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及未来发展战略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传统划分，我国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九个省区。1995年，这九个省区人口占全国的35.5%，国内生产总值占27.2%，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以来，我国中部地区开始出现了工业化高潮，其中尤以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最为显著。本文将主要依据上述四省的情况，探索我国中部地区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变化，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探索。
一、1994年以来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崛起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除了依据地理位置的特点，也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例如，以每平方公里GDP产出衡量，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为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中部地区为50万元， 西部地区只有5万元。从改革开放以来直到90年代初期， 我国三大地带之间的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始终是处在不断拉大的趋势。然而从1994年开始，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特别是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四省，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势头更为明显。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以前的长时期内，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前五名之内还根本看不到中西部省份，而前三名则基本上为广东、 江苏和浙江三省所占据， 但从1994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第一名是安徽，广东已排在第六位。1995年工业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的仍是安徽，第二位是河南，第四位是江西，而广东排在第十二位。1996年湖北与山东并列第一位，安徽与河北并列第二位，天津为第三位，江西为第四位，福建为第五位。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已被挤出前五名，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当年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于宁夏仅排为第十九位。
从表1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以前， 中部四省的工业增长速度不仅与东部四省有着较大差距，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2—1993年间，中部四省的工业增长率虽然仍与东部四省有较大差距，但安徽省的增长率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1994年以后的三年里，中部四省工业增长率不仅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有的省份在有些年份也高出沿海四省。1985—1990年，中部四省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从13.2%下降到12.2%，而1996年则上升到14.4%。换句话说，中部四省经济发展高潮的出现，使我国90年代以来的工业增长率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
中部四省经济发展高潮的出现，也带来了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从全国范围看，自改革开放到1992年以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劳动力人数的绝对数量仍是增加的。这种第一产业劳动力相对量下降、绝对量增加的情况，被发展经济学概括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而1992年以后，不仅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显著下降，也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净减少。这种相对量与绝对量同时下降的情况，被发展经济学概括为“刘易期第二转折点”。而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是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重要标志，说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使非农产业部门不仅已经可以全部吸纳每年全部的新增劳动力；还有能力吸纳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而我国在1992年以后能够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也与中部四省的变化密切相关。
1978—1986年期间，是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较快的时期。1986年以后到1991年，这一过程基本停滞，而无论沿海还是中部省份，其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与全国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到，从1986年到1991年，我国全部劳动力增加量为8488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净增加量为3688万人，所占比重为43.5%。但上述沿海四省同期这一比重仅为5.4%，上述中部四省则高达54.3%， 这种状况说明，即使是在全国劳动力结构变化缓慢的时期，沿海发达地区的新增劳动力也基本为非农产业所吸收，中部地区农业内部劳动力仍保持剩余。
然而1991年以后，这种情况明显改变。1992—1995年，全国新增劳动力为4028万人，第一产业劳动力净减少为1998万人，所以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净增量为6026万人。在这一时期，中部四省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了390万人，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了1103万人， 占全国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量的27.4%，相对与1986—1991年期间的16.9%相比，上升了8.5个百分点。中部省份劳动力结构的这一变化，使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在1992年以后大约下降了3.2个百分点，相当于1992—1995 年期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幅度的43.5%。所以，中部省份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我国劳动力结构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具有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中部省份经济的崛起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心长期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局面，出现了向北、向西移动的趋势，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在更加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展开；它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长期绝对增长的结构格局，使我国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安徽、江西和河南等中部省份，都是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75%以下的低收入地区，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也为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东、中、西部收入增长差距拉大的区域经济格局展现了曙光。
表1 沿海与中部八省工业年均增长速度对比（%）
1985—1990 1992—1993 199419951996
全国10.823.3 21.416.015.0
江苏15.238.2 27.621.216.6
浙江15.533.4 27.619.815.5
山东15.029.0 27.514.120.0
广东18.734.9 27.514.112.0
安徽11.523.6 30.623.219.7
江西11.820.6 25.420.318.7
河南 9.821.8 21.221.715.1
湖北 9.217.4 25.018.020.0
注：本表为乡及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
二、90年代中部地区出现经济繁荣的原因分析
1990年我国农业终于走出了停滞徘徊的局面，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显著超过了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为了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 1991 —1995年，国家三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约相当于同期农业产值现价增长率的78.8%，从而使我国农业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始终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率，并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农业增长高峰。
但是，支持这一次农业增长高峰的主力已经不是沿海地区，而是中西部地区。从农业产值比重看，沿海地区所占的比重从1984年的42.2%下降到1990年的42%，粮食产量所占比重则从36.7%降至34.5%，东南沿海江、浙、鲁、粤四省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中部皖、赣、豫、鄂四省的比重则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农业的连续丰收，使中西部地区为工业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农业基础，也使我国农民出现了第二次收入增长的高峰。1984年我国农民家庭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比重曾高达70.5%，1988 年已降至63.4 %，1992年随着第二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又上升到69.4%。从1984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城市，但经历九年之后，到1994年终于与城市居民基本上持平，1995、1996年两年则高出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中部皖、赣、豫、鄂四省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在改革以来首次赶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显然，在第一次农业增长高峰中，只有豫、鄂两省的农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但在第一次农村工业化高潮时期，只有江西的增长率略高于全国，而在第二次农业增长高峰到来时，中部四省已全部赶上乃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正是中部地区出现工业化高潮的基础。因为由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所形成的收入增加，是中部地区提高积累水平，从而为工业化的起步积累原始资本的前提条件。 从国民总储蓄率看，1990年全国平均为34.7%，而安徽、江西和湖北都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河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个百分点。到1994年， 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39.9%，当年只有江西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 湖北与河南已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安徽则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
与沿海地区在80年代中期的经济勃兴，主要是由于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一样，中部一些省份在90年代出现的经济勃兴，也是由于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1991年中部四省农村工业产值在本地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只相当于沿海地区1984年时的水平，而到1995年已普遍超过了沿海地区1991年时的水平。
中部省份工业化高潮的出现，与90年代以来外资的内移也有一定关系。在整个80年代，进入到中国的外资90%左右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广东一省所吸收的外资就占全国的50%以上，并以港台投资为主。进入到90年代，出现了外资进入到中国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从对外借款为主转向直接投资为主，港台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国外投资的重点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北、向西移动。例如，1985年东南沿海江、浙、鲁、粤四省占全国各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57.2%，而同期中部皖、赣、豫、鄂四省所占比重只有2.8%。但到1995年， 沿海四省的这一比重下降到了50.5%，而中部四省的比重则上升到6%。从绝对额看， 中部地区所得到的外资远不能与沿海地区相比，但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不够发达，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外资在本省固定增产投资中的比重仍显著上升。而外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也成为推动90年代中部地区出现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
表2 东、中部八省工业产值中轻工业比重的变化
（%）
199119931996
江 苏 54.451.548.1
浙 江 64.163.861.6
山 东 50.848.648.0
广 东 66.464.360.8
安 徽 52.649.950.0
江 西 45.243.841.2
河 南 44.243.844.6
湖 北 44.239.745.1
注：统计口径为乡及乡以上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产值。
在农村工业发展初期，一方面受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低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资金积累能力的制约，必然是首先发展人均资金占用量较少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80年代我国经济具有极其明显的“轻型化”倾向， 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工业发展有着极密切的联系。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消费层次的提高，经济增长进入以长期消费目标为主的“重化工业”阶段，工业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但是，由于中部地区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需求与供给的层次都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所以工业化的发展仍然显示出“轻型化”的特征。沿海地区的工业结构“趋重”，而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趋轻”的倾向十分明显，这是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
表2数字说明，1991 年以来沿海四个发达省份的工业结构一直在趋向重工业化，而中部四省的工业结构变化，在当地的农村工业化高潮出现之前，与沿海地区的工业结构变化倾向相一致，这显然是受到了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所引发的结构变动大趋势的影响。但在1994年中部地区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以后，除江西以外的三个省份，工业结构都出现了“轻型化”的趋势。若以1996年与1995年相比，江西的轻工业比重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 说明江西的工业结构变化趋势与中部其他三省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只是出现得稍晚一些而已。
中部地区出现的“轻型化”趋势，与90年代以来港台投资的内移也有一定关系。港台地区在工业方面投资的特点，是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9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提高，在这一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失去比较优势，所以出现了向内地转移的倾向。1993年沿海江、浙、鲁、粤四省港台投资工业产值，在全部港台投资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为68.5%，1995年已降至62%，而同期中部皖、赣、豫、鄂四省港台投资工业产值的比重，则从2.2%上升到3.8%。
与8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一样，这些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中部省份，1994年以来也出现了农业增长衰退的前兆。1995年与1990年相比，中部四省在全国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由21.4%降到20.7%，粮食产量所占比重从22.2%降到19.2%。1991—1995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70.2万公顷，而中部四省耕地面积减少达36.3万公顷，相当于同期全国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51.7%。
综上所述，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两次农业高峰和工业高峰，其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样的，即都是一些农业大省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凭借农业大丰收和农产品大提价中所形成的积累，掀起了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农业高峰与工业高峰有一段时间的叠加，接着是工业高峰的持续发展和农业逐步走向低谷。由此看来，90年代我国的中部地区，实际是在重复80年代东部地区所走过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业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超过3 %的农业大省，除了东、中部地区上述八省外，还有一些省份，也在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工业化速度加快的势头。例如沿海的河北和福建，过去在沿海地区中相对落后，近年已经赶了上来，1996年的工业增长率在全国分别居第四和第六；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广西，近年来的工业增长率也达到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出现工业繁荣的机理，也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相同。
三、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未来15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强国的设想，将在未来15年内得到实现。为此，我国已经制定了到2010年长期发展规划，表明了政府的战略发展意图和主要奋斗目标，各地政府也纷纷提出各自的“九五”和到2010年远景规划。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处在刚刚起飞阶段，相对于东部地区，今后工业化的路途更为遥远，正确制定出一个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发展战略，意义更为重大。所谓发展战略，就是对未来发展条件的分析与把握。我们可先看看中部地区皖、赣、豫、鄂四省“九五”计划的主要目标（见表3）， 然后再对中部地区未来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从表3数字中可以看出，中部四省的主要计划目标是很接近的。 其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出国家计划，其人均GDP 则是要求接近乃至超过2000年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省份所提出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制约条件：
第一，农业问题。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稳定发展的农业不仅是不断扩大非农产业人口的前提条件，也是为初期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重要来源。如前所述，1994年以来，中部四省的农业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是处在下降的趋势，这个现象与80年代在沿海地区发生的现象，其原因是一致的。但是当前中部地区的后续发展条件，很难与8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相比。
一是80年代我国农业的生产潜力还很大，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还未被充分挖掘，因此当80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的农业衰退后，还可以凭借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廉价农产品保证供给。但是进入90年代，经过几次农产品大提价以后，我国农产品价格已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市场水平，依靠廉价农产品推动工业化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这对工业化后起的中部地区来说，必然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此外，当沿海地区进入农村工业化高潮阶段时，农业生产增长尚有一定潜力，这主要是指主要农产品的单产水平还相对较低。以粮食生产为例，大部分沿海省份的单产水平在80年代中期为每公顷4吨以下， 因此当耕地大量从农业内部流失时，沿海地区的农业还可以依靠提高单产来保持一定的总产水平和主要农产品的缓慢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在刚开始进入农村工业化高潮阶段时，这些地区的农业单产水平就已经比较高了，这无疑对处理好今后阶段中部地区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构成了不利因素。因为单产的提高并非没有限制，而是到了一定水平后继续提高将变得极为困难。农业经济学认为，粮食生产的这一边界是在每公顷产量4.5吨左右，当接近和超过这一边界时， 会出现严重的“农业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即每提高一单位的产出量，所付出的投入必须成倍增加。1990年我国粮食的单产水平为每公顷3.93吨，当时农业中间消耗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34.7%，1995年每公顷产量上升到4.67吨，农业中间消耗的比重也上升到41%。1991—199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1.6%，而农业中间消耗年均增长率为25.6%，所以农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9%。这些情况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在90年代初期粮食产量突破每公顷4.5吨后， 已经进入了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阶段。就中部四省而言，1995年的粮食单产水平，安徽为每公顷4.73吨，江西为4.82吨，湖北为5.59吨，只有河南稍低，为4.12吨。中西部的其他农业大省，其农业潜力的开发程度也很高。例如1995年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广西为4.69吨，四川为4.86吨，湖南为5.65吨，吉林为6.12吨，新疆为4.87吨。而沿海各农业大省的单产水平，至今大部分仍在5.1 —5.3吨之间，可见未来中西部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条件，实难与80 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相比。
二是我国沿海地区是凭借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农业大丰产和农产品大提价的推动，迈开了农村工业化的步伐。到80年代末期，一次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普遍从65%降到了50%。在80年代的第一次农产品大提价后，我国农产品的国内收购价格与国际市场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是90年代我国农产品第二次大提价的基础。而第二次农产品大提价，不仅推动中部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也对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形成第二次推动力，使沿海各省一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普遍从50%降到40%。但是第二次农产品大提价，使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农产品供给及价格水平，必须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均衡。由于世界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比我国优越得多，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将长期低于国内，因此用不断增加进口的办法来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显然比再次大幅度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来刺激国内农业供给的办法要优越，所以，在今后继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前景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未来的前景是这样，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后续动力，也不能与东部地区相比。
第二，环境问题。工业化的发展要占用大量的平地，而我国的平地面积约只占国土面积的12%。从未来发展看，要使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达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程度，每平方公里面积所提供的工业产出，将比欧洲国家高出3—5倍，比美国高出10倍。如此密集的工业产出只有日本可比，但日本是岛国，且国土面积狭长，河流大多短促而湍急，走向是从岛中央的山脉流向两岸入海，因此有利于污水的排放，大气的污染也易受到海风的净化。相比之下，我国沿海地区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而中部地区由于远离海洋，水与大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环境保护的难度及其为此所需的费用，都将比沿海地区要大得多。例如目前中部工业化推进最快的安徽省，虽然只是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就已造成对淮河和巢湖的严重污染，以至已到了非关闭相当多的一批乡镇企业而不能治理的程度。
以上分析了中部四省实现“九五”发展目标的制约因素，最后有必要对中部地区各省提出的重点产业目标谈谈看法。从表3的数字看， 到2000年中部工业化势头最强的四省经济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国家计划所安排的全国平均增长率，而其人均收入目标都是达到或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这些省份的计划目标能够实现，他们所提出的主要工业产量指标就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按1990年价格计算，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200美元左右，按此计算，中部四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届时也将在1000—1200美元之间。这一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6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当时日本的人均钢产量在400公斤左右，人均汽车产量在0.03台左右。 按照这个需求水平来看这四个省的“九五”计划，钢产量，就是目标最高的湖北也相差一半左右，其他三省差得更多。汽车产量也是如此，产量指标最高的湖北也只及1／3，产量指标最低的河南只及1／16。 然而另一方面，在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后，对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要求空前上升。例如，钢铁工业的最佳经济规模，是建设年产1000万吨钢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汽车工业的最佳经济规模，是年产50万台以上的轿车厂和年产15万台以上的卡车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除湖北可以达到标准外，其他三省都相差很远。
一方面是产量指标达不到需求总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计划的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这就是以上四省在“九五”计划安排中的突出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全国各省“九五”计划中的共同问题。未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可能与日本60年代以后所走的道路极不相同，随着技术进步的发展，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主要产品的产量，也可能与日本60年代中期的人均水平相差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不太关心到2000年时，中国人均主要产品占有量与日本60年代水平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关注我国产业发展计划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现象，特别是在若干个省份的需求总量已经可以容纳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出现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更加需要引起重视。发生这种情况，是我国“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映，因此如何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要求，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组织好经济建设，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战略及规划过程中亟需研究的问题，否则，各地区所提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就难以顺利实现。
表3中部四省“九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年均经济1995年投资累计
粮食产量 2000年
2000年
增长率价格人均
比"八五"
年均增钢产量汽车产量
(%) GDP(元) 增长 长率(%)
(万吨) (万台)
全国 8 65382.1倍 1.5 1.05 270
安徽12—15全国平均 3.2倍 2.5
500
江西10—12 56262.9倍 2.9
180
22.5
河南10—12 55502.9倍 1.6
430
18
湖北12 69002.9倍 1.5 1150
65
注：本表数字依据各省“九五”计划和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