斤
米二升 杂支钞五分
(14)一起
与伦大王位下使臣马麻火者等二人前赴怯癿萧王位下起遣逃移军户勾当住至十三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二升 杂支钞一两
(15)十五日 一起
唐兀歹大王位下使臣薛不干等三人前赴永昌等处取勘避回军回还住至十六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16)一起
与伦大王位下使臣答答木薛非等三人前赴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计禀军情回还住至十六日起程计支二日
正二人 面四斤 酒四升 肉四斤
米四升 杂支钞一两
从一人米二升
(17)十八日 一起
宁夏路差祗候德胜虎杨□二人前来本路取发欠少府学官钱□□□□等住至十九日起程计支回还共二日
面□□ □□升
(18)一起
甘肃行省差宣来本路催取稽迟等事勾当住至
计支二日
米二升 杂支钞五钱
(19)十九日 一起
蒙古本路取勘军数回还起
（二）TK204。此件背部有文字，曾作他用，以致有些字迹不很清楚。现转录如下：
(1)一起
亦令只失［加］大王位下使臣前亦令只巴柳城王位下计禀勾当住至十三日起程计支一日
正二人 面二斤 肉二斤 酒二斤
米二升 杂支钞五□
从一人米一升
(2)一起
本路差站吏任□济前赴甘肃行省告禀申诸项
正一人 面二斤 肉一斤 酒一升
米一升 杂支
(3)一起
亦令只失加大王位下使臣卓力□□等三人前赴怯癿肃王位下计禀军情勾当住至十三日起程
正二人 面二斤 肉二斤
从一人 米一升
(4)十三日 一起
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差使臣哈剌章等三人前赴孛罗帖木儿大王位下计禀军情勾当住至十四日起程
正二人 面二斤 肉二斤 酒二升
米二升
从一人米一升
(5)十四日 一起
朵只巴太子亲行五人前赴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为起遣军人勾当住至十五日起程
正三人 面三斤 肉三斤 酒三升
米三升 杂支钞
从二人米二升
(6)一起
蒙古元帅府差使臣都立迷失等三人前赴速来蛮大王位下取索军户勾当住至十五日起程
正二人
三
以上两件文书格式相同，无疑属于同一类型。《俄藏黑水城文献》将两者都定名为《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但两件文书中涉及宁夏路的只有一处，见（一）16。即以这条记载而言，“本路”才是文书写作之地，而“本路”无疑就是黑城遗址所在的元代亦集乃路。因此这件文书用宁夏路（元代的宁夏路即宁夏府路，治今宁夏银川）来命名显然是不妥的。再则，从内容来看，两件文书都是按时间顺序，记录来往人员的来历、使命、住宿天数，然后是供应食物的数量。这些内容，都与站赤有关。“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注：《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中国古代的驿传，是封建国家建立的交通体系，有专门管理系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注：《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蒙语称驿为站(jam)，在突厥语中则称为yam，蒙语的j和突厥语的y有对应关系，jam和yam实际上是同一个词，yam很可能即来自汉语“驿”。在元代蒙语中，可以看到有不少以“赤”结尾的专有名词，如火儿赤、速木赤、云都赤等。这类名词都是以某一名词加“赤”(chi)构成的，即指从事与该名词有关的某项工作的人。如火儿赤是“火儿”（蒙语qor的音译，义为箭筒）加上“赤”，义为箭手；云都赤是“云都”(ildu)加赤，义为带刀人，等等。因此，元代的站赤，原意为管站的人，但又常常被用来泛指站的管理制度。元代中期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列有“站赤”一门，内容全与站的制度有关（注：《经世大典》原书已散佚，只有部分保存下来。“站赤”门即其中之一。），这也正是《元史·兵志》中“站赤”门的由来。从以上两书，可以知道，元朝的站赤作为一种制度，主要包括：在适当的地点设站，通过一系列的站将交通路线联接起来，形成全国范围的交通网络；每站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和交通工具，并有专用的房舍，负责接待来往的使臣；使臣必须持有专门的证明（铺马圣旨、园符）才能在站上住宿，并使用交通工具；各站要为使臣及其从人，提供定额的饮食，等等。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上述两件文书，就会焕然冰释，它们正是站的工作人员为往来使臣所作的登记簿册。我们可以称之为站赤登记簿。
元朝在蒙古草原设岭北行省，联系岭北行省和内地的，有三条站道，其中西边的站道称为纳怜道，纳怜在蒙语中是“小”的意思。这条站道以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为起点，沿黄而西，经甘肃行省东北，到甘州（今甘肃张掖）折向北行，经亦集乃路前往和林。亦集乃一路共设有八站，即在城站、盐池站、普竹站、狼心站、即的站、马木兀南子站、山旦站、落卜剋站。在城站在亦集乃路城内。（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9-30页。）上述两件文书应即在城站的来往使臣登记簿。
应该指出的是，类似的文书在《斯坦因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和《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亦可看到。前书有两件残片，转录于下：
(1)N[0]499-KK.I,0231(e)
……○○丁差宝儿丁长事答里巴失等…… ｜甘肃行省起遣逃军……｜ 九日起程盐池去讫｜正二人
(2)N[0]518-KK.I,0231(f)
……○迷失答海答○｜……等三人前赴｜撒昔宁萧王位下
｜开读
｜圣旨本路住至十五……
原书没有这两件残片的图版，尽管怀疑有误，亦只能将该书的录文转载于此，格式亦保持原样。尽管残缺过多，但只要与前面两件文书作比较，便可肯定，应是同一类型的站赤登记簿册。
后书中亦有一件残片：
一起沙州路
圣旨前来甘州为支直钱勾当支至初五日计五日分
面五斤 米五升
柴伍束
初二日一起凤翔府差哈剌圣旨前来甘州管押军粮勾当支至十五日计一十四日分
正一人
一十四斤
此书图版40刊载了这件文书的照片，可以看出其形式与《俄藏黑水城文献》所刊上述文书完全一样，但文字格式略有差别，无疑亦应是站赤文书。以上迻录文字则见于此书的205页。还应提及的是，此书在上篇第五部分“亦集乃路的站赤”中列有“站赤的祗应”一节，引用了这件文书，这是正确的。但在下篇收录文书原文时，却没有将它收入“站赤类”，而是收在“杂类·官私钱物账”中，令人不解。
以上文书为我们了解元代站赤的祗应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元朝关于站赤的祗应，根据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规定，正使米一斤、面一斤、肉一斤、酒一升，此外还有柴一束和油盐杂支钞三分，从人则支米一升、柴一束和杂支钞一分。（注：《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这就是说，《俄藏黑水城文献》中TK204所载6起人员的祗应，是符合标准的。而TK248所载18起人员的祗应，都比国家的原定标准，高出一倍。可知祗应的标准，曾有过较大的变动。同时似可说明，TK204的记录年代，应在TK248以前，两者并非同时的产物。而《黑城出土文献（汉文文书卷）》中一件残片所载两起，供应标准与TK204同，时代亦应在TK248以前。而TK248中所见各起，杂支钞钧为每人五钱，比起原规定每人三分来，已高出十余倍。这是因为元代纸币（钞）不断贬值所致。
四
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的，相对来说，来往的使臣不是很多。（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9页。）从以上文书可以看出，每日住宿的使臣不过一、二起，而且大多与“军情”有关，或“计禀军情”，或“起遣逃移军户”，这些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亦集乃路站赤与纳怜道的特色。其中TK248(5)记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使臣前往岭北地面催取帐毡，TK248(7)记怯癿肃王位下使臣前往岭北行枢密院计禀军情，正是纳怜道经亦集乃路通往岭北的具体例证。
上述两件站赤登记簿的价值，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河西蒙古宗王的珍贵资料。众所周知，元代河西地区是众多蒙古分布屯牧之地，他们的活动对元朝历史以至中亚的历史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记载的缺乏，对于河西蒙古宗王的情况，一直是不大清楚的。不少学者就此做过努力，贡献最大的当属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黑城站赤文书的记载，对此做一点补充。
TK204和TK248两件文书中提到的蒙古宗王有：“亦令只失加普宁肃王位下”、“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位下”（7次）、“孛罗帖木儿大王位下”（3次）、“怯癿肃王位下”（4次）、“亦令只巴柳城王位下”（2次）、“阿章王位下”（2次）、“嵬力豳王位下”、“朵立只巴安定王位下”、“与伦大王位下”（2次）、“唐兀歹大王位下”（2次）、“亦令只失加大王位下”（2次）、“速来蛮大王位下”，以及朵只巴太子。“亦令只失加普宁肃王”和“亦令只失加大王”可能是同一人。
元代河西蒙古宗王以豳王系最大。最初的豳王是察合台系宗王出伯的封号。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占据中亚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系诸王大多持反对态度，只有出伯等少数几个归附元朝。元朝先封出伯为威武西宁王，大德十一年(1307)进封豳王。他屯牧于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一带。出伯死后，其子孙仍享有豳王封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收有与“术伯大王”有关的文书。（注：《大德四年军粮文卷》，见上引书第138-139页。）而在站赤文书中出现了“嵬力豳王”一名。据《元史》记载，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以杀获西番首贼功，锡岐王阿剌乞巴钞一千锭，邠王嵬厘、诸王班的失监、平章政事锁南班各金系腰一”。（注：《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嵬厘”与“嵬力”，无疑是同名异译。屠寄将嵬厘归于豳王系统，并说：“邠、豳异文同地，……魏氏源云：‘旧表别之为二，岂印文一作豳一作邠欤？’寄按，直是简牍异文，明初修史者疑误析之耳。”（注：《蒙兀儿史记》卷一五○，《诸王表二》。）魏源、屠寄都认为，邠王就是豳王，因为豳是古国名，唐代改为邠，实指同一地。文书中说“嵬力”是豳王，为他们的见解提供了例证。
我们再来讨论肃王系。文宗天历二年(1329)八月，“封诸王宽彻为肃王”。（注：《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纪二》。）宽彻是出伯的侄子。出伯的父亲阿鲁浑是察合台之孙，他有三个儿子，即合班、出伯和脱黑—帖木儿。合班和出伯一样，都归附忽必烈，也屯牧于河西地区。宽彻是合班的儿子，他的领地应在瓜、沙与哈密之间。（注：胡小鹏：《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初探》，《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现在所知元代文献中出现的肃王，只有宽彻一人。两件站赤文书中见到的“亦令只失加普宁肃王位下”和“怯癿肃王位下”，都应是宽彻的后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黑城遗址发现的一件钱粮房文书中，曾出现“亦令只失加普大王位下”一名，（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85页。按，书中图版(3-2)所示，“普”字以下不清楚。）很可能即是“亦令只失加普宁肃王”。而在上述斯坦因发现的站赤文书中，我们又曾见到“撒昔宁肃王”一名。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肃王系提供了线索。
此外还有几个蒙古宗王都可与其他记载印证。(1)“速来蛮大王”。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三月，文宗“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注：《元史》卷三十四，《文宗纪三》。）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根据中亚波斯文史籍，速来蛮是出伯的孙子、那木达失之子。（注：《豳王出伯及其系谱》，《史林》65卷1号。）他的名字在敦煌莫高窟的至正八年造像记和碑刻《重修皇庆寺记》中都出现过。其领地应在沙州。（注：《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初探》。）(2)必立杰帖木儿。杉山正明指出，出伯之子那木忽里(Num-quli)，有一个孙子名叫Bilkā－Timūr，应该就是站赤登记簿中的必立杰帖木儿。（注：《豳王出伯及其系谱》。）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军攻占哈密，俘获王子别儿怯帖木儿，应即此人。上述站赤登记簿中有关必立杰帖木儿大王的记载最多，而且不少与“军情”有关，可以想见此人当时在河西有较大的势力。(3)“朵立只巴安定王”。《元史》记，泰定二年(1325)二月，“赈安定王朵儿只班部军粮三月。”（注：《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这位安定王朵儿只班，《元史》说他是成吉思汗幼子阔列坚的后代，（注：《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其实也应是察合台的后人。（注：杉山正明：《两处察合台家族》，见《明清时代の政治と社会》（1983年）。）明初在河西地区立安定卫，即应是元代安定王的分地。站赤登记簿中的安定王朵立只巴，应即《元史》中的朵儿只班。(4)“亦令只巴柳城王”。《元史》载，天历二年(1329)五月，明宗“封亦怜真八为柳城郡王。”（注：《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纪二》。）同书另一处作柳城王。站赤登记簿中的“亦令只巴柳城王”应即此人。关于柳城王，无其他记载可考，据此则柳城王可能亦在河西一带。
从以上初步的研究来看，这些事迹可考的宗王，都活动在元代后期，由此可以推断两件站赤登记簿应产生于元代后期。同时，前面已指出，从祗应的标准来看，两件文书时间应有先后。这便是我们的结论。两件文书中还有一些宗王的事迹，有待进一步考订。由以上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黑城元代文书对于元史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期待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