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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经济学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地调整，供求达到均衡。 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我们的教科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今天中国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当中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 应该说，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企业家是重要的；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企业家。 但是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重要，但是所有制不重要，我们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我有一个理论，即“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他们做决策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企业家不能领工资，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利润）。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在任何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但是谁具有企业家才能，我们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诸如通过考试，或者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为了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才敢去创新。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的话，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如果他的企业家能力不够高的话，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 当然，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有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一个企业家有一个想法，想办企业，最后能不能成功，依赖于有没有人给你提供资金，给你提供资本，因为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如果选错了人，把资本交给了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搞砸了，资本家就亏了。反过来说，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他们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所以资本家获得了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企业。 所谓的风险投资，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自然，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它消灭了私人资本家的时候，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所以你看到，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也不能替代资本家 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全是由政府官员或者说由计划机关决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收回国有，由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试图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就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实行改革的原因。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政府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政府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他要自己承担风险，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这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给你管理、去给你投资，最后你可能血本无归。政府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的时候，这个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 我们现在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的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在往回推一点，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世界上著名的思科公司，创立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思科公司以后，他们需要钱，却找不到钱，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给他们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投资者，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我找你，你不给我钱，我找他，他也不给，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我就能做起来，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由政府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由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恰恰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决定将这钱投资给谁呢？也不行。因为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到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不等于未来成功的企业家。而创新呢，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就是新的产品替代旧的产品，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企业家。火车出现，不是生产邮政马车的人搞出来的，而是跟邮政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最后把马车替代了，再把运河也替代了。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成的。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放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百度不是，阿里巴巴不是，腾讯不是，慧聪网也不是中国人投资出来的，是IDG投资起来的。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国有企业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 1986年，我提出一个“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好多人幻想，只要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成立好多控股公司，进行交叉持股，我们就实行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我们就有了企业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我列了5个理由。 第一个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只要是国有企业，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政企分开，不仅做不到政企分开，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真正按照市场的方式去选择。 第二个不可能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国家或者政府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第三是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的问题，不可能考虑3年以上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做一个企业，没有长远的考虑，你不可能把它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一个创新的企业。 为什么？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新产品从创意到被市场接受，一项重要技术的突破，可能需要3～5年，甚至10～20年。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考虑长远，他做的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型企业。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的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国有企业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为什么呢？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下，不可能使得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 第四个不可能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你的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你的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之后，政府一定要去救它。当然，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我们财政预算仍有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有企业，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第五个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有企业，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除了以上5点之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国有企业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变成创新的主体。之所以不可能，除了前面讲的国有企业领导人行为的短期化外，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 前面讲过，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设想一下，一个国有企业，假如领导人搞创新，失败了，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失败了，政府可以原谅你，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可是如果这样，许多国有企业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以此来侵吞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他也不会创新。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只要一个失败，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一个纪律处分，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词，在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国家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 当然，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仍然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得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做下去，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会更少，这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前面的5个观点，也可以说是“企业理论四书”重要观点的一个概述。今天，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在座的很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3～5年、8～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地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