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0）01—0025—07
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著作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现代的几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如马克思、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均曾使用过这一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它对于现代哲学有何意义？我们对它又该作何种理解？
一、生活世界：一种世界观
生活世界并非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枝节性概念，而是它的核心概念。它代表着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世界观——生活世界观。
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它是牛顿力学所描绘的自然观的哲学化。此种世界观把世界看作与人无关的、本质既定的、独立自存的、自我封闭的、只有线条而无色彩的实体性存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由于难以说明主客体的统一和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奴役而被现代哲学所摒弃。作为现代哲学的创始人的马克思明确反对科学世界观。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 现代哲学的另外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提出“拒斥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就是指视世界为外于人的、本质既定的存在的学说。尼采把人之外之后的世界称为“死亡世界”，认为它与基督教的彼岸世界并无不同；胡塞尔指出，那种独立自存的“科学世界”或“客观世界”并不独立，它依存于生活世界。把本不独立的世界独立化，势必导致二元论和客观主义，陷入相对主义和信仰危机；海德格尔认为，一旦世界被图象化为等待人去征服的客体，人作为主体、世界作为客体就使人和世界现成化、二元化了，人落入“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2]，与世界则陷入彼此对立的、 操纵与被操纵的外在关系中。当维特根斯坦清除其前期的“普遍性渴望”、分析哲学家把形而上学的命题归于语言的误用时，他们均旨在解构传统的世界观。
那么，在摈弃了科学世界观之后，现代哲学家们主张何种世界观呢？对于现代哲学家们而言，所谓世界或者说现实存在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即由人说出、为人把握、人所感触到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与人相关或对人发生意义的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与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人内在统一的生活世界。没有了人，便无所谓世界，与人无关的东西也根本无法组成一个世界，或者说，根本不是人的现实的或实在的世界的内容。如果说有那样一个“世界”存在的话，它也只能是人的抽象物，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近代的科学世界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一种对待认识对象的态度。这种态度、这样的世界本来也是奠基于人的世界之上，是从人或人的生活世界出发，以生活世界为意义指向的，但在近代它一经产生出来，便脱离了生活世界，遗忘了其产生初的原本意义，堕化为一个独立自存的世界。而现代哲学正是要揭示这一“世界”的抽象性、非现实性，重新回归近代由之出发但却遗忘了的世界——生活世界。
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现代的每一位哲学家，不论是否明确使用过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但只要是现代的（指思维情趣而非时间上的），他的哲学就必然在向生活世界回归。马克思从来不谈论与人无关的自然、世界或存在，而只讲人的现实世界。而人的现实世界无非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由此，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 即从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或绝对理念出发来考察人，而他的哲学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即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说明以往哲学中的那个抽象世界的产生。在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现代人本主义仍然力图向人们指出一条达到绝对和理解现存的最后意义的道路，但这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追求，是“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推动着这些现代形而上学者[3]。换言之， 现代形而上学者摈弃了对“死亡世界”的追求，而转向描绘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述说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发掘现实生活的意义。考夫曼对存在主义有如是评价：“将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验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它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4]。 虽然分析哲学发展的早期依旧沉于本质主义：设定有一个客观的绝对，认为哲学也应追求这个绝对，但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开始，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此种转向是沿相对独立的两条道路进展的：在狭义的语言分析哲学领域（指专注于语言探究的分析哲学，主要包括维特根斯坦及其弟子），关于语言和意义的适当解释的问题离开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句法——语义学模式而走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走向以生活形式为语境的语用学模式；而在同样狭义的科学分析哲学领域（指着重探寻科学发展和发现的“正统”科学哲学，主要包括库恩、劳丹、奎因、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和夏佩尔等哲学家），哲学家们的兴趣日益离开了那种发端于数学的“辩护主义”，而转向关于在社会环境的实用语境中的“科学的增长”问题，转向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科学增长与生活（尤其是科学家本人的生活）的关系的探讨，转向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而既然语义由不同生活情景中的语用来确定，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家的生活、欲望、追求，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关联起来，这说明科学哲学也回到了人的生活世界。而科学哲学回归生活的历程也是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合流的过程，因为，所谓合流即是由近代的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在此意义上，在两大哲学初生之际，合流便已悄然开始。而20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合流”其实是合流的结果，是合流成功的标志。对于近现代哲学的上述转换，祁雅理曾有认识：“从克尔凯郭尔到马克思，从柏格森到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思想不再关心它自身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转而关心它自身和通过主体或‘定在’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5]。
当然，把回归生活世界作为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向并不意味着现代的每一位哲学家均明确使用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把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归于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因为，尽管有的现代哲学家没有使用过生活世界概念，但使用过与它相似的概念，如现实生活、周围世界、生活形式、在世中、现实境况、日常生活、语言世界、历史情景、现世、存在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具有与生活世界概念一样的意义，即都代表着一种哲学精神，都意味着一种世界观的转换——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只不过在所有表达此种转换的概念中，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更响亮、也更贴切，因而“成为”这些概念的总称或标志性概念。
二、生活世界：一种人的观念
那么，现代哲学何以会向生活世界回归呢？回归生活世界有何意义呢？
任何世界观均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世界观并不在于为人们提供一幅世界图景，而是经由此种图景向人们展示一种思维方式。近代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本质主义思维。此种思维认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先天的恒定本质，不论事物如何发展，事物的本质都不会改变。甚至事物的发展也由此种本质所决定，在发展之先，发展的路径和结果便已注定，就像种子的生长和发育一样。用这样一种思维来关照人，人也有其固定本质：人是客观世界之外的渺小的旁观者，是自然的仆役，它必须顺从自然。而顺从的前提是认识自然，所以，“人具有一个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6]。而之所以要发现本质， 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和做自然的主人的欲望。这样看来，发现者只是人的“初级本质”，占有者和主人才是人的“深层本质”。
这样一种人的形象和存在状况使对现实有深切体验和感受的现代哲学家们感到压抑和恐惧。罗蒂所惊恐的是：“它消除了世上还有新事物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只是思考的人类生活的可能”[6]。 海德格尔气愤的是，它纵容惰性，使人的精神萎靡，障碍人之能动性的发挥。海氏如此描绘发现者的世界或技术社会的结局：“世界黯淡下去，众神逃遁，大地解体，人变为群众，一切创造性和自由遭受憎恨和怀疑”。这是一个没有深度的世界，“所有事物于是陷入同一层面，陷于表层，像一面无光泽的镜子，不再镜映，不再反抛光泽”[7]。 马尔库塞则把发现者也即技术社会中的人称之为单向度的人或单面人：人之思维只有一个向度——肯定性向度，反常话语、否定性思维归于消失；人之生活只有一种样式；文化也大众化、世俗化了，成为文化工业；人沦为大众，追求自己时代时髦的生活样式。这是一个“把它的价值归结为成功、福利和物质享受的社会”，它“留给真正的艺术、卡莱尔的英雄和尼采的超人的地盘就很小了”[5]。看来， 现代哲学家们所恐惧的是，发现者的形象使人的创造性归于消失，人失去否定和超越自我的能力，陷入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中不能自拔。
正是出于对人的存在状况的上述忧虑，现代哲学才拒斥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转向生活世界观和向生活世界回归。与科学世界观相似，生活世界观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生成性思维或现世思维。之所以称其为现世思维，在于传统哲学把人之外、之上或之后的异世（科学世界、理念世界）或超世（神学世界）作为世界的本质或本质的世界，并用那一世界来解释人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而生活世界观则不承认异世或超世的存在，它认为只有人生活于其中的现世，并从现世即人自身或人的生活出发来解释人、世界以及异世或超世的产生。现代哲学之所以回归生活世界，正是为用生成性思维替换本质主义。
生成性思维有如下特征：第一，重过程而非本质。科学世界观认为事物有其固定本质，它也以本质为认识目标。而生活世界观则更看重过程，因为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不断翻新的涌流。在人的生活世界，没有什么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东西，一切都处于无限的生成过程中。第二，重创造，反预定。本质主义不仅预设了事物的静态本质，而且预定了事物的动态本质，这意味着它消融了创造。而现代哲学要解构的恰恰是此种“流程思维”。对于现代哲学家而言，“存在就是变易；变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8]。换言之， 生成的过程不仅包括“流”，而且蕴含“变”。第三，重关系，反实体。科学世界是由一个个孤立自存、自我封闭的单子或实体组成的。而生活世界则是一个关系世界。如马克思所言：“当我们深思熟虑的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9]。 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与其他存在物的内在关系中。回归生活世界的现代哲学正是为确立一种关系性思维。第四，重个性、差异和具体，反中心、同一和抽象。本质即是共性、同一性和抽象。追求抽象的同一性，必然轻视具体、抹杀个性和差异，导向权威主义和等级秩序，最终消解创造、否定生成。所以，注重创造的现代哲学家们倾力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同一主义，转向了各种各样的非中心论，转向了对生活世界中的、与人相关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语言、科学发展、日常生活、人的现实存在状况等。这样一种转向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甚至表现为对所有整体、宏观东西的拒斥，和对琐碎、微型、个体性东西的无休止的关注。
当用这样一种思维来看待人时，人便不再是本质主义视野下的“占有性个体”，而成为“生成的人”。占有性个体本质既定，而生成的人是历史性存在。如伽达默尔所言：“无论认识者，还是被认识之物，都不是‘在本体论上的’‘现存之物’，而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方式”[10]；占有性个体是发现者，而生成的人是创造者，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对象也改造着自我的存在，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在，“是在‘虚无’的画布上绣出‘存在’的花朵”的存在[8]；占有性个体是只知占有的物欲主义者， 而生成的人却以“更有趣的生活”（罗蒂）或全面的人（马克思）为目标；占有性个体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生成的人则是生活于具体历史情境的共同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共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友好的伙伴关系；占有性个体千人一面，是抽象的、无声的“类”，生成的人则一人一面，是“有个性的人”（马克思）；占有性个体是抽象主义者，它试图用生活之外的某种东西来解释生活，生成的人是现实主义者，他看重的是人自身或人的生活。总之，一旦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由本质主义转向生成性思维，人的形象就完全改观了，人的观念完全转变了。这才是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旨归。
看来，所谓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成的世界，是由人的生成活动所开展出来的世界，是人通过人自己的活动而生成的过程，即人的自我生成过程（人经由自己的自觉活动生成自我说明人是自我生成的）。而所谓的生活世界观其实是一种生成性思维或“人学思维”，它代表着一种人的观念，即人的生成或生成的人的观念。
三、现实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
前面曾经指出，近代哲学中的人是外在化、物欲化、世俗化之人，是无尽的占有欲的奴隶，此种原子式个人因禀有普遍人性而再无个性和创造。于是“无论在艺术中或在思想中，人们（现代人——引者加）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能探讨和揭露的唯一现实就是人的心灵和思想的现实”[5]。因为，人的心灵是活泼的、生动的、瞬息万变的， 或者说不断翻新和创造的；人的心灵最能体现人之个性；在心灵中也才有“圣洁”，才有对物欲和肉体的超越。所以，整个现代文学和思想界均向内转。人本主义者转向人的内心，凸显心灵的形式，甚至将其独立化、唯一化了。如克尔凯郭尔把个人的存在归于一种精神存在、伦理存在；萨特的本体是一种彻底透明的、完全空虚的心理状态等。而对于语言哲学家而言，现实是由语言说出的，语言的现实是本源性的现实，语言交往是生活世界的中心内容，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典型形式。因此，语言世界其实也是人的精神世界。这样，人本主义和语言哲学均将生活或生活世界意识化、精神化了。与生活世界的意识化、语言化相伴随的还有对世界的日常化。对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而言，他们回归的生活世界实际是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前反思的；维特根斯坦是在日常的语言交往中找寻语言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周围世界是人随意就可上手的世界；哈贝马斯作为交往之背景的生活世界是非主题化的、非反思的。这里的生活世界均是人们整日沉于其中的、对其不做任何反思的、经验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偏爱日常生活世界在于，它是一个主客未分的、非认知性的、最能体现世界之生活性的世界，它也最现实、最“实在”或最具有普遍性，因而，回到这样一个世界最容易驳倒或消解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最容易说明生活世界之基奠性、本根性。而当这样一种“生活化”或日常化思维与语言化、意识化思维相联结时，对语言、意识的理解便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语言、意识不仅被独立化、本源化，而且被生活化、日常化。意识不再是认知性的思辩、理性、逻辑，而是生活性的情感、意志、体验和心理；语言不再是科学语言、规范性用语，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往。这样，与对世界的意识化相伴生的是对非理性的推崇，与对世界的语言化相联结的是对日常的每一种语言用法的尊敬（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日常的每一种用法都是合理的），于是，非理性主义流行，日常语言学派兴盛。
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说的生活只是日常的精神生活，所回归的世界只是日常的精神世界。人只是纯精神性存在，它也只能在日常的精神生活中生成自己。然而，精神世界并非一个独立的世界：它不仅寓居于非精神世界，而且其内容也源于非精神世界。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1]。布迪厄也认为，“语言的权威来自外部，言语的效力并不像奥斯汀所主张的那样，存在于‘以言行事的表达式’或者话语本身，因为这些不过是授权而已”[12]。这样，一旦把非精神世界括起来，则精神便成为无所依托的幽灵，成为无内容、无指向的纯粹流动和滑动，失去任何确定性。这样的人或身处这样一个没有确定性的生活世界，人当然不再有固定的形象，它是生成的，且它的生成也不再有任何的限制。但是，一个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世界却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陷入相对主义和信仰危机表明，它对生活和生活世界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那么，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怎样的呢？
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将生活世界日常化、精神化，一方面是针对近代哲学对人的物欲化，试图把人从动物中超拔出来，另一方面则因为日常的精神生活更能说明世界的生活性和人的生成性。此外，尚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劳动即自觉的对象化活动的肤浅理解。在近代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劳动不属于劳动者，劳动对于劳动者是一种外在的、被迫的、强制性的东西，劳动者在其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是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对于此种劳动，劳动者当然是不愿从事的，只是为了生存，劳动者才不得不进入其中，作为谋生的手段或工具。这就造成：一方面，劳动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成为动物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即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自主的，才感到自己是人，他因此也只把这些活动当作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当然是不能忍受人的此种存在状况以及近代哲学对人的抽象的。然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仍未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哲学只能退回到人的内心，并将内心纯化、日常化，使之变为绝对先验的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日常的生命体验）或不关涉外物的语言（日常语言交往），这样一种内心生活自然不是外在的、被迫的、自我折磨的，而成为完全自主的、自由的、令人愉悦的创造或生成过程。
看来，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对人和世界作了生活的理解，但它是以逃避“生活”为代价的，即以消解人之感性，把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人的生活之外为代价的，这说明它被劳动的特定存在形式所蒙蔽，未能参透人之对象化活动或自觉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本质。事实上，若是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非日常生活即劳动，我们便不难看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特性，它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生产力有了发展但不够发达、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所造成的结果。一旦外在劳动产生的这些前提消失，劳动的外在性便将消除，它就会直接展示出人之生命活动或生存方式的性质，就会展示为人的生活。
而劳动之所以在本性上不是人生活的手段，在于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一方面意味着人是一个在感性世界中生活的、感性的肉体存在物，是一个需要和依赖感性对象的存在物，即是受动性存在物。另一方面是指人是对象化存在物，即在象征性的和实在的对象化活动（前者指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后者指实践）中能动地表现、展示自己的存在物。对象化活动，特别是实在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生成自我的主要方式。而劳动正是人的自觉的对象化活动：物质性劳动即实在的对象化，精神性劳动即象征性对象化。因此，劳动就是人的生成或生活过程。如马克思所言：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1]。“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甚至是异化劳动也是人的生成过程：其产品也以曲折的形式确证着劳动者的本质和力量，劳动者也在活动中生成着自我。黑格尔就意识到异化劳动的这重性质，他借助主奴意识的转换说明了这点：一方面，主人通过物与奴隶发生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就使主人成为主人，奴隶成为奴隶，因为主人有权支配物，而物不过是奴隶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主人又是通过奴隶与物发生间接关系的，因为主人所支配的物是奴隶改造过的物，主人把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其加工改造，他只是与物的非独立性结合，即尽情享受物。这样，主人就把自己该做的事让给了奴隶，奴隶所做的其实是主人的行为，因为真正讲来，“对于主人只有自为存在才是他的本质，他是纯粹的否定力量，对这个力量，物是无物”[13]。这样，奴隶反倒成为真正的主人，而主人却沦为物的奴隶。总之，在生活即人的自我生成的意义上，劳动也是人的生活，并且是更能体现人之生活性或人之为人的特性的生活，因为不仅迄今为止人主要是在此种活动中生成的，而且劳动的自觉性也更为明显地体现出生成的自我性。
既然劳动是人的生活，这说明人不仅有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而且过着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说明生活世界并非纯精神世界，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统一的世界。这才是人的真正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所应回归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是由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从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则人便不再是本质既定的占有性个体，也不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幽灵，而成为“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现实中的个人[11]；人的生成既不是无创造的“流”，也不是没有接续和确定性的“变”，而成为继承与创造、确定与非确定、“流”与“变”的统一。这样来看世界、人和人的生成才不会落入相对主义，也不会陷入精神危机。
收稿日期：199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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