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升平之盛世，契亿兆之欢心
——试论宋代的赐酺与政治
李小霞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摘 要] 宋代赐酺主要集中于真宗朝，通过君、民、臣三者共宴的政治形式，渲染着政治昌明、内外敦睦的盛世景象。活跃于特定政治场域之中的宋代赐酺，在预宴主体、礼乐内容、权责分工等方面皆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历史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较之前代在政治构成、制度建设及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的更易变化。赐酺在宋代的兴衰变化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在宋初中原内部一统、西北二边外患平息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兴盛，活跃于“天书封祀”运动始终，随着北宋中后期统治重心的转移而失去赖以存续的政治空间，最终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 宋代，赐酺，宋真宗，东封西祀，宴饮
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官方宴饮制度日臻完备的阶段，宴饮内容层出不穷且各有规制，如春秋、圣节等大宴，又有闻喜、赏花等曲宴。在或是君臣共举、或是赐官独宴的诸项活动中，赐酺显得尤为突出，不仅规模恢宏、人员众多，庶民代表更是列席其间。目前学界对于宋代赐酺的既有讨论，或以文学领域探讨大酺词赋之义，① 杨晴：《刘筠〈大酺赋〉与宋真宗时大酺》，《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或着眼于赐酺举罢之因，② 李小霞：《宋代赐酺与罢酺原因略论》，《文教资料》2014年第15期。 或在讨论古代赐酺的发展流变中加以提及。③ 钱剑夫：《大酺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杨倩丽：《试论宋真宗时期的宫廷宴饮》，《宋代文化研究》（第2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以及杨国誉：《“开禁”还是“飨宴”？——汉唐北宋赐酺举措缘起、背景与施行动因的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等。 本文试图在对赐酺内容与形制进行具体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赐酺在宋代历史环境中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并进一步揭示赐酺兴衰变化与北宋政治发展的内在联系，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赐酺的内容与形制
雍熙元年（984年）十二月，宋太宗诏令东京赐酺三日，宋代赐酺由此开始。宋真宗时，因辽、夏战事相继平息，作为政治宴乐层面的赐酺契合了统治阶层意欲举国同欢、夸耀四海的政治诉求，故而繁盛一时，其内容与形制也于此时日臻完善。《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载：
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筑土为露台，半门扉，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车联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 ，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衢中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物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棚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诸亲、近列牧伯、洎旧臣家，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士庶观者，驾肩叠迹，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宰相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23～1524页。以下简称《长编》。
首先，赐酺时长。以上引东京五日赐酺为例，一般而言，酺宴少则一日，多则五日，雍熙元年宋朝的首次酺宴即为三日，由宋太宗裁定：“朕读书至睿宗已后，赐酺或连夜，至七日、九日，亦或弥月，无乃太甚乎？娱乐不可过度，三日为得宜矣。明皇令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音乐集都下，亦劳扰之甚也。”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97页。 真宗朝逐步打破三日之限，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四日，“诏以天书降，赐东京大酺五日”，③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二》，第2097、2098 页。 进而形成“在京酺五日，西京、南京三日”，其他诸州少则一日、多则三日的酺宴规制。当然，也偶有打破常规之举，如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十日，诏以奉上圣号宝册礼毕，赐三京及诸道府、州、军、监酺五日”。④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六》，第2100页。
其次，酺宴地点。雍熙元年十二月，宋太宗诏令东京赐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⑤ 《宋史》卷113《礼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2699、2699、2700、2699～2700 页。 丹凤楼即乾元楼，“是北宋帝王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⑥ 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3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京师赐酺一般在此门楼进行。首日后分赐宗室、百官独宴，或于都亭驿、锡庆院，皇家苑林如玉津园、宜春苑、琼林苑，⑦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二》，第2097、2098 页。 或是于宰相府邸举办，有时也会在亲王宫邸赐宴宗室，整体而论，酺宴地点并不固囿于一处：“初，有司定止赐百官都亭驿宴二日，帝特命分就私第、禁苑赐会。自是凡赐酺五日，皆用此例。”⑧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二、三》，第2098 页。 京师之外酺宴地点亦各有规制，如西京赐酺一般于五凤楼举行，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十七日，宋真宗“御五凤楼观酺”，⑨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2097 页。 其余地方赐酺，或于子城门楼，或于行宫殿宇，如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御兖州之子城门楼观酺……十五日，驻澶州，赐酺宴于行宫之南彩殿”。⑩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三》，第2098 页。 无论是京师还是地方赐酺，皆选择重要的城门区域或是行宫殿宇等作为宴乐场所，以宴所之等级来凸显酺宴的政治规格，并作为与其他宫廷宴饮的显著区别。
第三，列席人员。观酺群体囊括君臣、宗室以及“父老”各个阶层，其中宗室与“父老”的出席较为瞩目。继位疑云的笼罩使太宗对宗室采取打压防范政策，雍熙赐酺自是未将宗室列入其中。宋真宗即位后一改往昔态度，不仅首日“宗室诸亲、近列牧伯、洎旧臣家，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⑪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其后诸日皆单独赐宴宗室，以此传达皇室内部的团结敦睦之态；对于“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其安否”⑫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之举，乃是前朝赐酺未有之象，既是宋廷践行“民本”理念以及“仁政”方略的有意表露，也是其竭力赢取民心、获取政治认同的权力应用。观酺人员之外，尚有不计其数的酺宴服务人员，由内诸司使负责统筹规划。
第四，宴乐内容。宋代酺宴相对而言注重营造热闹繁华的娱乐氛围，以观赏乐舞表演、饮酒赋诗为主。酺宴首日，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有彩绸装饰的车队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以及诸军、京畿伎乐，同时“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⑬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皇帝御楼观酺，以“举觞”为信号，“百戏竞作，歌吹腾沸”，⑭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一派繁华热闹之象。太宗时“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⑮ 《宋史》卷113《礼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2699、2699、2700、2699～2700 页。 其后单独赐宴中，太宗朝“作诗以赐”、百官献“歌、诗、赋、颂”⑯ 《宋史》卷113《礼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2699、2699、2700、2699～2700 页。 的模式为真宗所承袭，“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⑰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皆是一派君臣和乐、亲密无间的政治景象。
第五，酺宴赏赐。酺宴中的赏赐，一般是象征性的，对于“父老”而言，真宗朝在太宗“召畿甸耆老列坐楼下，赐之酒食”⑱ 《宋史》卷113《礼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2699、2699、2700、2699～2700 页。 之外，另“传旨问其安否”，“赐以衣物茶帛”，⑲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4、1523～1524、1524、1524、1524 页。 以示恩遇；对于臣僚则往往以御制诗赋为赐，如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十七日，“帝作《大酺》五言诗，百官继和。又作《劝酒》二韵诗赐之”。⑳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四》，第2098 页。 此外，地方赐酺常有改赐城楼名称之例，如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驻澶州，赐酺宴于行宫之南彩殿。是州以行宫迫隘，故当宫侧结彩为殿，赐名驻跸延禧之殿”。㉑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三》，第2098 页。 >
二、宋代赐酺的历史特点
四是酺宴娱乐内容的中原本位化色彩浓厚。这是宋代受国防形势所限，刻意凸显文化上国地位的外在表现。宋代酺宴在娱乐内容上，竭力呈现中原王朝传统宴乐内容，保留和延续了中原王朝传统戏乐形式——山车旱船、百戏伎乐等。这也是唐宋时期因外部政治环境和国力强弱的差异在礼乐文化上的反映。唐代社会对胡汉伎乐包容并蓄的政治态度，与其前期国力强势、夷狄臣服的疆域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宋代面临着与辽夏政权鼎足而立、疆域大不如汉唐的现实境况，华夷之辨再次兴盛，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因政治上的对立多持排斥与抵触心态，常以拔高汉族文化的优越感来凸显自我上国之尊。
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费，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② 《宋史》卷113《礼志十六》，第2699页。
一是以士大夫官僚阶层为主要群体的酺宴构成。唐宋之际的政治构成发生重大转变，钱穆先生很早即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① 钱穆：《理学与艺术》，《故宫季刊》1974年第4期。 从世族政治转向士大夫政治的主体变化，在赐酺中即有着突出表现：宋代无论京师赐酺或地方酺宴，官僚阶层始终是仅次于帝王的重要参与者，首日君臣民同列酺宴之外，其余诸日皆有群臣之宴，以五日赐酺为例：
第二日宴群臣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②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3页。
作为教师，不是一秒不差地完成一堂课就成功了。对于课堂发生的不完美事件，如教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学生发了脾气，就要接受自己的这个情绪，回应它，真诚地向学生敞开不完美的自己。如果教师只是在自己心里想一想，学生并不知道，他们是会感觉到被遗弃或受伤了，可能这时就会失去建立一种师生之间更深层联结关系的契机。
三是赐酺平和、舒缓的宴乐氛围，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政治文化的内敛化发展倾向。以唐宋时期为比照，唐代大酺之际，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皆呈现出浓浓的竞技争胜色彩，如唐高宗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⑨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第2799页。 甚有相应的赏罚举措，如“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⑩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6页。 至于地方酺宴，往往呈现好勇斗狠、豪赌竞胜之风。《太平广记》中载有开元年中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其中嘉兴县监司语及：
二是酺宴权责机制的建立。唐宋之际不仅有“变革”与“改易”，亦有“延续”与“借鉴”。从赐酺的前期筹办与实际执行中，即可窥见宋代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唐制的补益与完善。宋真宗朝赐酺有着相对健全的承办机制与资金支撑，“凡赐酺，皆遣官主之”，京师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④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1523页。 “官给其费”，⑤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三》，第2098页。 结束后对主事官员另行颁赏；地方赐酺同样由政府负责，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大酺，“分遣中使六人，往河北、河东、陕西诸路，赐总管、钤辖等宴，一应官吏并预，而官给其费”。⑥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三》，第2098页。 在相关部门专职负责以及“官给其费”的双重保障下，确保了储备资源的合理调控与使用，也建立起了酺宴成功与否的问责机制，有效地保证了赐酺的顺利开展。宋代不曾发生如唐玄宗赐酺之际“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⑦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0页。 “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83页。 的秩序混乱现象，恰是在政治建设与制度执行方面对唐代旧典进行吸收借鉴、增补修缮的历史表现。
较之唐代酺宴“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8《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页。 的人员构成，宋代酺宴显然更为重视与礼遇这些士大夫官僚阶层。而从贵戚世族到以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阶层为酺宴主体的时代变化，正是唐宋时代政治构成及社会流动诸方面的历史变革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外在体现。
倘若有诸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⑪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93《嘉兴绳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49页。
自此之后赐酺在宋太宗朝未再举行，这与雍熙三年北伐失败后的政治转向有关。恢复幽蓟故土，是宋太宗力图实现超越周世宗、宋太祖的伟大功业，太平兴国四年第一次北伐虽未成功，然尤可以仓促进攻为辞，雍熙元年的赐酺之举，也表明宋太宗仅将其作为一次军事失利而已，并不影响渲染他的帝王伟业，也不影响他的再度北征。但雍熙北伐却不同，这是宋军充分准备之下主动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惨败而归的结果无疑极大地打击了宋太宗的战功追求，也改变了太宗朝的政治走向，“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③ 《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条，第719页。 统治重心开始由对外转向对内，从此专注于加强内部集权统治。政治走向的遽然转变无不表露出宋太宗对雍熙北伐失利的耿耿于怀与无可奈何之矛盾心理，自然也为此前其极度夸耀的丰功伟业笼上了一层阴影，加之太宗转向对内“奸邪”的治理，赐酺所仰赖的政治前提与所蕴含的政治功效，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皆不相融洽，故而不曾再举。
赐酺在宋代的兴衰变化契合了北宋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一是宋太宗朝完成宋初“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赐酺得以登上北宋历史舞台；二是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开启的南北和平局面，在宋真宗“天书封祀”的历史场景中频频出场；三是仁宗朝后北宋政治转向社会改革，由此引发党争不断，赐酺因失去内部安定、功业相辅的历史前提，以及统治阶层的政治诉求而日渐消亡。
宋代赐酺之际虽有歌舞杂戏、角抵蹴鞠等娱乐表演，然皆旨在“娱情而悦目”，“奏君臣相悦之乐，会比屋可封之民”，⑬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卷275，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380页。 凸显百姓和乐、万物繁茂的盛世情境，与唐时酺宴官方倡导的好胜乐竞之风迥然相异，反多了些欣欣向荣的平和、舒缓之意，恰也是“感召和气”这一政治理念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直接表露和内敛型文化的外在体现。
宋代赐酺在承继唐时旧制的基础上，也顺应历史的变化而有所增改，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时代特征：
教师在词汇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语料库的丰富资源和材料，采用“观察”等方式，让学生通过语料库完成英语结构和单词的辨析。例如：
以上诸项特点之外，宋代赐酺最为值得瞩目的是“庶民”阶层在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出场。酺宴之际，皆“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①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丑”条，第1524页。 庶民代表开始以群体姿态正式列席国家大宴，“与民同乐”宗旨首次在政治领域得以一定程度地践行，民众再也不是繁华盛世的场外看客，而是切实参与其中的历史见证者。这是宋代赐酺较之历朝历代最为突出的地方。
三、赐酺兴衰与北宋政治走向之转变
贞观中，恒州有彭闼、高瓒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闼于是乎帖然心伏。⑫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0页。
（一）宋初统一大业与赐酺之兴起
雍熙元年十二月，宋太宗首次下诏赐酺：
此处引用的是《诗经·桃夭》的内容，是一首祝贺年轻姑娘出嫁的诗。这是前半夜唱的叙旧歌，表达姑娘对美好爱情与幸福婚姻的憧憬，想得到一个如意之人。
“累朝以来，此事久费”的赐酺之举为宋初统治者启用，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帝王夙愿皆有着密切联系。
在“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面对“远近腾口，咸以为非”③ 《宋史》卷113《礼志十六》，第2699页。 的舆论，力图以功业之盛来掩盖继位之疑云，故而热衷于建功立业，“先后胁迫泉漳陈洪进、吴越钱俶纳土归降，又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督军平定北汉，既而又企图收复燕云，以建超过周世宗和乃兄太祖的盖世功业”。④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虽然高粱河一战宋军惨败而归，但平定南方诸国、攻灭北汉政权的功业已足以震服内外、夸示四海。加之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夏州李继捧来朝，“继捧之先，累四世未尝入觐”，此次“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⑤ 《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条，第520页。 李继捧的朝觐对于急欲提升自身威望的宋太宗而言意义重大，显然也已把“李继捧献地与陈洪进的纳土归降等同起来，甚至把李继捧与北汉降主刘继元等人并列”。⑥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9页。对于宋太宗对李继捧献地的处理方式，是著指出：“宋太宗在处理李继捧入朝献地问题上的措施是欠妥当的，甚至是不平等的。” 至此，除入辽已近半个世纪的燕云十六州外，宋太宗实现了中原内部一统，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火不熄的分裂局面，完成了乃兄赵匡胤的未竟之业，这样的“大功业”对深受即位风波困扰的宋太宗而言，无疑值得大肆彰显一番。雍熙元年四月，太宗本已下诏“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⑦ 《长编》卷25“雍熙元年四月甲午”条，第576页。 拟定以“封禅”盛举作为彰显功业的外在形式，然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是日既夕，阴云四合，风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电，火发自月华门，抱关者不之觉，延烧渐北，翌日辰巳间乃止”，⑧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五月乙丑”条，第579～580页。 只能以“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而“诏停封禅”，⑨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五月壬寅”条，第581页。 遂改以南郊大礼的形式略作弥补，十一月，“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① 《长编》卷25“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条，第589页。 十二月，又“召京城耆耋百岁以上者凡百许人至长春殿”，亲加抚慰，然耆老们盛赞“自五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② 《长编》卷25“雍熙元年十二月癸未”条，第590页。 的政治认同与盛世颂扬并不能满足太宗夸示四海的政治诉求，于是承载着彰显帝王功业、获取政治认同这一强烈目的的赐酺，得以作为太宗朝封禅未行的另一弥补措施，登上北宋历史舞台。
从国家统计数据也可一窥40年来我国农药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华丽蜕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药工业较为薄弱，年产量约为53万吨，品种较少且以高毒农药为主，很多农药品种需要依赖进口。经过40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国，能生产500多种原药、几十种剂型，且环境友好型农药成为主流；2017年累计生产农药294.1万吨，农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80亿元、利润总额260亿元，在解决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上功不可没。
甚有狂热之举，如《朝野佥载》曾载：
（二）宋真宗朝“天书封祀”与赐酺之盛
较之于宋太宗朝的昙花一现，赐酺在宋真宗朝可谓是大放光彩，这与当时的国防形势、政治走向以及经济状况等，皆有着密切联系。自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后，辽军不时南下寇略，宋朝北边深受其扰，直至景德元年十二月，双方缔结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近百余年的和平往来时期，北部边患得以暂缓。与此同时，在西北边境，与宋朝交战不息的西夏主李继迁于景德元年正月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即立，数岁遣使来贡，景德三年九月，“赵德明遣牙校刘仁勖来进誓表，请藏盟府”，④十月，宋真宗“以赵德明为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⑤至此，西、北二边战事平息，国防形势趋于好转，也为赐酺的再次施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历经宋太祖、太宗二朝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宋初平定南方诸国将之财富悉数纳归，国家经济储备日趋丰润，辽、夏战事的平息也相应减少了军费支出，社会经济获得持续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宴乐与资本消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故宋真宗成为历史上赐酺最多的君主与经济的丰润也有着很大关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赐酺始终活跃于真宗朝“天书封祀”行动期间，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即“诏以天书降，赐东京大酺五日”，⑥十月“东封赦书”中又令“西京、诸州、府、军、监并赐酺三日，官给其费”，十二月“诏以封禅礼成，赐东京酺五日”，⑦等等。在东封西祀的过程中，驻跸之地赐酺以贺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赐酺的外放性与欢愉性特征确也契合了宋真宗为粉饰太平而夸示四海、大事兴作的政治需求。故而，赐酺作为“天书封祀”行动之外另一形式，与之协调配合，共同完成统治者的政治目的。
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自景德四年朝拜巩县皇陵毕、于西京赐酺三日为始，大中祥符年间的赐酺行动纷至沓来，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或于京师、或于地方，在“天书封祀”的历史场景中以锦上添花的方式屡屡登场，共达21次之多。“直到真宗死去，仁宗即位，刘太后（即章献明肃太后）以天书殉葬，玉清昭应宫焚毁不再建，这场闹剧才算收场”，⑧ 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而“天书封祀”政治闹剧的收场，也意味着赐酺活动的退场。
（三）北宋中后期政治转向与赐酺之消亡
随着真宗朝政治神秘化运动的落幕，仁宗后在政治文化建设上开始呈现收缩内敛之势，被打上“大事兴作”这一显著标识的外放性赐酺活动便不复再举。宋仁宗亲政后，外有李元昊反宋而立、契丹趁势重索岁币，内有“三冗”突出、“庆历新政”以及“庆历党禁”等诸多社会问题，耗去统治集团极大精力。与此同时，仁宗作为“守成之主”的政治性格与保守因循的治国方略，使得以昭显盛世功业、获取政治认同为目的的赐酺也未有可供施展的政治空间与强烈诉求。宋神宗在位时期，虽力图扭转宋王朝颓弱之势，对外经略边疆以恢复“汉唐旧疆”、对内进行改革以革除弊政为旨，然由此也引发了北宋中后期持续不断的党争问题。从熙宁变法、“元祐更化”“哲宗绍述”再到徽宗朝“元祐党籍碑”，围绕变法与否的新旧党派之争贯穿了北宋中后期政治。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中，统治阶层的主要精力皆倾注于如何固守祖宗旧业与如何改革帝国内部的社会痼疾之间，加之不断演化的内部党派之争，自是无法为赐酺提供继续生存的政治空间，需要稳定政治结构、充足经济基础，彰显帝王功业的赐酺，必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与动力。
因此，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相应的策略，通过乒乓球教学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成为具备良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优良学生。
此外宋代赐酺皆是“官给其费”，酺宴规模浩大、时日持久，这样的巨额消耗给本就深受“东封西祀”所累的国家财政又添了一份沉重负担。宋代赐酺列席人员众多，宴饮规模动辄成千上百人，如大中祥符元年东京赐酺中“召京邑父老千五百人，分为（吾）[五]番，列座楼下”。①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二》，第2097页。 在酺宴时长上，三日、五日乃是常态，且并不局限于一州一县，多地并举亦属寻常，如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因玉清昭应宫建成而赐“在京酺五日，西京、南京三日，诸州一日”。②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六》，第2100页。 如此巨额的经费支出与资本消耗在给国家财政经济造成负担的同时，也相应加重了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国家尝大酺，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盖官以峻刑急责而强取其利。顷尝有输家既匮，无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爱女以偿者。”③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9《记永康军老人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7页。李华瑞师在《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与管理》（《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指出：“赐酺所用酒食都由官府提供，且数额相当大。京师之地恐由内酒坊供给，因为赐酺亦是宴飨或给赐之一种。州郡地方则由地方官府供给。” 本欲获取政治认同的赐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① ② ③ ⑫ ㉑ ㉓ ㉖ ㉗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涂 子 沛: 《大 数 据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4、271、124、13、201、70、116、118、122、126、17、254、18 ～19、260 ～261、7 ～9、278 ～279页。
政治色彩过于浓郁、局限于特定历史场域中的赐酺之制，在北宋中后期因既无政治需求、又添财政负累的情况之下，失去了生存的政治空间。故而，当“天书封祀”这一历时弥久的政治闹剧落幕之后，赐酺的顺势消逝也属情理之中。即使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宋徽宗在位时期，赐酺也并未得以恢复，当时编修而成的大型官方礼典——《政和五礼新仪》，更是未将赐酺之礼纳入其中。南宋偏安一隅、外患不断的艰难困局，自是无法为具有展示功业、夸耀盛世的酺宴活动提供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宋亡以后，由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建立的元王朝，并没有继续中原王朝这一典型政治宴饮活动的政治诉求，而长时期的历史中断也最终导致了赐酺的逐步消逝，明清时期的偶有行之也不过是帝王兴起之时的例外之举。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对保障后续各项工作合理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前全面预算工作开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预算执行和管理过程中的科学性不足，以及员工对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导致预算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需要面对诸多困难。同时许多预算考核标准并没有对应科学的奖惩措施，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导致预算工作开展受到阻碍。
四、余论
赐酺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禁酒政策的衍生物，在群饮之禁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加以运用，使其在不违背法令制度的前提下，因帝王特招别赐而拥有实施的合法性。随着社会不断前进，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财政对税收尤其是酒政的高度需求，赐酺开始跳脱了禁酒政策下的特殊之举这一前期语境，逐渐演化为国家统治领域的一项政治文化内容，作为国家宴饮制度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效。宋代赐酺是古代赐酺制度发展的完善阶段，在内容与形制上皆日臻完备，更为重要的是将庶民阶层正式纳入其列，以期通过君、民、臣三者共宴的政治形式，渲染政治昌明、四海混同、百姓和乐的盛世景象，也是宋廷尽可能以温和手段激发民众向心力、彰显与民休戚姿态的有效途径，其根本目的在于顺势“导民”，引导政治风向与民众焦点的转移，以最大可能获取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与支持。
自秦汉以来即为统治阶层所采纳的赐酺制度，在宋朝的极盛而衰、戛然而止，虽是政治空间、帝王诉求，以及财政状况等诸多因素所致，然从其紧随真宗朝神秘化政治运动的落幕而骤然消逝来看，实则是政治制度建设与统治集团诉求产生强烈偏差而“过犹不及”，失去了应有的均衡态势。当世俗文化与传统政治相结合之际，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化的社会功效而不是沦为政治权势下的附属品至关紧要，当宴饮作乐以“赐酺”的形式在国家政治领域施行之际，更需统治阶层的合理有效运用，而非盲目高频地以耗费大量财政资本以满足虚荣夸耀的政治心理，只关注赐酺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功效而刻意忽略其负面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赐酺被统治者采用的初衷是收揽民心并获取政治认同，最终也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如大中祥符元年赐酺之际，“有王太微者，年仅百岁，语诸叟曰：‘不识兵戈将六十载，今天子明圣，海内清宴，岂意垂老，睹此太平。’皆抃蹈喜跃，至感泣，酣醉而去。”① 《宋会要辑稿·礼六○之二》，第2098页。 不论这样的“盛世”景象是刻意营造还是时势所致，赐酺本身的政治渲染效果都得以实现。然当自得于赐酺所带来的政治夸耀与社会凝聚之际，更应警惕“过犹不及”“月盈则亏”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同为政治文化体制中的其他宴饮形式，如春秋之宴、曲宴等，虽无法达到赐酺所骤然带来的政治功效，但却细水长流般地发挥其适中的宴饮效能，故能得以长久存续的原因。当制度建构竭力贴合统治集团的权欲膨胀之际，必然将因朝代轮替、王权更迭而产生反面效果，唯有适度采纳，维持制度均衡与权力制约，才是政治机构持续运行不歇的内在准则。
因此，只有随着认识和实践的不断进步，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正确认识当前甚至今后一个时期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的进展，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依靠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有力促进高效节水灌溉的发展。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认识论的指导下，依靠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不断开拓进取，充分认识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艰巨性，增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自觉性、支撑力和自信心，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的健康发展。
The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the Public’s Favor：A Study on Cipu during Song Dynasty
Abstract: Patterned on its former prototype,this system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further comes to its perfection in Songdynasty.During Tangand Songperiod,therearesomevariationsmanifested in itsparticipants,collaborationsin itspreparations,and itscontents,which demonstratesalterations resulted from historical vicissitudes,in regard to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s and construc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In particularly,the common people are incorporated as main part of the banquet participants,highlighting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national banquet system.Comparatively speaking,most of thebanquetsareconducted by the Emperor Song Zhenzongwho,by this kind of national activity,attempts to display his grace and the splendor of his reign,with efforts to disclose wealth of the country,peace among subjects and admirations from outside world.Fundamentally,this national banquet aims to offer people guidance,shaping political climate and diverting the attention of common people,so as to maintain their approval and supports.However,large numbersof money and resourceshavebeen invested intothisextravagant party,deriving from those hardworking common people.Their suffering for the political event should not beignored.
Key Words: Songdynasty，Cipu,Song Zhenzong，Dongfengxisi，Banquet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8-0055-07
【收稿日期】 2019－02－02
【作者简介】 李小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