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反馈”行为与地方认同--基于赣南B镇的调查_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的“反哺”行为与乡土认同——基于赣南B乡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赣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01年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在转型期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层，其走向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2010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截至2013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根据2010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特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社会认同一直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点，其具体涵盖面很广。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社会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并实现自我归类的过程，是对周围群体和环境的态度[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双重外推力的作用下，身心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被“双重边缘化”[2]。城市难进、乡村难回的状况逐渐让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自我认同上很容易出现“认同的模糊化”等困境，群体社会认同的丧失使他们对城市和乡村都会产生一种抵触和隔阂，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和谐[3]。总之，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处于一种“双重性”的中间状态，处于制度结构层面和个人行动实践的双重制约中，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4]。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之下，很多学者把乡土认同作为研究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反映该群体对乡村生产、生活及文化的认可状况，并从土地关系、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思想方式等不同角度对乡土认同进行了分解和阐释。一方面，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不断消退，乡土的适应力和情感性在不断减弱[5]；另一方面，乡土变迁和城市危机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理性”的抉择下，对乡土认同有所保留，出现逆城市化流动的新动态[6]。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和乡土认同正在转型和过渡中进行适应性调整，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差距成为激励他们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奋斗的根本动力。从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及乡土认同状况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该群体的城市化追求估计过高，很少重视乡村本身的动态发展和改善情况，需要对农民工的乡土认同重新评估；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理性”人的定位过于笼统，接受传统习俗文化的新时代农民工对于乡村“反哺”或“回馈”的实践逻辑和建构机制需要重新审视。

       本研究选取江西省赣南B乡作为调查点，全乡总面积76.4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90个村民小组，4314户，总人口17334人。该地区为典型的客家聚集地，全乡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宗族组织和民俗传统，也是当下华南宗族型村落的一个缩影。城镇化进程中的B乡也经历着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及生活结构的变化。B乡外出务工青年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员的75.2％。本研究尝试采用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15名新生代农民工、6名农民工所在家庭的成员、3名乡政府官员和若干村民。

       二、赣南B乡“反哺”现象及实践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化转型期，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以来，“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处于赣南地区的B乡的家庭结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①的劳动再生产模式，农户经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打工所得，由于毗邻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全乡大部分青年人都南下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形成了典型的“空心村”。乡村“反哺”是指在外务工村民对家乡或家庭的帮助和支持，是一种资源的逆城市化输入。研究发现，赣南B乡虽有大量人员外出到珠三角地区务工，但并没有出现很多乡村所经历的整体性衰败，反而依靠这股力量促进了乡村建设。

       (一)“反哺”现象

       1.经济反哺网络

       赣南B乡自然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公共基础设施的配给不足一直是制约当地发展的瓶颈。2006年以来，在全市“三清三改”②的活动中，B乡都有新增的惠民项目和工程，乡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观。从政务权责方面考虑，基础性公共物品的提供本应是当地政府的职责和义务，但B乡出现的普遍情况是，村民通过成立相关理事会共建共享村级公共产品。由于理事会在资金和管理方面的到位，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全乡公路、桥梁和学校三大项目的实施中都能看到当地理事会的影响，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村民的捐赠。白鹭村“塘坑仔公路”项目全乡捐款六万余元，还有34户捐献了自家田、土、山；龙头村小学改造项目个人捐款总计三万余元。捐助人员主要是当地留守村民、外出务工人员和私企老板。由于该乡第一代农民工的“叶落归根”，外出务工青年很乐意资助基础性设施建设，通过各项目理事会直接资助，只要是与乡村基础设施有关的项目，基本都有该群体的资助。

       2.宗族反哺网络

       赣南B乡是客家宗族村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全乡90％都是钟姓族人，宗族组织保存完整且影响较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后辈，成长期受到宗族的影响，对本族有着浓厚的情感，后由于外出务工，对宗族的崇敬和尊重集中表现在对家乡族人的关照和对祠堂的资助上。一方面，很多老乡都聚集在一个工厂打工，据调查，年龄稍大的务工者会在返乡过节期间集中带出部分青年族人，以解族人、亲属就业之难；另一方面，在B乡宗族祠堂的修缮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捐钱、出力，对本族的公共事业发展甚为关心。例如，近些年所建的南迁钟氏总祠和“王太夫人”③祠堂，以及古村“复兴堂”和“洪玉堂”的修葺等都是在钟氏族长的积极倡导下，由各甲堂的族人合力出资的，2008年客家桥的修建更是宗族反哺的典型。由表1可以看出，在客家桥的捐款项目中，不仅上五辈慷慨解囊，处于下五辈的“显”“功”“瑞”“小”“祥”等钟氏族人也都捐款积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外出务工青年。

      

       3.文化反哺网络

       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反哺”就是“反向社会化”，正向社会化和反向社会化作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互为补充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方式[7]，基本大意为年轻一代向前辈施加影响，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8]。在B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村中崛起的新生力量，其本身在受教育程度与学习经验上都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有优势，在生活和教育条件逐步改善的情况下，90后的一代人大多完成了高中教育。他们通过自身在外的实践经验和想法影响着长期在家的前辈和长者，其中，本乡“文化反哺”最明显地体现在创业观和婚姻观上。对B乡的调查显示，在外务工的青年人开始返乡创业，一方面因地制宜，开办生态鹭溪农场和小型机电加工厂，接轨当地优势产业；另一方面鼓励全家老少投身旅游行业。对于传统婚姻家庭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则有更多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极力说服家庭成员的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当代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性别平等和法制观念[9]。

       (二)B乡新生代农民工“反哺”的实践逻辑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空间地域性的符号，不仅表明其生产和生活与乡村的紧密关系，也表明其早期的认识和教化烙上了乡土的印记。一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行为逻辑的把握要考察其早期的成长历程，乡村地域的制度文化结构塑造着该群体的惯习；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所在的城市文化也不断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流动”不是无意义的，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迁，自身行为逻辑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10]。在艰辛的外出务工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十分关注乡村的建设，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推动着家乡的发展。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该群体集体性而不是个人的“反哺”行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斯科特-波普金论题”④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1.“经济理性”的实践逻辑

       总体来说，经济学家对农民行为具有的“经济理性”逻辑达成了高度一致。有被访谈对象这样认为：“我们自己的娃都在这学校上学，走在上面不放心，我们捐些钱帮忙改善下条件，孩子读书不会再绕路走，下面还有几个小组好几百号人，修桥对大家和自己都好。”(新生代农民工钟某，男，28岁)在调查中，“便利”、“实惠”、“有面子”等都是他们口头的常用词。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反哺”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在权衡得失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切实使自己受惠，还是扩大自己的声誉，都会获得乡民的认同和赞许，为自己以后在此生存与发展奠定基础。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下对农民“自我主义”行动逻辑有准确定位，受父辈影响的子孙辈也具有此类理性逻辑，会通过比较经济得失来权衡自己的行为，希望达到一个经济值的帕累托最优。“经济理性”下的农民工通过“反哺”行为，在为乡村“输血”的同时，把自身在外赚取的经济资源在当地转换成威信资源，这样的一种增益渠道，在满足了大部分族人的基础性需求后，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成了持续捐赠的动机。

       2.“社会理性”的实践逻辑

       帕森斯对“社会人”的假设中，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评估标准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文化、情感等方面。哈贝马斯则在个体沟通行动中，赋予了主体互动性和关系性，这样的实践逻辑已经超越了单独的个体，形成了一个结构网下的生存策略，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结构网的价值取向是直接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如被访谈者所说：“我本来就姓钟，好几代人都在此生活。修建祠堂肯定愿意啊，虽然在外面打工，但这始终是我的家，最后还是要回来的，大家都出一点钱，都可以享福。”(新生代农民工钟某，男，30岁)调查发现，“念家”、“熟人”、“传统”等词汇反映的是该群体主要的行为逻辑之一。“反哺”现象的背后不单单是个人出于生存或声誉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也是一种自我满意的行动逻辑、一种“社会理性”⑤的考虑。这里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认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宗族和家庭的支持是出于对自我乡土身份的认同，这样的反哺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乡土情结的延伸，“反哺”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福利行为。

       对家乡的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实践行为的认知和评价。无论是以“利益”为起点的经济理性，还是以“道义”为起点的社会理性，都包含了黄宗智所指出的中国农民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逻辑，都是促使“反哺”现象产生的内在推力，是一种惯性思维。流动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被城乡不同的地理空间分割开来，对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是使他们获得经济资本与实现工具理性目标的系统世界。但对于相对贫困的家乡，他们愿意转移部分经济资本，释放社会价值并借以完成社会身份的重构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这一切则需要重构自己身上的“乡土”符号，这种乡土符号不是低下、落后、贫困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与惯习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在外部制度—结构作用下个体积极建构乡土认同的策略，如图1所示。

      

       三、“脱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

       “反哺”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普遍，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资助家乡和宗族发展的情况并不多见。中国的“二元社会”是随着现代性兴起而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根植于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地域差异。在吉登斯的“脱域”概念中，“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脱离出来，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1]。新生代农民工常年“漂泊”异乡，脱离了乡土的场域和情境，模糊了自己的认同。基于当下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身份和社会认同困境，“我”和“家乡”的关系与“我”和“我们”的关系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定位的首要条件，在外界城市对自身定位的反馈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他们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和衡量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基本支点，这个基本支点就是“乡土认同”，是一种“安全感”的底线。通过对“反哺”现象的调查，发现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逻辑主导下的“反哺”现象都是建立在该群体乡土认同之上的具体表现。个体乡土认同的形成受到城市场域的结构性因素与乡土文化内生性因素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四个因素，即生活方式认同、社会网络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乡土记忆，如图2所示。

      

       (一)城市外推建构力量

       1.生活方式认同

       改革开放后，对城市生活的高质量追求一直是农民外出就业的直接动因，他们对于“城市”以及“城市人”的认同也在丰厚的经济利益中不断得到深化。对生活方式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消费和对生活质量的评估上。调查发现，城市高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低水平的生活质量不断刺激着他们，比较的心态使其更容易对乡土生活产生认同。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这“一升一降”往往影响着他们的理性决策，返回农村生活成为很好的退路。早期“打工无前途，回乡没意思”的想法在客观现实环境的倒逼下出现变化，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家乡生活更加现实和实惠。有被访谈者认为：“城市的生活节奏的确很快，但是压力太大，我在外打工了4年，还是觉得家里好，钱少赚点不要紧，至少花钱少，物价便宜，生活节奏不用太快，舒服多了。”(新生代农民工赵某，男，22岁)

       2.社会网络认同

       个体身份的认证是在人际关系中定位和反馈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方式和人脉圈直接影响着他们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和归属程度。有被访谈者说：“在深圳打工，有来自全国很多地方的打工者，像我们工厂，就有来自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平时都以地域形成了自己的圈子，相互之间有关照，遇到困难可以帮助下。”(新生代农民工徐某，男，20岁)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差不大。从交往对象、交往范围和闲暇时间的安排来看，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同乡或亲朋好友。B乡宗族发达，外出打工者之间本身关系密切，因此在初到城市的适应阶段，往往把族人当成很好的依靠。他们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拥抱”城市，城市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热情接纳他们，交往的困境磨灭了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与热情[12]。在城市中获得的金钱无法买到真正的感情，传统的农村交往反而让人怀念。

       综上所述，城市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认同的两大建构力量其实具有“反向”的身份认同力量，在这种“推力”的作用下，他们很容易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从而反思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可回复型”流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大量城市认同感造成的断层危机一直鼓动着他们去寻找自己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二)乡村内拉建构力量

       乡村“共同体”是滕尼斯笔下人类古老的生活方式，包含了一个地区内的认同、团结与安全[13]。乡村场域中的经济资源虽然比不上城市的丰富和多元，但复杂社会中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传统一直主导着乡村的生存与发展，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更是描述了乡村场域所具有的一张文化网。早期乡村场域中“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成为当下新生代农民工乡土认同的重要建构力量。

       1.文化身份

       (1)崇先报本的客家祖灵文化

       南下的客家人聚族而居，祠堂、族谱与族田成为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客家人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接受本族文化的熏陶，在自身的乡土认同和所表现的行为逻辑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家和根在农村，现实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只能暂时留在城市。在乡间，祖先牌位和坟墓崇拜是当地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祖祠家庙内供有祖先画像、塑像或雕像。讲究“崇先报本，敬祖睦宗”的客家宗族，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漂泊的一种情感和精神支持。每到春节、清明等节日，他们都相继回到家里拜宗祭祖，遇到族人喜事，场面更是热闹。本宗祠堂理事会的长辈会借此时机，筹集相关经费来进行助学帮困、修桥铺路、维修祠堂等活动，基于情感与血缘，本族青年人都异常慷慨。

       (2)和衷共济的客家共同体

       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人气，早期B乡族中“割鸡”、“烧瓦塔”等民俗仪式已经成为当地宗族组织繁衍和壮大的符号象征。客家人本身好外出闯荡，且以之为荣，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家乡，本身具有较强的村庄认同，常常保持共同的伦理价值理念和有序的公共行为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传统道德伦理的形成离不开当地族谱的教育作用，在赣、闽、粤的客家地区都保存有大量的谱牒，其中很多家训都体现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许多以“文本”或“合意”形式存在的“知识—制度资源”。比邻而居的共同生活产生了一种共同心理，这种心理的观念形式已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扎下了根，甚至家族聚集而居的共同生活消失以后，它都会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留存下来[14]。

       (3)传统祈福积善的宗教信仰

       如果说B乡钟氏的祖先崇拜对于家庭与宗族具有整合作用，那么较多村庙、民俗神的崇拜则是社区团结的纽带。这样的纽带为早期生活在此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种教化、聚会、娱乐的文化整合机制[15]。除了宗族所承载的各种文化影响，当地传统的道教信仰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需要说明的是，客家人的信仰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不同的信仰共同构建了客家人的生活伦理。道教作为一种早期随其先民南迁的信仰，它与儒、释和其他民间信仰并存和交织着被客家人接受下来。早期客家人所信仰的道教一般没有完全独立的宗教观念，和民间俗神混合后，用于生活中的非现实诉求，如求雨、驱灾、治病、超度亡灵、求签等方面[16]。B乡所在各村都有供奉许真君、黄飞虎和花神的庙宇，每逢农历大年初一，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都会去烧香祈福。调查发现，B乡人每年都会给寺庙香火钱，一来祈福还愿，二来帮助维修寺庙。表2中可以看出当地人热衷于村落信仰活动，人们在“拜神祈福”的同时坚守着一种向善的习惯和信仰，每年去上香的外出务工青年较多，现实的消费主义热潮并没有磨灭年轻人乡土环境中的精神信仰。民间信仰的功利化使得客家人一般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信仰，现实生活中的需求都有相应的信仰，传统民间信仰对乡土认同的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乡土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奈认为，乡土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7]。在B乡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时空中，80后、90后有着相近的生命历程和日常行为，儿时的经历和童趣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群体记忆，在某种情境下，这些群体记忆会被不同程度地激活或提取，进而持续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乡土记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历史事件的记忆和地域空间的记忆。

       调查显示，这代农村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乡村环境的剧变使得记忆事件呈现多元化，并且在每个时间节点随着外来新鲜事物的涌入，大家有着共同的时髦追逐，这些经历都阶段性地塑造了共同的个体事件记忆，当提到一个典型事件时，该群体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想起，并用同一种言语方式来诉说。通过共同的乡土记忆大家形成了一套社会因素构成的性情倾向，维系了这个群体的惯习。同时，这代人对于土地的依恋虽然有所下降，但在乡村的空间位置中，拥有土地依旧是一种本村人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在城市漂泊所没有的踏实感和安全感。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回乡的意愿和次数，可以看出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是紧密的，与家人及对家庭的感情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乡土认同和未来归属。

       总之，赣南B乡新生代农民工在积极外出就业的同时，他们的生活和交往始终没能真正融入城市，自我城市认同感并不强烈，因为他们在城市中很难获得作为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安全感”和“凝聚力”，而这些并不是用钱就能买来的。基于互助与亲情系统的乡村社区、地方性知识中的宗族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早期的乡土记忆都会随时激活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而这些本身是具有“超稳定结构”性的，能够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

       结语：在当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反哺”现象在以赣南B乡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大放异彩。调查结果告诉我们：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不总是带来乡土认同的模糊和盛行城市认同的清晰，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乡村社会的“文化堕距”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非同步性发展的视野，物质技术的变化发生在非物质性观念、习俗及传统的适应性文化之前，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在乡土文化环境中该群体早期惯习的培养和扎根状况，不应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全国整体性的“一刀切”，而要看到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城乡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建立在静态主观意愿抉择基础上的分析视角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产生误判。一些“反哺”现象和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对该群体固有的刻板印象会导致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有城市化导向的偏执，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仅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难的问题，也要正视不愿留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同时，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乡土”本身具有宗教意义，尽管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其仍然应是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维度。因此，不能只在经济理性的维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和自身的乡土认同并不一定矛盾。正是在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影响下，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始终怀有故乡情结，在创新与拼搏中践行着乡土认同，为千千万万仍在朝“城市人”方向努力而始终不如意的农民工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注释：

      

      

      

       ①参见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②2004年以来，按照江西省赣州市市委、市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统一部署，施行“三清三改”政策，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

       ③“王太夫人”祠堂是全国罕见的女性客家祠堂，清道光四年(1824)所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太夫人是清太学生、布政司理问加捐知职例授奉政大夫钟愈昌之副室，浙江嘉兴知府钟崇俨之生母。

       ④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之争。以斯科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农社会是通过共同的道义价值观与村社制度，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以波普金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小农社会发展了理性个人，甚至不惜牺牲村庄福利或共同体福利来换取个人利益。

       ⑤参见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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