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中我国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2）1－0003－07
一、引言
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无疑是一个广为关注而又具有较大争议性的话题，如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之争。一些增长理论也认为政府政策只与国民经济的短期波动相关，而对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影响效应。与以往这些纯理论探讨不同的是，近年来有关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在已有理论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总的看来，大致有以下两条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主要研究政府本身规模大小（size of government）如何被决定的问题，如Karras 1986，Barro & Lee 1992。这一研究的出发点大多基于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政府规模的扩张、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又会造成市场的扭曲，如税收的价格扭曲效应、财政支出对投资、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等，因此，如何在这两者之间（trade－off effect）来权衡政府规模的大小成为这一思路的研究基础，如Barro （1991 ）研究了如何在以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growth－maximizing）的目标约束下来确定政府的最优规模。第二种思路则侧重于对政府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具体测算，按照研究层面的不同，这一思路又包括总量分析和分类研究。前者如对总体宏观经济政策质量、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后者则分别考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具体效应。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后一方面，即研究各类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如何。
二、政策分类
有关政策的分类往往不一而同，其差别主要在于分类标准的选择。以政策导向（orientation of policy）的不同， 本文把一国政策分为内部政策（inward－oriented policy）和外部政策（outward－oriented policy）。一国的内部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外部政策通常主要指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这一分类标准的划分在于本文重点考察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的效应比较。严格地讲，任何一种政策都是以调整国内经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目标，因此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内、外”之分，而且在开放经济体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起着重要的政策调节作用，如弗莱明－蒙代尔法则。因此，这一分类标准并不是从各类政策的作用目的出发，而是强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内各类政策的政策着眼点应该有所差别。同时，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紧密联系的事实是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重点考察外部政策的影响作用。
在各类政策变量的替代指标的选择上，财政政策通常以政策购买性支出（G）与财政税收收入（T）来表示，本文选用前者。货币政策的代理指标包括货币供给量（M[,1]）和历年的真实利率水平（R1）。
国内外近年来发展了众多衡量贸易政策效果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①第一种是选用直接的贸易政策指标，包括关税率、非关税壁垒（NTB）以及关税税收等等，一些研究往往用统计、 计量方法来综合构造出一个包括上述变量在内的新的贸易政策变量，如Wacziarg 1998；②政策“产出”法（Outcome Measure），该方法把贸易视为贸易政策的直接产出，因此直接用实际的贸易发生量或者贸易的各类组成来反映贸易政策效果；③第三类方法主要是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做出的改进。如非关税壁垒只能说明一国非关税壁垒涵盖的进口商品的范围，而无法反映非关税壁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extent）上起到保护本国市场的作用，因此，针对贸易政策指标并不能衡量出实际政策效果的缺陷，“有效保护”测算法（Measure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首先通过如引力模型这样的方法计算出一个潜在贸易量（potential trade volume），然后通过计算这一潜在贸易量与实际贸易量的离差（deviation）来表示贸易政策的实际作用大小，如Lee 1993。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在衡量贸易政策时采用政策“产出”法。这一方法缺陷在于贸易政策只是影响实际贸易量的其中一个因素，因此把贸易量视为政策的“产出”往往会把其他因素对贸易的作用归结为政策因素，从而夸大了政策的作用（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有效保护”测算法中）；同时，经济增长本身可能是影响贸易量扩大的一个因素，因此用贸易量衡量的政策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会产生内生变量问题（Frankel & Romer，1995），这一点也在后文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中得到验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构造联立方程组来解决内生变量的问题。同时，尽管政策只是影响实际贸易量的因素之一，但政策“产出”法易得到最直接的政策建议；如果结果表明贸易量的增加的确能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支持贸易扩张的政策（trade－promotion policy）也将是可取的。
汇率政策用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ER）表示。同时，在中国经济开放过程中，以下两点是应该考虑的：一是FDI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UNCTAD Report），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资金积累效应，而且外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更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直接源动力。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流入中国的FDI流量波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外部政策中引入引资政策一项，用各年FDI 的实际流量表示。二是中国外汇储备量（RSV）。200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额达到1655.7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充足的外汇对于增强国内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
三、政策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政府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作用于政府政策的制订，即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双向作用关系。如与传统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理论不同，瓦格纳“公共支出法则”（Wagner's Law of Public Expenditure）表明政府财政支出本身与一国平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即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选用中国1985－1998年之间的各类经济数据。在Granger 因果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各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s），来判断变量的平稳性。运用ADF（augmented DF）方法来检验各类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发现，上述数据均无法满足水平稳定的条件，其中Y、ER、RSV、EX四个变量以90％以内的显著性水平符合一阶差分平稳条件；而G、IM、M[,1]、FDI也在接近90 ％的置信水平上近似满足一阶差分稳定性。因此，在因果关系检验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如：ΔY[,t]＝Y[,t]－Y[,t－1]除了RI以外，以后检验所使用的数据均为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值。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Results of Granger Tests
Sample:13(From the year 1985 to 1998)
Object:11
Fvalue
Probability
1.Δ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0.918 0.363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G
6.1E-05
0.994
2.Δ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0.26 0.78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EX 7.5
0.02
3.ΔIM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0.032 0.862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IM 1.54 0.246
4.ΔM[,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3.395 0.171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M[,1]
3.756 0.153
5.R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0.593 0.661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I2.82 0.209
6.Δ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5.5
0.044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FDI 2.33 0.18
7.ΔRS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Y 1.3
0.34
Δ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ΔRSV 16.43 0.004
在Granger 因果检验中的回归滞后项代表变量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时间滞后，我们采用AIC法则来确定上述Granger检验的滞后期（Lag of steps），其中第1、3式的滞后期为1，第2、6、7式的滞后期为2，第4、5式滞后期为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类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滞后期限是不同的。比如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M[,1]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期近似为3年）， 财政政策往往能在较短期限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G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大致为1年）。
检验结果中有两点结论值得注意。
1.首先，与我们预期的相反，像政府支出（G）、贸易政策（EX）这样的变量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反，经济增长反过来对出口、货币供给量（M[,1]）、外汇储备额（RSV）具有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比如“贸易作为增长的发动机”效应（“Trade as the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在上述检验中并没有出现，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就能够带动出口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结论的出现与我们检验所用的样本点过少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政府政策，而是政策之外的资本、劳动力、技术这样的生产性要素。因此，如果要考察政府政策经对济增长的作用，一个首要的前提是确定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否则单方面强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后者的反向作用必然会导致结论的混淆。
2.在上述检验考察的所有变量中，政府引资政策（FDI ）是唯一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一项，其置信水平高达95％，这一结论与我国经济开放以来引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事实是吻合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表明，FDI对东道国的整体宏观经济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如出口促进效应、国际收支效应及就业效应等。尤其是与传统的“双缺口”模型相比，近来对FDI 研究的重点日益从外资的资本积累效应转移到技术扩散效应上来，因此通过影响一国的技术进步从而对该国经常增长起着更为长久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检验结果则再一次验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Shan et al.1996，魏巍贤1997），即流入东道国的FDI是该国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动力。
四、政府政策效应的比较测评
正如前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所表明的， 在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因此，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考察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会因为回归方程本身的内生变量问题而导致回归结果有失精确。而且，政府政策的作用往往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比如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对出口又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因此FDI 通过经济增长而作用于中国的出口变动。这一检验结果与我国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扮演的重要地位的现象是一致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因此， 如果单方面考察FDI或者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会因为FDI与出口之间的高依存度而夸大了其中某一政策变量的作用。这表明在考察各类政策的实际作用时单方程回归往往会因为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以及内生变量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不准确。基于此，本文根据第三部分的因果检验结果来设立一个联立方程组，通过对多方程的求解来比较各类政府政策的作用效果。
我们建立了如下的联立方程组：
（方程③中的AI代表人均收入水平）
方程①是一个经济增长对各类政策变量的简单回归。 但在Granger检验中我们已发现一些政策变量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贸易政策一项，因此有必要把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变量（EX、IM）内生化。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即用其他外生变量来分别构造EX、IM的代理指标。方程②是出口对增长和汇率（ER）的回归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汇率波动是影响出口的一个主要因素）；方程③是进口对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回归（与整体经济水平相比，进口更易受到人均购买力的影响）。我们先运用阶段条件（Order condition ）来判断该联立方程组的识别问题（identification）。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政府政策之间的效应大小，因此联立方程的求解问题主要是对方程①的识别，即联立方程组要有足够的外生变量来保证方程①的可求解性。联立方程组中一共有3个内生变量（Y、EX、IM）；而方程①所不包括的外生变量数为2个（ER、AI）。 因此由阶条件我们可知方程①是可解的。
我们运用2阶段最小二乘法（2LS）来求解方程①。首先，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联立方程组的简化式（Reduced equations），分别得到出口（EX）、进口（IM）的估算值EX[*]与IM[*]如下：
ΔEX[*]＝－448.2－11.8ΔFDI＋0.366ΔM[,1]＋3.8ΔAI＋8.3 ΔER－1.57ΔG ④
ΔIM[*]＝－181.344＋5.107ΔFDI－0.157ΔM[,1]＋2.993ΔAI ＋6.961ΔER－0.529ΔG ⑤
第二阶段，运用由方程④、⑤计算得到的出口、进口的估算值EX[*]、IM[*]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 variables），来代替方程①中的EX与IM，从而可得到方程①的结构式：
ΔY＝a＋a[,1]ΔG＋a[,2]ΔEX[*]＋a[,3]ΔIM[*]＋a[,4]ΔM[,1]＋a[,5]ΔFDI ⑥
最终，对回归方程⑥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下：
Y＝10704.891＋822.824FDI＋43.851G[,1]＋46.099EX[*]＋0.975M[,1]－54.777IM[*]
（27.259）（31.019）（28.179）（26.397）（－26.043）（－25.504）
括号中的数值代表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较大的T统计值表明各个政策变量都能以较高的置信水平（≥99％）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
从方程⑥的最终回归结果我们可对政府政策的作用效果做一比较，得到以下结论：
1.首先，正如Granger因果检验所表明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回归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结论。在所有的政策变量中，FDI一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最为显著的。 虽然各类政策变量的取值由于度量单位的不同而导致了并不能直接对比，但FDI 一项回归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变量说明了我国引资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如前所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额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受到由于储蓄不足而导致的资金短缺的约束，因此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作用必然是有限的。相反，一国经济发展除了受到传统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制约，技术的落后越来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瓶颈，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还存在着“技术缺口”的约束。因此，自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模仿与创新、R＆D、知识积累等无疑起着巨大的溢出（spillover）效应， 而后者正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要素，尤其是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2.政府支出一项也对经济增长起着较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政府支出回归系数为43.851）；同时，货币政策（M[,1]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回归系数为0.975）。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直是政府政策的重心所在，按照“相机抉择”原理，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往往能够通过政府支出的增加、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手段来刺激经济的重新回升；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的政策效果往往有限，如在投资需求不振时通过降息的方法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尤其在短期内更是如此。但在经济过热、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时货币政策往往能奏效。我国经济近年来一个基本走势是自1995年以来政府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已基本抑制住了通货膨胀的抬头，但另一方面又使经济陷入可能的增长减缓阶段。因此，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消费、投资的作用来拉动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增长。本文的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一点：现阶段财政政策能较好地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3.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推动器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也日益增大，因此贸易政策无疑是一国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我们的回归结果表明，出口的确对经济增长起着较为显著的正面效应，其回归系数高达46.099，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巨大牵引作用这一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在回归方程式中进口贸易一项同样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负面作用，回归系数为－54.777。综合地看，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似乎被进口的负面作用所抵消了，因此总的看来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最终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当然，这一结论由于考察的是整体贸易总量而忽略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具体商品结构，因此只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结论，而且一国进、出口贸易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从长期来看，一国国际收支应该是大体趋于平衡的，所以一国进口购买力往往取决于该国的出口换汇能力；而且对资本、技术设备品的进口往往也是提高一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进、出口之间的紧密依存就使得回归系数值的正负抵消反映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把进、出口的依赖关系考虑进联立方程组中（如林毅夫2001［12］），本文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主要在于文章考察重点在于各类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比较；而根据林毅夫（2001）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dM／dX值稳定在0.8的水平上，即出口每增加1元会导致进口增加0.8元。 本文在对外贸易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考察贸易政策的效应时，必须全面考察进、出口政策的综合效应大小，而已有的一些研究由于没有区分进口与出口在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而错误估计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同时由于出口、进口都是随经济增长而变动的，因此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并不随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而改变。
4.最后，总的看来，回归方程中的大多数政策变量，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引资政策、出口贸易政策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这表明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同时，比较内、外部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外部政策变量，如引资政策、出口贸易政策的回归系数值都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深化，外部政策对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凯恩斯理论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凯恩斯经济理论支持下，需求管理曾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看好的宏观政策选择，并带来了战后相当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发展。因而被誉为“通向繁荣的政策”。其后“需求理论”对滞胀现象的束手无策又使得该理论本身受到了来自诸如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的挑战。然而，尽管政策理论存在着众多分歧和争议，但政府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适度管理无疑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见库兹涅茨，1981），因此有必要来具体考察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如何。尤其是对于开放经济而言，政府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调整国内经济发展的稳定，而且还必须注重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平衡问题。因此各类政府政策的优先秩序是任何一国政府制订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引资政策的确能对经济增长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利用政策的作用来进一步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同时，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的情况下能对经济的加快发展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这也验证了我国政府近些年来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影响效果。而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出口的正面效应与进口的负面影响大致数值相似，导致了外贸政策的综合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因此要全面考察外贸政策的作用就必须具体研究进、出口的相互影响以及我国的外贸结构。
最后，开放经济中的一国政府必然要从全球宏观经济的视角来制订本国政策，本文结果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外部政策往往能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如政府引资政策）。与封闭经济不同，开放经济体中政府政策目标必然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平衡内、外部经济差异，因此，研究一国政策的增长效应，从根本上而言就是政府如何经结合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来寻找一条利用外部推动力结合内部发展要素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