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建设论文,当代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毕生探索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他通过对欧洲经济发展史，尤其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分析，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同时，马克思也极其关注东方社会，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东方社会的经济问题，形成了有关东方社会经济的独特理论。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成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可以在此追溯其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渊源关系，把握东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一、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
1.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经济的过程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大约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之前，并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他的早年，马克思曾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著作，以及许多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历史的著作。其研究成果主要见之于《克马茨纳赫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在此之后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如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及手稿中也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直到晚年，马克思还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和菲尔等人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在其人类学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等俄国革命者的信及其草稿中，对东方社会经济发展发表了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见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东方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东方社会经济的演变趋势。
2.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性质的研究
首先，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具有双重结构，即一方面在东方专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土地的实际占有，所以从法律意义上看，“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东方社会又存在着土地的私人占有权和使用权，又“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
其次，东方社会的村社经济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从村社之间的外部经济关系看，东方社会由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村庄构成。村社之间互相孤立，缺乏经济交往，这种状况使村庄处于很低的生活和生产水平。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1〕从村社的内部的经济关系看， 农村公社内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固定分工，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它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
第三，东方社会的村社制度对人的经济束缚很大。在村社内部，“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他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2〕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中， 单个人只能作为公社成员才能发生对土地的关系，牢固的宗法血缘关系把个人束缚在这个共同体上，马克思看到，印度的“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性制”，它极大地束缚和压抑着过着极其贫穷生活的人，使他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种制度“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3〕
3.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经济演变趋势的探索
首先，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由于其特殊的内部结构性质，很难自然而然地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走向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4〕因为， “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5 〕也就是说，不仅东方社会由于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而走着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即使在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下，东方社会古老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也是十分缓慢的。
其次，东方社会经济结构在现代殖民侵略下正在缓慢走向解体，东方社会经济正发生着缓慢的、然而是灾难深重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工业科技和自由贸易“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在印度，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其税收官（柴明达尔）极力压榨农民，另一方面用强制手段分割农村公社，人为地实行可耕份地的私有化，以分化由数千人组成的联合起来的公社，消除发生起义的危险，消除公开拍卖无力纳税者土地的障碍。马克思说：西方殖民者“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6〕
第三，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东方社会村社（象在印度、俄国）的内在结构具有二重性，因而具有两种不同发展前途的可能。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经济结构时，指出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即“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7 〕这决定公社的两种可能的经济结构的演变前景和命运：它或者滑向资本主义，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它或者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应尽可能地避免前一种情景和命运。在谈到印度的情况时，他说：英国资产阶级客观上为新世界创造了物质条件，但人民群众是否能因此获得自身状况的根本改善，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8〕
最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认为，最主要的途径是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谈到俄国的情况时，他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9〕这场革命是包含着新的社会革命内容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将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性影响。不仅如此，东方社会的革命必须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双方互相补充。然而这仅仅是开始，跨越的真正实现，必须是新的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成果即现代生产力，使用机器，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必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公社逐步摆脱其原始特征，使农村公社集体生产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以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两次革命论”认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后的王明又提出“不间断革命论”，两者都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形成其体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思想，这就是：首先，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卡夫丁峡谷”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形成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其次，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思想，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就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途径和方式问题。最后，毛泽东还阐述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历史任务，这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在建立政权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0〕并提出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样，毛泽东就开始把马克思研究的东方社会经济演变趋势，转变为行动的战略和社会实践步骤。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使中国人民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而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还提出一系列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思想：
在经济改革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依然存在。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另外，毛泽东还提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改革分配制度的设想。1956年，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上海出现地下工厂，毛泽东说：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夫妻店，开私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在社会产品分配制度方面，他强调要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主张三者兼顾。再者，毛泽东还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各个生产单位在经济活动中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在对外开放方面，毛泽东提出向一切民族和国家学习的方针，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学习它们先进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又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1〕同时，毛泽东还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切民族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我们要发展自己，就要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只要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是极其必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也是不可缺少的。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2〕
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思想，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实施。
三、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开创的在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毛泽东之后，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毛泽东之后，邓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首先，他明确提出东方社会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 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1982年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其次，这一理论提出东方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殊阶段划分。在中国就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正确认识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根据邓小平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其原因也就在于它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第三，这一理论提出了作为东方社会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四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也即是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方社会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关键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和形成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积极推进作用的生产关系和有效的资源利用形式。在新时期邓小平的经济建设理论，尤其是关于改革开放思想指导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首先，邓小平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13〕即必须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中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次，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关键是理清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关系。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4〕第三，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它是旧体制的根本改变，而不是修修补补。改革是要建立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解放生产力作用的新体制。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改革实践顺利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城市中区分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激发了企业积极性和活力；在农村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认为要使中国经济发达起来，就不能不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因为我们要翻两番，而且翻两番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这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15〕另一方面，邓小平对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搞好对外开放提出一系列原则和方式。首先，我国对外开放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即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坚持全方位的开放，即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吸取不同类型国家的长处。其次，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强调：“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6〕第三，对外开放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7〕最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抑制域外思潮的影响。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一点，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互相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18〕要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建立了经济特区，形成了东南沿海的开放带，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取得了巨大成就。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确定了正确的方向；而中国在毛泽东、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东方社会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具体途径、方式，而且也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巩固和发展“跨越”的成果，最终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注释：
〔1〕〔3〕〔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8页，第148—149页，第247页，第250页，25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49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第373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3页，第341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1 —772页。
〔11〕〔12〕《毛泽东著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页。
〔13〕〔15〕〔16〕〔1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第55、76页，第151页，第110页。
〔14〕〔17〕《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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