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从中苏论战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论战论文,发展规律论文,中苏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要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那么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热门话题。由于人们研究、评判那场争论的角度和方式不同，其结果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当年中苏论战主要参与者之一的邓小平跳出历史的恩恩怨怨，对中苏论战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时，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精神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方法论遗产。
一、抽象的人道主义呐喊不能取代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中苏两党对于斯大林问题的不同态度是导致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纠偏能否全盘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在理论层面上，则涉及到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诉求能否取代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试图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消解斯大林的影响，纠正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及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可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下，这个昔日的伟大领袖和精神象征一夜之间变成了暴君，这种突如其来的思想地震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赖以安身立命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轰然倒塌后，人们顿时变得不知所措，正如加罗第说：“我们应该承认，‘二十大’一结束，我们立即就理解到，这种眩晕可能是什么，我们在监狱里，在集中营里，也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1](P45)蓬勃发展的国际共运此后厄运连连：从格鲁吉亚骚乱到波匈事件，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到中苏论战的全面爆发。相反，这场思想大地震，却恰似久旱逢甘霖，正中西方反共产主义分子下怀，他们把秘密报告看作是反共反苏的绝佳举动，号召以此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以达到最终促使苏联和平演变的目的。[2](P15)
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内容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起到了西方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绝对无法起到的作用，而且成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基础。阿尔都塞就说：“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普遍地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解放’。这种‘解放’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应，即‘自由’和‘伦理’倾向，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属于人的人’和‘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论题。”“‘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题和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人道主义’解释正逐步地、不可抗拒地把自己的影响加给当代的马克思哲学，甚至在苏联的和西方的共产党内部也不例外。”[3](P203-204)由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纠偏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性出发，伦理要求不可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具体地说：其一，任何历史真相的形成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真相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要作历史的辩证分析，更何况对无产阶级领袖。赫鲁晓夫的失误之一在于既没有实事求是地对斯大林的一生做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也没有认真反思斯大林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相反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其二，任何历史真相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公布的，而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否则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赫鲁晓夫的失误之二在于激情掩盖了理智，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同各国共产党通气，也没有通过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就连他本人也承认“秘密报告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做的，未能做全面分析，更未考虑到报告泄密的后果。”[4](P327)
所以，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去反思斯大林问题，那么中苏论战就不仅仅是为斯大林辩护，而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辩护。怎样评价斯大林、怎样看待斯大林时期出现的严重错误？其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态度？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文革”后，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而凸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时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出现了两股错误思潮：一是全盘肯定毛泽东的极左思潮，典型代表就是“两个凡是”的出笼；一是借口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在于丑化中共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全盘西化论。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两种错误思潮都不能正确评价党的领袖和历史，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和聚精会神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避免苏联非斯大林化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告诫全党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批评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不能丑化毛泽东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则“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5](P284)事实证明，由于中共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呐喊对毛泽东个人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因对伟人的评价问题而可能出现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从而为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认识，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的时代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内外方针的先决条件
时代观是一个“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阶段性本质和内在逻辑的理性抽象与概括，是对特定历史时段国际社会基本态势、结构和力量对比特点与走向的把握与认识。”[6](P16)这种概括和认识往往成为国家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基本标准和内在依据。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科学的时代观是确保其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苏论战当时，正处于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折时期，其国际环境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入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冷战时期。中苏两党在时代观上的分歧恰恰就是对这三大特点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苏共根据它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从二十大到二十二大相继提出了“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并把该理论看作是时代的宣言，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纲领，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作为其内政外交的基础和依据。尽管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希望同西方国家政治和解，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的迫切愿望。然而其致命不足在于对苏联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夸大了苏联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片面强调和平，忽视实现和平的条件和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缺乏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苏联的“三和”、“两全”理论提出批判与质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中国却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片面夸大战争的危险性和不可避免性，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性和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由于中苏两党在论战中各执一端、自话自说，没有冷静地反思对方提出问题的立场和依据，而是对对方的论点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了论战而论战的错误方式，不但没有消解分歧和误解，相反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分歧和误解越来越大。其实，围绕着“三和”、“两全”理论所展开的对时代观的论战，一定程度上是对中苏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驾驭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和水平的一次综合“考试”。中苏两党最终都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对苏联而言，“三和”、“两全”理论变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和美好梦想：“和平竞赛”演绎为以苏美为首的华约与北约之间的军事竞赛，“和平共处”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冷战共处，作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苏联和苏共如今也灰飞烟灭。对中国而言，“左”的思想观念逐渐占据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科学时代观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国情与世界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其一，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人猛然醒悟，靠阶级斗争和革命热情实现不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理想，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国从一个“不合格”到“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首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当务之急，它最能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其二，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战争威胁，强化了依靠科技创新、教育创新、体制创新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其三，虽说发生战争的因素和危险始终存在，但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惟一选择。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必须找准自己的位子，以爱好和平的形象展现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独特价值。其四，“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化、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对外开放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正是由于有了科学的时代观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我们才能紧跟时代潮流，更新观念，吸收外资、学习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可争辩地告诉人们，科学的时代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内外方针的先决条件。
三、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理论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对待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如何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与战略策略问题、如何评判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改革等问题而展开的。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还“没有搞清楚”，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从理论上看，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搞清楚”、“缺乏经验”大体包含以下内容：其一，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否非得通过大辩论（甚至是口诛笔伐）的形式才能得到解决？其二，意识形态的分歧能否成为国家之间、政党之间正常交往的障碍？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能否成为国家之间、政党之间正常交往的先决条件和惟一标准？其三，意识形态的分歧能否影响甚至冲击国家的中心工作？从实践上看，中苏两党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对中苏双方的对外战略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外交关系方面，由于“我们采取了既反帝又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在被封锁与自我封锁中苦苦支撑。直到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这种格局才被逐渐打破，但全面改善却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7](P332)
通过反思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经验教训，针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阐明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思路、目的和意义，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其一，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邓小平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政党理念及其制度设计，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争论，还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由于理想信念的不同而引起的分歧，都难免因不了解对方实际情况而“性急”、“讲空话”，犯“自以为是”或“惟我独尊”的错误。因此，一方面，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没有的，离开具体国情谈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言：“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5](P191)另一方面，任何以“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更加激化国际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就必须弱化原来以革命与战争为语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思维方式，其实质是在世界范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如何与资本主义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探索出的一条成功思路。
其二，意识形态不能冲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家间、民族间竞争的主要内容，追求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是执政党获取人心、努力追求的有效执政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和理论价值能否被国人认可，往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建设就是政治建设。任何抽象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以为重搞意识形态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左”的表现。对此，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5](P375)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这个“中心”和“标准”之上，离开这个“中心”和“标准”而空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自我完善论”与“全盘西化论”的斗争。“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默认为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其短视和偏激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几次或大或小的政治风波，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政治设计问题而展开的。所以，邓小平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不能削弱，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泛滥，否则只能导致政治混乱和思想混乱，那时“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5](P344)中国的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积极实践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一模式的理论结晶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四，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还将面临许多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塑造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国人的普遍认同。但是不能就此忽视或掩盖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难：一是在当代意识形态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强势思想文化的挤压，只是处于为自身存在作辩护的不利地位；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试图通过改革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实现现代化，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入和渗透在所难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三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和研究还存在许多误区和不足。要么片面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把意识形态变成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要么又无原则地淡化、弱化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缺乏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害性的辨别和批判。由此可见，如何认真总结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再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标签：斯大林论文; 中苏论战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