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外蒙脱离中国的原因简析
张 庆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 要： 从清朝康熙帝时起归顺即并入中国版图二百余年的外蒙古，到了清末民初欲要分离出去。其中不乏有沙俄的渗透、煽动、导演等因素，也有清朝末期腐朽的统治及“新政”的实施而导致外蒙古上层王公僧侣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被剥夺而产生的离心力等政策上的失误。除此之外，也有中国国力衰竭政局的动荡等因素。外蒙古在清末民初欲要分离出去是因这些原因综合而致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关键词： 沙俄；新政；离心力；内因外因
一、沙俄对外蒙的渗透、煽动与导演
沙俄对于外蒙古是觊觎已久的，在外蒙古脱离中国的过程中拥有不可逃脱的历史责任。从鸦片战争以后沙俄日见清政府内忧外患腐败无能，在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当时清中央政府对于外蒙的控制力极弱，沙俄借此清政府无暇北顾之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外蒙。到了清末民初之时，沙俄则是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入外蒙的步伐。沙俄通过跟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到了诸多的特权。如 1860年，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第五条，取得了在蒙古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的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1]。这些特权都给沙俄渗透外蒙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沙俄还对外蒙古上层僧俗王公进行拉拢收买，煽动蛊惑，培养自己的亲俄势力。如自哲布尊丹巴八世少年时代起，俄国驻库伦领事就经常赠给他奇珍异兽、绘画玩物，使他逐渐产生亲俄思想[2]。沙俄政府一直是以“庇护者”的形象对外蒙施加影响，给外蒙人民灌输亲俄思想。其利用外蒙统治阶级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鼓动他们脱离清政府，投靠沙俄。如沙皇政府文件上写道: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给予蒙古人支持和庇护；我们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确信,若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3]这样一来，由外蒙古上层分裂势力“主演”的，沙俄“导演”下的外蒙独立的丑剧就上演了。
二、清末对外蒙政策上的失误加速了外蒙的脱离
起初,清政府为了巩固在外蒙地区的政权对外蒙上层人士采取笼络优待等政策，以保障其封建特权，给予优厚的经济政治待遇，使其效忠于清朝统治者。此外，清廷还通过满蒙贵族联姻，对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采取保护利用政策，给予上层的僧侣崇高的地位和封建特权，企图拉拢喇嘛集团巩固其外蒙地区的统治。到了清朝末期，清政权日益腐败没落，此时的蒙古骑兵又在帝国主义洋枪洋炮面前显得微不足道，逐渐不为清政府所信重。清政府为了摆脱给列强们的巨额赔款和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而导致的财政空虚，收缩了给予外蒙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还趁机压榨搜刮外蒙人民进行经济掠夺，给外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如光绪二十八年开始，移民实边武装强垦等政策措施，都加剧了外蒙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起外蒙封建上层对清政府的怨恨，撒下了不满的种子。
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外交困，政权将要分崩离析的局面，对于不能维持其封建统治的旧制度进行了改革，这就是为期10年的清末“新政”。清政府，在外蒙地区实行的“新政”，颁布了多如牛毛的一系列新政令。不仅没有增强外蒙统治阶级的向心力，反而更加招致了他们的不满，激化了他们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因这些诸多的新政令给当地的蒙古民众的生活带来了颇重的经济负担。如一些盟长在呈文中说: “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3]。“新政”在外蒙地区的推行，使一些汉族农民移居到外蒙，把外蒙北部一些旗变成了农垦区域，以至大量的牧民的牧场生存空间得到了挤压。还曾设立汉人直接管辖的特区，很多扎萨克们的权利因此被削弱。还废除了蒙汉禁止通婚等禁令；由于“新政”的实施设置了大量的新的行政机关，运行这些新机关，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这些所需的资金物资均由各蒙旗人民提供，各级官吏却从中盘剥，这一笔巨额费用又转嫁到广大外蒙牧民身上，不仅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使他们对新政产生厌恶感。一些王公喇嘛也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反对新政[4]。沙俄正是利用外蒙上层王公僧侣对清政府日益滋生的不满和抵触情绪，着手策划了哲布尊丹巴集团试行“独立”的闹剧。
三、清末政局的动荡给分裂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新政”的推行时期，正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夜。当时国内的形势也非常严峻。中国政局变化加剧，大清王朝岌岌可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的频发，清政府政治上处于孤立无援。各族人民都抛开了这个腐败、懦弱无能的政府。于是辛亥革命一爆发，中国南方10余个省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见清政府忙于镇压革命，无心北顾之际，沙俄与外蒙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便开始了公开分裂外蒙的活动。
此时的沙俄也趁机调整了对外蒙古政策。从此前的对外蒙事务的“居间调停”保守策略到公开支持外蒙的独立活动。俄国人以为时机已到，当时的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经由使署私下劝告他们，切莫放过中国发生这一非常有利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2]武昌起义爆发后，哲布尊丹巴等人也见到有机可乘。于是1911年11月份在库伦成立了以“独立”运动骨干份子车林齐密特、察克都尔扎布等人齐集的“喀尔喀库伦一切事务临时当局”，[2]事变之后这个临时机构负责主持外蒙事务。1911年12月1日早晨，哲布尊丹巴集团以喀尔喀四盟王公喇嘛的名义发表《独立公告》，内称：“中国内地的动乱将加速清朝的灭亡，蒙古人现在决定建立一个基于蒙古传统的新的国家；”[2]
由此可见，哲布尊丹巴集团是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局变动的机会。辛亥革命一爆发，中国内地陷入战乱当中。大清政权将要土崩瓦解，奄奄垂绝，无力北顾；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更是力不从心。这就使哲布尊丹巴政权趁机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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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外蒙脱离中国是沙俄与少数外蒙王公僧侣分裂份子相互勾结，利用清朝对外蒙政策上的失误和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不稳等内部因素，煽起外蒙民众不满情绪，挑起动乱，乱中独立的结果。其中，清朝在外蒙地区推行的“新政”，导致外蒙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而激起的外蒙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满、反抗、怨恨情绪都是外蒙脱离中国的内部原因。当然外蒙独立的过程中也不可能排除沙俄因素，沙俄的唆使、怂恿、煽动定然存在，但这些有利因素是清政府自己提供的。沙俄只是外蒙脱离中国的外部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性因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内因是外蒙脱离中国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海纯良.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5(1).
[2]樊明芳.1911—1921年的外蒙古[M].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3]李国栋.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J].历史教学问题，2003(4).
[4]陈育宁.清末在蒙古地区的“新政”[J].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3).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890(2019)02-0093-02
收稿日期： 2019-04-18
作者简介： 张 庆(1992-)，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
责任编辑：董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