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科学与迷信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信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对经济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阐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代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指明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新动力。提倡科学，依靠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但是，应当看到，同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相伴随，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歇。尤其在历史跨入现代以后，科学已如日中天，科学家亦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科学的角色开始转换，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就更加深入和复杂。
警惕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
现代迷信伪装成科学，以售其奸，这是当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我们这种科学不甚发达、公民的科学素养比较低的国度，情况尤为严重。
近年来，各种愚昧迷信活动和伪科学、反科学现象沉渣泛起。当然，这里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改变了社会的面貌，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人们对事态的进程难以把握、对社会现象感到困惑之时，对自身、对社会、甚至对科学容易失去信心，产生所谓信仰危机。于是，一些宣扬鬼神、命运和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愚昧迷信活动——如“法轮功”——就趁虚而入，占据人们的心灵空间。在科学时代，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往往冒充成科学，但却不正面与科学较量，而是假冒科学的名义，或者干脆宣称自己就是科学，甚至是尖端科学、前沿科学。如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附会某些科学术语，试图用非常规条件下很不规范的“科学实验”，将某些非科学打扮成科学，堂而皇之地流播于人群之中。还有一些人自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佯装科学态度，把糟粕说成精华。这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危害很大的现代迷信伪装成科学向我们挑战。对待伪科学是不能太天真的，它们不会自生自灭。它们不仅要与科学较量，而且要利用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摧毁科学。我们必须坚决和有效地戳穿、抵制这种伪科学。
伪科学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冒充科学，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假的毕竟是假的，在关键的地方必定很不规范，与科学相差甚远，只能借助各种特殊伎俩。伪科学常常惊动权势者，权势者或者糊涂，或者别有用心，居然为之说项；伪科学也吵吵着要用科学实验来验明正身，时而通过关系找一些权威的科学家和权威的科学机构作佐证，钻科学的空子，为自己贴金；伪科学还善于通过非科学的手法来为自己扩大影响，其中文艺作品和新闻传媒出力最多，流风所及，假作真时真亦假。伪科学本来是非科学问题，却装扮成科学大行其道。非科学本不可惧，有些还有自己特殊的存在价值。但其别有用心地抹煞非科学与科学的界限，就成了地道的伪科学。
伪科学大致有几种类型，危害各不相同，要作具体分析。最世俗化的是江湖术士型，他们一般有点“功夫”，会几招拳脚和杂技，还能算命、星占、解梦等。在过去，他们以表演谋生，并不讳言要搞点欺骗、玩点花样。但近十几年来，他们在一度销声匿迹之后突然反弹，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大师”，如“法轮功”这个非法组织的首领李洪志，声称可以消灾避难、拯救人类，几乎无所不能。更怪的是信从者众，极少数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居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为他们作义务推销员，给他们贴上“现代科学的”、“传统文化的”金色标签。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装扮成现代科学，新瓶装旧酒，这是一种类型的伪科学。
另一种是学术骗子型，他们或多或少有点科学知识，一般不安于现状，喜欢投机取巧，出人头地。但他们的功夫主要不是用在按照科学规范老老实实地研究上，而是在科学之外走路子、钻门子。在长达10多年的“水变油”闹剧中，真正的科学活动实在分量太少，具有轰动效应的都是公关活动和不折不扣的欺骗。一个并不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精心策划的骗术，把新闻记者骗了；经国家大报和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宣传，把许多善良而轻信的老百姓骗了；再经好大喜功又有权势的人推波助澜，特别是经科学界某些人的违规操作，假的几乎成了真的。这个被吹捧成“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特大伪科学案例，后来是由于数亿元的经济诈骗案事发，才终于水落石出。
再一种是政治骗子型，有些腐败官僚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利用和支持那些学术骗子，从事伪科学活动，宣传伪科学结论。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李森科事件。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李森科从30年代起就反对染色体和基因是主要遗传物质的学说，并把对立的瓦维诺夫院士的观点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其间充其量是不同科学学派的争论，却被当局视为政治斗争。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不仅瓦维诺夫等一大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死于非命，前苏联的遗传学也大大落后了。
总的说来，伪科学是一种现代迷信，它们的共同点是把假的说成真的，为了达到某种庸俗低级甚至于卑鄙的目的，把非科学伪装成科学。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不会停息的。在科学时代，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迷信。对那些自称是科学的东西，必须仔细分辨。
不要形而上学地看待科学
对待科学，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问题，即要正确估计科学的实际作用，掌握好分寸。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断地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历史前进。在现代社会这个复杂系统中，固然科学起着主导作用，但科学不是全体，更不是一切。有许多东西，本来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不需要硬说成是科学，诸如文化背景、民族传统、艺术风格、社会习俗等等。所以，不能一概否定一些并非科学的东西。
这里，还应当注意一个对科学的迷信问题。过去的愚昧是见“菩萨”就拜。现代迷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真理绝对化，形而上学地看待科学。我们要矫正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有科学就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问题，别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科学的确是历史前进的伟大杠杆，但是科学并不能自己成为动力，需要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与之配合，还要有特定的历史主体——人去把握。在发挥科学的作用时，人们必须自觉地避免它的负作用。现代世界的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危机，物种濒临灭绝使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利用高科技武器公然侵略他国以谋求霸权，等等，都在提醒我们，的确要认真对待科学，正确运用科学技术，竭力防止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今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反科学”思潮，以“对科学的迷信”的批判者自居，是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负面结果的一种畸形回应。这种思潮产生的客观背景大致为：一方面，现代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用的确不易把握：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文明；克隆技术具有诱人的前景，也可能产生棘手的伦理难题。科学拥有巨大力量，但它的作用方向并不是科学自己能完全决定的。面对这些矛盾，不能轻易断言：凡是科学工作，必然将获得正面评价。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胜利、分子生物学的成功，使得按照传统科学规范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愈来愈困难，这种状况在科学家内部产生了“科学终结论”，并成为反科学思潮的一种新形式。实际上，比较于现实中科学不断冲破种种羁绊，获得的日益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这种片面强调科学的负面作用，把罪恶归之于科学，把造成负面作用的真正责任者——资本主义制度放在一边，否定科学进展永无止境的命题，显然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当既看到反科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片面性。
曾几何时，一些人自信地认为，由于过去一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臻完善，人类已经不再会面临所谓“世界末日”的厄运。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既不该盲目相信那魔鬼般的预言，尽情享受末日前的狂欢盛宴；也不能继续陶醉于“人类主宰一切”的那种自我膨胀的虚幻心理中。一部分愚昧落后的人相信宿命论，另一部分愚昧落后的人盲目乐观。好在愈来愈多的人真正地看到了危机所在，正满怀希望，并在脚踏实地地进行着斗争。
辨别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科学的划界问题一直是哲学思考的重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反科学又是什么意思？为此，搞清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个关键。
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
具体性。科学是将世界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它们的对象是具体的、特殊的物质运动，相对于无限世界的永恒问题，它们一般只提出和设法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
经验性。科学以经验为出发点和归宿。起于经验（由观察、实验而来）、迄于经验（用实验对所得到的科学认识进行检验），力求不背离经验。
精确性。科学要求得到的结论是系统而明晰的，彼此联系、不矛盾，通常都能用公式、数据、图形来表示，其误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可检验性。科学的结论不是笼统的、有歧义的一般性陈述，而是个别确定的、具体的命题，它们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
其中可检验性是关键，它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它意味着科学实验是最基本的科学实践活动，实验方法是科学的标志，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人们常常把近代以来成熟的自然科学叫做实验科学。由于实验方法的建立，自然科学才最终与神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由直觉思辨的研究发展到实证的研究，以实验事实为依据并由实验事实加以检验，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科学。实验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离开实验传统，科学之树就丧失了成长壮大的肥沃土壤。当然，理论自身的不断改进离不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它基本的原动力是来自实验及其结果。过去三百年间，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伟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成功，也为科学活动立下了一条极其严格的标准，那就是：理论必须能经受得起检验。换言之，理论应当解释已知的实验结果，还应当预言今后可能得出的实验事实。在解释和预言中，一般都是拿理论导出的数字与实验中测定的数据相比较，这就是所谓实验检验，就是科学的可检验性。如果解释或预言失败，或者说没有经受住实验检验，理论就需要修正或被别的更能满足实践要求的理论取代。
第二，它为科学假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即科学假说在原则上应当是可检验的。如果一个假说不但无法在技术上接受实验的检验，而且在原则上也不可能被检验，那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假说。所谓原则上不可能被检验，是指它根本没有检验蕴涵——它本身不能被检验，由它演绎推导出的命题也不能被检验。例如，有些信奉天主教的物理学家认为，物体相互的引力吸引，是与“爱”有着密切关系的某种“爱好或自然倾向”的表现。“爱”是那些物体所固有的，它使得它们的“自然运动成为可以理解的和可能的”。这个假说在原则上就是不可检验的，不能称之为科学假说。
第三，它是科学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条件，在这里表现为实验结果必须可以再现的可重复性特点。可检验性使科学活动处于同行专家的严格监视之下。科学活动要求科学家向他们的所有同行作出说明，为此，他们必须用公认的方法与手段验证自己的成果。可检验性为科学发现的社会承认机制带来了客观性和合理性，这就是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特点。确立一项科学发现，其基本前提是实验的行为可以重复，实验的结果可以再现。实验的行为和功能在严格规定并加以控制的条件下，决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科学活动为此立下了一个规矩：任何一个实验事实，至少也应该被另一位研究者重复实现，否则就不予承认。可重复性特点是可检验性原则的具体化，它在行为和功能方面，对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作出了保证。
可检验性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与重视理论思维并不矛盾。它不是简单的“眼见为实”，而对“见”的过程有着严格的规定。实际上，现代物理学，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仅是可检验的，而且也是高度思辨、高度抽象的。相反，人们却可以在许多流行的圆梦书或占星术中看到，其中的迷信观念倒是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有着某种联系。占星术之类之所以不为现代科学所容纳，原因倒不是毫无观察依据，而是不具备科学的可检验性，不符合公认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因此，当我们谈到科学的可检验性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它们是否具备直观的经验基础上，同时必须把可检验性这一根本特征与科学的理论结构联系起来考察。在科学活动中，提出的假定必须明确，足以容许我们对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推导出特定的经验蕴涵。人们将能把理论所设想的基本过程与我们掌握的经验现象相联系，而这些经验现象又是该理论所能解释、预见和后顾的。
一旦我们了解了科学的上述特征，就不难分辨出非科学，凡不具备可检验性特征者就不能说是科学，即是非科学。当然，非科学的涵盖面非常广，这里并没有一个好坏的评价。如前所述，非科学中不乏有价值者，但它依然是非科学，并不因为它的价值而可以称为科学。
反科学主要是对科学的否定性评价，它并不自称科学，反而直截了当地批判科学。它的问题在于它的片面性，正如把科学看作万能不符合事实，把一切灾难归之于科学更是荒谬的。
伪科学是一种特殊的非科学，它实为非科学，却要伪装成科学，不承认自己的非科学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反科学。它违背科学精神，不遵循公认的科学规范，起着破坏科学的恶劣作用，却还要自称为科学。伪装是它的基本特征。
坚持高扬科学精神，坚决破除各种迷信
在今日之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脱序效应，非理性主义的倾向颇有市场。用迷信的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崇拜科学者均有之，这使伪科学有了一定的土壤。宣称科学与人文精神对立而非议甚至否定科学者，亦可成为时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转向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导致了对许多问题认识的深化，但也造成了相对主义的流行，其基本的倾向是对科学的确定性提出质疑。
原来断言，观察和实验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后来流行的观点则转变为观察渗透理论，因而引申出，任何实验都不是中立的，极而言之，每一科学活动都会有先入之见来支配实验的运作和结果的取舍。
原来断言，科学是理性的事业，是天然合理的；后来流行的观点则称非理性是科学创造之源，引申下去，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遵循无政府主义的“怎么都行”。这样一来，科学与神话就没了根本区别。
原来断言，科学具有累积性和进步性；后来流行的观点则否认科学革命前后的科学之间是可比的、不断进步的，更有甚者主张，对那些流行的科学理论可以在其中随意进行选择，根本没有客观标准。
对科学确定性的质疑，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克服科学主义把科学绝对化的偏颇，可是，更应当看到，这种反科学思潮常常走入极端，它把科学认识的相对性夸大为相对主义，科学的合理性最终不免被抛弃。其实，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科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反科学思潮只是正餐的佐料。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把握不好，反科学思潮看似新潮，却很容易与极端落后的封建迷信合拍，甚至与反现代化的思潮合流，导致在急需发展科学的时候，消解人们对科学的追求。因此，我们在拒斥反科学思潮的相对主义，吸取它的批判性因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掌握好分寸。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脱序状态，应特别警惕失范的危险。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在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中，着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制和社会体制，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抵制伪科学的干扰；其次，参照先进国家的实际情况，不要回避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若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极力弥补过去我们所缺乏的形式理性与实证精神，而且要尽可能地超前地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跟着国外流行的反科学思潮跑，在科技不发达的条件下，简单地超越可能意味着愚昧。但是，我们对许多已见端倪的问题，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破坏，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又不能漠然置之。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怀疑所谓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著；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们是人类精神中最深层次的宝贵内涵，是与现代迷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当伪科学拿科学当挡箭牌，为现代迷信作辩护时，我们更要坚持科学精神，坚决而有效地与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