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1)02-0004-05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华诞。党能走到今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能够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党自身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从党建理论方面言，这个基础是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当然，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也难以超越历史。目前对于毛泽东党建思想研究的论著琳琅满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有四大创造。
第一大创造：着重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党自诞生时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力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由此，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党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的环境中，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
面对这样的国情、党情，怎样使党真正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品质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那时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怎么解决？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党中央提出党的“布尔塞维化”问题，按照联共（布）党的党建模式，强调了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和增加党的队伍的工人成分。实践证明，这不能解决党的素质问题。毛泽东那时虽远离中央，读的马列主义本本也不多，但由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根据初步掌握的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实现这一新的党建思想。
1928年11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突出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这个正确论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决议分析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所产生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使得这些不正确思想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2]决议还规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条件。这样，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后，他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同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强调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中国，由于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在当前“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3]这里根据中国国情做出了正确分析，批判了党的建设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这些论述，对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做了十分精辟的阐发。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4]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风运动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指出：由于党采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5]这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关于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第二大创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怎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达到组织上的巩固呢？这又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做基础和保证。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路线，首要一条，就是确立并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1929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一封信中已使用“思想路线”提法。信中在分析军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看问题的若干表现后说：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6]半年后的《古田会议决议》批评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就包括“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指出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7]这里虽然没有用“思想路线”概念，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问题的。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不仅明确使用“思想路线”概念，而且强调贯彻正确思想路线必须调查研究的重要主张。他批评一些同志只会照搬“本本”，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8]这表明，一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已初步形成。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系统阐发和在全党的确立，也同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中央成为实际领导核心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对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王明先“左”后右错误的批判相联系的。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把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表明，党中央开始把政治路线上的是非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实践论》指出：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矛盾论》为了“扫除教条主义思想”，着重阐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指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再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共产国际领导人指示和外国经验的错误，其表现形式不再是过去的“左”，而是右。这又一次从反面教育全党，必须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否则，党的路线还会偏离正确方向。正是在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这个思想原则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以这个思路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说明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1941年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随后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树立起来。还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已使用“实事求是”这一古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9]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发表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名言，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10]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对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还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党性”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11]该文通篇讲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和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在1941年8月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毛泽东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12]这年底，他应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的请求，为中央党校确定了8个字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且为该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实际上也是全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的表述。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优秀历史文化典籍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卓越范例。
第三大创造：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责任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作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他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13]他提出的这一“伟大工程”，在把党的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紧密结合的同时，更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因而更全面地指明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是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发展。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往往根据党的作风（党的形象综合性外在体现）来评价党，并决定采取的态度。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
作风建设一直是党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苏区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毛泽东就强调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对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都应当注意。“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4]苏区广大干部形成了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他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下乡或开会都自带干粮。因此，广为流传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正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赞颂。
到了延安之后，党进一步把作风建设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党员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要求共产党员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此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都讲过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第一次从党的思想建设角度和高度，对加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提升到理论层面，而且更具中国特色。此后，毛泽东发表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等文，赞颂白求恩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张思德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一员“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以至于“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精神，为加强作风建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概括和阐述，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在马列主义著作中已用过“作风”概念，来表达对党员和党的工作者的一种行为要求。毛泽东从党的建设高度提出党风问题，形成内容丰富的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整风运动，就是整顿以高中级干部为主的“党内作风”，包括“学风”、“党风”和“文风”。这里的“党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专指整顿党员及党组织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的作风，这是狭义的“党风”；而包括“学风”、“文风”在内的“党风”，则是指党员及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这是广义的“党风”。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精辟概括，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5]还强调：这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它要求共产党人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时，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决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党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不可少的作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而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6]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宗旨和革命胜利取决于同人民群众关系的信念，是党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的根本原因所在。为了密切联系群众，还大力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毛泽东长期培育的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既包括立场观念，也包括思想感情，还包括工作路线和方法等极其丰富的内容。
——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讲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作风区别时是以党为主体讲的，因而强调“自我批评”；后来讲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时，是强调以党员为主体的全党作风，故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保持蓬勃生机、不断开拓前进的重要条件。
三大作风思想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
第四大创造：“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1943年发生历史性转折后，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此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他有两次重要谈话，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都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一是称赞《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中华民族进入抗战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李自成起义失败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二是“窑洞对”。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六位先生访问延安。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律）”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人们称誉的“窑洞对”。
这两次谈话，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300多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军灭亡。接着，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坐天下仅42天，就昙花一现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表现。为什么李自成的农民军亡忽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将领们却已开始贪图享乐，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律）”。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腐败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即黄炎培讲的“周期率（律）”。在古代，哪一个朝代灭亡，除了外敌入侵的以外，除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以外，凡被造反所推翻的，凡民心丧失殆尽的，无不是腐败。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往往是致命之根。别的不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充分暴露其腐败面目，人心丧尽，结果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国民党政权崩溃，只得亡命台湾。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1948年12月，三大战役虽还在进行，但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经确定。刘少奇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17]刘少奇讲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呢？毛泽东称赞《甲申三百年祭》的谈话和“窑洞对”已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前者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
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党中央着手实施民主新路，这就是召开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既要工业化、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主人，迸发空前的爱国热情，努力建设新社会。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在1951年底，将“三反”运动与整党相结合，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毛泽东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因此，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对这个大案的处理，使共产党的清廉形象为老百姓不断歌颂。建国之初，我们党实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有了良好开端。“民主”新路的探索和两个“务必”思想的坚持，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又一伟大创造。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功劳很大，对党实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有了良好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关注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社会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并为此不断号召全党同各种腐败现象坚决斗争。
党的八大以后，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本来是要克服不少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加强党同人民的密切联系。但是，转变成反右派斗争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指导思想的偏差越来越大，对解决党和国家这样那样的问题，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一方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正确理论包括上述四大创造加以继承。在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但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许多重大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这是我们党90年来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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