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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曾在欧美各国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它在六、七十年代曾盛极一时，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急剧衷落。正当它在西方式微之时，它却在东方的中国悄然登陆，并受到文化艺术界中一些人的热烈欢迎。它在西方和东方不同国度此消彼长的不同命运，颇值得深思玩味。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在文学艺术，而不是在哲学思想领域中活跃和流行，但本文主要从哲学角度考察它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根源、前景诸问题。
一、后现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在国际哲学界，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哲学，也没有公认的后现代哲学家。也许法国的利奥塔（J·F·Lyotard）是一个例外， 他常常被称为后现代哲学家。但认真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利奥塔自己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后现代哲学”，他主要是借助和综合当代一些著名哲学家的思想，阐发和捍卫后现代思潮的基本观念。
没有现存的、众所公认的后现代哲学，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甚至在后现代主义者当中，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标准，“后现代”这个概念每过几年就会被重新定义。
尽管后现代思潮的种种主张纷繁复杂、滑动多变，但其基本看法、基本倾向、基本特征归纳起来却是一些哲学观点和命题，如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而且如利奥塔所说，后现代状况的特征就在于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危机，因此，把某些哲学观点和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是有学理根据的。许多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承认，他们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当代哲学流派中吸收观点。每当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立场作有力辩解时，他们都诉诸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主张。实际上，人们心目中的后现代哲学，就是以上流派、以上哲学家中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基础的哲学观点。
尼采的思想被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视为最早的哲学源泉，虽然也有人认为现代主义作家从中大受启迪。尼采向近代哲学崇尚理性的传统提出挑战，认为世界既没有理性，也没有意义和目的，认识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工具。因此，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征服一切的能力不过是一种幻想。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吼声，他把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当成虚伪的东西，认为那不过是弱者为安慰自己而编造的神话。贬低和否定理性，消解人类固有的价值及意义，这是尼采留下的两大笔遗产，为后现代主义者充分继承。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被认为和后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海德格尔也和尼采一样，非难理性和绝对真理的概念，他认为在古希腊时代，“真理”的来意是去蔽，是使事情本身如其本然地显现出来，因此，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并不说明真理的本质，它只是在派生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他批判传统的认识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清算到笛卡尔和康德，他主张认识论的关键并不是研究主客体关系，认识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要“解构存在论历史”。海德格尔还对人道主义提出批评，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前提是一种形而上学假定，即认定人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比如理性。
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的哲学主张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拉康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用结构方法和语言分析改造和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比如用能指和所指、隐喻和换喻来重新解说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中的显梦和隐梦、压缩和移置的概念，提出了“无意识象语言一样被结构化”的著名论断，由于用语言来取代了意识和无意识的地位，他也就用文本替代了以前的主体。对语言的强调还使拉康得出“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的结论。福柯也主张人和主体的消亡，预言人将象海滩上的图画一样被抹去。他认为，近代的知识形态的原则是表象，即摹画外部世界，上世纪知识形态的原则是寻找根源，这些都属于人类中心论。他认为，思想的中心不应该是人，研究的线索是语言，是话语（discourse）的条件、秩序和层次。 他颠覆了话语中传统的二元对立，例如真和假、理性和非理性，并否认话语有内在的意义，有需要揭示才能表明的思想。福柯还主张，权力和知识是融合的，不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甚至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一种权力方式，真理也是一种权力，它决定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德里达的哲学被称为解构哲学，他要解构语言中心论（认为口语优越于书写语言的观点）、逻各斯中心论（西方哲学中重视理性认识的传统）和在场的形而上学（认为符号的意义或思想的真理性在于有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参照），他由此反对对于语言意义的表象主义或基础主义的说明，认为语词没有由其他东西决定的、固定的意义，意义仅在于语词的差异和重复。因此，文本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相互指称中产生意义，这就叫互文性（intertext）。
后现代主义者哈桑（Ihab Hassan）和利奥塔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借用特征。哈桑主要汲取解构主义哲学，他鼓吹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这一特征，主要指中心的消解和本体论的消解，他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范畴，如宗教、科学、直觉、理性、通俗、高雅等等，是彼此限定和相互沟通的。利奥塔则倚重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说法，他认为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知识的叙事性质和合法性形象的改变，而语言游戏的说法使得所谓宏伟叙述和元叙述走向衰亡，因为语言游戏强调语言的异质性、分歧性、不可通约性，不存在解释其他各种语言的元语言。科学也只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它和其他语言游戏处于平等地位，并不提供更多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表述的若干观点被后现代主义者反复引证和发挥，成了他们基本论点的依据，尽管维氏本人的哲学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比如，该书第109 节中说：“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必定没有假设的东西。一切解释必须离去，只有描述能取而代之。这种描述从哲学问题中得到光照，即得到目的。当然，这些问题不是经验性问题”。佛克马（Douwe Fokkema）在引证这段话时说，这段引文是后现代主义方案的表述，维特根斯坦虽然不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但他却从哲学角度又一次提供论证，说明为什么必须抛弃现代主义对于假设和解释手段的寻求。依伯思（Elrud Ibsch）则说，作为哲学主要任务之一的这种描述， 会抛弃对于各种话语的评价，会拒斥各种等级关系，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利奥塔也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多次引用《哲学研究》中的话，证明社会主体在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自己，人们不能拥有和运用普遍通用的元语言。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哲学的理论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武器。库恩关于范式、共同体、理论之间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和他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帮助了后现代主义者以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动摇科学的特殊地位。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和“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口号更是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青睐。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和观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说经验事实决定性地支持或否证一个理论，纯属神话。他宣称，科学的成功不仅依靠理性论证，而且依靠宣传的策略和手段，依靠计谋与雄辩。这些反经验证实，反理性的主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策略和风格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后现代哲学的特征和根源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一大堆不同思想、观点、倾向、方法、风格等等杂凑物的标签，后现代主义是没有共同特征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对。无论如何，前面所描述的后现代哲学是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特征的。为了把握其特征和根源，首先应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有人主张，后现代是对于现代的超越、否定、反动。比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 后现代作品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作家感觉到现代主义作品是令人窒息的，只有砸烂它们，才能创新。佛克马描述道，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主义者建立假设的但连贯的世界模式，他们批评和嘲弄现代主义的等级秩序。正是在与现代主义论战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产生并得到了发展。但更多的人强调后现代与现代之间连续的一面，而非断裂的一面。比如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连续性》一书中证明，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内在发展。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连续，是现代的组成部分。一部作品只要一开始是后现代的，就具有现代性，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这就是说，在利奥塔看来，“后”并不意味着“超越”、“反叛”，而是意味着反思其前提条件。
我认为，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是：连续与发展大于断裂与否定，尤其是将它们和古典或前现代作对比时，这一点更明显。 格拉夫（Gerald Graff）说， 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反叛传统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完成，现代主义并未完成这种反叛，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某些预设的逻辑发展。当贝尔（Daniel Bell）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尤其是比较后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阶段文化的特征时，他常常把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视为一体。
从哲学上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二十世纪的哲学总体上说是与笛卡尔到康德的认识论哲学发生断裂与飞跃，前者被称为现代哲学，后者被称为近代或古典哲学，这里不存在现代与后现代之分。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的否定和反叛，但这种断裂不具有全局性，不能据此而作出当代与现代，或后现代与现代哲学的划分。
在我看来，后现代哲学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反认识论、反表象功能、反心物区别。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认识论，这种倾向从近代开始尤以为甚，哲学的任务被视为研究人的心灵如何认识世界，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认识的起源、能力、界限，并评判心灵提供的世界图象是否正确、完善。他们认为，以上看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神话，不存在认识主体，不论人还是心灵都已消亡，甚至不存在可供表象的外部参照，我们所拥有的各种话语系统由于自身内部元素而具有意义，不存在由于主客相符而产生的真理。罗蒂（Richard Rorty）坚决反对传统的哲学镜像观， 维特根斯坦早期主张图像论，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镜映关系，后期转变为主张语言游戏论。
第二，反本质主义。不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中，西方哲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认为存在着本质和现象的区别。本质是事物固有的、内在的属性，现象是这种属性偶然的、不重要的外在表现，把握了本质才算了解了事物自身，人的认识就是要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化多为一。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反对规律、原则、范式这类概念，不论在认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人的行为，以及在阅读、理解、解释文本时，他们都反对这种深度模式。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明确表示抛弃前期《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本质观，解构主义者也反对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的结构与中心的学说。
第三，反基础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从古至今的哲学家思考问题时，无不是在寻找一个基础和出发点，以此来说明万事万物，建构思想体系的大厦。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在考虑构成世界的基质时，分别以水、火、土、气、原子等等为答案，近代哲学家分别以经验或理性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人们认为，只要找对了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就有了保障。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依靠第一原理推出一切的思维方式，他们以模糊性、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以多元反对统一。从语言的角度说，他们不承认有一种具有特权的、可用作评判其他话语的元话语。
第四，关注语言。后现代哲学在多数情况下以语言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和古典哲学不一样，这种哲学充斥着符号、代码、文本、语境之类的术语。由于这种哲学以语言不中心，以语言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它的内容、方法和风格与认识论哲学截然不同，这种哲学化解了关于心灵、主体、理性、经验等等问题和概念，只谈表达，不谈思想和世界。许多人把语言当成自足的体系，不认为语言的意义来自语言之外的对象。
第五。取消哲学。后现代主义者把哲学当成一种元叙事或宏伟叙事，竭力把哲学从高踞于各学科之上的宝座上拉下来。德里达力图解构哲学与文学的差别与界限，他认为哲学与诗歌共同属于普遍的、未分化的文本世界。他的一个追随者认为，对哲学作品最真实的解读，就是将其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对文学作品最有力和最适宜的解读，就是将其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对文学作品最有力和最适宜的解读，就是将其视为哲学作品来读。罗蒂也认为哲学将消融于诗歌等文学艺术之中，他认为以后不再有哲学，只有后哲学文化。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认为哲学不过是一种语言疾病，如果让事物保持原样，而不要去作所谓“哲学思考”，这种语言病自然能不治而愈，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从这种看法中获得了支持。
论及后现代哲学的根源，本文仅限于探讨哲学思想源流这一方面。一般认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除了哲学自身的变迁发展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成就有关，这种思考方法肯定是对的，但就后现代哲学而言，它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科技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复杂的，现在国内外的种种解释都缺乏说服力。许多人说，当代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爆炸，知识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时代，或是电子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但这些特征与后现代哲学并无明显联系，如果它们可以解释后现代哲学，那么它们就无法说明同时存在的与后现代倾向相反的其他哲学。还有人把后现代哲学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联系在一起，这是极其牵强附会的。因为正是后现代哲学所攻击的现代认识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大本营——维也纳小组的哲学有最先肯定以上发现的哲学含义，而以此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这些科学成就的大旗一直在这些哲学家手中，其他解释者想拉大旗作虎皮恐怕是徒劳的。另外，后现代哲学坚决拒绝把哲学当成外界事物的反映，它自己就不能（别人还是可以）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找到自身的根据。
前面说过，不存在一种公认的、独立的后现代哲学，本文将与后现代倾向合拍，被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学理依据的各种哲学主张称为后现代哲学。它们首先是对刚好在自己之前的某种过分理智和刚性的理论的化解、否定和反驳。维特根斯坦前期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以逻辑为构架的语言本质观，认为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对应、同构关系，语言是世界的图象。他后来在《哲学研究》中大力清算自己的前期思想，以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意义即用法等主张松动早期过分严峻的主张。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关系也是既发展、又反叛。后结构主义者是在结构主义传统中，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开始活动的。他们不满意结构主义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倾向，对理性和逻辑的倚重，对中心和结构的强调，他们竭力化解结构主义所预设的主体—客体、语言—言语、能指—所指、文本—意义等等二元对立，打碎封闭的模型，用差异和多元代替普遍与同一。库恩、费耶阿本德的具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是对他们之前的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观的反动，他们不愿意过份地依赖逻辑、理性、经验，过份地强调证实或证伪概念。
前面归纳了后现代哲学的五项特征，其基本倾向是怀疑、批判、否定，这种倾向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源远流长。西方哲学，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起到今天，一直有两种对立而互补的倾向互争短长。一方面是建构性的，探究世界的本质，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终极性支点，追求确定不移的真理。另一方面是反思和讽刺性的，永远对现存的、与统治地位的见解和方法挑战，不断以唱反调的形式警醒人们不要囿于定见，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思路和态度。前一种倾向的代表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等，后一种倾向的鼻祖是苏格拉底。在漫长的岁月中，前者藉科学发展之助日益彰显，但后一种声音不绝如缕，从未消失。当西方主流哲学过分膨胀、极度发展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建构性、批判性的声音终于通过尼采之口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并由海德格尔以返朴归真的姿态作出深刻阐明，由此引发了各家各派之中的叛逆情绪，甚至形成在某些情况下之支流成了主流，反讽、嘲弄、调侃成了主调的局面。我认为，后现代哲学最根本、最深刻的根源和依据，就在于，哲学和其他各种文化形式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总要在两极对立形成张力，从而形成动态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和繁荣，哲学由其本性而固有的二元应同时得到伸张。
三、作用和前景，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挑战
后现代思潮显然是对当代西方现存文化秩序的破坏，是对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它鼓励人们怀疑和蔑视一切现存的信条和规范，重新审视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学说、预设和前提，为一切探索、创新指出了可能性，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这种积极作用被许多人肯定和称道。
另一方面，它对既成秩序不顾一切的攻击和破坏，对传统的诅咒和瓦解，对怀疑和否定的纵容与滥用，又引起另一些人的忧虑与责难。显然，它是一把双面刃，你可以把扫荡陈规陋习、推陈布新的功劳归于它，也可以把瓦解文化秩序、涣散人心，造成文化精神危机的罪责加诸于它。
许多著名思想家对于后现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作用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并未结束，它仍是一个未竟的工程，关于后现代已经到来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而由于后现代主义取消理性，抛弃主体，这不但使自己自相矛盾，而且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失去了基点。一直研究并主张后现代主义的杰姆逊也指出，后现代激烈的反叛性已被人们习以为常，它自身已经成为制度化的东西，与西方社会的官方文化相一致。他还指出，由于当今的艺术已经商品化，后现代艺术往往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谋求经济和军事统治，同时也在全球推行后现代文化。
一种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潮，为什么在只流行三十年左右（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呢？难道它所批判的对象已经不应该受到批判了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后现代思潮衰退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它最活跃、最喧嚣的方面在文学艺术，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种心理原因：人们为求新而求新，把追求形式和风格的新颖当成了目的。任何观念和倾向，还没有充分发展成形，就被超越；任何见解主张，还未站稳脚跟，就被否定。所以，后现代思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功能不容抹杀低估，但是它只破不立，则很难在历史上有一席地位。告诉人们什么东西是迷信、神话、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固然不错，但人们在知道了“不应相信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应当相信什么”。在当今之世，人们普遍感到文化处于危机之中，精神面临失落的危险，人们需要价值重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在这方面日显其短，未见其长。
不过应当看到，后现代哲学倒不一定遭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命运，因为它和一般的后现代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哲学，它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些哲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哲学在历史、现实、理性或经验层面上的深刻性使其组成部分不易成为昙花一现的文化商品。
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有人看好后现代哲学，认为它是走向新世纪的哲学，它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在下个世纪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比如罗蒂在瞻望哲学的未来前景时，就预言建构性的主流哲学即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后哲学文化。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后现代哲学不代表未来。它决不会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导哲学。作出以上估计的人，除了没有看到后现代思潮总的衰落趋势外，还没有看到后现代哲学在学理上的内在缺陷，而根基不牢的哲学是不可能长期发展的。
象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后现代哲学的最根本特征是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基于此，人类认识、价值、意义的基础被抽去了。如果说，认识论的怀疑论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哲学洞见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体悟是怀疑论者未能把握的，这就是：怀疑以某种确定为前提，这一点由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作出反复阐述。后现代主义者最有力的辩解，最深刻的引语往往出自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但他们从未注意他后期的《论确定性》。
在此书中，维特根斯坦主张，人的认识和论述是在一个不受怀疑的体系中进行的：“对一个假设的一切检验，一切验证和否证，都已经处在一个体系中。这个体系不是我们所有论述的多少是任意和可疑的出发点：不，它属于我们称为论证的本质。这个体系与其说是出发点，不如说是论证在其中而获得生命的要素。”（第105 节）后现代主义者最喜欢接引语言游戏的说法来证明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但在此书中，维氏指出语言游戏有基础：“如果我说‘我们假定地球在过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或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会假定这件事当然就显得很奇怪。但是在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体系中，它属于基础部分。可以说，这假定构成了行动的基础， 因此很自然地构成了思想的基础。 ”（第411节）。他在这本书中主张， 还有比语言游戏范围更广泛和更基本的东西，他将此称为“世界图式”，人们当作世界图式接受的命题是不复怀疑的，“怀疑本身有赖于不受怀疑的东西。”（第519 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靠这一事实：有些命题是不受怀疑的……”（第341节）“那就是说， 这属于我们科学研究的逻辑：某些东西确实不受怀疑。”（第342节）
我认为，不承认起码的确定性，不承认有某种确定性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基础，是后现代哲学的致命缺陷。否定和解构一切，最后势必要否定和解构自己，这样的哲学，不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精神指导力量。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可以不要，未来的哲学只需要肯定和继承传统。下一世纪，从一开始就需要思想的重建，这种建构性工作只能是在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后现代哲学由于其根本的禀性，在新时代还有一席之地，它和建构性哲学是相辅相存，不可偏废的。
最后，讨论一下后现代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精神文化上面临十分复杂、前所未有的局面和任务。最近几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似乎有异军突起之势。在当前，知识界（至少表现在北京）中有一种以批现代性为时髦的风气，许多人自以为不是站在旧的，即前现代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最新的，即后现代的立场上，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辨析。
好像要给中国的趋附者打预防针似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之一佛克马在专为本书中译本作的序中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后现代思想属于发达的地区，它与不发达国家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之前，他还说过，后现代主义代码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局限，它普及于西方世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存在的。中国文化界有人断言，后现代主义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进入我国文艺领域，中国人不情愿接受现代主义，而乐于接受后现代主义。有人热衷于后现代主义，这是事实。但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弄出的文化产品是不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则没有下文。其实，在中国鼓吹后现代主义的人回避了一个关键任务：证明佛克马的一切后现代观点都对，只有一点不对，即后现代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当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认为，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商品性和消费性的大趋势，随着卡拉OK机和电子游戏机的涌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超越现代性的后新时期。我认为，这种以文学描述来代替统计分析的方法，相当于根据水面泡沫的旋转和翻滚来估计江河的流量。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标准，由于目前中国正处在解决温饱问题阶段，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产值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值正向总产值的50%跃升，因此，中国显然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离适宜于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还十分遥远。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弊病，如果不是在走极端，很可能是有益的。但在中国，不顾本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条件和水平，去责难和否定一个中华民族一直向往进入而尚未进入的状态，既是无的放矢，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动。
平心而论，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研究。但目睹知识界中目前正在滋生的一股反理性、反真理、反科学的风气，以及把知识和权力混为一谈的时髦，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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