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1]2003年在《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文中提出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索罗-斯旺模式到当代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以理论与史实越来越清晰地论证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至此，技术进步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引人入胜而又复杂的课题。与经济理论突破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围绕“东亚奇迹”的争议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东亚模式的反思浪潮，激发了学术界对东亚地区科技进步之作用评价与技术创新机制的广泛研究。作为东南亚国家技术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依托跨国公司的创新模式与早期台湾、韩国外部化技术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而内部化技术学习模式也是经济全球化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技术发展策略，因此，对马来西亚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全面解析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国家创新体系为理论框架，结合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的演进观点，从跨国公司、本土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和科技行政体系四个环节剖析马来西亚技术发展与经济实绩、创新制度演变的关系，从制度演化的角度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马来西亚创新系统四个主要环节里各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试图突破传统上仅从研发角度或技术政策出发的线性分析思路。论文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几年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马来西亚创新体系借助跨国公司和出口导向战略，成功地利用马来西亚低成本竞争优势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进入多元化的国际生产和技术网络，为其技术深化赢得了机遇，但受限于创新体系内各种制度性失效问题，马来西亚总体技术能力发展与其工业化发展速度并不同步。马来西亚的案例表明现行国际产业分工框架内后发国家工业化起飞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的复杂关系。
孟勐[2]2017年在《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研究》文中指出历史上不时出现先发经济体与后发经济体之间的赶超与被赶超,即原本默默无闻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后来居上,原本兴繁昌盛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逐渐衰落。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差距可以归因为技术水平的差距,因而后发经济体对先发经济体的追赶或赶超实质上是一个技术追赶甚至赶超的过程。后发经济体与先发经济体之间存在技术发展水平和位置的交替可能性,这源于技术进步相对运动速度的动态变化关系,即技术差距的缩短必然要求后发经济体比先发经济体具有更高的技术进步速度,这样才有可能发生技术赶超。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实现往往发生于增长动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换过程之中,什么样的增长动力阶段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发展层次和资本要素条件禀赋,从而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技术赶超动力条件和路径选择。本文将技术赶超理论置于宏观动力导向与微观技术路径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中,主要围绕着技术赶超的阶段过程、路径机制、条件要素、演进动态、效应表现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整合。一是在厘清技术赶超阶段演进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与增长动力转换的阶段性动态融合关系,着力探求技术赶超在后发经济增长路径中的发生机理,并阐明后发经济体资本配置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模式变化对技术赶超的推进机制和互动关系,以及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路径转换中可能面临的“创新陷阱”与“模仿陷阱”。二是通过对不同技术赶超阶段的后发经济体进行技术水平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检验,来探寻后发经济体实现技术赶超的收敛条件和影响因素。叁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以明晰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实践中的阶段动态与效应表现,一方面致力于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动态演进过程的实证演绎;另一方面致力于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效应影响的实证检验。本文对技术赶超理论的拓展价值在于强调了国家层面宏观技术赶超的运行发展内生取决于所有微观技术进步行为变量的最优路径轨迹,着力解决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宏观阶段演进与微观路径机制的匹配性,并充分考量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各类宏观微观条件要素与效应表现的阶段适宜性,揭示了后发经济体可以利用自身与先发经济体的技术差距和后发优势,在对前沿技术的引进、模仿基础上努力尝试适应性创新和自主创新,有可能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而需要在各种要素条件的协同互动作用下来逐渐增强技术赶超效应和推进技术赶超进程,随着后发优势的充分激活释放和技术创新的自主程度加深,能够使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发展阶段得以演进升级,以激发增长动力从资本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从而促进经济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研究的论述结构: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与不足进行相应归纳。第2章,技术赶超的理论综述。通过对技术赶超的起源、内涵、主体与对象、影响因素(可行性因素、条件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和评述,阐明本文对技术赶超理论内容的继承与拓展关系,并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畴等作出界定和澄清,从而为本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第3章,技术赶超的阶段演进。提出一个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技术准备-技术追赶-技术前沿”叁阶段理论分析框架,从技术赶超阶段演进过程的发生规律出发,阐明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与增长动力转换的阶段性动态融合关系,着力探求技术赶超的阶段转换与动力机理。第4章,技术赶超的路径机制。强调资本配置结构演化路径与技术进步模式转换路径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推进机制和互动关系,提出技术路径的转换机制为“技术模仿-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对应的资本配置结构演化路径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并解析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路径转换中可能面临的“创新陷阱”与“模仿陷阱”。第5章,技术赶超的条件要素。通过对处于不同技术赶超阶段的后发经济体进行技术水平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检验,来探寻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收敛条件和影响因素,揭示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的实现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技术差距从大到小的收敛弥合过程,并明确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创新能力、贸易开放、产业结构等要素条件的充分优化调整对后发经济体技术收敛或赶超的重要作用。第6章,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的实证检验。通过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因和增长影响作为技术赶超的衡量依托,分别对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后发经济体进行技术赶超演进检验和技术赶超效应检验,实证分析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实践中的最优演进路径、演进动态以及效应影响,对比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赶超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动态差异与效应差异。第7章,中国技术赶超与阶段性改革。通过对中国技术赶超动态进行阶段定位和效应分析,充分认识中国在后发追赶进程中的实践挑战,从而在阶段性转型改革中寻求技术赶超的战略机遇和政策出路。
侯高岚[3]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叁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叁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毕磊[4]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作为东亚最富活力的国家走上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年均GDP增速接近10%,从本质上提升了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然而,长期的非均衡发展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缓慢复苏的泥潭,中国经济也告别了两位数字的增长,进入下行区间。2014年中国政府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2015年,中国的全年GDP为67.6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速6.9%,人均GDP达到5.2万元人民币(按13亿人口计),约合8016美元。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早已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局。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委内瑞拉,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总量超过60万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前期经济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需求萎缩、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以及人口红利的减退、自然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制约,使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困难重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都是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加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基于此,本文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主线下,对新常态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的结构大致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标准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作出了简要评价。第叁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学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及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第四部分是从定性的角度,对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以及经济增速下行、人口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及扩大内需等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相应观点。第五部分,是本文的计量分析部分,在新常态下主要经济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31个省市自治区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得出具体实证结论。第六部分,主要介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教训,选取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案例,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案例,以及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的失败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第七部分,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现状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的结论,提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包括改善劳动人口占比、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平衡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增长内需内生动力；加快产业结调整升级、激发产业活力；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等。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在中等收入阶段,落入陷阱与跨越陷阱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差异,跨越陷阱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基本超过6%,而落入陷阱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主要处于1%-4%之间。(2)基于中国的数据,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劳动人口占比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3)经济增长速度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直接影响,保持一定合理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4)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5)城镇化的水平的提高,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积极影响。
何爱国[5]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谢润德[6]2014年在《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东盟国家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二战后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世界所瞩目。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功进行合作的典范。东盟国家虽然受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其经济效应仍然比较显着,非传统利益也是东盟国家一体化的目标之一。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曲折前进,从最初的重视不够,认识不够,到有意识的推进,在东盟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东盟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特有的“东盟方式”(ASEAN Way)。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东盟国家不断克服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盟决心把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最终的发展目标。至今,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正在结出硕果,其标志是东盟本身不断扩大,由最初的6个国家发展到10个国家,而且东盟分别与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在东亚地区形成“10+3”合作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发展,东盟内部国家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加深,使得东盟已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抽象历史思维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其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较全面的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发展、特点以及对东盟地区国家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和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与贸易流量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东盟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贸易政策在东盟主要国家中实施的情况,使用搜集到的统计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的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东盟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实证检验了东盟贸易政策对东盟国家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的各种经济理论、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使用了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贸易开放水平作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构建东盟国家贸易开放度与就业水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就业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和商品服务贸易与东盟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定量关系,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中国投资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一共分为6章。第1章为导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并就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列举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梳理了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政策的各种理论,包括重商主义学派、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特别分析了这些主要理论关于贸易政策的主张。第3章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概括了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东盟国家在形成统一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所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各种不同经济理论的指导。第4章通过收集东盟各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数据,描述了东盟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后对本国和地区的贸易流量的影响,说明贸易开放政策促进了本地区的贸易流量。从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两个方面,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相应的数据实证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第5章首先简要回顾了东盟国家与中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历史和前景,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直接投资(包括流量和存量)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第6章在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中国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东盟地区的复杂情况来看,目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和中国与东盟双边的贸易影响仍然有限,主要受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安全等因素的制约较明显,因此经济一体化合作一方面需要国家间的政治稳定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合作也会对双边的政治互信带来推动作用。本文的结论认为,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都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而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加快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对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流量的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唐乐[7]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叁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着,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着。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吴华[8]2012年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缓解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历史。减贫既是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人类社会的减贫行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始终关注和重视减贫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反映。减贫是人类社会自始以来的共同使命。人类社会最早的减贫行动是在氏族或部落范围内同生活资料匮乏作抗争。阶级社会形成后,人类不断地同自然灾害及其引发的饥荒作斗争。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减贫成为世界各国的联合行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联合国对贫困与减贫问题更加重视,提出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新的减贫战略。中国自1986年始,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项农村减贫行动,取得显着成效,为中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为全球减贫治理作出重要贡献。2004年3月,联合国发表第一份千年发展目标进度报告,显示中国在减贫等方面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银行人均国民收入GNI的标准,中国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至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也是农村扶贫开发决战决胜的十年。在新的背景下,如何成功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争取早日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是中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以中等收入阶段和中国为时间和空间定位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于丰富减贫理论研究具有积极作用。第二,对于促进中国减贫行动具有指导作用。第叁,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实践作用。此外,本文的研究对于其他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各国情况和条件迥异,本文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仅可作为其他国家研究本国类似问题的参考。本文研究框架包括八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回答中国减贫发展战略研究的叁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亦即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阐述了贫困理论。从贫困基本理论和国家贫困的发展理论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并介绍了减贫理论和发展理论在当代的最新成果—益贫式增长和新结构主义。贫困基础理论和最新成果的阐述,为本文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减贫战略和政策工具。本章并未局限于以某一国为样本进行纵向解剖,而是在更宽泛的国际视野中,或对比,或归纳,分别解析了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减贫实践。这样的分析,从现有的贫困研究状况看,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为本文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研究范式借鉴。第四章,回顾了中国不同阶段农村减贫实践和政策。在阶段划分上,本文打破原有以时间为线索的五阶段说,而是依据世界银行的收入阶段划分标准提出叁阶段说,即低收入阶段、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和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将中等收入阶段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小阶段。因中国未跨入高收入阶段故本章不作该阶段的分析),并评估了各阶段的减贫行动和政策。这部分内容,为本文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历史借鉴。第五章,介绍了国际社会减贫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国别选择包括高收入国家美国,中等收入国家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分析国别经验基础上,总结了国际社会减贫实践对中国的启示。显然,有代表性的国别实践,为本文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国际经验借鉴。第六章,分析了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发展的新特征和面临的挑战。这为后面提出减贫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树立了“靶子”。第七章,提出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的总体发展战略。针对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挑战,按照战略—目标—路径的范式,提出中国减贫的叁大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物质资本建设(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创新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建设(目标)--开发人力资源(路径)；包容发展(战略)—社会资本建设(目标)—促进社会公共(路径)。同时,剖析了不同发展战略的减贫机理。第八章,提出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的政策建议。从财政税收、金融扶贫、人力资源、社会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等五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梳理提出符合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实际的政策选择。在学习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在研究框架上,指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叁位一体的广义资本匮乏是致贫和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叁大资本建设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2)在研究角度上,采取总量分析方法,探索分析了不同收入发展阶段的贫困特征和减贫模式,包括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减贫特征和模式。这样的分析角度是一种全新的尝试。(3)在战略选择上,构建了对应叁大资本建设的战略选择框架,即综合运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战略和包容发展战略。(4)在政策建议上,对应叁大资本建设,相应提出财政税收、金融扶贫、人力资源、社会发展和专项扶贫政策建议。特别是在专项扶贫政策分析中,构建了“区域开发”、“家庭发展”和“个体成长”等多层次的减贫工作格局,从多维角度探讨了新阶段中国农村减贫的新路径。由于个人研究水平的局限,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不足：一是对历史文献的检索和运用,主要围绕减贫发展战略和政策展开,没有全面梳理减贫理论文献。二是侧重理论分析,较少运用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且政策体系构建仅作为对策目标而设立,尚未加以实际运用。叁是在借鉴国际社会减贫发展经验方面,由于实地考察和最新文献资料的不可得性,仅选择部分国家进行国别案例分析,难免存在遗漏和偏颇。以上,都将成为后续跟进学习研究的方向和空间,本人将为此不断付出努力。
倪晓觎[9]2009年在《跨国公司FDI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目的已逐渐从最初的弥补资本与外汇储备不足转向通过利用外资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FDI技术外溢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的显着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出于维护竞争优势的考虑,其向发展中国家所转移的往往都是一些非核心技术,甚至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这就极大地制约了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动态发展。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视角,基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客观规律,从微观、行业、宏观叁个层面较为深入且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公司FDI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首先,将技术差距(微观层面)、行业市场结构(行业层面)、东道国外资股权政策(宏观层面)等因素纳入到对跨国公司FDI技术转移的理论分析之中,分别通过理论模型考察了这些因素影响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内生作用机制及其复杂性。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的适用性以及这些因素在促进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探讨了这些因素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详细地考察了我国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行业市场结构、外资股权政策等因素的发展态势,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技术差距、行业市场结构、外资股权政策等因素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各因素在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方面有着显着的影响,并且其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在新形势下外资政策的调整,针对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水平,从微观、行业、宏观叁个层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通过利用外资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实现我国引进外资的核心目标。
潘塞梅[10]2010年在《老挝工业化进程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认为1986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老挝逐步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策进行了改革,全面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与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提高国内生产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20多年的引资成就,在老挝所利用的外资中,工业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0年工业生产值占老挝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到2009年上升到28%,年均增长率为12%。由此可见,外资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老挝工业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但是,老挝工业发展的基础较薄弱,工业发展进程存在许多约束,加上引资经验的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成为老挝走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本论文在回顾和综合梳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工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老挝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和所存在的问题,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工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老挝工业化的发展、从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源的角度来针对外资对老挝轻工业的影响和作用、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荷兰病”存在与否。研究的角度以老挝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作为主题,高效率的利用外资作为核心,针对目前老挝利用外资的发展策略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老挝工业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总产出就有显着性的正向影响;本文同时也发现轻工业在老挝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轻工业产出也有正向的影响,并且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对技术型轻工业行业的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由于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都是资源导向型项目,大量资金的流入,使得国际汇率升值导致了轻工业出口受阻,产生了“荷兰病”综合征。因此,本文针对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老挝目前的经济发展策略是以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这些项目的开发在一定时间里给老挝外汇收支带来了大量的增多。但是,这些项目在劳动力的雇用和技术效益的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由于大多数以自然资源为主的项目所利用当地熟练劳动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是非技术的员工,而技术型员工都是从投资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引进来的。因此,老挝应该积极引入像对轻工业有技术溢出的外商直接投资。2.虽然老挝轻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和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轻工业是带动就业和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以农业为主的老挝目前正在积极地发展本国工业,反而农业的生产量在减少,导致了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过剩,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即将往大城市流动,大城市的就业竞争也会越来越紧张。因此,从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出发再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以确保老挝经济长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D]. 李毅. 厦门大学. 2003
[2]. 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研究[D]. 孟勐. 吉林大学. 2017
[3].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4]. 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D]. 毕磊. 辽宁大学. 2016
[5].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D]. 谢润德. 武汉大学. 2014
[7].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8].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D]. 吴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9]. 跨国公司FDI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D]. 倪晓觎. 厦门大学. 2009
[10]. 老挝工业化进程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 潘塞梅. 湖南大学. 2010
标签：工业经济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新常态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中等收入国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贸易自由化论文; 后发优势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