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后现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政治何为？
在如今文学理论中，“文化”无疑是最热门的概念了，“政治”也一直是再熟悉不过的概念，然而联结这两者而合成“文化政治”的概念，那就变得陌生了。但这恰恰是时下崭露头角并迅速趋热的新概念和关键词。
那么，什么是“文化政治”呢？先得追溯一下这一概念的缘起。
1991年，一位出生美国的非裔女作家贝尔·胡克斯写了一本题为《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的书，第一次提出“文化政治学”的概念，对于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社区、身份、电视、文学等问题予以关注。这可以视为文化政治研究的发端。此后同在1994年有两本以“文化政治学”为名的著作问世，一是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一是艾伦·森费尔德的《文化政治学：酷儿读本》。贝尔·胡克斯的观点揭晓了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①贝尔·胡克斯等人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铸成了侧重研究所谓“非常规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文化政治学”，在从伯明翰学派开宗立派算起已颇有时日的文化研究中开了新生面。当今文化研究中大力推崇文化政治学并予以身体力行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伊格尔顿，他们不仅以卓著的理论建树推进了文化政治学，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目前文化政治研究的势头甚猛，对其今后的发展空间是可以预期的。
“文化政治”的倡导者们有一共同的观点，即任何东西都是政治，他们不同意文化与政治可以截然分开，或政治只是文化中并不起眼的从属之类流行观点。他们往往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强调政治在文化中的绝对性、永恒性和普适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在对文学文本所作的阅读和阐释中，政治阐释具有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他还将这一道理推广到其他所有社会文本：“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②伊格尔顿则将这一问题放进文学理论中来进行考量，指出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那种无关乎政治性的“纯”文学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学术神话。在任何学术研究中，人们选择的总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对象和方法，而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评价则是由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的利益结构来支配的。因此文学研究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策略性的，它关心的不是对象是什么或我们如何探讨它，而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③
然而“文化政治”的倡导者们明确指出，“文化政治”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伊格尔顿声明：“我已经说清我的看法：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人们往往把‘政治的’一词用于政见与自己不一致的批评，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伊格尔顿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接着说：“社会主义的与女权主义的批评家……考虑的是作品与性别状况或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其他理论一般是不这么做的。”④也许可以“文化政治”的开创者贝尔·胡克斯为例说明之，这位出生在美国南方肯塔基州一个乡村小镇穷苦家庭的黑人血统女作家不啻是文化政治的一个样本，她因特殊的身份地位而成为一个集地缘、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族裔问题于一身的文化符号，成为多方面文化政治的交集。文化政治讲的不是派别而是性别，讲的不是政体而是肉体，讲的不是阶级而是种族，讲的不是地界而是代沟。这些问题之成为可能是建立在对于通常所说“政治”概念的重新理解和进一步拓展之上的，而这些更新和扩展了的领域一般是不被纳入通常所说“政治”概念之中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说“政治”概念只是指社会政治，它主要是指国家制度、经济体制、科层机构、国际关系、政党、议会、政府、工会等社会权力关系，而文化政治则主要是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现在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的研究兴趣从前者转向了后者，从中发现了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而这更是文化政治研究或文化政治学可以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如果说社会政治更适合政治家去关注的话，那么文化政治则更值得文化学者去垦拓和耕耘。
二 文化政治与社会政治
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其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问题，包括权力的分配、使用、执行、生效、争夺、转移、巩固、延续等要义。以往这一认识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上，不争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对于社会权力的掌握、行使、争斗和扩张，始终是最大的政治。然而在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权力无所不在，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政党、政府、议会、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监察机关的实践和职责之上，而且事关人们的种族关系、民族关系、性别关系、性关系、年龄关系和地缘关系等，后者往往也建立在不平等关系之上，一方强势而另一方弱势，而强势一方支配、压迫弱势一方。可见文化政治也与权力有关，或者说，正因为与权力相关，“文化”政治才成其为文化“政治”。正如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所说：“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⑤可见必须打破以往相沿成习的思维定式，对权力问题作更为宽泛更为弹性也更为实际更为人文的理解。正像目前文化研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权力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术语，并且被用来解读全部的文化实践和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地把‘政治’看做权力关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了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除了别的政治以外，我们现在还听到诸如男子气质的政治学、酷儿政治学、影像政治学和身份的政治学等多个说法。”⑥这一取向无疑是建设性的，将大大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的内涵。福柯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⑦福柯之论正说明了，文化政治在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和时空等方面所涉的文化权力关系更加切近人的生命、人生、家庭、族类、肉身、官能、欲望、情感等个体性、私人性、血缘性、生理性的部分，这是每个人从出生起就置身其中且终身不能摆脱的命运际遇，更多自然淳厚的人间气、人情味和草根性。
伊格尔顿曾以讽刺的口吻批评以往的一些理论对性别和性欲不屑一顾，甚至对人的食欲存而不论的做法，称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其中人类似乎既没有生殖器官，也没有胃和肚皮⑧。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这些说法都揭扬了人的自然需要和本能欲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中贯穿着最基本的权力关系，那就是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饮食男女、衣食住行、身份族类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可以说，对于文化政治的发现，乃是今天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进展和理论成果。时至今日，人们终于承认，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不仅与真理、理性、信仰有关，而且与性别、种族、民族相涉，其中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人性的世界。伊格尔顿说：“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如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想忽略这些，目光得相当的短浅。这很像叙述解剖学而不提肺和胃。或者像那位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人编了半部字典，却遗漏了字母S，让人无法解释。”⑨
其实那些激进的理论也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极端，如果对其作一番深入考察的话，便会发现其中恰恰不乏对于文化政治的关心。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中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等，颇多关于文化政治的论述。又如晚近的文化理论家像罗兰·巴特、朱丽娅·克利斯蒂娃、利奥塔、德里达、拉康、福柯、阿尔都塞、亨利·勒菲弗尔、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对于文化政治的研究也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人忽略了色情和象征、艺术和无意识、生活经验和意识转换，就难以成为思想家了”⑩。进而言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学说，也从未将性、性别、民族、种族、殖民主义等问题排除在它的研究之外。马恩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肯定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他们研究过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问题；阐述了民族与阶级、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讨论了殖民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写过多篇文章，对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殖民战争作了大量经典性的论述；他们还对殖民主义推行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予以谴责。马恩的上述理论，当为如今文化政治研究的先声。
以上论列，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文化政治从未在学术理论中缺席，就像它从未在现实生活中缺场一样，而与社会政治相比，它更富于文化的意味。性别、肉体、种族、民族、族裔、族群、年龄等概念原本属于自然性、生物性、生理性的范畴，具有很强的人类学意义，从而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往往被文化所规定、所塑造。时至今日，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时代等构成的新语境下，这些概念的文化内涵又得到了扩充和刷新，被赋予了全球性、国际性、地缘性的文化意味，例如移居国外的移民创作的“移民文学”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打工者创作的“新移民文学”的崛起，都只是在当今新的语境下发生并被当今新的文化建构的事儿。总之，文化政治与社会政治从来就是一种互待、互动、互补的关系，只不过它在今天得到了充分凸显，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这一概念可能只是在教科书中才被表述为相对普泛的定义以及相对固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实际使用中，它总是因每个时代的不同语境而被赋予某种特指含义，成为时代风尚鲜明的风向标。例如五四时期把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科学称为“文化”(“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运动中把知识水平称为“文化”(“学文化”)，20世纪60年代把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称为“文化”(“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在当今新的语境下，人们所说的“文化”，已经与商品化、产业化、电子技术、大众传媒、网络写作、广告策划、符号消费、娱乐享受等结下不解之缘，转而特指性别、族群、躯体、感性、审美、欲望、快感了，从而所谓文化政治也就不能不发生相应变化，转而成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性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肉体政治”、“审美政治”和“娱乐政治”的总称了。
三 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
文化政治的崛起是一个后现代事件，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注定了文化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微观政治。利奥塔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归结为一场叙事危机，即宏大叙事被微小叙事所取代的过程。所谓宏大叙事，就是崇尚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现代叙事；所谓微小叙事，则是推崇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后现代叙事。以往宏大叙事总是通过对于微小叙事的无视和排斥来取得自身的合法性，现在这一切恰恰颠倒过来了，宏大叙事分崩离析而弥散在微小叙事的迷乱星空之中。这一变故也是后现代政治的天命，德勒兹和加塔利据此对文化政治/社会政治作进一步界定，提出了“微观政治”/“宏观政治”的概念，指出以往在政治活动中占据王座的宏观政治在后现代语境中正受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政治的挑战。
微观政治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起于青萍之末，发生在法国巴黎的这场政治运动表达了人们对于以往的制度和观念实行决裂的强烈愿望。而后来经济格局的分化重组，社会结构的激剧变动，高新技术不断创造奇迹，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各种资讯的爆炸式剧增，文化经验的空前繁富，都在酝酿着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在呼唤着新的政治模式。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差异性和边缘性的文化领域，重新估量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地域、生态等方面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是通过种种细微的通道渗入日常生活和个人存在的，更加贴近人们的命运遭际、人生悲欢，而它对于种种社会问题更能作出即时反应和积极干预，因而更真实更直接，也更加受到关注。值此时世，人们“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后现代理论家们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学团体及同性恋组织等政治运动。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诸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有害意识形态给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迫性后果的反应。”(11)就说年龄问题，这是十分重要的权力角逐场，当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动因之一就是一代“愤青”反叛父辈“老爸爸”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两代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猛烈碰撞激起了青年学生废除现行教育制度、传播媒介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的狂热，最终竟演成一场掀天动地的政治风暴。
微观政治的形成也与理论学说领域的变动相关。以罗兰·巴特、德里达、朱丽娅·克利斯蒂娃、拉康、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有一个主旨，即打破事物的总体性、一元性、中心性，而强调事物的局部性、多元性、过程性。其具体做法就是破除以往结构主义崇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语言结构中所指与能指的主从关系，反对将能指下降为所指的附庸，主张将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以往仅仅用能指/所指的二分法来说明语词的意义呈现过程是不确切的，语词的意义呈现并非像以往所理解的那样是由能指引向所指，而是在能指与能指之间进行的转换。这里没有既定的、确凿的意义中心，只有能指与能指之间不断的更替和过渡，这就像查字典，要查一个词的意思，就必须去查另外的词，而这另外的词，又要去查更多的词才能了解其含义，如此等等，永无止境。而语词的意义就生成于这一查找过程之中，查找的过程是无穷尽的，语词的意义实现也是无穷尽的。因此意义的彰显只是在能指与能指之间展开的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比起极为丰富的能指所能涉及的所指来，能指是太丰富了”。(12)因此语词的意义彰显有赖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能指，展开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归结为某个终极性的所指，止步于某个超验性的中心。在知识领域内发生的这一巨变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对于那种宏大叙事式的抽象政治的质疑，促成了对于虽然微细、微小但充满血色和暖意的具体政治的热衷。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消解文化，其主旨就在于消解以往关于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它的言说方式往往采用修辞中的“否定格”，最常用的是非总体性、非普遍性、非连续性、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传统、反正统、解体、解构、分解、消散、离散、零散之类说法，因此它更加看重片断、零件、碎片、细节的意义并由此形成一种基本立场，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局部决定论”。“微观政治”秉承了后现代文化的消解本性，它崇尚事物的局部性、片断性、异质性、多样性、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而反对宏观政治只是重视事物的全局性、总体性、同质性、一元性和相互通约性。福柯的一个说法表达了这一倾向：“[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的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13)微观政治特重局部性、差异性、边缘性的旨趣体现了一种重新反思以往政治策略并探求新的政治策略的尝试。
对于文化政治来说，所谓“微观”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局部、片断、零星，二是指具体、感性、平常。譬如女权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差异、文化殖民、消费主义、传播媒介、代沟现象、区域特点、生态保护等属于前者，按说这些文化政治的规模和影响并不小，只不过它们弥散和延伸到了性别、民族、种族、族裔、年龄、地域、环境等各个具体领域之中去了，所以趋于局部性和分支性；而消费行为、娱乐活动、视觉冲击、官能享受、审美经验、形式快感等则属于后者，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世俗化、人间化、日常化的，但凡它们与权力相关，便都具有了政治意味。只不过这种人间化、日常化、世俗化的政治不那么强制和刚性，而是相对宽容和柔性罢了。这种宽容的、柔性的微观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缓解紧张、释放能量的缓冲带，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从而对于宏观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不过如果仅仅看到微观政治的补偏救弊作用还是不够的，这就降低和缩小了它的意义，其实对于整个政治生活来说，也许微观政治更重要、更加不可或缺，因为它更切近人们的人生、生命和生活，更关心人的命运遭际，更多倾听人的悲欢和歌哭，比起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来，更多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和担当。
在微观政治的问题上，文学理论有其优长之处。文学理论历来对于性别、民族、种族、族裔、地域、年龄、环境等微细性、异质性、边缘性问题更多关注，这就使之成为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研究、传媒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乔纳森·卡勒所说“新文类”(14)的孳生地和栖居地。从而如今文学理论对于文化政治可谓得风气之先，人们往往是先从文学理论知晓微观政治，然后才将探究的触角延伸到其他学术理论领域的。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以其丰厚的人文内涵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打底的。常言道，文学是人学。进而言之，文学理论也是人学。对此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多有表述，如李贽《杂说》、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廖燕《刘五原诗集序》、刘鹗《老残游记自序》等，将文学理论对于世人的悲欢离合、生死遭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体贴和担当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李贽对百姓大众那种自然率真、毫无虚饰的“本心”表示激赏，觉得老百姓关于生计营谋和日常生活的谈吐是最令人神往的：“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15)据此他提出了“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的重要命题。(16)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帕斯曾建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多读点诗，也建议墨西哥总统读诗，认为人们在关注物化的世界的同时，也要重视人自身的世界：“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要恋爱，要死亡，有恐惧，有仇恨，有朋友。这整个有感情的世界都出现在文学中，并以综合而纯粹的方式出现在诗歌中。……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人的社会，就必须听听诗人们的声音。一个新社会要想对人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必须注意诗人的诗。”(17)文学理论对于微观政治的倾重及其见微知著的功效在后现代语境下显得尤其突出，伊格尔顿说：“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这不应该引起丝毫的惊讶。因为，任何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觉和经验有关的理论都不可避免要涉及个人与社会的性质、权力与性的问题、对以往历史的解释、对当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更为深广的信念。”(18)可见如今的文学理论问题与文化政治结有不解之缘，总是在关注着那些特定群体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利益，与全局性、总体性、至上性的宏观政治相比，总是显得微细、次要、边缘，并非整个社会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它们与宏观政治的关系就好比人体循环系统中毛细血管与主干动脉的关系，尽管如此，这些“毛细血管”却不容忽视、不可或缺，其情况的优劣能够反过来影响整个人体循环系统的质态。
四 文化政治的功能结构
从表面看，文化政治似乎主要是一种“文本政治”而非“实践政治”，它不像社会政治那样直接诉诸政治实践，而是主要诉诸文化文本。更具体地说，文化政治是一种学术政治，它伴随着女权主义、大众文化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一批新潮理论的兴起而兴起，体现了文学研究在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潮流退潮之后再次向历史主义的回归，而且是以新的文化形式向历史主义的回归。据J.希利斯·米勒研究，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已由解读语言本身转移到阐释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的关系之上。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重新回到“新批评”之前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方法之上，仿佛以往“新批评”从未存在过似的。他说：“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19)在这历史的拐点上，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向内转”的行程之后，又踏上了“向外转”的路，从而与相违已久的政治、权力、实用重新聚首，而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趋于合流，但据此还不足以认为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便已经并且应该成为真正的政治实践，说到底，这还只是作为一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学术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和“大学里的政治”而发挥作用。(20)有理由认为，这恰恰是文化政治的正常状态、合理状态。
文化政治也往往采用审美的方式，成为一种“审美政治”。依传统美学之见，审美与政治总是相互背离的，审美的非功利性与政治的社会功利性形同水火。然而今天看来，二者并不完全对立，毋宁说它们恰恰是相互呼应的。特里·伊格尔顿在论述现代主义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审美的自律性成为一种否定性政治。”(21)在现代商品社会，现代主义用怪诞、神秘、晦涩和凌乱的形式构筑起一层拒斥世俗生活的障壁，凭借这种反形式、反审美的方式保证了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自律地位。从而捍卫了自身的高品位、高格调，不至于在金钱世界受到占有欲和铜臭气的玷污和亵渎。因此，现代主义对于艺术自律性和精英性的过度热衷恰恰表达了对于商品社会的大拒绝，审美非功利性最极端之时恰恰是其政治功利性最强烈之处。伊格尔顿对于“什么是审美？”的问题独有领悟、别有诠解，认为审美活动其实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样纯粹和超然，“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22)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确认审美与政治的遇合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张对于艺术作品的政治诉求宜从审美形式进入而不宜从政治判断着手。他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暧昧，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终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23)此论表达了对于审美与功利之关系的一种辩证理解，审美活动的功利性可谓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种在政治诉求上直奔主题而无视审美形式的急功近利态度最后总是欲速而不达。
文化政治之为文化政治，其中当然有政治在，但文化政治中的政治往往不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而是以潜在的、抽象的形式若隐若现。它像一座冰山的底座潜藏在海面之下，深不可测但体量巨大，正是它托举着冰山的顶端。文化政治的深层机理在于，人们对于种种事物的政治态度遭到压抑以后沉入意识底层，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这一旦条件成熟，便会以某种象征形式出现。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其称为“政治无意识”，认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24)。譬如说现代主义，其极端的自律倾向和精英立场也存在着同样的机理：“在现代主义主流文本中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上一样不再明晰可见，并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赶入地下的政治，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25)一旦条件具备，这种“政治无意识”便会从民族、人种、族裔、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各种领域和路径浮出海面，升华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文本。譬如目前族裔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异军突起，生态批评在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显学，我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独树一帜，以“80后写作”为代表的青年文学取得骄人的市场效益等，都说明这种“政治无意识”一旦升华为文化政治，进而对现实生活发挥实际作用，便势必会对社会政治的改良和完善起到重要的制约、平衡和协调作用。
进而言之，文化政治还有其胜场，它总是以其包容性、宽泛性而对各种因素、各种力量表示欢迎，来者不拒，统统招揽到自己旗下，形成一种总体结构或复合结构而发挥作用。因此诸如民族、种族、族裔、地域、性别、年龄、躯体和性等领域不是仅仅凭借独力，而是汇聚成一股合力而影响社会政治。参与其事的每一个体往往都是一身而多任，同时担任着多种角色，代表着多个群体。从而文化政治成为各个群体相互角逐的竞技场，这就像联合国的会场，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而别人也会洗耳恭听，许多精彩的有意义的思想成果，往往产生在这不同意见相互交集、相互碰撞的对话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文化政治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或“各社会群体大联盟”的事业。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对于文化政治的性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考量了，虽然从表面上看，文化政治可以说是一种诉诸文本的“学术政治”和“审美政治”，但从它对于社会政治的重大影响来看，事情就绝非如此简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首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见解：“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学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作‘学术’问题，就显得不明智了。”(26)
五 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
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转折。欧美以及国内文学理论教材发生的新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胡亚敏教授撰写《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情况调查》(27)所列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英美国家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大多已一新面貌。国内文学理论教材在时间上要稍慢半拍，但其中少数比较前卫的本子也出现了新的苗头，虽然只是星星点点，却透露了类似消息，与前者成呼应之势。从上世纪末至今，在英美国家出版的重要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大部分已经把文学研究中涌现的性别理论、怪异理论、种族理论、女性批评、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纳入其中。在晚近出版的两本我国学者所著文学理论教材中，已经增添了关于女性文学、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内容。一本是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第22章讨论文学与性别问题，包括性别的文化属性，文学与性别，女性文学等内容。另一本是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第7章讨论文学与身份认同问题，包括文学与性别身份，文学与民族身份等内容。从近期出版的上述国内外文学理论教材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新动向：
第一，如今的文学理论从大写的、单数的、宏大的学术理论发展离析为小写的、众多的、微细的学术理论。以往的文学理论往往对于那些文学的“元问题”作出思考和解答，例如对于理念、上帝、历史、理性、主体、思想、意识形态等大关节目的思辨一直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文学理论的灵魂和核心，事到如今，这种总体性、全局性的思理已经延伸和散落到具体的、个别的社会事件和日常生活之中。伊格尔顿这样认为：“所谓微观政治现在就成了时代的命令。……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则将是那个流动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体。不再有任何连贯的系统或统一的历史让人去加以反对，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权力、话语、实践、叙事。”(28)因此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种种理论”、“众多的理论”或“更多的理论”，包括性别理论、怪异理论、种族理论、民族身份理论、女性批评、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而这些异质性的学术理论相互交叉、拼接、植入，又孵化出了许多新的文类。乔纳森·卡勒这样描述这些新文类十分丰富而又繁复的状况：“如果说，近年来批评论争的关注者和参战各方能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便是当代的批评理论，盘根错节，越见混乱了。过去，一度可以设想批评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辩论的尖锐程度，所示的则是相反：构成批评领域的全是些竞新斗奇，互不相容的活动。”(29)如果要具体开列，那将是一张长长的名单。
第二，文学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零散性、片断性和例示性，成为若干概念、术语的集结，这里不追求概念、术语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也不讲求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内在逻辑。例如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全书并无完整的体系框架，只是由32个概念集结而成：开端，读者和阅读，作者，文本和世界，神秘，纪念碑，叙事，人物，声音，修辞和比喻，笑，悲剧，历史，身份认同，幽灵，性别差异，上帝，意识形态，欲望，怪异，悬念，种族差异，殖民，述行，秘密，后现代，愉悦，结尾。从而该书犹如一部文学理论“关键词”，难怪中文译本将其取名为《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30)。这样的体例也就决定了该书是开放式、松散型的，是多入口、多进路的，就像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图，哪个是起点站，下一站在哪里，再下一站在哪里，终点站在哪里，均无一定之规和固定说法，用一个时兴的说法：“怎么都行”！这是一种“扑克牌”式的结构，其中每一张牌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一次研读或讲授，都不妨是重新洗牌以后的任意抽牌，这就给阅读和教学留下了充分自由的空间。这一结构也不受传统理论系统的固定框架限定，可以随意增删取舍条目。而该书也正是这样做的，自1995年初版以来，在1999年和2004年作了两次修订，该书的条目均作了大幅度的更新和扩充，增列了许多新的条目，如怪异理论、后殖民理论、经典问题、幽灵问题、变异现象等，大多与文化政治相关。该书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全得便于其开放式、松散型的结构。
第三，文学史家指出：“20世纪70和80年代盛期的(大写的)‘理论’现在已经被取代，或者完全被吸纳进新的理论或种种理论中，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31)。与文化政治的内涵相对应，如今文学理论更加突出活动性、行动性的品格，而这一品格往往聚光于文学解读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于是便出现了像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迈克尔·莱恩的《文学理论实用读本》这种致力于“多维解读”的教材。前者以20世纪涌现的12种主要文学批评流派为章目，运用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批评、同性恋与怪异理论、后殖民主义与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等不同流派在内的各种方法对于同一部小说——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解读。后者则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亨利·詹姆斯的《艾斯朋遗稿》、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作与托妮·莫里森的《蓝眼睛》等四种作品为样本，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同性恋研究、历史主义、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研究等理论批评视角进行了分析。此类文学理论教材的长处正如其书名所示，特别注重使用性、实用性，在“文学面面观”的大面积尝试之中演示文学解读和分析的多种可能性，通过不同解读和分析方法的比较、考量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其操作规程。
第四，值此文化研究炙手可热之际，许多学者都在思考：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属如何？或者说，文化研究究竟还算不算一个学科？回答似乎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都尽量避免使用“学科”概念，宁愿以“领域”、“结构”、“模式”视之。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在文化研究中，“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和性生活交错汇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发挥作用的结构。”(32)毋庸置疑，文化研究具有总体性、构成性，也能对种种社会问题发挥实际效用，但是它缺少明确的专业界限和稳定的知识体系，缺少一套严格的学术传统和规训制度，因而不足以用“学科”的概念来加以界定。然而这一点在陈规旧习普遍遭到颠覆的后现代语境下也许非但不是欠缺，恰恰倒是长处。惟其文化研究缺乏明确的专业界限和学科范围，所以它才能避免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带来的单一性、排他性局限；惟其文化研究不曾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规训制度，所以它才能自由穿越于各个学科之间而不受种种规矩法度的牵绊制约。从这一点不妨说，文化研究从来就带有某种后现代性质。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33)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政治也是一种“后学科”。它所涉及的问题并不都是文学，甚至主要不是文学，而是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生理学、生态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文明进化的问题，但是正如以上众多文学理论教材所示，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政治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学的焦点，这个文学焦点也是一个支点，一个阿基米德点，只要它在，便有可能撬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起码也能引起某种震动、哪怕是某种颤动。那么，何以文学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堪当撬动现实的支点呢？特里·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他看来，从文学向文化政治学转移是适当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那就是“主体性的观念”。而文学批评家受过良好的“主体性科学”的训练，因而最有资格讨论文化的问题。鉴于文学在社会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做一名文学批评家不会因此成为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角色”(34)。伊格尔顿所谓“主体性的观念”、“主体性科学”应该就是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学内涵，它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和担当，与文化政治原本就是殊途同归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所寄寓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原本就是文化政治的命脉和灵魂。伊格尔顿说过：“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社群、情感满足、智力享乐、一种终极意义感，所有这些都比人权宪章或贸易协定离我们大多数人更近。”(35)而这一切，不也正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文学理论的至上追求么？
注释：
①Hooks,bell:Yearning:Race,Gender,and Cultural Politics,London:Turnaround,1991,P9.
②(24)(2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1页，第59页，第267页。
③④(18)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46-247页，第247页，第228-229页。
⑤⑥见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第229页。
⑦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⑧⑨⑩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页，第30页，第31页。
(1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2)见雅克·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刘自强译，见《20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13)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70页。
(14)(29)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8页。
(15)(16)李贽：《焚书》卷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第37页。
(17)潞潞主编：《面对面——外国著名诗人访谈、演说》，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137页。
(19)J.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20)(26)(32)(3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第399页，第418-419页，第400页。
(21)(22)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第26-27页。
(23)詹姆逊(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27)见童庆炳主编：《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附录四，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8)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后记》，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30)该书由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拉曼·塞尔顿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34)(35)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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