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圆论文,新作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她和他：盛九莉和邵之雍／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于1956年开始构思用英文撰写张学良的传记小说《少帅》。20世纪60年代中叶，张爱玲在一封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提到，《少帅》写的是爱情主题，并指出此书“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写张学良的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小姐”。（张爱玲信，1966年11月11日。见左图。）
这种“倾城”式的爱情故事的写法，在张爱玲早年的作品《倾城之恋》中已经动用过：整座香江都城因战火毁了，才成全了自流苏的爱情与婚姻。原来，这些灵感皆来自张爱玲上海时期的现实生活体悟，而后再次被她写在《小团圆》一书中。
抗战胜利前后时期，那段被张爱玲称之为
“失落的一年”的日子里，她通过盛九莉的口，对邵之雍明确说出她内心的想法：希望抗战永远打下去，① 只为了要跟他在一起不分开。
虽然她很清楚很多人在抗战中死了，然而，她却不因此感到罪恶。她说，她的整个青春成长期都生活在世界二次大战中：战火像顽山恶水般固定在她的心中，构成了她的地平线。② 在炮火动乱中，不论是现实中的张爱玲，或者自传体中的盛九莉，都失去了到伦敦留学的梦想，日后更因此陷入复杂的汉奸婚恋深渊。
战火中，一个恋爱中的少女，在人生盛华中感觉到两情相悦的时光就像金色之梦的流水，无穷无尽；又仿似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并为他写了一首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寂寂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是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③
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她陪一个她爱的人走一段路，在金色的梦河上泛舟。④她爱了，无条件地爱。⑤ 她想要在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儿，在爱的依偎中永远继续依偎下去。⑥ 那些年，她在初恋中曾想过和他厮守终生。
这样一种深情的语言与意象，成为张爱玲这部叙事文体中的符号与象征体系，贯穿在她因战乱停学回到上海的那一段初恋的生活里。在人生风华盛丽的月年里，即使到了后来，当他不在她身边时，她的思念仍然像无根无叶的莲花，漂流在黑暗中，在思念中成为对方的明灯。⑦ 在德国投降前的那个春天，她买下了一个在上海居住的德国人的一件德国“午夜蓝”大衣，预备给他逃亡的时候穿——她刚开始和他在一起，就已知战后他要过一种逃亡的生活了⑧。后来他们分手，她从此萎谢了。⑨
然而，在更早之前，已有人写了一封信给她，叫她当心他，暗指他是社会上吃人的魔鬼。她收到信后，告诉了他，他却不相信她的话，不认为会有人这样骂他。⑩ 她对他的反应感到不可思议，但也不以为然。
二 自传体影子：张煐、九莉与孟媛
从《小团圆》的整体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来看，张爱玲有意为自己的人生做脚注；至于书中所涉及的情／欲书写，张爱玲自己也清楚有关内容会有争议性。或许正因为此，她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写，而不是让他人去发挥，为自己争取发言空间，至少不让胡兰成或朱西宁等人去形构她的人生，以及她的恋爱故事。(11)
张爱玲于1975年10月16日的信中说，她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想根据胡兰成的资料动手写她的传记。这是张爱玲写《小团圆》的主要动机。当年朱西宁因为要收集张爱玲的传记资料，特别把来台的胡兰成请到朱家附近居住而成为邻居，交往密切。(12) 朱西宁日后去信告诉张爱玲说想写她的传记，张爱玲回信请他不要写；(13) 并因为害怕他不听劝告自行写她的传记发表，因此想赶在他写好前，先发制人把自己的故事赶写出来，才有了这部充满情／欲书写的“震动人心”的作品。
从写作动机可看出，张爱玲并不愿她的真实人生被其他人用各种可能误解的数据杜撰编写，特别是从她前夫的视角（及男性的视角）。通过《小团圆》，她自己亲自夺回了书写生平的主权与版图。
除了动机，从张爱玲于1975年9月18日的信中亦可发现此书的写作构思时间： “《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14) 通过《小团圆》我们进一步得知，原来早在抗战胜利期间，张爱玲就已有计划想写她和胡兰成之间的故事。书中盛九莉对邵之雍明确说道： “我写给你的信要是方便的话，都拿来给我。我要写我们的事。”(15)
这本自传体小说，除了许多广为人知的人与事的吻合以外，其中还有一段被人忽略的记述，更进一步表明了书中的盛九莉即是张爱玲本人的小玄机。《小团圆》中盛九莉的父亲盛乃德曾在她的一把团扇上题字，称盛九莉为“孟媛”。而盛九莉因为原本“有个男性化的学名”，很喜欢“孟媛”这一富有女性气息的新名字。(16) 虽然文中没有写出张爱玲的学名“煐”，但从“男性化”的暗示可知这个学名符合“煐”的意思。此点若可成立，表示张爱玲已在叙事体中从“名字”角度道出盛九莉的真实身份。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为我们，也为她自己留下了太多值得进一步去探讨思考的内容与课题：母女关系，父子关系，姐弟关系，姑侄关系，以及她和胡兰成、炎婴等人的种种关系，都将被重新洗牌、重新讨论。
三 情／欲铭刻：两代女性的主体建构及爱欲追寻
《小团圆》中盛九莉与邵之雍之间的情／欲铭刻，是此书最受注目的内容之一；而其中一段最受注目的，大概即是两人新婚时期前后的一段情／欲书写。
1944年，张爱玲24岁，与38岁的胡兰成结婚。这些年来，我们从胡兰成的《民国女子》一文得知他们大约于这一年结婚，但不知道月份。 《民国女子》中，胡兰成记述那一年的七月日本宇垣来到上海，(17) 因此不会早于七、八月。如今从书中两人的对话得知，张爱玲在新婚期间遇上了她的生日。因此，他们大约是在离张爱玲那一年生日不远的日子结的婚。这一年，张爱玲的生日落在阳历的10月5日，因此很可能是于1944年的9月底或10月初举行的婚礼。
秋天里的那一个深夜时分，大概是因为盛九莉的生日，邵之雍建议到他家去走走。两人手牵手走在深夜时分没有行人和车辆的街心，昏暗的街灯下，盛九莉感到一种舒服的冷意在心头，仿佛走在星光的秋夜空中，而马路则倒转了在她们的脚底下。(18) 若将小说中的描写转换成现实场景，这行程应该是从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爱丁堡公寓（今常德路和南京西路交界），西行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胡兰成的居所美丽园28号。
这一夜，张爱玲所描述的邵之雍的居所是“相当大的衖堂房子”，然后，“他带她到三楼一间很杂乱的房间里”(19)。小说中提到的这座房子，即是现实世界中胡兰成在上海的故居美丽园。按胡兰成幼子胡纪元的回忆，那时候胡兰成一家人都住在28号的美丽园，共有三层楼。当年胡纪元和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同住在二楼东间，西间是书房。一楼东间有另一房间及饭厅；另两间亭子间是两位女佣等人的居住。而三楼东间则住着胡兰成的妻子全慧文，西间的客房有阳台，常有客人来访居住，(20) 相信这即是文中所述的房间。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描述这一间三楼客房乃是一间“很杂乱的房间”，灯泡光十分的微弱，摆着一张不大的木阑干床，灰白色的珠罗纱帐已有灰尘的气味。(21) 就在这一夜，在胡兰成美丽园的三楼客房里，透露出盛九莉已由少女转变为女子的特征：盛九莉在性爱中不再感到疼痛了。
“怎么今天不痛了？因为是你（盛九莉）的生日？”他（邵之雍）说。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像鱼摆尾一样在她里面荡漾了一下，望着她一笑。(22)
这一晚，一个文本中的少女度过了新婚期间性爱的疼痛体验。或许是生日的原因，邵之雍决定送一个令她意外的“生日礼物”：
他忽然退出，爬到脚头去。
“嗳，你在做什么？”她恐惧的笑着问。他的头发拂在她大腿上，毛毵毵的不知什么野兽的头。
邵之雍的这个性爱行动，显然触动了盛九莉的身心，让她表现出新婚少女的害羞、恐惧与不耻：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23)
以上这段文字大概是此书受到最多关注的情欲书写。张爱玲不写新婚的洞房花烛夜，而是将新婚的性爱体验放在生日这一天去表达。她所选择的视角，显得与众不同。在“黄泉”岩洞里，一句“倒挂着的蝙蝠”，显然完全是中国式的符号意象，以传统中国文化中倒转过来的“福”的象征性向世人宣告：我的幸“福”“到”了。
盛九莉原本喜欢在亮着灯光的房间里和邵之雍爱欲缠绵，而文中写盛九莉渴望邵之雍回到她怀中，想在亮着的灯火中看着他的脸和他欢爱的念头，显示了一个害羞的、初为人妻的少女，在性爱上的情／欲初始体验。文中“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心理表述，纯粹体现出一个刚开始有性爱体验的新婚少女，在面对口交性爱时的害羞恐慌心理，而非是女性在性爱上受到男性伤害或压迫的表述。这可从盛九莉想要邵之雍回到她身上和她继续正常性爱体位的“愿望”中看出来：“愿望”一词所体现的、原本就是美好的想望，而非压迫性、残害性的心理状态。
因此，这一段富于男女两性在情／欲融合的性爱体验叙事中，多少也表现了张爱玲的自觉性情欲书写。她于1976年3月25日给邝文美的信中所提：这篇小说有些地方将会使宋淇夫妇“窘笑”，(24) 指的应该就是此类较为私人、隐秘的生活内容，其中自然包括了婚姻生活中的性爱行为。而从邝文美的回信中也可知这些内容让他们“震动”：你早已预到（小团圆）有些地方会使我们觉得震动。(25)
今日中国文学界早已有更大胆更赤裸的情／欲书写，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女性作家的这种性爱书写显然是惊人的——特别是像张爱玲这样的名作家的自传体小说。难怪宋淇和邝文美读后都感到“震动”。(26) 然而，若从女性情欲视角而言，《小团圆》中相关的情／欲书写则充分表现了浪漫爱情与肉欲的合一理念。张爱玲所体现的两性情／欲主题，完全符合今日情／欲论述中的性爱解禁与成熟爱情合一的观点，构成张爱玲笔下情欲主题上的独特性——这又和张爱玲在本书中所提及的精神分析学说理念相符合。
通过这种情与欲、灵与肉合一的书写与文本建构，作为“女性”的作家张爱玲已把她的书写重点转移到对情欲主题的“自信心的提升”（confidenceraising）层面。张爱玲这种性爱风月文笔，比同时代的男性作家更激进张扬。女性不再是情欲上的他者，或被压迫的性别，而是具有自信心与浪漫爱情的、完整的女人。张爱玲笔下盛九莉这种爱情中的肉欲与性爱书写，充分体现了她在女性情欲上的自信心，摆脱旧时女性叙事在情欲方面所受到的压迫苦境。
张爱玲《小团圆》中的情／欲书写，正是孙康宜在《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一书序文中所提到的重要论题：女性主义者已把女性情欲重点放在“自信心的提升”层面上，而非停留在女性“被压迫”的心理层次之内。女性在情／欲主题上，已从愤怒的、怨恨男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张爱玲正是以此方式书写盛九莉的情欲世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自主地发展自我，并通过她的情欲体验“颂扬”（celebrate）性爱：女性也已不再把自身视为被男性所压迫的受害者。
这种破除性别规范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再只是强调女性在“性别政治”方面的课题，而是由“反抗”、到“解构”、再到“重建”女性情欲的自信与自觉意识。然而，孙康宜指出，这种女性情欲论述要等到90年代后才出现。这种强调女性情／欲自觉与多元的思想，女性主义者不再像以往那般只是一味地提倡反抗男性的政治行为。(27) 从这个意义而言，虽然不能说张爱玲完全符合当代的情欲论述主张，然而在某种层面，显示她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已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情欲论述的自信心与自觉性，不再将自身视为被男性所压迫的他者。
然而更重要的是，女性此种情／欲的自信心与觉醒意识，不只是体现在盛九莉一个人身上，而是沿着书中的二婶和三姑——现实中的母亲与姑姑——两代女人在情欲主题上的觉醒。此种叙事力度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她早年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压抑型女性有很大的不同。(28)
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通过书写自身的成长、初恋和情欲体验，重建了她和母亲及姑姑两代女性的主体、情爱及爱欲追寻。通过爱情，以及和爱情相关的情欲书写，建构了女性内在爱／欲的自觉主体。这较当代女性主义者在许多年后才达到的爱／欲多元化与多样性更提早了很多年。叙事文体中的爱与性的笔墨，见证了张爱玲在女性情欲上自我肯定与自我提升的、漫长的追寻之路。
《小团圆》中，除了书写盛九莉的情／欲建构，张爱玲亦对盛九莉的母亲蕊秋，有许多这方面的追叙与铭刻，甚至在书后把蕊秋描写成一个“浪漫的、身世凄凉的风流罪人”(29)。在众多留学生朋友中，蕊秋特别深爱的男人是简炜；她离婚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想和简炜在一起，还为他打过胎。(30)
此外，在蕊秋离婚前后，曾和几个中西男人有过亲密的暧昧关系，这些人计有：那个在新加坡等她的英国商人劳以德(31)；那个随她到香港浅水湾的年轻英国男孩(32)；那个暗示可能是盛九莉弟弟生父的（因九林长得有点像外国人）教她唱歌的意大利人(33)；那个英俊矮肥的法国军官(34)；那个劝她母亲把钱留给自己而不要花在盛九莉身上的马寿(35)；那一个盛九莉记不得的诚大侄侄(36)；那个为盛九莉医伤寒病的范斯坦医生(37)；以及给蕊秋钱的雷克等人(38)。
蕊秋生命中的这几个男人，从故事叙事中可以相当肯定其中大部分人都和她有过亲密／肉体的暧昧关系。用她姑姑盛楚娣的话是：你母亲“这方面的事多了”。(39) 楚娣和蕊秋多年一起生活在外国，关系密切，她的话可信度自然高。而三姑楚娣也同样有过几个男朋友，其中如德文学校校长夏赫特就是一个代表。(40)
从九莉、蕊秋和楚娣等两代女人的两性情欲书写，可以发现张爱玲并非只是表现盛九莉个体的情欲觉醒，而是有着两代女性的背景，从而把两代女人在情／欲中的愤怒与怨恨的“被压迫”心理困境中释放出来，不再成为情欲中的他者，进而有了建构女性情／欲的自信与主体表现。
回顾张爱玲的写作历史，20世纪40年代和张爱玲交往甚密的上海作家苏青，对男女两性常有十分大胆的表现。张爱玲早年对她十分赞赏。她这位上海好友的作品中，常常大胆描绘男女两性关系的文笔，相信多少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观。张爱玲晚年期间在情／欲书写上的大跳跃，或许和早年这方面的交往与影响有关。(41)
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几个少女关于性启蒙的一点点性的描写，只能说是虚晃一下。而在电影中，李安所加入的情色诠释，那种大胆想象的男女情欲画面，似乎为这本书的情欲书写作了最好的支撑点：这是张爱玲最重要的写作突破点——《色戒》中许多应有的情欲都被隐去，而在《小团圆》中却得到了发挥的空间。张爱玲通过情欲书写的方式，比20世纪90年代文化及文学／学术界中有关女性情欲的写作与张扬来得更早了十多、二十余年。
从两代女性的情／欲书写中，可看出《小团圆》不但张扬了女性情／欲的多样性（diversity），也进一步拓展了女性情／欲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当代情欲论述和所谓的“后性革命”的一种尝试性的先行者及实践者。 《小团圆》因此体现了女性主义的锋芒与女性意识力度。
四 母女打胎的叙事铭写：无词的挽歌
从上述男女情／欲的叙事，可看出张爱玲勇于面对自我，以及人性中高度复杂的幽暗内在世界。书中每一对话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某一种心理内容或言外之意，充分体现复杂的人性质量，构成了《小团圆》中令人“震动”的自传性内容。事实上，本书除此还有另一条支线：女性的打胎铭写。张爱玲在此大胆地面对了她生命中重要的抉择。
本书中的打胎画面与文字描述，对一个男（或女）读者而言，的确触目惊心：
夜晚她（盛九莉）在浴室灯下看见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与水中，肌肉上扶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42)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是前所未曾有的凝视胎儿离体后的女性叙事，大胆而细腻的描述中，深具寓意与悼念的一种堕胎铭刻。婴儿的性别、大小、体形等都被铭刻在她的叙事之中成为不可销毁的文本身体。男作家即使目睹过这种情景，但因没有亲身体验堕胎而没法描述；而女作家即使有过打胎经验，应也不愿、无从或没法书写这种惊人心魂的情境。
张爱玲勾勒出一个尚未诞生的像是小天使的形象：因生着隐形的双翅，而有了升华的悼念之意，一阕无词之挽歌。惊恐是其中的主题： “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把胎尸冲入马桶。(43)
有关打胎铭刻中提及的婴孩意象，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这“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一语，隐含另一玄机。因为这句话是前文描写盛九莉和邵之雍在沙发上拥抱依偎时一个场景的凝视对象：同样是一句“门框上站着一只木雕的鸟”，然后是较为细部的描绘：
……一只木雕的鸟。对掩着的黄褐色双扉与墙平齐，上面又没有门楣之类，怎么有空地可以站一只尺来高的鸟？但是她背对着门也知道它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画在墙上的。雕刻得非常原始，也没加油漆，是远祖祀奉的偶像？它在看着她。她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开。(44)
这一段出现在打胎前的木雕鸟及其有关“远祖祀奉的偶像”的铭刻，加上盛九莉和邵之雍的相爱依偎背景，把原来较为简单的胎体铭刻变得复杂起来。
此处的“远祖祀奉的偶像”，文笔一转，竟变成马桶中的未成形的男胎。从叙事者表露盛九莉背对着门也能知道木雕鸟的形态来看，这是盛九莉非常熟悉的木雕鸟影像。通过此一原始的木雕鸟的追溯，揭示了胎体所描述的翅膀，原来是木雕鸟的一双羽翅，而非天使的羽翅：两者都有着新刨的、没有上漆的原始形象。文中没有完漆的描述，似乎又暗示了日后未发育胎儿的形态。男胎与木雕鸟同样地睁眼看着她，这一种凝视，说明了这一景象多少影响着盛九莉日后的人生：透过这双记忆中许多年前盛九莉初恋时候的木雕鸟之眼，以及男胎突出的双睛的凝视，将记忆者意识深处的混乱与恐惧情感结为一体，建构成符号性的母亲与孩子关系；而且是未成熟的、提早破裂的关系。除了母子的关系外，其中牵涉到两个男人、父亲与远祖的隐匿关系；两者前后、内外交缠。
后文的“随时可以站起来走开”，则暗示了盛九莉在打胎事件上很清楚地知道，她可以随时走开，随时放下。打胎铭刻中的男胎牵连起盛九莉和邵之雍相恋时的记忆，大概那期间盛九莉也常担心怀孕的问题。那时候，邵之雍建议若有孩子，将会把孩子生下来交给他侄女秀男带，即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45)
和情／欲书写一样，盛九莉的打胎，也同样涉及了两代母女的主轴。盛九莉从楚娣处得知，原来当年她母亲也曾打过好几次胎；用她姑姑的话说：你母亲“不知道打过多少胎”。(46) 有点母女两代人经验对照的命运写照，写出女性在这方面的苦楚——不论什么原因不要或不能把孩子生下。
其实，早年在上海，张爱玲就曾经和另一个胡兰成的女人范秀美的打胎事件扯上关系。根据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晚年的追忆，当年范秀美怀孕后到上海打胎，因为没钱，胡兰成写了一张字条向张爱玲求援。胡青芸带着范秀美到张家把纸条交给张爱玲，张爱玲看后立刻回房拿出一只金镯子交给她们去典当换钱。(47)
同样在上海时期，和张爱玲交往甚密的苏青，在40年代也曾写过女人堕胎的小说《蛾》。以张爱玲和苏青的关系，她很可能那时期已经看过苏青所写的打胎文字，而受到影响：
一阵阵剧痛，痛得明珠快晕了过去。她想不到不要养一个孩子也要受这番痛苦，痛苦得没有代价，究竟是为了什么？(48)
这段完成于40年代前半叶（1944年四月发表）的打胎铭刻，并不复杂，苏青只表达了女性在堕胎中的痛苦心理；这一点和张爱玲笔下盛九莉“恐怖到极点”的心理，情况相似。(49) 即使如此，早期的苏青身为“五四”后大胆的女性主义作家，也不忘进一步刻画母亲和早夭孩子之间的矛盾情感，并发出了无奈的、惭愧的自我的责备：
一阵热血直冲了出来，她知道这是一个小生命完结了，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呼吸过空气，没有在人世上生存过一刻……她觉得后悔起来，人世毕竟是可恋的，生命也应该宝贵。她杀了自己的孩子，为了顾全面子，为了怕麻烦，可耻的妇人呀。(50)
苏青笔下女性对于打胎、流产行为充满了罪恶感与羞耻感，这一点和张爱玲的打胎铭刻不同，后者似乎看不出这方面的罪恶感与羞耻感文笔。或可说明张爱玲已经把女人打胎给去罪化了，而表现出母亲的自主与自由要比胎儿更加重要。
在堕胎问题上，张爱玲曾经在手术前问过她的好友邝文美的意见吗？如果连她丈夫都没法说服的事，邝文美自然也没法做到。而从邝文美的信中可知，张爱玲曾告诉过邝文美有关她打胎的事：“Stephen（宋淇）没听见过你在纽约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诉我，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51) 从行文中可推测出，张爱玲是事后才告诉邝文美的，若是通过信件诉说，张爱玲的这封信还有待发掘。
从张爱玲的打胎事件，一些读者或会引发这一个假设性的追问：如果——张爱玲早年喜欢的一个意象：如果，是怎样的一种果子——当年张爱玲在一念之间决定生下这个男孩，对她的人生将会有何影响呢？如果她的后半生有一个儿子，她的晚年生活可以说将完全改观吧。然而，张爱玲在书中已经给了我们可能的答案。这些疑问，无疑都可以在盛九莉的话中找到答案——却是十分令人无奈的答案：
我不要（孩子）。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52)
在全书的结尾处，盛九莉再次强调她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53)
从上述盛九莉的说法中可知，张爱玲内心不想生孩子的念头，在美国时期已相当坚决。然而，在上海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期，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那时候，盛九莉的姑姑问她：如果怀孕养出个孩子怎么办？盛九莉笑着说：邵之雍说要是有孩子就交给秀男（胡青芸）带。从中不难看出，当年张胡曾经谈论过生养孩子的事，而且会把孩子生下来。
因此，张爱玲的打胎经历并不表示她从不曾幻想过养育孩子的生活，只是这心理被压抑成为隐匿的愿望，长久被她压抑到很深层的内在意识中。因为书中这宣言似的“不要孩子”的表述之后，张爱玲在本书最后却又带我们进入盛九莉的一个梦境中，给了我们另一个惊奇。这梦境，显然是深层意识的涌现与解禁，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符号。
五 《小团圆》主题：有关梦境的解读
张爱玲在《小团圆》的结尾，抛出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梦境表述，可视为是张爱玲刻意让我们看到她梦中（深层意识内）的另一种愿望：一家数口的天伦乐之梦／仙境。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情电影《寂寞的松林径》的音乐调子中，她来到山上一间红棕色的小木屋，碧蓝的天空下，阳光和树影摇晃着，出现了几个孩子，那些都是她的孩子；然后，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邵之雍。
这个梦中的男人微笑着把她带往木屋，她羞涩起来，手拉手，“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然后，梦就醒了。醒来后，盛九莉“快乐了很久很久”(54)。（附张爱玲原文手稿，见上）
以上的梦，大概会令很多人感到迷惑。到底，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情感有多矛盾？当我们对照宋以朗所提供的1981年9月29日张爱玲的亲笔信时，她曾有过十分苛责的话：对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这一年，张爱玲61岁。生日前夕，她显然已完全摆脱了胡兰成的感情影响。1946年张爱玲在写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表示，分手后她“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萎谢了”(55)。她在美国时期，曾于华盛顿的小公园里，和一个好友艾丽斯——张爱玲曾手写一本食谱相赠——两人坐在长凳上谈心，提及和胡兰成的婚事时表示： “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56) 这些记述都见证了张爱玲的这一心结。
然而，1976年当张爱玲56岁时，她在写作《小团圆》期间似乎还相当沉迷地或者较超然地游走在她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初恋／胡兰成在她的心中，翩翩然有种升华的美的意境。
对张爱玲来说，当爱情完全幻灭了之后，最终还有点什么东西存在呢？张爱玲在书信中的此一疑问，也正是《小团圆》一书的主题。通过全书此一梦境来看，所谓“小团圆”其实并非宋淇所说的相对于才子佳人的“大团圆”（尽管他所指出的、讽刺含义确实为此书的中心主旨之一），而是另有所指，同时也另有解读的空间。
当年，宋淇信中的话是这样写的：
才子佳人说部中的男主角都中了状元，然后三妻四妾个个美貌和顺，心甘情愿同他一起生活，所以是“大团圆”。现在这部小说里的男主角是一个汉奸，最后躲了起来，个个同他好的女人都或被休，或困于情势，或揭穿了他的为人，都同他分了手，结果只有一阵风光，连“小团圆”都说不上。（宋淇信，1976年4月28日。见左图）
此话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张爱玲书中结尾的这一场有关梦境的“点题”之笔，其潜在文本可能正和此梦有关：人生如梦。而此书结局中这一梦中的张胡／盛邵相遇，或许正是“小团圆”的意旨所在。万转千回之后，爱情与人生，只剩下梦一般的虚空，即使是快乐与美好，也只是梦里人生。这又正好可以承继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迷与喜爱中加以印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场梦，正是文章前头我所引述的“金色的梦之河”之延续与伸展，是盛九莉／张爱玲内心深处的恋歌——实质上也是挽歌。我们或许不难掌握其中真相。当年在热恋中时，张爱玲写道：盛九莉为了邵之雍消瘦起来，而这真相被邵之雍看穿之后，盛九莉羞得红了脸低下头去，仿佛有千斤重，怎样也抬不起头来。此时寂静的夜里，无线电传来流行歌曲，使她回忆起小时候姑姑和母亲常弹唱的英文歌：“泛舟顺流而下，金色的梦之河，唱着个，恋歌。”(57)
值得注意的是，盛九莉在这歌声中感到十分的安稳，让怀梦者泛舟顺流而下，沿着姑姑和母亲的记忆，时间变得悠长，简直无穷无尽似的，有如金色的沙漠：
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58)
这一场“梦一般”的恋歌式的描写，不难让人感受到，张爱玲经过30年的岁月洗礼后，内心里对当年那一场爱恋，产生出有如梦幻般的感觉，浪漫不减。浩浩荡荡的爱情，重开了过去／上海时期和未来／美国时期的追忆之门，而将恋人依偎缠绵的场景，写得丝丝入扣，如梦如幻。如果结合本书结局中的“梦境团圆”之笔，似乎为我们解开了这一场“小团圆”之谜底：现实世界中的相遇可解为“大团圆”，而梦中的相聚与重逢，则只能视为“小团圆”。
在“小团圆”的背景上，即使在盛九莉和邵之雍最终分手的见面场合，她和这个男人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绵延起伏”，尽管这长城已经没有用处了，(59) 其中的追怀之意十分浓郁，有如长城般占据了她的心头。而这一个像长城的男主角，从他的姓名的象征意义而言，更有着惊人的隐喻：邵“之雍”的“雍”字，谐音“拥有”的“拥”，想必有借用这名字为现实世界的胡兰成重新“定位”或“定义”的意图，或隐喻——且不论日后这层用意是否因为各种因素而有所更变。这“拥”有的隐性词意，间接道出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另一层面的情感寄意。显然，这名字也是符号体系的构成部分。
从《小团圆》结局的梦境来看，当爱情完全幻灭之后，最终还有点什么东西存在呢？答案显然相当清楚：爱情最终乃以一种梦幻的形式延续或终止，怀念或悼念。然而，通过书后这一梦境的表述，张爱玲似乎暗示了她倾向于“小团圆”的怀念与延续。
因此， 《小团圆》结局处的梦境，除了表现作家对消失了的恋情的怀念／悼念，也道出了此书的中心主题：爱情在生命中的梦幻体验及其所遗下的心理铭刻。此一叙事主题从她所喜爱的《红楼梦》的人生大梦，转入《小团圆》梦境中的寓意，属点睛文笔。她自创性地形构为“小团圆”的“梦”的象征符号。在这属于愿望性质的“小团圆”的梦中，她生命中所缺乏的孩子与爱情，一虚一实，通过梦幻的文本建构，最终超越了“梦”本身所铭记的代码。更广大一些，整部小说创建的书写行为本身，可能也是“团圆”的一个过程；而把《小团圆》一书中各种象征符号，如名字、故事、记忆乃至整体叙事文本，结构为一个寓意深刻的文体。
当现实中的胡兰成去武汉时期认识了小周后，小说中的邵之雍也到了华中和小康谈起恋爱来：在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中，就谈起他和小康的交往。在这部分的叙事结构中，张爱玲写出邵之雍／胡兰成的种种男女情／性事：如他和文姬 （现实中的苏青）的性事暗示。张爱玲在这时候记述了盛九莉的另一个梦境，即明白道出了弗洛依德理论的影响——“这梦一望而知是弗洛依德式的”，(60) 和性主题有关。
如上述所论，除了结局处的梦境建构以外，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亦建构了其他各种不同的梦境，充满隐性和显性的象征符号的解读空间：表现了作家内心深层潜意识中的愿望与冲动内容。(61) 因此， 《小团圆》中的梦境描写值得注意，一些与性有关的意象，始终如一地贯穿在《小团圆》中与邵之雍有关的描写中。
随着年华老去的记忆减退，张爱玲对初恋和年轻时候的性爱体验，进行了一次经验总整理的工程。这些本质上美好的记忆，构成备忘录式的叙事文体；以零散的、残缺的、寓意的方式加以表达，成为张爱玲叙事中的符号与象征。除了树、树干、河流外，梦境本身也是叙事体中的符号与象征。全书的梦境与现实、手臂与树干、树与人，无疑为《小团圆》的内在结构提供了更多更深邃的解读空间。
青春年华中的初恋记忆，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洪流之后，仍然让盛九莉在一场见到邵之雍的梦中醒来后快乐良久；然而，张爱玲对于盛九莉初恋的形构并非是一味的追忆青春年华，她在追忆中对记忆本身亦有她自身的哲学解构：
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我伤感，（现）实生活里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在月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62)
在月与黑影的断瓦颓垣中，追忆人／叙事者在记忆的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望，瞬间万般往事都在里头，不可避免；虽从来不自我感伤，然而，文本中的追忆人／叙事者却仍然害怕回忆的滋味，不管快乐或不快乐的回忆都一样。
在今日失忆的后现代世纪里，张爱玲的文学记忆与爱情重构，因而有着更值得重视的意义含量。无论在个人或集体意识中，“记忆”经常和叙述（narrative）与故事（story）都有关系。《小团圆》中所有这些和作家有关的记忆，经过内在性的转化与艺术审美，被作家铭写成内在化的寓意铭刻，富有象征文体的结构。
总的来说，正如法国女性主义大师西苏的主张，一些女性作家常远离自己的身体与欲望，并无法透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然而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很早就已经贴近她自身的身体与欲望，甚至已超越她所身处的时代意识。这一本令人“震动”的自传体小说，在两代女性现实生活中的情／欲主题上体现了女性的自信心与主体意识，为当代（女性）叙事文学开拓了新的里程碑。
面对自传体小说的巨大压力与挑战，张爱玲深入内心深处（潜意识）自我挖掘，以书写重构她的人生追忆与悼念。在自传性的叙事体中铭刻生命的体悟：童年、青春、亲情、友情、爱情、身体与情欲等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孤独中化为不死的记忆文本，构成庞大而微的寓意体：人生远逝，梦境永存。在漫长的等待中，这仍然是一个隐喻复活与希望的故事。
注释：
① 张爱玲：《小团圆》，台北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②③④⑥⑦⑧⑩(13)(14)(15)(18)(19)(22)(23)(24)(25)(29)(30)(31)(32)(33)(34)(35)(36)(37)(38)(39) 张爱玲：《小团圆》，第241页；第189～190页；第172页；第174页；第242页；第242页；第174～175页；第5页；第5页；第252页；第239～240页；第238页；第238页；第240页；第5页；第7页；第288页；第77页；第40页；第43页；第83页；第144页；第194页；第194页；第195页；第292页；第194页。
⑤ 宋淇信中所言，见《小团圆》，第110、242页。
⑨ 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7页。
(11) 《小团圆》这一部自传体小说的内容，势必将改写过去许多张爱玲的传记内容，包括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等，例如《滚滚红尘》中的张胡之恋的想象空间，以及《她从海上来》等电视连续剧等许多情节故事，亦将完全改写。此外，《小团圆》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数据给现当代文学史。举一小例：书中比比（印度女孩炎婴化身）的回教家族背景，在这书中被放大；从而印证了我当年的观点，《连环套》此一炎婴所提供的家族写作题材，男主角之一的雅赫雅，乃是一个同时能够娶几个妻子的回教徒的宗教背景。
(12) 胡兰成和朱西宁家的交往，影响了日后成为台湾文学界重要作家的朱家姐妹朱天心和朱天文等“三三”文学集团人物。
(16) “孟媛”的意思表示底下还有女儿，显示盛乃德预备生几个子女，可惜没有如愿。而当盛九莉高兴地把这事告诉姑姑时，没料姑姑却泼了冷水称“这名字俗透了”。张爱玲：《小团圆》，第110～111页。
(17)(55)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83页；第307页。
(20) 据胡纪元追忆，胡兰成在上海的故居美丽园，坐落在现延安西路，旧称大西路，379弄，28号，但如今已无法分辨胡兰成故居何在了。美丽园中，原来还有一位国民党重要住客蒋纬国，住20号。详见李黎《浮花飞絮张爱玲》，台北印刻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36、167页。
(21) 邵之雍把盛九莉带到房中后，就把她一个人留在房中外出。这期间有一个女人打开房门探进头来，盛九莉认为那是他一个有神经病的太太——即现实世界中的全慧文——这使盛九莉当场想起《简·爱》中的疯女人，而感到毛骨悚然。张爱玲：《小团圆》，第238～239页。
(26) 20世纪70年代中叶前后，台湾一些现代派男性小说家，如白先勇等人曾有过类似的情欲书写，但更为保守；何况是知名女作家了。
(27) 详见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1998年第6～7期。
(28) 详见拙著《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
(40) 从张爱玲对蕊秋和楚娣的两性关系描写上，不难发现她更多地着墨了蕊秋的性关系的刻画，而似乎有意低调处理了三姑的男女关系。这可能可以视之为张爱玲对母亲关系破裂后的另一种表现。《小团圆》中有不少情节表现了盛九莉和蕊秋这种不良关系的描写，而最后把蕊秋这一层面的现象放大表现。张爱玲最后写说她自己不想生孩子，怕的就是她孩子会像她一样对母亲报仇。见《小团圆》第324页。言下之意很清楚，她自己曾伤害过她的母亲。
(41)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她弟弟张子静曾经透露，从小，张爱玲就曾偷看父亲收藏的古典情色小说如《金瓶梅》及外国色情画报书刊等读物，早已耳濡目染风月笔墨。
(42)(43)(44)(45)(46)(51)(52)(53)(54)(57)(58)(59)(60)(62) 张爱玲：《小团圆》，第180页；第180页；第177页；第193页；第193页；第8页；第178页，第324～325页；第325页；第171～172页；第172页；第306页；第226页；第78页。
(47) 胡青芸指出，纸条写的是因病要钱，没说打胎，张爱玲应该不知那笔钱是要拿作打胎用的。详见李黎《浮花飞絮张爱玲》，印刻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5页。然而，张爱玲是认识这一个胡兰成的情人范秀美，因病找上门来要钱帮忙，她也没有多问立即拿出金手镯大力帮忙，应该也知道范秀美的“病”不同小可，或许她已猜到一二。
(48)(50) 苏青：《苏青文集》（上），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页；第6页。
(49) 从以上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战友作家的文字来看，大概很能说明为何女性主义在六七十年代能够十足的风风火火的兴起，为女性主义运动背景提供具体而微的女性反思经验：女人要主宰自己的人生。
(56) 司马新：《张爱玲的今生缘》，转引自李黎《浮花飞絮张爱玲》，印刻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00页。
(61) 精神分析学说甚至指出，不但个体的情况如此，深层潜意识中的愿望亦充斥在整体民族、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表现在各种神话、图腾、宗教、艺术、风俗和传说歌谣等事物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论》，志文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0～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