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探索——江泽民对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多方面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新时期论文,党建论文,多方面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搞好执政党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直面对着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不仅领导了党的建设实践，而且积极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大大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发展。
江泽民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非常重视党建工作。1989年5月，江泽民写了《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一文，强调了各级党委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议事日程上，必须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廉政制度建设。[1]在1989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更加重视全党的建设问题，以改革的精神领导党的建设，带头就党的建设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结新鲜经验和教训，通过理论创新，对执政党建设不断提出新思路、出台新举措，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有了新发展。这些新发展主要是：
1.解决了新世纪党建的灵魂——指导思想问题。确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一直重视用邓小平理论来武装全党。1989年8月就强调了要用邓小平的重要讲话统一全党的思想。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号召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江泽民多次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领导干部，务必站在面向世界、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大局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2](p.289)。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共十六大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没有先进的理论就没有先进的政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江泽民曾指出：“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灵魂。”[2](p.354)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十三年基本经验的第一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3]。这使党建有了灵魂。
2.解决了新世纪党建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问题。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纲领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的新目标、新任务。江泽民多次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他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加强党的建设，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2](pp.398-41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及十六大报告，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三个代表”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重新揭示共产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实质，对新世纪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如何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提出了根本要求。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大问题，解决了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努力方向问题，解决了党建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问题。要前进，就要有方向、有目标。有方向、有目标，就有号召力，就能使人树立信心，激发主观能动性、激发战斗力。解决了方向、目标问题，就有利于少走弯路，有利于加快步伐又脚踏实地地搞好党的建设。
3.明确了新世纪党建的目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率领全国人民奔小康。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在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紧紧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pp.518-520)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建工作落实到何处，成绩用什么衡量，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祖国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党建工作，其根本目的也在此。基本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必须适应政治路线的需要，并为其服务，党建工作必须围绕政治路线进行，否则，党建工作会走到斜路上去。解决了党建工作的目的，解决了党建工作所要围绕的中心，明确了党建工作的主题，这就有利于摆好党建工作的位置，有利于工作的全面部署，有利于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
4.确立了新世纪党建的方针——从严治党。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从严治党的思想。从中共十四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江泽民不仅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措施。江泽民1999年1月15日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提出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的具体要求[2](pp.340-342)；2000年1月14日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从制度上确保从严治党方针的贯彻实施”，“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并强调了四点：第一，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第二，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严格把关。第三，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第四，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2](pp.366-374)。江泽民多次重申，发现严重违法乱纪的，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要立一条规矩：哪里有严重问题不查处，就追究那里领导的责任；对于阻挠、对抗纪检监察工作的，要严肃处理；对于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更要严格整肃。这就解决了新世纪党建的关键——基本方针问题。方针问题是工作总原则问题，有了正确方针，才能制定出正确政策，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才能健康发展，取得实效。
5.解决了新世纪党建的内容、进程及部署。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纲领，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作了全面部署。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纲领的每一条，都有丰富的内容，同时又相互联系。这个纲领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严治党等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为新世纪党建抓住根本，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互相配合，整体推进，务求实效，作出了宏观指导。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始终是重点，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侧重点，制度建设贯穿其中。《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发布，反映了党建工作的部署进一步制度化。这就解决了党建的实际问题——具体内容、进程，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部署，有利于党建工作的具体操作，使之高效、顺利展开。
6.创造了新世纪党建的新形式新方法——“三讲”教育。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发表了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谈话。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三讲”教育全面展开。江泽民指出：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2](pp.345-346)。“三讲”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三讲”教育把延安整风运动的主题、内容作了新发展，是整风运动的新形式；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严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整顿党的作风的好形式。“三讲”教育解决了党建的重要手段——教育形式问题。有了新方法、新形式，工作就能在新形势下取得新进展。
7.落实了新世纪党建的基本保证——制度建设。江泽民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一整套制度，并用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教育等手段来保障这套制度能够得到严格遵守”；“我们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不少努力，今后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2](p.374)2002年1月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又提出了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调整反腐倡廉方面的党内法规”。江泽民一直注意花大力气抓党内规章制度建设，指导或主持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工作条例、党纪党规。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党员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乱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对妨碍违纪案件查处的党组织和党员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使八十年代开始的党内法规建设大大向前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发展到了法规建设新阶段，为从严治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8.解决了新世纪党建的思想方法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党的建设要与时俱进，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创造；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善于在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研究、解决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解放思想是思想上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2](pp.66-6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及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江泽民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创新，不仅是为了发展大好形势，使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党建的思想方法问题。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与哲学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相关，对工作方法、工作实践有制约作用。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不能与时俱进，那么工作方法必然要落后形势，即使在短时间里还能勉强跟上形势，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后于形势，非但做不出成绩，甚至还会阻碍形势的发展。解决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问题，就为党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创造了主观条件和前提。
9.提出了新世纪党建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依靠群众、创新。1992年1月江泽民在上海、江苏考察时反复强调要倡导“求实、务实、落实”工作作风。1994年江泽民在军队干部的两次讲话中都强调了要求真务实，指出：大政方针明确以后，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要在实干上下真功夫、苦功夫、深功夫；要坚决反对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坚决反对搞浮夸、弄虚作假。他还指出，求真务实，狠抓落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领导干部一定要有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工作，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落实。他强调，讲落实，归根结底是要往基层落实，要尽量减少上层活动。1994年10月江泽民在四川、湖北考察时指出，落实的关键在于走好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遇事多同群众商量，真正做到群策群力。群策之为则无不成，群力之举则无不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每天都在创造新事物、新经验，只有深入群众，总结他们的经验，与他们一起进行理论探索，工作、事业才能有新创造、新发展。江泽民还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班组，亲自听取群众的呼声，这样在工作指导上才有可能真正切合实际[2](p.84)。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泽民还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提出了要努力培育新的作风，强调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求真务实，培育创新作风，这不仅抓住了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的大问题，也解决了党建工作的工作作风问题。只有工作作风端正了，工作才能真正扎扎实实地开展，党建工作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10.提出了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提出了组织建设的新任务、新政策。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及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拓展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吸收“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就提出了新世纪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原则、新政策、新任务，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建设的思想观念要有大的转变，应该用新的党员标准，把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经济组织、各种中介组织在发展，其中有很多优秀人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优秀人才，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很多联系，也联系、代表着一部分群众，他们愿意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党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来。这样党就可以进一步增强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巩固执政基础，可以更好地实现“三个代表”，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不仅需要提高执政水平，也需要巩固、扩大执政基础，这需要从各方面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包括纲领的转变、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的转变，以及发展党员标准甚至方式的转变。革命的基础和执政的基础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固执于革命时期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而不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不团结、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党的执政就会出现危机，甚至有亡党的危险。世界上已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提出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提出党员的新标准，有解决党的建设的百年大计的深远意义，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11.提出党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的新课题——为创新、前进开辟道路。从中共十四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多次要求全党“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2](p.398)，提出“如何进一步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实现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的创新，是当前我们党的建设、也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p.485)。他还分析指出：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的问题，也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问题，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又必须逐步解决的问题。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2](p.484)；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p.461)。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不可能有效抵御国内国际各种风险，甚至会走向自我毁灭。江泽民还提出要研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等问题[4](p.239)。这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怎样建设、党的事业怎么才能兴旺发达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干部、党员、群众就会思想糊涂，党的建设就会迷失方向。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有现实性，也有前瞻性，既有普遍意义，也是深层次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提出新问题是探索、创新的起点。能提出研究、探索的新问题，就能为探索指引方向，激活探索的动力，为前进开辟道路。不断提出党建新课题，就能推动党建不断探索、创新。江泽民不仅及时提出了需要研究、探索的新问题，同时带领全党积极研究、探索，而十六大报告等就是研究、探索的丰硕成果的代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方面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这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