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籍论文,力度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42;C921.3;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4)03-0001-07
基于我国户籍制度变迁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联动性的表象，许多学者认为现有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村流动劳动力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1-2]。笔者认为，户籍制度不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实现就业转换的根本障碍，2003年以来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籍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的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可以发出城乡居民人权平等的信号，但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来看，实现农民从就业到定居的全面转变的目标是困难的。
一、工业化乏力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根本障碍
（一）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由于特殊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在施工季节外出，施工淡季返回，或在农闲时节外出，农忙时节返回，有着鲜明的“钟摆式”流动特征。若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制度根源，则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农村劳动力有进城定居的强烈愿望，并具有在城市支付购买住房及自我生存的能力；(2)现有户籍制度是农民进入城市定居和就业的主要障碍；(3)现有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户籍制度为门槛或进入壁垒选择劳动力；(4)城市居民仍然享受着基于城市户籍的大量福利待遇；(5)废除户籍制度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进入城市定居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下面逐一展开分析。
调查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城市定居的愿望不明确[3-4]；即使他们都有在工作城市定居的愿望，因收入低且工作不稳定，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不具备在大中城市定居的支付能力。尽管目前户籍制度仍不同程度阻碍着农民进入各类城市定居，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数以亿计说明这种障碍并未使进城民工丧失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机会；其次，农村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领域有一定重合，他们在就业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均较低，若户籍制度对二元性劳动力市场保护作用很强，则城镇下岗失业率应被降到较低水平，而实际情况是1998年至2002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3014万人，实现再就业的国企下岗职工只有1700多万人，1300多万人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滞留在再就业中心[5]。
尽管现实中我们确实经常看到招聘单位对应聘劳动力的户籍要求，但这一要求往往是在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达标的前提下的附加条件，而教育程度达标的劳动力往往并不存在就业上的户籍梗阻。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因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间接冲击，体制内正规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步崩解，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使体制内正规劳动力市场导人市场化机制[6]，户籍制度虽然能够排斥农村流动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及在城市定居，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非正规非农业部门就业。至今国家在城市推行反失业战略及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未能完全放开一方面是基于稳定发展的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路径依赖的结果[7]。
那么，户籍制度放开能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入住城市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呢？下面利用临界最小努力模型[8]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真正障碍，户籍制度是排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根源的观点难以成立。
（二）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及其扩展
临界最小努力模型由经济学家拉尼斯(C.Ranis)和费景汉提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的规模，加重了劳动力转移的负担，因而，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试图摆脱经济二元性，到达转折点，就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固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而是要使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他们用下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下图中，横轴OT表示时间，以年为单位，纵轴OP表示人口数量，beP表示人口增长曲线，
为必要的工业化曲线(required industrialization curve)，它表明在处于转折点的那一年，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人口数量（即劳动力数量）。若在O年达到转折点，则总人口Ob中的Oa数量必须被工业（或非农业）部门吸收；如果要在
年达到转折点，总人口为e，其中d数量的人口必须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而ed数量的人口则为农业人口，显然，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和即为总人口。
曲线为实际工业化曲线(actual industrialization curve)，表示在t年一国非农业部门实际吸收的劳动人口，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其作为衡量一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努力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
图1 人口增长条件下劳动力的转移
资料来源：谭崇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人口增长必将使达到转折点的非农就业量相应增长，在图中显示人口增长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都在上升，且后者上升更快，并逐渐接近前者。必要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之间的关系是：必要工业化曲线依赖于人口增长曲线，人口增长越快，非农业部门必须吸收的劳动量就越大；实际工业化曲线与人口增长曲线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与必要工业化曲线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
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时的实际努力定义为临界最小努力。本文中我们沿袭拉尼斯等人的说法，将人口与劳动力看成同一概念。根据临界最小努力的定义，T年的必要非农人口必须等于T年的实际非农业人口，即：
等式左边为实际工业化曲线方程，表示T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
表示一国最初（0年）的总人口，V表示最初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一个比例，于是(1-V)为最初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c表示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是衡量一国转化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实际努力的综合指标。等式右边为必要工业化曲线方程，表示T年达到转折点时的必要非农业人口，g表示人口年增长率，
表示T年达到转折点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则表示T年达到转折点时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该式即为临界最小努力方程。在该方程中，给定转折点时间T，临界最小努力值即可确定。我们可以将原模型扩展，改变原模型的假设。假定当年的新增农业剩余人口将在该年度被完全吸收到非农业部门。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年度最小努力
值，动态地观察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扩展的年度工业化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年度努力值，
为年度（环比）人口增长速度，
表示第i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扩展模型意味着剩余农业劳动力能在同一年度被全部吸收到非农产业中去，显然，从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在扩展模型中，平均增长率概念
是变化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同，也不同，“起始点”和“临界点”（与原模型中的含义实际上有所不同。作者注）有很多个，每一个年度均可以成为一个“起始点”也可以成为“临界点”，相应的值也各不相同，各年度转移农业剩余人口的努力程度也不同。通过将必要工业化曲线和年度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总体及年度人口非农化状况和失业状况。
（三）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利用扩展模型计算得到的年度工业化人口曲线与必要工业化人口曲线高度一致，误差平方和仅为1.94%，可见，用扩展模型计算所得到的年度工业化努力程度来描述必要工业化努力程度和人口转化值是恰当的，见表1。
表1 利用扩展模型计算的1985～1998年人口工业化状况 人口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2000》，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2000。
其次，利用公式(4)计算每年的非农化努力程度从而得到必要工业化曲线，通过比较必要工业化曲线与实际工业化曲线可以判断工业化力度。此外，还可扩展该模型，用其计算第三产业化程度（这是笔者模仿“工业化”的一个概念，表示第三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具体是指第三产业在t年吸收的劳动人口）。方法是将原公式中的V值作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全部产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在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处理。
图2 1985～1998年中国人口工业化情况（人口单位：万人）
注：横轴的“1”是指1985年，“13”是指1998年，余类推，纵轴是指劳动力数量，下图涵义与此相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2000》，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2000。
我们利用临界最小努力模型对1985～1998（实际数据计算始于1978年）年间我国的劳动力非农化进行计算，通过图形化处理可得图2。在图2中，实际工业化人口曲线位于必要工业化人口曲线的下方，表明工业化力度不足。部分学者认为，若工业化努力不够则可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纳剩余劳动力。那么，是否真的存在工业化乏力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呢？我们用同样方法对第三产业化进行计算，经过图形化处理得到图3。在图3中，实际第三产业化人口曲线与年度第三产业化人口曲线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与必要第三产业化人口曲线高度吻合），可见，第三产业在人口非农化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此期间我国就业结构转换较慢是因工业化努力不够使然[9]。
图3 1985～1998年中国人口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状况（人口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2000》，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2000。
二、托达罗模型的修正及人口流动行为决策分析
有人认为，现存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市民化，抑制了就业结构的转换。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促进就业结构的转换和减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吗？为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们引入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型[10]。
（一）托达罗模型及其修正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其政策含义是：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托达罗在一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迁移者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以前的n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如下：
在公式中，V(O)表示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t)、
(t)分别代表t期城市和乡村实际工资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C(O)表示迁移成本，p(t)表示一个迁移者在t期中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
在上式中，P(t)表示t期一个迁移者累积的就业概率，π(t)是指一个迁移者作为现有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被现代部门随机挑选而受雇用的概率。由上式可知，若实际收入(t)、(t)不变，则一个迁移者在城市里呆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
托达罗模型诞生后受到普遍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模型的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及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不符。周天勇[11]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他在模型中引入时间长度，将收入差异分析微观化，提出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反的政策解释。
笔者认为，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存费用[12]，若考虑该费用，则人口流动行为将与原模型所蕴涵的不同。
我们知道，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除了要支出一定的迁移成本外，在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成本，而且这一成本一般比他们在家乡的生活成本要高。若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相对昂贵的食品、住房及其他生活费用考虑在内，假定进城农民在找到工作之前支付能力既定，那么，若城市中的生活费用不高，则他们在城市能呆的时间较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P(t)较大，V(O)也趋于增加，人口流入城市的动力趋于增大。反之，如果农民流入城市后生活费用较高，则他们在城市里能够呆的时间较短，找到工作的可能性P(t)较小，V(O)趋于减少，人口流入城市的动力也趋于减小。若将民工进城后的生活费用以C(1)表示，那么，迁移者在城市找到工作前n期净收入贴现值可以改写为：
（二）修正模型的人口流动行为
基于修正后的模型，民工为了增强流入城市后的生活费用承担能力，在流入城市前和流入城市后会采取相应措施：
1.民工会通过各种途径搜寻就业信息和渠道及工作地点，以避免向城市作“盲目的”流动。他们在进行迁移决策时，首先依据的是欲迁入地点的就业信息，并对这些信息是否准确进行判断。他们主要依靠在外地打工的亲友提供信息而不是道听途说或个人主观预期，因此逐步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为纽带的务工群体。
2.在工种上他们很少选择。限于自身条件，为了尽快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从总体上看，民工的就业范围，多属于城市人不屑一顾的苦、脏、累、险等工作。从事的行业有加工业、工矿企业、社会服务业等。例如北京市1997年11月1日进行的外来人口普查显示，北京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有180万人，在这180万个岗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建筑、煤炭、环卫等行业的脏、累、苦活。
3.在住宿方面，他们会尽量要求打工单位提供住宿，条件很差也可以接受。进城民工居住方面的基本情况是：或是由用人单位提供住宿；或是租住陈设简陋、环境差，价格低廉的出租房；或是散居于亲属朋友家；或是在城市一些角落自搭工棚居住。除居住亲友家的条件稍好外，其余居住条件都异常简陋。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行为是诸多经济和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民进城后往往租住在城郊结合部，因为这些地方房租和生活费用较低。据李培林[13]对广州市的“城中村”进行的调查研究，在广州市繁闹的市中心区，共有139条“城中村”。每个“城中村”街道和建筑物十分拥挤，村里居住的大部分人口是外来的打工者，村民们住房的租金一般在每平方米10～15元／月，这个价格在城市中心地区非常便宜。其实，“城中村”在各个大中城市都普遍存在，只是数量、规模、程度不同而已。“城中村”为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能够承受成本的栖身之所。低廉的住宿及生活费用使民工得以在城中立足，并可能最终成为城市劳动大军中的一员。
此外，在日常饮食方面他们非常节俭；为了省钱，他们一般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进城后很少到游乐场所参观游览。
由于大中小城市农民市民化的壁垒依次递减，城市越大，壁垒越高，因此产生了居住和就业的错位。对农民而言，能够进入城市找到满意度尚可的工作并永久居住该地可能最好。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总体收入水平尚低，虽然部分农民已经拥有购房入住集镇和小城市的能力，但这些地方收入水平较低且就业机会有限；大中城市就业机会较多而农民一般又不具备购房的支付能力。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来看，城市政府不可能大范围地为进城民工提供适宜于他们经济承受能力的经济适用房。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小城市，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也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结构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三、政策含义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1.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因素而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工业化乏力及教育文化水平和技能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实现就业转换的主要因素。民工近乎理性的流动行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低下的支付能力决定了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不能根本改变他们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结构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2.农民工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理性的流动，决定他们进城的因素是进城务工的净收入，即托达罗原模型中的收入减去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活费用越高，民工进城的动力越小，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小；反之，则相反。他们在进行迁移决策时，面对城市相对高昂的生活费用是理性的。
3.大力促进工业化。积极主动迎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适用产业和技术向国内转移，发展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对经济落后农村地区用于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城乡合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服务信息网络体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创业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市场，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规范民工进城务工。
4.合理规划，逐步推进适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具体情况的城市化。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经验，合理规划大中小城市，通过统筹户籍管理制度、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及投融资体制改革，以不同的收入流和费用流分流引导和吸纳流动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制度等配套改革的力度可大些，在中西部地区这些改革似应以谨慎为宜。
收稿日期：200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