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十年来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改革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改革的步伐从农村到城市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正如邓小平曾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走上了快速经济发展之路。1978-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4%的平均增长速度。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显著。除农村体制改革外，外贸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走在了经济改革的前列，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从近于完全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全面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成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由1978年的第30位，上升到2007年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回顾与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加以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97.5亿美元增加到12180.1亿美元，进口额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9558.2亿美元：除1993年外，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至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622亿美元。1978-200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7.4%，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6%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8.1%，进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6.7%，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阶段，年增长速度保持在25%以上。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也急剧提升，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三位。按目前的增长势头，中国将很有可能在201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主导出口产品经历了三次转变：从资源性产品转向轻纺产品，再逐步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无论是出口商品结构还是进口商品结构都经历了一个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快速转变的过程。在总出口中，制成品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50%的比重增加到2007年的94.9%。其中，机电产品已成为制成品出口的主要成分，从2003年起，机电产品在制成品中的比重超过了50%；自1990年代中期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在制成品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目前已接近30%。而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出口基本保持一致。这种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趋同现象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随着鼓励加工贸易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入，自1990年代初起，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在进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只有2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7%，到了2007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9860.5亿美元，其中出口6176.5亿美元，进口3684.0亿美元。虽然近年来加工贸易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但加工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50%以上。
从产品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中国的加工贸易则主要集中于机电产品，而其中的高新技术产品更是以加工贸易为主。根据商务部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出口9282亿美元，占整个加工贸易出口的70.7%，占机电产品出口的74.0%，其增长速度是同期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的1.2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家电、便携式电脑等机电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十五”期间，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5438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41.1%，占高新技术产品总出口的87%。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为了更好地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协调发展，2006年9月，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对中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一个较大的调整。此次调整主要针对高耗能、高污染类产品，因此对以机电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影响不大。
进一步按技术密集度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细分，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中国出口结构变化所反映出的技术升级或复杂度。随着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的不断上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和低技术密集型（或简单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中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和高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其中高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上升势头尤其显著，由1990年的5.4%上升至2006年的34.0%，到2006年，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取代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成为制成品中的第一大类产品。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之一。
事实上，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与加工贸易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中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占比最大、上升最快的产品主要是机器设备、轮船、家电等产品；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电力电子产品。而这些产品又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即从国外进口零部件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因此加工贸易对中国国内生产和出口的技术升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92-2005年间，中国总出口中的技能含量(skill content of China's exports)有明显提高，但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出口部分，则出口技能含量的提高并不明显。由此可见，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上的改善与加工贸易有很大关系。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技术水平（从国外大量进口中间产品）。
二、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制度因素
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中国自身的内部因素，也有来自世界的外部因素，但相比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而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十分显著。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两个主要变化——贸易自由化和大量外资的涌入。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国内经济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奉行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极端的内向化。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对外贸易采取的干预形式为行政手段，所有的对外贸易均由国有的外贸公司控制，即政府垄断。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虽然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渐进性”和“试验性”特征，但改革的方向一直与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保持一致。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些变革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规模、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等渠道，将中国对外贸易带上高速发展之路。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一样，经历了不同阶段。在众多文献里，关于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在一份由世界银行出版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研究中，Michaely、Papageourgiou和Choksi(1991)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界定。根据他们的定义，贸易自由化不仅指贸易政策中的反出口倾向的削弱，价格机制作用的增强，而且还意味着对贸易干预程度的降低，也就是说“中性化”和“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两个最重要属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贸易自由化前期，大都在进口替代和出口之间实行了较为中性化的鼓励措施，这种势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像韩国、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用出口鼓励来抵消反出口倾向，而不撤除它们的进口壁垒（世界银行，1987）。这样做的最大理由是可以保证自由化的顺利进行，因为内向性的贸易战略一般都对国内产业实行高度保护，轻视出口，因此，如果一开始就撤除进口保护，很有可能导致进口迅速增加，而出口增长缓慢，进而引起国际收支恶化，自由化就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相反，如果在一开始降低进口壁垒的同时，引入对某些出口的鼓励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促进出口的快速增加，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减轻市场开放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并增强赞成自由化的利益集团的势力，减少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障碍。可以说，贸易制度或政策的中性化是贸易自由化能否进行到底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贸易自由化的视角看，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78-1991年。这一时期中国的外贸改革首先是从外贸管理体制入手，减少国家对外贸的直接控制，放宽外贸经营权，减少外贸领域中的计划经济成分。其次是实行一系列的鼓励出口措施，包括外贸承包责任制、出口退税、鼓励加工贸易等，刺激出口增长，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改革的特点是国家不断引入一些积极措施，促进出口的发展，这实际上起到了抵消传统进口替代战略的反出口倾向的作用，因此，对外贸易的激励机制朝着中性化方向演变。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形式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即关税和非关税等商业政策开始逐步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手段。在以行政手段为主对对外贸易进行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商业政策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随着直接控制程度的减弱，中国的贸易保护开始更多地依赖关税等手段。
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发生了转变，主要集中于进口方面，其标志便是进口壁垒的不断下降。1990年代初，中国贸易政策的特征，有人形容为“保护性的出口促进制”(protected export promotion system)，即在引入刺激出口做法的同时，进口壁垒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以1992年为例，中国简单平均名义关税水平为43.1%，这在国际上也是很高的，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状况既妨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相吻合。从这年起，中国的外贸改革重点转向进口制度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更加自由化的政策改革，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力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时期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主要包括：关税减让，从1994年起进行了三次大的关税削减；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继续促进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等。
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按入世承诺对贸易制度和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顺利融入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入世后，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到2005年的9.7%，其中，非农产品平均关税降为8.8%，农产品关税降至15.3%。非关税措施大幅度削减或废止。在服务业开放上，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水平，涉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2大部门中的9个服务业部门。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贸易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并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中国贸易自由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不断腾飞，特别是入世以后，对外贸易出现了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不断上升。
此外，外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等因素和鼓励性的外资政策一道成为跨国公司决定在华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在流入中国的外资中，有相当多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出口导向型投资”，即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平台。
从企业层面看，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与国内企业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远远超过了国内企业，1996-2001年间，中国出口增加部分有64.3%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国内企业的贡献度只有35.7%，到了2002-2007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而国内企业的贡献度则下降，两者对这一阶段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78.5%和21.5%。
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内企业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从19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出口方面，从2001年起，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在进口方面，2000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均在50%以上。进一步分析，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又集中体现在加工贸易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相当高，绝大部分加工贸易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承担的。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达到了73.7%，加工贸易进口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比重也达到了58.6%。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中的不和谐声音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由于中国对外出口主要依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入世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越来越趋于开放，贸易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与此同时，面对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程度也与日俱增，这不免对未来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投下了阴影。
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关税已经不再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贸易保护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就降低了，一些处于WTO规则灰色领域的贸易政策工具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比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往往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歧视性。
从2001-2005年美国反倾销案件的国别分布情况看，中国已成为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在所有国家中被调查次数最多；中国在涉案调查中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也最大（导致征税的数量最多、比例最大）；中国往往是惟一被调查的国家，即调查是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的；中国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平均税率最高，平均税率高达150.3%。此外，当中国和其他国家被一同征收反倾销税时，中国企业被征税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1990年至2003年间，在涉及多国且包含中国的反倾销案件中，对中国征收税率的平均值为117%，而对其他国家征收税率的均值仅为36%。自1983年以来，美国对华征收反倾销平均税率呈上升趋势，而且中国入世以后，上升势头进一步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会越来越强。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是中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之外，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还面临一个更大、更艰巨的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攀升。但与中国巨大出口规模伴随的是“中国制造”的低廉价格，即中国出口增长更多依赖于价格竞争优势。然而价格竞争优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低价会扩大出口数量；但另一方面，随着出口的增加，价格下降，又会对出口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长期出口增长。
为了对中国出口增长模式有更清楚的认识，这里将出口增长分解为不同的来源。出口产品价值量的变化可以看作由三方面变化引起的：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出口产品数量的变化，以及出口价格的变化。相应地，可将出口增长分解为上述三种不同的来源，分别称之为出口广度增长(extensive growth)、出口深度增长(intensive growth)和价格效应。出口商品品种的增加可视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新品种的增加一般来说不影响已有产品的出口价格。而出口数量的增加与价格呈反向关系，出口数量越多，价格就越低，所以深度增长往往与价格竞争相联系，即一国若要增加已有产品的出口，必须降低出口价格。价格效应反映了出口产品品质的变化，即当出口产品品质提高后，出口增加不仅不会导致价格下降，反而会使价格上升。比较这三种不同效应，不难发现，出口的广度增长和正的价格效应与出口增长是正向关系，出口增长若以这两种效应为主，则出口增长是可长期保持下去的；而出口增长若以出口深度增长为主，则出口价值的增加将赶不上出口数量的增加，从长期看，这种增长模式将难以持久。
在1995-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中，广度贡献为23.38%，深度贡献为76.6%，这说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数量扩张，即中国出口更多数量的商品，从这一点看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模式，依靠低价格来占领国际市场。从时间变化来看，贸易广度的贡献在不断下降，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越来越弱，因此依靠种类增加带动出口增长的潜力不大；贸易深度的贡献在不断攀升，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贸易增长主要依靠数量贡献；价格贡献呈现波动性，先增大后减小，但是总体来看，价格的贡献较小。
为了说明中国出口增长模式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普遍性，这里以美国市场为例作一国际比较。在1995-2004年间，在美国市场上，出口增加最快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爱尔兰、中国和印度。爱尔兰年增长速度为10.4%，其中价格效应为59.6%，因此爱尔兰对美出口贸易增长模式以价格增长为主；同样，印度对美出口年增长速度为6.9%，其中价格贡献率高达101.4%，因此印度对美国出口贸易增长模式也以价格增长为主；德国作为发达国家这一特点表现更为明显，德国对美国出口年增长速度为0.8%，其中价格贡献高达150%；这些国家在保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同时也保证了贸易份额的迅速上升，这说明依靠品质改善提高价格的策略以占领国际市场是具有可行性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增长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数量扩张，价格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极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是中国出口增长的典型模式。这一出口模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依靠数量支撑的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导致国内资源能源消耗的上升，对国内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并进一步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将就业率下降以及工资差距扩大与中国的低价出口联系起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中国的低价出口挤占了其原有的国际市场，因此针对“中国制造”的贸易争端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盛行。
此外，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中的技术含量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外技术（从外部大量进口中间产品）。改变中国出口增长模式，根本的方法还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经营战略。这需要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行之有效的研发激励机制，只有长期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保持长期稳定的贸易增长，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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