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門與都市——以唐長安通化門爲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化论文,都市论文,城門與论文,門爲主论文,唐長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城門與都市
門，作爲建築結構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封閉、隔離、交通、疏散、防護。而且，由於地理位置、所附屬建築物的性質，門有著各種意義。唐代都城長安城的規劃整齊有序，建置、佈局與等級制度、政治制度緊密聯繫。在宮城、皇城、街道、坊里之間，存在不同等級、不同類型的門，它們成爲限制、疏通這些空間的關節點。對各類門，唐代有嚴格有序的管理，與政治生活、制度運作有著緊密的聯繫①。通過限制、分割、聯通空間，門在政治活動、制度運作、軍事鬥爭中也具有不容小覷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一個城市的城門和街道，看似城市的附屬物，但卻賦予了城市各種活力，甚至是身份、秩序與權威的體現②。與城市中其他部分相比，城門的社會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實際上，它與城市流動與控制都有緊密聯繫。
就唐長安城的城門而言，其所處的地理、空間佈局，決定了它在政治、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學者也早已意識到門作爲空間的一部份所具有的作用。如，陳寅恪分析了長安宮城北門玄武門地勢及守衛北門禁軍與唐前期中央政治革命的重大關係，論證了玄武門在地勢上與軍事上不容忽視的作用③。松本保宣則考察了唐代的側門論事，論述了唐代宮城諸門在文書傳達、行政運作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④。妹尾達彥在論證唐長安城的禮儀空間時，注意到宮城門、街道、都城門是王朝儀禮展開的重要空間組成⑤。穴沢彰子則分析了長安城門樓、寺院作爲唐代生誕節的舉行場所的現象⑥。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長安城諸城門在唐代長安政治、禮儀、社會中具有的作用，也提醒我們門并不只是建築的裝飾物，而是和社會、人事息息相關。
城牆作爲都市與外界的物質分界，除了區分城與郊，還具有軍事防衛的功能，以及統轄城內居民的作用⑦。兼及防衛、控制、權威各種功能，作爲城中內外通道的門，必然也是控制的關鍵點。因此，城門安置守衛、定時啟閉，在保證城內聯絡暢通的前提下，還要保障安全。長安城的外郭城，是整體防禦體系的一部分，以保衛皇家及控制城內，城門作爲都城防禦體系之一，保衛都城並控制城內外的交流。唐制規定城門啟閉有時，需遵循嚴格的開闔制度⑧。顯然這是維持秩序、保證安全的一種手段。由“城門郎主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鈅而出納之”。如果有特殊情況，則需要上奏申請，幷記錄在案，方能啟閉城門。《唐六典》記載：
若非其時而有命啟閉，則詣閣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殿門及城門若有敕夜開，受敕人具錄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⑨
根據這條史料，我們可以想象，任何社會都會有緊急、特殊情況發生，諸如中央加急文書傳遞，地方緊急事件的上奏，均可能關涉非時啟閉城門的問題。外郭城門爲都城防衛的關鍵，故朝夕啟閉有嚴格的規程，當事涉緊急時，則需按規程備案。
長安的外郭城門，作爲進出城的要路，各色行人雲集，是人群頻繁流動之地，因之也成爲政令、信息頒佈的重要通道，也是禮儀、權威的展示空間。比如，會昌元年(841)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喪葬事，便建言：“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諸城門，令知所守。”⑩
都邑之門是人衆聚集以及公共信息傳播的重要場所，也是儀式展開的空間。文獻記載表明，城門，還是許多禮儀祭祀的對象。據文獻記載，唐制：久雨不止，則需禜祭國門，諸州禜城門。《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云：
若霖雨不已，禜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禜城門，不止，祈界内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皆凖京式，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11)
《通典》卷一二○《久雨禜祭國門》條(12)詳細陳述了祭祀都城門整個過程。開元、天寶、咸通、天祐年間，都曾因久雨不止而祭祀都城門。開元二年(714)五月壬子，“久雨，禜京城門”。又，天寶十三載(754)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禜明德門。〔大雨〕壞京城垣屋殆盡，人亦乏食。”(13)咸通九年(868)六月，久雨，禜明德門(14)。天祐三年(906)九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禜都門”(15)。對此《冊府元龜》所述更爲具體，該書卷一四五載：“〔天祐〕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績禜定鼎門。如不止，止於三日。”(16)根據柳宗元的《禜門文》(17)，我們可以明白城門開啟象徵的意義。古人認爲雪霜風雨不時是因爲天地陰陽失調，而城門之神“配陰含德”，於是，他們便根據城門所在方位將其分成陰、陽兩大類別，如南門爲離火屬陽，北門爲坎水屬陰。“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實際上，禜門並不只是限於都城門，對坊門及相應的歸屬於陰、陽的事物也會有禁忌。但是，如前所言，在諸門中又以北、南二方位的門在陰陽中直接關乎水、火，所以在禜門中，又要以南北向的門最爲重要。於是，我們便看到，在上述止雨禜門中，唐政府禜都城正南的明德門（長安）、定鼎門（洛陽），以及關閉坊市北門和水井，同時禁止屬於陰性的女性出門。這就是爲了“閉諸陰，縱諸陽”之故。
此外，根據《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太卜署條的記載，每年季冬，令、丞等“帥侲子堂贈大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儺者出，磔雄雞於宮門、城門”(18)。在該驅儺儀式中，最後磔雄雞於宮門、城門處是爲了阻止已被儺者驅逐出門的惡鬼重又返回入門。
城牆突出了城與郊的差別，區分了城郊。有不少國家禮儀如郊祀、祈雨的建築在長安城外周邊(19)，其外郭城諸門便成爲皇帝祭祀這些禮儀建築時的通道。因此，長安城門既是禮儀展開的空間，也區分了禮儀的空間，成爲帝國禮儀及祭祀的通道。
都邑之城門還是空間轉化的仲介。郭城城牆首先成爲都邑的最爲物化的一種邊界，它將都邑分割成城內、城外兩個實在的空間。但是，若以社會流動的角度視之，由於政治需求等具體原因，空間往往被主觀地賦予某種特殊的意蘊，成爲人爲操控的對象，從而出現延展、變形。這是社會流動中人與社會互動的基本體現。於是，都邑社會的邊界也就隨之出現遊移的現象，由此也影響了人們在觀念上對都邑邊界的認識。這種遊移使得都邑的邊界在人們的觀念中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又是跟不同的郭城城門的地理位置及其被賦予的不同的意義緊密相關的。於此，交通所引起的社會流動起了極大的主導作用。
圍牆之內的都市，需要與外界聯絡，以確保物質供應及對王國的控制，交通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作爲城市有機組成的動態部分，交通有規劃空間的功能，通過它，可連接、分割、重組空間，維持一定的秩序；交通也是城市規模、範圍、空間擴展的必要條件。長安有發達的陸路與水路交通(20)，是唐政府藉以維繫自己中心地位、實現自己對整個國家的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正所謂“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21)。長安藉助交通系統聯結成網路，連通一座座城、鎮、軍事要塞，傳遞政令、消息，轉運物資。通過各種管理細則，王朝對這個網路上的各驛站和城、鎮進行管理、監控，以保證政令流通的時效性和安全性，從而有效實現在整個交通網絡上王朝政令的流通和權力的運作，進而實現對整個王朝的統治。城門，作爲進出城邑的主要通道(22)，亦爲全國交通網絡上的關節點，政府通過一定的律令規定，讓城門既維繫城邑與外界的信息傳遞、物資轉運、人員流動，又能保障城的安全、秩序。就長安城而言，宮城、皇城、外郭城的門，都是交通的關鍵。如前所言，作爲社會運行、交流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交通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動脈，往往表現了這個國家或城市的特質。然而，長安的外郭城門、附近的驛站，作爲這個動脈上的關節點，具體是如何支持長安社會運轉，成爲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如何彰顯長安社會的品質，而長安又賦予它什麽樣的特色呢？
在長安郭城諸門中，史載要以東出的通化門、西出的開遠門以及南面的明德門最爲繁忙。明德門在今西安楊家村西南約80米處(23)，從明德門南出子午谷的道路已不易推論(24)，無法詳述。開遠門爲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在今西安西郊大土門村一帶(25)。當時，皇帝出宮城西行，均取開遠門出入，西域來人也由此進入長安(26)。開遠門向西，是臨皋驛。《長安志》載“臨皋驛在〔長安〕縣（治，長壽坊）西北一十里開遠門外”(27)，在今玉祥門外、棗園村東南，側臨開遠門下(28)。凡西行至鳳翔、隴西，或西南入蜀，或西北赴奉天出朔方，皆以此爲首途。與開遠門東西相對的外郭城門是通化門，坐落於今西安火電公司東南角(29)，爲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北去大明宮丹鳳門止兩坊。從通化門東出潼關至東都，東南出武關至荊襄，爲唐世交通最爲頻繁之兩道。通化門和開遠門之間的橫街是長安東西向街道中最寬的，其寬三百步，中段穿過宮城與皇城之間。
就現有的文獻材料看，在長安郭城諸門及其首發驛站中，以通化門和長樂驛的文獻資料最爲豐富。通化門，由於靠近大明宮，在唐代中後期，越來越凸顯它在內外交通等方面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將著重從交通與社會流動的角度來分析長安城從通化門到長樂驛這條交通幹道中所發生的場景和效應。從通化門及其東出的章敬寺、長樂驛這些點來觀看長安城，就如同通過街道來觀看一個城市，可以從街景看物質文化、社會階層差異、經濟活動及文化生活，觀察者往往能對整個都市社會形成一定的印象(30)。我們雖然看到的是一幅幅人群流動的畫面，但卻能體會到這些空間活動蘊含著社會地位、社會關係的變動(31)，以及這種流動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在感受空間的權力效應之餘，從中也能夠進一步體會到作爲國家政治中心的長安，在政治運作體制和官僚體制中的地位。
二、通化門
高宗以後，天子又常居東內，大明宮取代太極宮成爲政治中心。通化門臨近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是皇帝出入宮城的一條重要通道。因爲皇帝常常通過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資治通監》卷二四三長慶三年八月“丙申（823年9月22日），上（穆宗）自複道幸興慶宮”條“通化門樓”下胡三省注云：
《雍錄》：開元二十年(732)，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32)
複道的修建不僅是考慮到皇帝出入的安全，而且也使得信息流通和政治權力的運作更具有隱蔽性。亦充分表明，通化門在京城諸門中關涉要害。
通化門位於皇城、宮城之間橫街的東入口，地處政治重心東內和南內之間地帶，又與宮城、皇城相去不遠。更重要的是迫近大明宮，在政治上成爲逼迫軒禁的必經之地，遂成爲兵亂和政變雙方攻入宮城的首選途徑以及控制與嚴防宮城的重要據點（表1），具有軍事戰略意義。這在涇原兵變期間以及晚唐表現得最爲明顯。
每一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帝國統治網絡上的一點。爲了維持正常的運行，它要與周邊以及全國各地保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而交通無疑是維繫這種空間聯繫的重要途徑。城門在此處又是城市流動的連接點，通過該連接點，我們能感受長安與外界的聯繫及其日常運行的狀況。藉助史籍所載，我們可知除了前面論述的之外，長安城通化門還具有如下的功能。
其一，送葬、出殯的重要通道與場所。
長安城外，除了有農莊園林、寺院，周邊尚分佈許多墓地，所以送葬儀仗經常要出入城門。唐代史籍中沒有留下送葬是否要經由特定的郭城城門的記載。文獻所見有延興門、延平門以及通化門等。如，貞元十一年(795)馬燧出葬時，德宗便遣百官於延興門臨送(34)。咸通十二年(871)二月，葬衞國公主於少陵原。懿宗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35)。廣德二年(764)十一月，李光弼葬於三原，代宗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36)。
在這些郭城城門中，通化門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與皇室府邸相去不遠。同時，由於長安城北郊、尤其是東北郊爲唐帝陵集中區。這種相對位置，使得皇室靈柩從通化門東出爲最便宜的選擇。由此，可推測通化門成爲皇室喪葬禮儀中東出的主要通道，又因出殯時多有民衆圍觀，客觀上又成爲長安城一道別致的風景線。《舊唐書》卷一五○《李謜傳》載：
其年（貞元十五年）十二月，〔李謜〕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37)
又《太平廣記》卷三四五《裴通遠》條引《集異記》云：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38)
顯然，憲宗靈柩從通化門出，跟景陵在長安城東北蒲城三合鄉金熾山有關。又李端《代宗挽歌》云：“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橋。”(39)代宗元陵所在之富平縣莊里鄉檀山同樣在長安城東北，可知代宗靈柩也是從通化門東出。此外，《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載：開成五年八月“廿二日（840年9月21日）午前，〔文宗〕山陵使回來，從通化門入。”(40)文宗以同月十七日（9月16日）葬於章陵，陵寢位於富平縣雷村鄉西嶺山，故由圓仁的記載可以確定文宗的梓宮也是經由通化門而出的。
另據相關研究，從宦官在長安的居宅與其墳塋分佈的關係來看，居住在長安東部諸坊的宦官及其夫人多葬於城東萬年縣所轄諸鄉內；而居住在長安西部諸坊的則多殯於城西長安縣所轄諸鄉內(41)。唐長安官人多居東城，東北部更是宦官、禁軍將領和權臣宅第所在，所以通化門恐應也是這些人物出殯時的一個主要通道。
其二，都市水利的重要入口和貨運、商業的聚居地。
都市的水利是關涉生計的大事，而通化門又地當要地，位於長安城大明宮、興慶宮的附近，對於從城外引渠入城的長安城而言，通化門又是一個引水入城的關鍵通路。貞元十三年六月辛巳（797年7月25日），又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42)。1954年，清理發掘該門，知通化門在該渠水之南。我們知道，水一直是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資源，因此供水和排水便成爲都市規劃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甚而有時候水渠更成爲營造國家神話的一個手段(43)。中古時期，中原都市的佈局都無不遵循這個規則，唐長安城也不例外。唐政府先後修築、引導了多條渠水進入長安城，這些渠水不僅很好地解決了長安城的城內用水問題，而且也起到運輸物資的作用，並跟城市的市場等功能區緊密地聯繫起來。更爲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水渠，將長安城置於漕運的系統之中，從而使得長安城成爲全國水路交通網絡的中心點。經過通化門將龍首渠水引入城內，分流至坊內、宮城，同樣是爲了解決城內生活用水與物資轉運問題。
交通是提供物資、互通有無的主要手段。長安作爲都城，朝廷與居民的生計所需要的物資，來自全國各地。各地的物資通過水路、陸路轉運，運到長安城，城門就是運輸的通道。《朝野僉載》卷六載：“帝（太宗）笑而賞之（王無
），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44)這段文字記載敍述了唐太宗時期，各地租庸轉運至京城，通過車輛經春明門運抵城內的景象。
同樣，文獻中片言隻語的記載，表明通化門成爲度支使運送物資的一個必經之道，見《唐語林》卷六載：“〔宋沇〕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45)這說明各地獻納物資，通過漕運、陸運輾轉運抵都城，又經通化門運至城內。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就能體會到全國各地物資通過各種管道，運至都城來支持朝廷、官員以及城內居民生計的動態過程。
正因爲城門是朝廷、商賈轉運物資，以及各階層出入京城的通道，故城門附近，也會出現提供交通工具、勞役的商業活動。因是交通要衢，通化門便成爲諸多車工聚居勞作之處。《太平廣記》卷八四《奚樂山》條引《集異記》云：
上都（長安）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轅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46)
上述史料說明，城門是人群流動頻繁之地，所以通化門附近長店聚集衆多車工，爲往來行人提供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因爲長安城門啟閉有時，所以人們往往在城門外附近等待城門開啟，故由此便出現一些小店來爲行人提供日常食宿而盈利。由此催生了城門附近各種商業經濟。如，《太平廣記》卷二八三載：“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飥者。”(47)又據吐魯番出土的《唐質庫帳歷》載有劉娘於“延興門外店上住”(48)。作爲城內外的通道，城門附近由於人員流動、商旅進出，應需而產生一些提供食宿、運輸的店。
其三，臨送、勞遣與送行的場所。
都城的門與街道，往往連接而成一個展演的空間(49)，尤其是地鄰皇城、宮城附近的街道，更是重要區域，統治階層通過這一空間，將獎賞、懲戒、勝利、權威通過儀式展現給都城民衆看，這是一種權力的炫耀、展示，以及鞏固和加強。穴澤彰子所作《唐代門樓表》展示：唐代，門樓往往成爲大赦、宴請等重大事件舉行的場地(50)。這是因爲，門樓作爲高層建築，建築形制上形成了高度，這樣既便於民衆聚集觀賞，又便於統治者融入民衆中，而又通過門樓來形成距離感。在此意義上，城門是一個權力展示的空間。
長安作爲都城，官員、使者、商賈往來紛紜，於是公私迎送是社會生活中常有的一幕。而外郭城門，是進出城內的通道，又是城內外分界，因此成爲一個公私迎送的場所。韓愈《送楊少尹序》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51)
可見，都門外的送行，有著久遠文化淵源與涵義，且能表現出行者德高望重，或者擁有特殊的地位。
通化門的送行中，最爲耀眼的即是皇家的送行。這是具有儀禮性的迎送。唐代帝王親至通化門的迎送，是具有崇高的嘉獎性的殊遇。皇帝通過禦臨城門送行、迎接名臣勳將，以示自己對他們倚重之情。
從現有材料看，唐代皇帝於通化門臨送和祖道多與國家重大軍事行動有關（表2）。也許因爲靠近大明宮，每次軍事出征，或者將領征戰凱旋，多經此門出入，甚至爲了突出隆重和尊寵，皇帝還要親臨通化門送行、迎接。作爲京城的邊界，皇帝親赴通化門臨送、勞遣，將出征者送出都城之外，踏上征程，對出征者而言，顯然是一種無上的榮耀。由此，通化門樓上下內外便成爲一個展示皇權的整體空間。
除了上述軍事行動之外，見於文獻的皇帝於通化門的臨送僅有下面兩個事件。一件是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充淮南節度使，憲宗御通化門樓祖道餞行。送行同時，憲宗還賜御餌禁方給李吉甫(54)。另一件是，長慶元年七月辛酉（821年8月4日），太和公主出發和親回紇，穆宗更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55)。這兩個事件，不僅進一步突出皇帝於通化門臨送、勞遣軍隊的專利與隆重，而且也更加映襯出當朝皇帝對離開京城的李吉甫和太和公主的殊遇。文獻顯示，在長安城中，皇帝送別、迎接最遠只止於通化門，並不出城。這都表明作爲長安城的東出郭城門，通化門的空間對於皇帝實蘊含著特殊的象徵意義。值得指出的是，當官員出京西行，或者經外郭城之開遠門進京，皇帝一般甚少開遠門送行，而是至皇城西面的安福門樓臨送、迎接。
綜上，通化門作爲唐時東出的一個主要交通要道，除了平時的人員往來之外，更兼具有運輸國家物資、皇帝臨送、皇室出喪、軍隊出征等重要功能。這些功能大多直接跟國家這一層次相聯繫，可見通化門的重要性。同時我們也能體味到，都城門作爲一個界限，通過嚴格的啟閉、進入控制，來增加都市的威嚴。它是城市的防禦體系之一，也是溝通都市與外界的通道。因此，它纔成爲我們瞭解一個城市狀態的關節點。
三、章敬寺
可以說，章敬寺是通化門空間的一種自然延伸。該寺位於長安城東，在通化門之外(56)。章敬寺的前身爲魚朝恩通化門外莊，魚朝恩請爲章敬皇后立爲寺。《長安誌》卷一○引《代宗實錄》云：“是莊連城對郭”(57)，說明其在通化門外，但很接近城郭。文獻亦稱“〔章敬〕寺抵國門，賢愚必至”(58)。據此，可大致判斷章敬寺鄰近通化門。又據《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載：
〔長慶三年〕十一月，上（穆宗）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59)
接著，《冊府元龜》記載了同年十二月，穆宗又賜章敬寺毗沙門神額。可見長慶三年十一月穆宗御通化門觀所作之毗沙門神像，應在章敬寺中。既然，從通化門便可作此觀，則可知章敬寺距離通化門不遠，應即在目距之內。若再與前引“是莊連城對郭”相勘，用“毗鄰”二字來描述通化門與章敬寺的相對位置應不會失之偏頗。
章敬寺這樣的地理坐標，顯然更便於唐朝皇帝的臨幸行香、做功德（表3）。
然而，除了上述活動，我們不能忽視章敬寺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它在長安社會空間流動上所發揮的作用。在通化門一節中，我們側重論證了通化門在長安流動及控制方面的作用，更能突出長安城的外郭城門作爲都城與地方社會交通網絡上關節點的作用。長安的寺院本身就是各種儀式、禮俗活動進行的主要空間之一，而如上文所述，通化門作爲進出長安城的主要通道，是朝廷迎送勳貴重臣的地點。由此，毗鄰通化門的章敬寺，也在唐代社會流動的交通網絡中成爲迎來送往的一個重要場所。史載：
長慶初，〔李光顏〕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長慶元年十二月辛巳，822年1月15日），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彩、銀器、良馬、玉帶等物。(65)
長慶時，李光顏出鎮之日，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而穆宗則御臨通化門以送行。“故事”則表示是以往約定俗成的慣例。
武宗時期，文武百僚以同樣的儀式依朝班位次在章敬寺門前迎自回紇歸京的太和公主：
會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843年3月29日），〔太和〕公主自蕃還京，詔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宰臣及文武百僚則於章敬寺門立班候參。(66)
城門爲城市動態機製的一部分。地處距通化門不遠的驛道旁，章敬寺自然成爲通化門在空間上的一個延伸。故在朝廷的迎送儀式中，章敬寺成爲一個重要的地點，皇帝在城門送行，百官在寺前恭候。徵之史籍，章敬寺最爲宏大隆重的迎送場面，就是關於太和公主出蕃和親與自蕃還京的兩次。《唐會要》卷六《雜錄》云：
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證充送〔太和〕公主爲回紇可敦歸國及加冊可汗等使，光祿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銳充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及（長慶元年七月辛酉，821年8月4日）發，上（穆宗）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敕常參官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之謁見，士女傾城觀焉。(67)
太和公主不僅是穆宗的妹妹而已，在該事件中更承擔著國家的使命。穆宗以半仗於通化門臨送在先，以及從長樂驛迎接太和公主入城在後的舉措，便說明了他對太和公主和蕃的高度重視。這樣迎送的儀式，通過皇帝親至城門，朝廷百官列班恭候，更是增加了儀式本身的盛大與莊嚴。在長安城居民中也引起轟動，人們聚集觀看，更是增強了儀式的效果。而即便如此，穆宗同樣也是在通化門臨送，不過提高了臨送以及後來迎接的規格而已。由此再一次說明通化門對於唐朝帝王在都城空間上的特殊意義。換言之，是表明都城外郭城門在空間內外上的界定意義。
上述我們已論述了當朝廷要對外有大的舉動，或者重臣宿將出鎮、入京，爲了強調重要性，突出隆重，皇帝出宮駕臨通化門送別、迎接，而朝中百官則立班侍奉。在這場所儀式中，章敬寺地當國門，也就成爲儀式展開的空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故事”。
前文說到，長慶三年十一月，於章敬寺作毗沙門神像，次月，穆宗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毗沙門神額（見表3，07）。毗沙門天王集軍神和福德之神性於一身，唐政府希望在對付外敵和壓抑藩鎮的過程中得到他的庇佑和加護。於是，經玄宗和憲宗的進一步宣揚和推動，毗沙門天信仰波及各地，舉國上下信仰狂熱。在長安，穆宗、文宗繼續崇奉毗沙門天，多處修建與毗沙門有關的建築(68)。由此視之，正如唐政府在長安城其他地方修建毗沙門神像的用意一樣，章敬寺又有了護國的意味。我們知道，毗沙門崇拜在中原的盛行，起源於毗沙門在安西城門樓上卻敵的傳說，所以城門或城門附近的寺廟供奉毗沙門，應當有守護城門的原因。唐廷在送出征將領時選擇章敬寺，也是借其中供養的毗沙門神的威力，希望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事實上，因章敬寺就在通化門外附近，在軍事上的確被視爲具有輔翼、鎮守都城的戰略地理位置。如，涇原兵變期間，駱元光屯章敬寺，李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69)。
當然，選擇在章敬寺中置毗沙門神，某種程度上跟通化門在國家軍事戰略上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同時，這也恰說明了城門拱衛京城的重要作用。
四、長樂驛
前已述及，城郭門作爲帝國都城與各地聯繫網絡上的一個點，能體現出其在都城空間擴展與限制上的作用。國都城門之外，通向四方的，就依靠驛站。由於長安城存在宵禁制度，所以將國都與其他城市的驛站移到城外交通幹綫上(70)。都城與地方之間，官方的信息、人員、物資主要依靠驛路來傳遞、轉運，驛路可謂唐代物資流轉、信息溝通、人員往來的主要管道。唐代律令設置了一套嚴格的管理館驛的規定，無論對於入驛人的身份、車馬、食宿供給以及停留時限，都有著制度限定(71)。依靠這些驛路，長安城的權威和核心地位得以發揮作用，因此，城內、城外的驛站，亦可視爲城市機制的組成部分。京畿附近的驛站，政務繁急，更是關涉重要。
通化門外，向東的交通主幹道上首個驛站就是位於通化門外東七里的長樂驛。根據史籍，對於進出長安城的官員、各國使者，長樂驛站是他們被迎送的第一站。這樣的迎送，在禮儀上是隆重的，塑造了威嚴、尊崇、輝煌，無形中也提高了國都的地位、氣派。據《長安志》引《兩京道里記》所載，因原來都亭驛至滋水驛較遠，驛馬多有死傷。故聖曆元年(698)有敕，兩驛之間，置長樂驛(72)。該驛下臨滻水，西去都亭驛，東去滋水。作爲京師東行主幹驛道第一驛，潼關、武關、蒲津關三道之總道口，京城內的公私送迎筵餞皆集於此，更能體現中央與地方的人員、物資、信息流動的過程。基於長樂驛地理位置的特殊，在一些活動中，它往往不僅與長安空間融合爲一體，而且又體現出它獨特的涵義。同時，長樂驛爲我們提供了瞭解長安與全國社會流動網絡形成的視角。
在唐朝官僚體系中，調動、任免、朝貢官員爲數衆多，加之朝廷爲了軍政大事，派遣使者到各地，長安城的這種官員的流動是尋常事情。據史料記載，唐代官員放假往來、出使、除授、貶謫外放，都需乘官驛。比如《舊唐書》卷一三云：“〔貞元八年十二月〕閏月癸酉（793年2月8日），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俾還朝。常參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73)又如《冊府元龜》卷七○○載：“韋陟爲河東太守，天寶十三年貶爲臨賀郡桂嶺縣尉員外置，仍馳驛發遣。”(74)
位於長安城朱雀街西通化坊內的都亭驛，爲全國中心驛站，是使臣、官員出入的核心區域(75)，曾爲使臣、官員從京城出發到地方的首發站，可謂政令通行之樞紐。通過郭城的城門，它與通往全國各地的驛路連接在一起。但從文獻記載中，卻體味不出這裏有離別、送別的場面。若與長樂、臨皋驛站相比，離愁别緒的意味就淡了許多。這可能與都亭驛位於長安城內，而後兩者卻已出東、西城門帶來的感覺有關。
所以，作爲官方的館驛之一的長樂驛，因爲位居都城側近，也就成爲送別的場所。因爲，在空間上，長樂驛已不在京城內，出了城門，有了空間上的距離，自此就要踏上旅程。據史料所示，很多重要官員出入京城，朝廷都要派專使在長樂驛迎送。就此而言，長樂驛便成爲離開、進入京城的一個重要坐標。並且，長安爲都城，城門啟閉有度，除非事涉緊急，否則長樂驛也是官員進入長安城暫時休整的一個地點。在旅途的意義上，長樂驛又似乎成爲長安城的一個起點與終點。由此，長樂驛不僅成爲長安社會的一個延伸，也成爲長安社會與地方社會的一個界線。
我們知道，迎接、送行的儀式也是身份、社會地位、各種關係的體現。倘若能在國都遇到隆重的接待，更是一番不同尋常的禮遇。長樂驛站作爲長安東出主幹道的首個驛站，就上演著各式各樣的迎送。
朝廷在此安排隆重的迎來送往儀式，代表著所謂的重視、殊遇、特別。百僚朝班在長樂驛歡迎，而皇上則駕臨宮城、外郭城的城門來迎接，這代表了最隆重的迎接禮儀。此時的長樂驛、通化門、城內大道與宮門、宮內殿堂，便融爲一體，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展示空間。
在唐代，中外交流繁盛，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或來往也得到加強，這爲大家所熟知。都城長安城是一個國際化城市，與各民族、國家交往中的迎來送往禮儀，不僅體現國家的禮儀風範，更體現來往雙方之間的關係、地位等各方面。平定安史之亂期間，肅宗就以這樣的殊禮迎接給予唐廷以援助的回紇葉護，至德二年十一月癸酉（757年12月9日），葉護自洛陽還長安，肅宗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並且於宣政殿擺宴慰勞(76)。
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到唐朝來，他們自揚州等城市踏上前往都城長安的旅程，到達通化門東的長樂驛，就有皇帝派遣的宮中使者將他們迎接到城內的禮賓院，等待接見，這是一系列禮儀的一個序幕(77)。
唐代官員作爲王朝官僚體系的一員，進出長安城，往往與他們個人的榮顯、前程、得失成敗緊密聯繫在一起。朝廷對有特殊功勳的人物、或在特殊時期臨危受命的重臣幹將，往往在進出長安城時給予最高規格的禮遇，顯示對所迎送之人給予的地位、獎勵和特別對待。《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了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取得重大勝利後，班師回京，肅宗安排的盛大迎接活動：
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儀〕破賊河上，擒偽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肅宗）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78)
郭子儀乃勳臣，在安史之亂中力挽唐王朝的危機，命百官列班迎於長樂驛，當然是一種嘉獎。同時，這也有空間上的意蘊，百僚出城，而不是在城中宮殿中等候迎接，代表一種禮儀、場面上的隆重。再如上文所引，太和公主自回鶻至京城，朝廷也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儀式，至長樂驛迎接。奔京城而來的人，往往會把長樂驛作爲進入長安城內的開始。而在一定意義上，長樂驛又往往在空間上成爲長安城的一個延伸。這樣位於城外、又接近京城的位置，賦予了一段迎送的空間和特殊含義。
更多的情況是皇帝派遣中使至長樂驛賜食給出任地方的官員，或者到京城就職的官員，以示迎送之意，也代表了一種賞賜。這些舉措賦予長樂驛以政治地理意義。柳宗元《爲楊湖南謝設表》云：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79)
這是柳宗元代貞元十八年外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的楊憑作的謝表，表中記述了皇帝遣中使到長樂驛爲楊憑設宴送別的情形。
相同例子甚多。如，李商隱《爲中丞榮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敕設狀》云：
右，今月日中使某奉宣進止，就長樂驛賜臣及將吏等設饌者，將承閫寄，尚忝朝恩，絡繹八珍，芬芳九醞。臣階緣薄伎，塵辱修塗……忽委廉車，乍離閨籍。誠欣列土，實耿辭天然。猶食指告祥，朵頤有慶，爰於近驛，式降貴臣。酒自堯罇，饌分禹膳。下沾將校，旁耀路歧。(80)又劉禹錫《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狀》云：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脤膰，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81)
另有官員出行，同僚、部署或者門生送行於長樂驛，從中我們亦可體味此人在當下官場中的地位、處境。如《新唐書·吳武陵傳》記載：
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82)
又《唐摭言》卷三載：
大中十年(856)，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83)
雖然這是官場人際上必要的儀式、禮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透漏出官員在仕途中結成的利益團體，甚至在有的場合、時機，這種送別最能體現人際關係，也是他們向社會展現其關係，甚至矜誇這種關係的手段，對雙方都有著非同一般的榮耀。
上述只是在送別中比較隆重、榮耀的場面，可是，對於那些貶官出京的人，在長樂驛，卻是另外一種心情。正如白居易《長樂亭留別》所道：
灞滻風煙函谷路，曾經幾度別長安。
昔時蹙促爲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
優詔幸分四皓秩，祖筵慚繼二疏歡。
塵纓世網重重縛，迴顧方知出得難。(84)
在詩中，白氏很好地表達了自己從前幾度貶謫的狼狽，以及現時辭官離京不同的心境。長安都城，名利之地，長樂驛應該見證了出入京城的官員、百姓的得意與悵然。
而有的送別，卻使得長樂驛成爲王朝權力以及政治權術運作的一個舞臺。皇帝派親信送地方官員歸還，或者送官員赴任，不僅在禮儀上有優寵的表示，同時也是試探大臣態度的途徑。《資治通鑑》卷二一七記載了發生在天寶十三載(754)三月安祿山由長安辭歸范陽過程中的一件事情。其文曰：
〔安〕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楊〕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垍弟給事中埱爲宜春司馬。(85)
又《資治通鑑》卷二六四昭宗天復三年二月戊戌（903年3月28日）條記載：
戊戌，〔朱〕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進《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86)
以上所引兩個事例中，其代表皇帝到長樂驛送別地方節帥的親信高力士、崔胤入城後，都又被皇帝召對，問以送別的情況，或許這是皇帝進一步探聽官員態度的方法之一。崔胤在送朱全忠至長樂驛後，尚不能表示對其重視，還繼續前送到長樂驛東三十里的霸橋，其目的在於通過送別中超越常規的禮節，來表明對朱全忠的重視與優待。而更多時間的私人相處，又更便於交談與探聽虛實。這些表面的措施實際蘊含著朝廷對安祿山和朱全忠的忌憚之心，於是長樂驛也就成爲朝廷政治鬥爭的一個延續。“祿山慰意乎？”“全忠安否？”都道出了其中的奧妙。結合當時昭宗與崔胤依靠朱全忠之勢力方得以返還京城，就更能理解這一送別的過程。
朝臣之間也以巧妙地運用長樂驛的迎送爲權謀，在這裏展開了一幕幕明爭暗鬥的較量。《資治通鑑》卷二五八“李克用驕恣不曉軍事”條云：
〔昭宗大順元年五月〕壬子（890年6月18日），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阪，复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87)
這能體現長樂驛在空間甚至制度運作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同時，我們又能從此事體會到它作爲都城空間延伸的意義。
還有另一種自長樂驛迎接入京城的情形，代表了一種警惕與嚴陣以待。憲宗時期，平定了浙西李錡，並下詔削其官爵，送於京師。據《新唐書·李錡傳》記載：“神策軍自長樂驛護至闕下。”(88)《冊府元龜》卷四三四又記載文宗時李同捷首級被送往長安的事情：
崔弘禮爲鄆州節度使，太（大）和三年五月庚辰（829年6月6日），弘禮奏：宣慰使栢耆領當道及幽州兵馬入滄州，當時取得李同捷，出滄州。訖丙戌（6月12日），滄州遞進宣慰使栢耆表二封，並露布一卷。丁亥（6月13日），左右軍各出馬步七百五十人，起長樂驛，防押李同捷首至興安樓前立仗，宰相率百僚，敘立於樓前。(89)
因此，雖是簡單的迎來送往，我們卻能體味出其背後所有的權力、地位以及社會關係。所有儀式上的隆重，都有這些社會意義的象徵。
正是由於長樂驛作爲真正空間意義上遠離都城的起點，所以在長安社會中，長樂坡便具有了離別的意思。官方、公務在驛站舉行，而私人的送行，也將長樂坡作爲一個送別地。圓仁離開長安的時候，“楊卿（楊敬之）使及李侍御不肯歸去，相送到長樂坡頭，去城五里一店裏，一夜同宿語話”(90)。白居易《長樂坡送人賦得愁字》云：“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東西接御溝。終日坡前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91)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意境。而在長樂驛站附近也就有了爲民間或者不能享受官方驛站服務的私人止宿的店，上引圓仁的例子，即爲一明證。
綜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長樂驛與終南山(92)一樣，雖然處在都門之外，卻都因人的流動，成爲長安社會一個延伸點，無論是長樂驛所體現的交通與長安社會流動的關係，還是終南山所展現的與長安的互動，均能揭示出長安社會流動的不同方面。長樂驛，作爲交通網絡的一個連接點，是社會流動、融合的管道，它關涉社會流動的通道問題。這不僅是長安城社會流動的一個表現，而且也寓示著長樂驛是時人的一個重要城邑邊界。這從他們的觀念和行爲上都得到深刻體現。而這背後，都與長安行政中心的職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餘論
本文論述了外郭城門與長安城的關係問題，主旨在於探討作爲都市空間組成部分的城門，在擔任多種職能的時候，如何體現長安城的生活與特質。城門因處於帝都內外過渡的重要地點，使得它具有了多樣的功能和意義。而諸門之間又由於地理位置的不同，其所具的功能和意義又有分別。
城門，作爲城牆的防禦部分之一，通過駐兵和定時啟閉，來體現帝國的權威。防衛、進出限制體現了政權對城市的控制。
城門，作爲人群流動密集之處，它往往具有廣場的性質，是儀式展開、消息發佈的空間。這又是城市流動性的體現之一。
長安城的諸門和城外驛站，成爲我們觀察長安社會與外界往來的交通通道。通過對通化門、章敬寺，以及長樂驛各種場景的具體考察，表明社會流動帶給長安社會空間的變化，因爲這些流動，長安城的空間無限擴展，並促使長安社會的邊界突破了郭城城牆的限定，具有向周圍地區的延伸性。而這些具體空間的活動，則和社會階層、經濟、文化緊密聯繫，體現了一定的秩序和權力，顯示了帝國在規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功能。故通過這些流動的景觀，我們不僅能進一步體會在長安城社會特質之下，從門到驛站所具有的功能，而且可以感受到正是長安社會的中心地位，纔使得長安社會的邊界突破了城牆的實體界限。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社會流動恰也反映了以長安爲中心、各地方行政中心爲結點的全國統治體系。
綜上所述，城門在防禦和開閉的時候，是一種分隔的象徵，但如果將其跟驛站、寺院聯繫起來，又是一種流動和擴展的意義，而這種矛盾性，就體現了其背後複雜的社會性：包括統治體系、社會流動和文化意義。
本文撰寫後，曾得到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榮新江教授主持的“長安讀書班”諸師友的指正，謹致謝忱！
注释：
①井上和人《唐代長安の諸門について——〈唐律疏議〉における“門”字の分析》，《法史學研究會會報》第9號，2004年，26-44頁。
②劉增貴曾根據漢以前的文獻與考古資料，從空間通道、人群分界、社會表徵三個角度闡述門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意義。詳所撰《門戶與中國古代社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1997年，817-819頁。
③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論述稿·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三聯書店，2001年，237-247頁。
④松本保宣《唐代の側門論事について》，《東方學》第86輯，1993年，1-17頁。
⑤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儀禮空間——皇帝儀禮の舞臺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1-35頁。參見妹尾達彥《帝國の宇宙論——中華帝國の祭天儀禮》，水林彪、金子修一、渡邊節夫主編《王權のコスモロジ》，東京弘文堂，1998年，233-255頁；妹尾達彥《首都と國民廣場——北京における天安門廣場の建築》，關根康正編《〈都市的なるもの〉の現在》，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4年，272-317頁。
⑥穴澤彰子《唐代皇帝生誕節の場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門樓から寺院へ》，《都市文化研究》第3號，2004年，2-33頁。
⑦可參考劉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嶺、倪文彥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年，72-73頁。
⑧如，《唐六典》卷八門下省城門郎條爲我們詳細記錄了當時京城諸門的管理規則。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249頁。
⑨《唐六典》卷八，250頁。
⑩王溥撰《唐會要》卷三八《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16-817頁。
(11)劉眗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912頁。
(12)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3061-3062頁。
(13)以上兩條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中華書局，1975年，876頁。
(14)《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877頁。
(15)《舊唐書》卷二○下《哀帝本紀》，808頁。
(16)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1760頁下欄。
(17)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一，中華書局，1979年，1094頁。
(18)《新唐書》，1246頁。
(19)具體可參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禮儀空間——皇帝儀禮の舞臺を中心に》圖3《唐代皇帝儀禮の舞臺》，《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15頁；雷聞據之增訂，詳所撰《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地圖四《唐長安城的祈雨空間》，三聯書店，2009年，321頁。
(20)辛德勇《長安城興起與發展的交通基礎——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輯，131-140頁；後收入所撰《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177-185頁。前人對唐代都城長安發達的水陸交通已有諸多詳細研究，主要集中在長安至地方的各條幹道及其方位、館驛制度和名稱，以及一些交通的綜合性研究，從不同角度爲我們勾勒出長安通往全國各地的交通網絡。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1-6卷（嚴耕望史學著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志地圖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年，51-126頁；李之勤《唐關內道館驛考略》，《西北歷史資料》1982年第1期，50-67頁；李之勤《柳宗元的〈驛館使壁記〉與唐代長安附近的驛道和驛館》，《中國古都研究》第1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4-143頁；王文楚《唐代兩京驛路考》，《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62-74頁；後收入所撰《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46-81頁；李健超《唐長安臨皋驛》，《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3期，91-92頁；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4輯；此據所撰《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42-165頁；曹爾琴《中國古都與郵驛》，《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59-70頁；楊希義、唐莉雲《唐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間的館驛》，《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135-144頁。近來，有學者利用文學素材探討交通與人文的緊密關係，如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同作者《唐宋時期館驛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關係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21)柳宗元《館驛使壁記》，《柳宗元集》卷二六，703頁。
(22)現實世界的道路交通在虛幻的陰間世界也同樣得到體現。《太平廣記》卷三一一《史遂》條引《唐年補錄》云：“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量留一魂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滻，陟藍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2461頁。）在這則故事中，主人公史遂通過通化門沿著現實的驛路進入冥世。
(23)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第3期，80頁。
(24)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52頁。
(25)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80頁。
(26)張廣達《再讀晚唐蘇諒妻馬氏雙語墓誌》，原載《國學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此據所撰《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51頁。
(27)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中華書局，1990年，139頁下欄。
(28)李健超《唐長安臨皋驛》；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55頁。
(29)1954年清理時因已被破壞，無法辨識該門的具體形狀。不過，其結構應該與長安城東西兩面春明門等5座城門的結構相同。詳參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80-84頁。另，關於唐兩京城門的結構可參陳良偉《隋唐兩京城門基本類型及相關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481-505頁。
(30)柯必德《“荒涼景象”——晚清蘇州現代街道的出現與西式都市計畫的挪用》，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443頁。
(31)兩種性質的社會流動，一是由於各種原因而產生的人群的空間移動，此與社會地位的變動未必等同；二是社會流動包括不同階層的人在社會地位體系中垂直流動，其中還包括社會變遷過程中物質、文化層面的流動以及空間功能的轉換和分化。在具體的流動中，二者並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滲透的。詳請參王靜《靖恭楊家——唐中後期長安官僚家族之個案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89-391頁。
(32)司馬光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56年，7828頁。胡注所引《雍錄》原文，見黃永年點校本，中華書局，2002年，79頁。
(33)《舊唐書》卷一三三《李晟傳》作興元元年“五月三日”（784年5月26日），3668頁。
(34)《冊府元龜》卷三一九《宰輔部》，3776頁下欄。
(35)《唐會要》卷六《雜錄》，86頁。
(36)《舊唐書》卷一一○《李光弼傳》，331l頁。
(37)《舊唐書》，4045頁。又可參《新唐書》卷八二《文敬太子傳》，3626頁。
(38)《太平廣記》，2734頁。
(39)《全唐詩》卷二八五，中華書局，1960年，3266頁。
(40)圓仁原著，白化文等修訂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年，337頁。
(41)杜文玉《唐代長安的宦官住宅與墳塋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79-94頁。
(42)《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385-386頁。《冊府元龜》卷一四《都邑》條稱“五月”，詳160頁上欄。唐長安城主要渠水的分佈可參程大昌撰，黃永年點校《雍錄》卷六《唐都城導水》條，中華書局，2002年，118頁。
(43)王靜、沈睿文《一個古史傳說的嫁接——東魏鄴城形制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86-91頁。
(44)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隋唐嘉話·朝野僉載》，中華書局，1979年，149頁。另，“麻車”，《太平廣記》卷一四六《王無》條做“庸車”，1051頁。
(45)王讜《唐語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98頁。
(46)《太平廣記》，541頁。
(47)《太平廣記》卷二八三《白行簡》條引《靈異記》，2258頁。
(48)《唐質庫帳歷》殘片三十三件，載《吐魯番出土文書》第5冊，文物出版社，1983年，314-340頁；又圖錄本第貳册，328-340頁。
(49)可參寧欣《街：城市社會的舞臺——以唐長安城爲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79-86頁；寧欣《中國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傳播與交流功能：以唐長安爲中心》，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管道：以宋代爲重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275-290頁。
(50)穴澤彰子《唐代皇帝生誕節の場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門樓から寺院へ》，4-12頁。
(51)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74頁。
(52)參《舊唐書》卷一八四《吐突承璀傳》，4768頁；《新唐書》卷二○七《吐突承璀傳》，5869頁；《冊府元龜》卷六六五，7965頁上欄。
(53)參《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5211頁；《舊唐書》卷一七○《裴度傳》，4418頁；《資治通鑑》卷二四○，7738頁。
(54)《舊唐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3994頁；《白孔六帖》卷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21頁下欄；《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4740頁。
(55)《唐會要》卷六《雜錄》，89-90頁。時間據《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490頁）補。另參《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6129頁；《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5211頁；《冊府元龜》卷九七九，11507頁上欄；〔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中，《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5頁。
(56)曹爾琴《唐長安章敬寺的位置》，《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期，147-150頁。
(57)《長安志》，130頁下欄。
(58)《太平廣記》卷二一三《周昉》條引《畫斷》，1631-1632頁。
(59)《舊唐書》，503頁。另見《冊府元龜》卷五二，580頁上欄。
(60)又可參《資治通監》卷二二四，7198頁。
(61)丙戌，據《資治通鑑》卷二二四補，7201頁。
(62)唐代宗降誕日，《冊府元龜》卷二（22頁上欄）皆作“十月十三日”，而《舊唐書》卷一一《代宗本紀》（267頁）誤作“十二月十三日”。
(63)又，《冊府元龜》卷五二，578頁下欄。
(64)德宗行幸章敬寺賦詩具體時間據德宗所作詩名《七月十五日題章敬寺》（《全唐詩》卷四，47頁）補。
(65)《舊唐書》卷一六一《李光顏傳》，4222頁。
(66)《唐會要》卷六，90頁。具體時間，《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本紀》作會昌三年“三月”，595頁。《資治通鑑》卷二四七作會昌三年三月“庚寅”（843年4月4日），7974-7975頁。
(67)《唐會要》，89-90頁。時間據《舊唐書》卷一六《穆宗本紀》補，490頁。
(68)大島幸代《唐代中期的毗沙門天信仰與造像活動——以長安的事例爲中心》，《藝術史研究》第9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277-290頁。
(69)《資治通鑑》卷二三一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庚寅（784年6月12日）”條，7434-7436頁。
(70)曹爾琴《中國古都與郵驛》，《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輯，59-70頁。
(71)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志地圖の研究》第一篇《唐宋時代の交通》第三《唐代の驛と郵及び進奏院》，51-126頁。此後的研究參見《二十世紀唐研究》之“交通運輸·館驛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08-509頁；李錦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第5章第1節“驛傳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239-246頁。
(72)《長安志》卷一一，132頁上欄。
(73)《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375頁。
(74)《冊府元龜》，8352頁上欄。
(75)辛德勇《唐長安都亭驛考辨——兼述今本〈長安志〉通化坊闕文》，原載《唐史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此據所撰《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116頁。
(76)《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5199頁。
(77)古瀨奈津子著，鄭威譯《遣唐使眼裏的中國》第三章《在都城長安》，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58-128頁。
(78)《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3452頁。
(79)《柳宗元集》卷三八，1007-1008頁。
(80)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六三一《狀》，中華書局，1966年，3265頁下欄。
(81)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卷一七，中華書局，1990年，201頁。
(82)《新唐書》卷二○三《吳武陵傳》，5791-5792頁。
(83)王保定《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1-42頁。
(84)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二○，中華書局，1979年，608頁。另外，白居易《勸酒十四首》云：“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白居易集》卷二七，617頁）李商隱《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云：“碧雲東去雨雲西，苑路高高驛路低。秋水綠蕪終盡分，夫君太騁錦障泥。”（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1908頁）祖詠《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云：“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驛路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全唐詩》卷一三一，1333頁）
(85)《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天寶十三載二月“己丑（754年3月19日）”條，6924-6925頁。
(86)《資治通鑑》卷二六四，8604-8605頁。
(87)《資治通鑑》卷二五八，8399頁。
(88)《新唐書》卷二二四上《李錡傳》，6383頁。
(89)《冊府元龜》卷四三四《將帥部》獻捷一，5164頁上欄。
(90)《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四，462頁。
(91)《白居易集》卷一八，399頁。
(92)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9-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