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东向论文,中原论文,必然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形成不可能仅由中原王朝单方面因素所决定，它也是西藏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
13世纪，西藏形成了一种强烈依靠外部力量支撑的政体模式。这种政体模式的产生源于西藏宗教性社会造成的世俗政治机构和世俗武装力量的弱化。因此，西藏加入中原政治体系乃是其政治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当时西藏周边的政治实体中，惟有东部的中原王朝具有与西藏文明进行大规模交汇的可能。故此，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是必然的。
关于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形成，学术界以往多侧重于从历代中原王朝对西藏采取的一系列统治措施的角度去进行探讨，很少从西藏的角度，特别是从西藏文明自身特点及其发展需要来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显然，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形成不可能仅由中原王朝单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从根本上说，它应是西藏文明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本文将着重从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角度，对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
在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作一界定。“发展”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都有其特定的内涵。本文所说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主要指西藏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与东部的中原文明体系之间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西藏文明的这种东向发展的特色构成了促使西藏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内驱力。
一、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背景
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以7世纪以来西藏与中原之间长期广泛的联系为背景而实现的。
7-9世纪，吐蕃王朝曾向其四围地区进行强大的武力扩张，这种扩张呈现了强烈的东向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1.吐蕃王朝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绝大多数发生在唐蕃之间，东面的唐王朝事实上成为吐蕃王朝向外进行武力扩张的主要对象。
2.吐蕃王朝向外扩张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其版图的大幅度东向扩展。7世纪初，吐蕃王朝的势力范围大体仅限于吐蕃本土（约相当于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但到8世纪“安史之乱”后，吐蕃的东部疆域则大致囊括了今青海的全部、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等辽阔地区。显然，吐蕃王朝向东扩张所获得的辽阔版图是它在其它任何方向上的扩张所无法比拟的。
3.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在所有周边国家或政权中，吐蕃同东面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①。我们知道，无论是兵戎相见，还是使臣通好、贸易往来，实质上都具有文明交往的作用。随着吐蕃王朝的东向武力扩张，唐蕃之间的各种联系日益增多。总起来看，唐蕃之间无论是战争还是使臣往来的频繁程度，都是吐蕃与其它国家或政权的交往所无法比拟的。
吐蕃扩张之所以主要趋向东方的唐朝，重要原因在于在当时吐蕃周边诸文明地区中，这里是最发达的文明地区，对于吐蕃来说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吐蕃的扩张使其与中原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这种联系是这样富于生命力，以致在吐蕃王朝灭亡后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3世纪以前，先后出现于甘青地区的吐蕃凉州六谷部政权和唃厮啰政权，都分别与中原宋朝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同时这一时期藏、汉两地间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也日渐成为连结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纽带，并加速了西藏文明向中原的倾斜。西藏与中原这种历史悠久且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构成了13世纪西藏成为我们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深层基础。
另一方面，就西藏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在吐蕃王朝灭亡后的四百年间，青藏高原地区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其文化的整体性和种族的一体化进程却不断得到加强。这主要是由两个途径来实现的。1.吐蕃王朝崩溃后，原吐蕃东部疆域内的众多吐蕃移民部落和驻守的大量吐蕃军队及随军奴隶大都无力返回吐蕃本土，他们逐渐扩散和定居于甘、青、川、滇一带，与当地各部族居民形成了相互杂处的局面，从而使在吐蕃王朝时期业已形成的吐蕃居民与青藏高原其它各部族居民的同化趋势和融合进程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2.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使得青藏高原地区各部族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上（宗教的传播总是以语言为媒介的）逐渐趋于一致，并最终导致了藏族整体文明在青藏高原地域的形成，而这一进程无疑为13世纪藏族文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归属于中原文明体系，并与中原王朝发生整体性的政治隶属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13世纪西藏特殊政体模式的形成
13世纪，西藏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这集中表现于三个方面：1.西藏与中原元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2.西藏社会以教派势力为核心的政权模式开始确立并逐步得到发展（即政教合一政体的形成与发展）；3.藏传佛教开始获得新的发展途径——得到以元朝统治者为代表的中原世俗政治力量的崇信和大力支持，并逐步在中原和蒙古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上述三者，标志着自吐蕃王朝崩溃后经历了近400年的混乱和分散割据局面的西藏社会已重新获得了一种秩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3世纪西藏社会发生的上述重大变化，主要是由外部力量即元朝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所促成，这已是学者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西藏方面也对元朝政治力量表现出罕见的主动与积极迎合的姿态。
1247年，当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同萨迦派领袖萨班会晤于凉州并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之后，在西藏内部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为代表的西藏其它各教派首领也随之纷纷趋往北方蒙古地区，通过各自渠道竞相依附于蒙古王室，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借助外力以与萨迦派进行权力角逐②。纵观整个元代，西藏各教派势力这种对元朝政治力量的主动依附始终未曾停止过，以致当时各教派均有各自的蒙古皇室后台，受到他们的庇护，如止贡派受到蒙哥汗保护，蔡巴派受到忽必烈保护，帕竹派和雅桑派托庇于忽必烈之弟旭烈兀，达垄派则托庇于阿里不哥。这些教派势力还分别从自己所托庇的蒙古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封赐的土地和属民③。另一方面，元朝在西藏实施的各项行政措施，如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系统和划分十三万户等，也得到了以萨迦派为首的各教派势力的大力协助④。
那么，西藏各教派为什么积极迎合和依附于元朝政治力量呢？大体说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元朝力量的介入打破了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间原有的力量平衡。在元朝介入以前，西藏还处于一种由众多教派和地方势力盘据的分散割据的政治状态。由于彼此实力悬殊并不太大，任何一派要单凭自己力量打破均衡、获得发展都极为困难。自从蒙古王室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导致了萨迦派政教权力的迅速增加，这无疑对其它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发展构成了威胁，他们必然产生攀附元朝势力以与萨迦派争雄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对这种要求的回应，元朝政府也注意建立新的平衡。例如，根据各教派和地方势力原有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元朝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十三万户行政建制的政策，意味着在扶持萨迦派的同时，对其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也基本予以承认。这样，即在萨迦派与其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维持了相对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元朝在西藏推行的各项行政措施不光得到萨迦派、也得到其它教派以及地方势力协助与支持的原因。
第二，在元朝治理西藏的过程中，西藏与元朝之间建立了以宗教关系为基础的深刻的利益联系。由于元朝皇帝忽必烈本人及整个元皇室集团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以及藏传佛教成为元朝国教，西藏教派势力在元朝政体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自八思巴始，西藏宗教领袖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师”的做法成为制度。帝师是西藏教派势力在元朝的总代表，在元朝宫廷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帝师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以帝师为首的西藏教派势力加入到元朝政体之中，成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其所得政治权力及宗教利益自不言而喻。特别是这种结构的制度化，使得西藏教派与中央王朝的利益联系具有了稳定和持久的特色，更不能小视。除帝师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元王室的尊崇。他们或受封为王，或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或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史载元代（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⑤至于西藏各地方领主来京谋求职位封爵之人则更多不胜计⑥。有元一代，元朝统治者对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僧人的各种赏赐其数量之巨、次数之多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致当时有人曾发出“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⑦和“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⑧的感叹。
显然，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这种政治、经济和宗教上深刻的利益联系，对双方都很重要。一方面，元朝统治者满足了自身的宗教需要并以此强化了对西藏的统治，另一方面西藏教派势力也由此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这样，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显然已超越了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具有了深刻的利益联系的内涵。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种利益联系，形成了西藏地方特殊的政体模式，即主要依靠外部支持的政体模式。具体来说，这一政体模式的机制是西藏地方政权及各教派势力在政治上均需依靠外部政治力量（即中原政权）的支撑。元代，萨迦派由过去只称雄于后藏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可号令其它教派和地方势力的萨迦政权，其权威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元朝的扶持。萨迦政权与元朝中央政权这种主干与支系紧密依存的政权模式的确立，标志着上述机制的形成。由于这一机制是以西藏与中原之间深刻的利益联系为基础，所以它不但使得西藏各派政治力量对中原权威普遍认同，也形成了西藏各派势力包括反对萨迦政权的教派势力也必须依存于元朝政治力量才能获得发展的局面。如1290年发生的“止贡寺之乱”，即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争⑨，以及元末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⑩，二者之所以敢于和萨迦派争雄，都是由于得到了元朝政治力量的支持。
上述格局，在元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例如，元朝灭亡后西藏迅速归附明朝，即是在西藏内部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主动依附于明朝政治力量的基础上完成的。1369年，自明朝派员往藏区宣布中原易主消息和对故元官吏与藏族上层进行招谕之后，西藏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各派上层人物辗转招引、纷纷遣使或亲自率部入朝，接受明朝官职和封号的局面。西藏地方权力结构这种强烈依赖外部力量的机制还表现于后来对于蒙古、清朝力量的依赖上。明末清初，在西藏内部格鲁派与藏巴汗两大集团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激烈冲突时，双方均同时采取了寻求外部蒙古力量支持并与之结盟的行动。桑结嘉措执政时期，曾试图从西藏驱逐和硕特蒙古的势力，他采取的手段同样是借助另一支外部势力——以噶尔丹为首的蒙古准噶尔部以达到目的。1727年卫藏战争中，卫、藏双方从一开始均主动要求清廷派军队援助自己，最后又一致将最后仲裁权交给清廷。1750年总理西藏政务的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其父死后勾结准噶尔谋叛，七世达赖同样采取了维护清朝利益、依赖清朝的力量来平息暴乱的做法。1791年清朝派兵入藏抵御廓尔喀入侵，深得西藏各阶层的拥护，它同样反映了西藏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对清朝中央的政治依赖。关于13世纪以来西藏内部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倾向，连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谈到卫藏战争期间卫、藏冲突双方均要求清朝皇帝提供帮助时说：“至此，藏人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向外邦统治者请求帮助的习惯已经完全形成。”(11)
三、西藏政体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
西藏这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支持的政体模式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13世纪以来西藏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以考察。
可以说，西藏这种在政治上对外部力量的强烈依赖机制，植根于其政治结构的不完善上，而这种不完善的政治结构的形成，则由于西藏宗教性社会造成的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化。
在7-9世纪，吐蕃王朝曾经以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世俗政权形式获得过巨大发展。在10世纪以后，随着“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兴起及其在西藏社会中的普及，西藏地方的政权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首先在于西藏社会已逐渐朝着宗教性社会的方向发展。其具体标志是：1.宗教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2.宗教组织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一；3.政治上形成了特殊的政教合一政体。
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转化，导致了世俗政治机构及武装力量的弱化。
（一）世俗政治机构的弱化。13世纪以来，西藏世俗政治机构弱化的表现是：
1.13世纪以来，西藏的任何政权和政治力量均以宗教教派组织为依托，如萨迦政权直接依存于萨迦教派，帕竹政权依存于帕竹教派，藏巴汗政权依存于噶玛噶举派，1642年形成的西藏统一地方政权则依存于格鲁派。这说明在13世纪以后的西藏社会中，世俗力量已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
2.13世纪后，世俗政治机构在西藏政教合一的政体中处于从属地位。例如，萨迦政权统治时期，在萨迦政权内部存在着僧俗两个权力系统，即以帝师和萨迦寺座主为统领的宗教权力系统和以萨迦本钦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萨迦本钦为萨迦政权的世俗行政长官，但出任本钦者需要由帝师提名荐举，由元朝中央政府批准任命。本钦需要由帝师举荐，这说明教权高于政权。再有，帝师的好恶还决定了本钦的命运。藏文史籍《红史》载：“贡噶桑布以后，本钦之职依次传给尚尊、秀波岗噶哇、强仁等，他们由喇嘛（八思巴）的举荐，担任本钦之职。又因喇嘛（八思巴）不喜欢贡噶桑布。由薛禅皇帝（忽必烈）下令将贡噶桑布处死。”(12)可见教权之大。此外，帝师虽不具体管理行政事务。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西藏行政事务的干预权。既然本钦的去留进退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帝师，那么，本钦除执行元朝政令外还需取悦帝师就是很自然的事。藏文史籍记载，许多本钦在任期间，都躬亲杂役，组织大量民夫为萨迦兴造寺宇殿堂和围墙等(13)。
明代的西藏，系由喇嘛教帕竹噶举派掌握地方政权。在帕竹政权的开创者降曲坚赞创立的郎氏家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系中有三个系统，一是丹萨替寺和泽当寺座主系统，座主为宗教首领，也具有左右政局的力量，由家族内优秀人物出任。二是内邬栋第悉系统，第悉为行政首领，元代封为万户长，明永乐后封为阐化王。三是传嗣系统，为郎氏家族俗人支，其作用是使家族不致绝嗣，给前两系统供应僧人。值得注意的是，帕竹政权自降曲坚赞起即作出规定，凡出任第悉者必须为僧人，必须先入泽当寺出家学经，任座主，然后出任内邬栋第悉，即继承明封阐化王王位。这种状况同样反映了在政教合一的政体中世俗政治机构的弱化。
在1642年后由格鲁派建立的西藏统一地方政权中（藏文史籍称“噶丹颇章”），情况也相类。1751年在清朝授权七世达赖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后，一方面明确规定主持噶厦的四名噶伦都要经过清廷任命，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运作中，达赖喇嘛由三个途径来实现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控制：1.噶厦政府须秉承达赖喇嘛的指示处理政务；2.在组成噶厦的四名噶伦中，一名是由直接代表达赖喇嘛的黄教喇嘛出任；3.在达赖喇嘛之下设有译仓（秘书处），内设僧官四人，噶厦的一切公文政令须经译仓审核钤印后才能生效。这里，教权之远远高于政权是显而易见的。
（二）武装力量的弱化。世俗政治机构弱化的一个连带后果是世俗军事制度发育不足、世俗武装力量弱化。在13-18世纪末，西藏有不脱离生产的骑兵和步兵，这乃是吐蕃军事制度的遗风。这些兵士平时都是种田、放牧的百姓，不进行任何训练，只是各家兵差世代承袭，一旦发生战事，按世差征调兵马，临时组建军队。这种临时征调的“差役”部队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对此，清朝入藏参赞大臣福康安在1792年曾作过如下描述：“查唐古忒番兵向来原有五千一百六十五名之数，其实兵民不分，系按各寨番民，定以派兵数目，并非额设番兵可比。代本番目等，平时无兵可管，遇事调遣，只各寨抽派，与乌拉人夫无异，充数应名，多不能使用军器。以猝然调集之番民，责令打仗御贼，无怪其全无纪律怯懦不堪。”(14)
西藏首次建立常备军是在1727年卫藏战争后，由颇罗鼐在清朝帮助下创建的，它的规模不大。1792年清军入藏击败廓尔喀入侵之后，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同拟定二十九条《钦定章程》，明确规定正式组建西藏地方正规军——藏军，员额三千多人，十三世达赖时增至六千多人。但总的看，藏军的规模偏小，战斗力不强，藏军总司令（初称“代本”，后称“玛基”）在政府中地位也不高。
由于武装力量弱化，而政治的发展进程又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持，故自元代萨迦派靠元朝支持获得统治地位后，以后的帕竹政权、藏巴汗政权和噶丹颇章政权乃至卫、藏地方势力都普遍采取了援引和依靠外部势力来打击对手、争夺对全藏统治权的做法，如准噶尔军队、固始汗军队的入藏即是由西藏内部地方势力和教派援引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武装力量的弱化同宗教势力对世俗武力的排斥有关。例如1920年，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C.Bell)出自建立“大西藏国”的政治阴谋，向十三世达赖提出扩大藏军编制的建议，主张提寺产、征僧兵，加征寺院赋税，结果遭到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特别是拉萨三大寺僧人的强烈反对。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
“我到拉萨前不久，擦绒阁下就已建议扩充军队，但他的建议没有付诸实施。……作为总司令，他强烈的个性激起了有权势的僧侣们的敌视，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心，总有一天军队要缩小他们自己的权力。
“与此同时，我很快就知道了人们对于我的建议的看法。军队司令擦绒和他的部下很高兴，这是自然的。……不过，人们的总的反应是强烈地反对，尤其是那些僧侣们。持异议的首领中，有一个是色拉寺的僧人，他名叫恰蒙。……‘这个增加藏军的建议，’他告诉我‘引起了喇嘛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与佛教背道而驰的。’”(15)
柏尔关于扩大军队的建议很快在拉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英浪潮。1921年1月，以三大寺僧人为首的僧俗民众在拉萨举行传召法会期间爆发了公开的反对英人和藏军的行动，几酿成大规模冲突。最后柏尔被迫离藏。柏尔被驱逐后，亲英派首领、藏军司令擦绒继而遭到强烈反对，其地位也受到威胁。这是一个宗教势力排斥世俗武力的生动事例。
总起来看，西藏向宗教性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使其政体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因而相当脆弱，这是一种在宗教作用下发育不充分的政治形态。
但是，任何宗教势力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俗力量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鉴于西藏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化，西藏本土宗教力量及其政体客观上就产生了向外部寻求世俗政治力量支持的需要。这一需要，在13世纪恰好以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为契机而获得实现。有元一代，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体完全依靠中原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这一局面持续了百余年之久。由于这一模式深深植根于西藏特殊的社会结构之中，因而极富生命力，以致长期存在于元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中。要而言之，自元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西藏自身存在着在政治上趋向于中原政体的强大的内驱力。13世纪以来，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种内驱力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西藏加入中原政治体系乃是其自身政治形态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四、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必然性
从宏观上说，西藏文明介于南亚文明、中亚文明和中原文明之间，并成为这三大文明的一个交汇点。西藏文明在其孕育与形成过程中也明显地吸收了来自这三大文明的许多文化因素。从这一格局看，西藏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似乎具有多种可能性。但是，事实上，西藏文明向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在11至12世纪，伊斯兰势力开始以强劲的势头由西亚向中亚地区和印度一带发展并逐渐在上述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1190年，阿富汗穆斯林廓尔王朝入侵德里，统治了北印度，1290年，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卡尔基王朝征服南印度。伊斯兰势力入侵印度，使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到13世纪初，佛教基本上被逐出了印度国境。这样，西藏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宗教陷于中断，西藏文明也就失去了向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在13世纪前后，西藏与中原两种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汇与联系则呈现了某种必然之势。这首先因为13世纪开始，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势力的崛起及其入主中原，不但给中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大活力，也给中原文明本身带来了极大的扩张性。这种扩张性使得由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成为不可抗拒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向中原政治体系的倾斜和靠拢的确受到了中原王朝强大扩张力量的牵引。不过对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西藏文明自身具有的向外发展的需要和中原文明强大吸引力的结合。就前者而言，在13世纪的西藏社会中，这种需要在政治上表现于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体本能地需要依靠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获得发展；经济上则表现于因宗教发展和大批劳动力入寺为僧，西藏教派势力也强烈需要外部世俗力量的资助来作为其经济基础的重要补充。就后者而言，首先，从当时西藏的外围形势来看，中原政权几乎是西藏周边所有政治实体中唯一能够对西藏宗教力量及其政体在政治、军事上提供强大支撑和保护的政权。这不但由于它的强大，还由于它自身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在这方面，中亚及南亚地区的任何政体及政治力量均无法与之匹比。其次，中原地区的富庶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但地大物博，出产丰饶，而且中原与西藏两地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极大互补性。
此外，从地缘上看，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向南和向西发展的可能性。西藏属东亚地形板块，其地形构造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并由西向东逐渐倾斜。这种地形构造决定了西藏西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其东部地形环境的相对开放。在西藏的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分别有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形成巨大地形屏障，这造成了西藏文明向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的困难，相反，西藏东部方向的地形及交通条件则较为开放和便利。这既表现于其东部是一个逐次向东延伸和倾斜的缓坡地形，无大的地形屏障；也表现于其东部方向存在两个对外交通孔道，一是从东北方向可翻越唐古拉山，进入一马平川的青海大草原，此路线可直通中原及北方蒙古地区；二是由藏东横断山脉峡谷区可通往四川、云南等地，这也是西藏通往中原的另一重要交通路线。西藏东部地形的开放特点及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构成了西藏文明能够向东发展并与中原文明发生大规模交汇与联系的地缘因素。
另外，从人种、文化等因素看，西藏文明与东部文明之间的文化相融性也要远远大于它与南亚和中亚文明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西藏的原始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黄河上游地区（即今甘青地区）氐羌系统的原始文化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不但表现于卡若文化大量吸收了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16)，也表现于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7)。再者，7-9世纪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其结果也将原分布于西藏东部外围地区包括甘青、川西高原和滇西北高原一带的众多氐羌部落及属于北方鲜卑系的吐谷浑最终汇入了吐蕃文明圈，他们后来绝大多数均被融合和同化于藏民族之中，成为构成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从藏民族的这种构成和文化内涵来看，它在种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东部的民族相接近。对于这一点，英人柏尔也承认：“西藏之天然亲属，自应为中国联邦中各种族，其宗教、伦理及社会礼仪风俗皆有公共基础，历史上亦系自始联结。”(18)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西藏文明自身具有向外发展的需要，那么它必定本能地朝着一个与之相近的文明地区去发展。所以，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及最终汇入中原文明体系，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据谭立仁、周原孙《唐蕃交聘表》统计，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见《中国藏学》1990年第2-3期。若以贞观八年（公元643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到842年吐蕃王朝灭亡的共208年来计算，那么唐蕃之间差不多平均每8个月就有一次使臣往来。
②在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之后，当时噶玛拔希曾得到蒙哥汗的宠信，被封为“国师”，并赐给他一颗象征权力的金印。参见《红史》，陈庆英、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2页。
③东嗄·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9页。
④参见《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87页；《萨迦五祖全集》，德格木刻版，b函，第320页。
⑤《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⑥王森：《西藏藏传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⑦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⑧《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僧道》，《历代名臣奏议》。
⑨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43-44页。
⑩五世达赖著《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
(11)〔荷兰〕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组译，中央统战部1991年6月，第45页。
(12)《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13)《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14)《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1页。
(15)〔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本，第242-243页。
(1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17)见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6年第6期。
(18)〔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北平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