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和劳动关系治理
——一个新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

张皓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劳动关系；系统理论；全球生产网络；比较产业关系

[摘要] 产业关系系统理论为20世纪的比较产业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框架，却在全球化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其过分关注国家正式制度和劳、资、政三方行为主体，而忽视了其他诸多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塑造产业关系形态的治理主体。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视角融合进了传统产业关系系统理论，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系统理论“投入-产出”的运行逻辑，但是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政治权威、经济杠杆和公众动员三种“武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斗争、谈判和合作，最终实现价格或者规则的制定的过程。文章的结尾讨论了这一理论框架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

中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一直主要关注国内的劳工政策和产业关系制度，探究它们如何影响企业决策、工作场所的雇佣关系实践，以及工人行动等问题。这一状况在过去的十年里正在被逐步改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达1 961.5亿美元，是2007年的7.4倍。中国企业全球化投资的激增，以及国家所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越来越多“走出去”的雇主和管理者们开始关心超越国界的劳工政策、产业关系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条件和用工规则如何在其他国家乃至全球治理层面被决定和实施？这已经成为许多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最重要的参考要素之一，也是比较产业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产业关系系统理论为20世纪的比较产业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框架，却在全球化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核心问题是其聚焦于劳、资、政三方，而忽视了其他行为主体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主体包括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国际工会组织、外国政府、领导企业(Lead Firm)，以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本文统称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在全球化时代，利益相关者们被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纽带紧密编织进了劳动关系治理中，并发挥越来越大(乃至超越本国政府和工会)的作用。

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海陆空各种渠道的资源全球匹配中，海洋经济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并且在其不断的升级演变中，形成了以湾区为核心的经济集群中心。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大都集中在湾区周边，湾区经济已成为世界众多一流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关系系统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系统理论以稳定的投入和可预测的产出为前提的逻辑传统，但是从至少两个方面拓宽了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将劳、资、政三方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纳入了劳动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了对于国家正式制度的超越。另外，该框架将行为主体的斗争、谈判和合作等互动机制嵌入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之中，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系统理论过分关注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后期的企业战略选择)的狭隘视角。

本文首先简单梳理了20世纪产业关系系统理论的发展沿革、其所遭遇的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以及21世纪学者们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尝试。遗憾的是，这些有益的探索未能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比较产业关系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整合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和产业关系系统理论，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新的产业关系系统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三个主要部分，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主体通过政治权威、经济杠杆和公众动员三种手段，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斗争、谈判和合作，最终实现价格和规则的制定。文章结尾讨论了这一框架的可能应用。

一、比较产业关系系统研究的全球化困境

20世纪西方的产业关系学界以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此后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比较产业关系学。在中文世界，包括吴清军[注] 吴清军：《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制度研究及转向——欧美劳动关系理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在内的很多学者对系统理论都有过详细介绍，中国主流的劳动关系教科书也长期将系统论奉为圭臬。简言之，系统理论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升级，从关注系统层面的制度和规则的构建，[注] John T.Dunlop,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lassic, 1993.转向关注不同层面的战略决策。[注] Thomas A.Kochan, Harry C. Katz, and Robert B.McKersi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这个转变的标志是三位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观察到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工会的式微和雇主决策自主性的增强)，进而提出的战略选择理论。从系统论到“转型论”的升级虽然影响深远，但是系统理论整体上延续了四个重要的特色不变：(1)关注国家层面和国家内部的产业关系制度；(2)聚焦于劳、资、政三方作为产业关系治理的核心主体；(3)特别关注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4)集中关注正式制度而忽视非正式制度。

然而，进入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这四大特征为基础的系统理论在全球化全面来临的时代遭遇了挑战。有学者详细论述了这些挑战(见表1)。首先，国家制度无法有效解决诸多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已然超越了国家疆界而实现全球流动，而相对应的，工会和国家却难以超越国界推行劳工标准。一般而言，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相对于流动性较弱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优势地位。全球化下资本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使得流动性相对较弱的劳动者相形之下处于劣势地位。[注] Thomas I.Palley,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Prosperity”, Challenge , 1994, 37(6): 31-39.如何将跨国资本整合进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之中，成为各国政府和工会共同关心却难以有效应对的议题。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国际层面寻求合作和协调，从而实现劳动关系治理。

这种设想直接推动了国际和跨地区层面规则的作用的日益加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由ILO以公约和建议书为主要形式在各国推行的劳工标准，ILO始终依赖主权国家政府自愿地对这些劳工权利进行国内法的转化，这使得很多学者长期以来批评其在推动执行劳动标准上的无力。[注] Sean Cooney,“Testing Times for the ILO: Institutional Reform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 1999,(20): 365-400.然而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力往往可以超越ILO的政治治理本身，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各国就常常把包括ILO核心劳工标准等写进其条款。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等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就常常以劳工标准为口实而将中国拒之门外。另一个全球治理的机遇是劳工运动本身的全球合作。工会的跨国合作试图在国际层面制定规则(比如全球框架协议)来约束跨国公司。这些变化为已经在主要国家面临颓势的工会主义提供了复兴的可行路径。[注] Lucio Baccaro, Kerstin Hamann, and Lowell Turner, “The Politics of Labour Movement Revitalization: The Need for a Revitalized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03, 9(1): 119-133; Lowell Turner, “From Transformation to Revitalization: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a Contested Global Economy”, Work and Occupations , 2005, 32(4): 383-399.

表1 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特点及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资料来源：杨伟国、周宁：《西方比较产业关系理论：发展与挑战》，《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7期。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被纳入产业关系治理体系之中，超越了传统劳、资、政三方框架，成为劳动关系治理的重要主体。20世纪末，工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面临衰落，集体谈判表现出严重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并不断缩小其影响力。[注] Harry C.Katz,“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3, 47(1): 3-2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权利的保护成了明日黄花，而是社会动员的轴心在新时代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基于阶级、行业、职业和企业的经济身份的认同，转向了基于性别、种族、年龄、残疾状况及性别取向等社会身份的认同。[注] Michael J.Piore and Sean Safford, “Changing Regimes of Workplace Governance, Shifting Ax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2006, 45(3): 299-325.这一转变造成了传统的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式微，然而也为劳动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创新的机遇。这包括由国际工会组织、NGO和其他基于社区的工人组织(比如工人中心, worker center)等所发起的社会运动。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动员形式是基于消费者动员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运动。当跨国企业为了逃避正式的国家制度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时候，消费者意识的觉醒就成了一支在全球范围内监管跨国企业的公民行为的重要力量。通过消费者运动，推动供应链上的领导企业(通常是品牌商)在供应商企业推行劳工保护(有时也包括环境保护)的标准。这种以所谓“软法”(soft law)形式存在的自律性规则虽然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作为执行的保障，但是依靠领导企业对于供应链的经济控制能力而得以超越国界推行劳工标准，其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由国家所颁布的正式的法律法规。

一个政治经济体内部的不同层面对于劳动关系实践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是不同利益相关者所依赖的力量来源无非三个：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经济杠杆(economic leverage)，以及公众动员(public mobilization)，分别依靠公权力或政治角力、经济影响力，以及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成为产业关系系统的投入项。嵌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投入其中一项或多项力量，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斗争(contestation)、谈判(negoti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等过程中。

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为应对上述诸多新形势的挑战，尝试对比较产业关系的分析范式进行理论升级，这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视角：次国家系统视角提倡放弃“国家系统”的假设转而在国家内部寻找对于雇佣关系多样性的解释变量;[注] Richard M. Locke, “The Demise of the National Union in Italy: Lessons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2, 45(2): 229-249.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将产业关系系统视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一个有机的子系统，并通过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的假设使得产业关系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可以被其他社会经济子系统所解释；[注] Peter A.Hall and David W.Soskice,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A.Hall and David W.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1.最后，全球价值链视角关注企业关系网络，认为是领导企业不同的供应链治理模式造就了供应商企业中雇佣关系实践的多样性。[注] Tashlin Lakhani,Sarosh Kuruvilla, and ArielAvgar, “From the Firm to the Network: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3, 51(3): 440-472.这些理论努力虽然从不同侧面回应了上述比较产业关系研究所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但是都未能提供一个全新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而一个全新的框架应该超越传统的劳、资、政三方行为主体、超越国家正式制度，同时关注国际和跨地区层面各类创新的产业关系治理机制。一个可行的出路，是整合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和传统的产业关系系统理论，从而对后者进行全球化的升级。

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代表了全球生产治理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流派。全球价值链关注企业的供应链治理模式这一单一视角，考察领导企业如何控制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从而在全球层面实现利润。[注]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这一学派由于忽略了一切制度情境以及卷入全球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利益相关者，而仅仅关注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备受诟病。

这些包含劳工保护条款的自贸协定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全球生产网络及全球治理格局。一方面，缔约方之间互相消除了贸易壁垒，而非缔约方则会面对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更加严苛的原产地规则，劳工条款或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自贸协定对于劳工标准的强调，将倒逼网络中的各国调整劳工战略、提高国内的劳动保护力度、遵守国际规则，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发展中国家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升。

在对全球价值链学派的批判声中，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最初由曼彻斯特大学的几位地理学家提出，[注] Peter Dicken and Jeffrey J.Henderson, Making the Connec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 ESRC Research Project, 2003,#238535.进而开创了全球生产研究中的“曼彻斯特学派”。GPN理论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旨在揭示跨国生产系统的多参与者和多维度特征。[注] Neil M.Coe, Peter Dicken, and Martin Hess, “Introducti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Debat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 2008, 8(3):267-269.

通过以上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产业关系分析框架。作为生产网络中的行动者，本国政府、外国政府、本国工会、全球工会、领导企业、国际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分别通过一项或者多项投入，输出劳动力价格、制定劳动力市场规则，从而对一国的产业关系施加影响。这些投入与产出的微妙变化与力量制衡，造就了每个国家不同特色的产业关系形态。

近年来，有学者对GPN理论进行了重新界定，进一步提出了GPN 2.0这一概念。他们将生产网络的结构特性与行为主体的特定战略相联系，发展了一个更为动态的生产网络理论，特别强调这些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与前人研究相比，GPN 2.0理论更加重视网络中的行为主体与他们在不同产业生产网络中的组织关系。[注] Henry Wai-Chung Yeung and Neil M.Coe,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conomic Geography , 2015, 91(1):29-58.

无论在1.0还是2.0时代，生产网络中各方行为主体的重要作用一直是GPN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议题。通过GPN框架，全球市场参与被重新概念化，由特定的单方行为主体对市场信号的被动反应，转化为在由多方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和控制的动态系统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动态变化。[注] Jeffrey Neilson, Bill Pritchard,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14, 21(1):1-8.这些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雇主组织、工会、国家和地方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NGO等。在生产网络关系中，网络的建构者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参与者，它可以随时间而变化。[注] Harald Bathelt and Johannes Glückler, “Resourc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From Substantive Concepts Towards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 2005, 37(9):1545-1563.这些行为主体参与生产网络的治理，他们对于其所参与的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创造、价值提升与价值获取等经济社会行为结果有着重大影响，并通过他们的实践塑造着市场结构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态。[注] Koray Çalkan and Callon Michel, “Economization, Part 2: A Research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Markets”, Economy and Society , 2010, 39(1):1; Henry Wai-Chung Yeung, “Governing the Market in a Globalizing Era: Developmental State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ter-Firm Dynamics in East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14, 21(1):70-101.

这些多样化的主体均可视为全球生产网络下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起源于管理学，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首次使用，后由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加以发展陈述并作为管理原则和经营理念。[注] Edward R.Freema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 Pitman, 1984.这一概念起初被定义为“组织没有这些群体的支撑将无法存在”，包括了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团，近年来则被广泛地定义为“任何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注] Edward R.Freeman, Jeffrey S.Harrison, Andrew C.Wicks, Bidhan L.Parmar and Simone de Colle,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利益相关者理论假设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关系对公司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注] Ronald K.Mitchell, Bradley R.Agle and Donna J.Wood,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1997, 22(4):853-886.最初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以企业为中心的二元化视角，[注] Aimei Yang and Maureen Taylor, “Looking over, Looking out, and Moving forward: Positioning Public Relations in Theorizing Organizational Network Ecolog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 2015, 25(1):91-115.后来有学者引入网络概念来描述多个相互依存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预测公司的反应，[注] Timothy J.Rowley, “Moving beyond Dyadic Ties: A Network Theory of Stakeholder Influe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1997, 22(4):887-910.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多利益相关者问题网络(issue network)来阐述新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丰富了利益相关者概念中非企业相关者的内容，包括来自其他公司、NGO、工会、行业协会、社区组织、学者、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等。[注] Sandra Moog, André Spicer and Steffen Böhm, “The Politics of Multi-Stakeholder Initiatives: The Crisis of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 2015, 128(3):469-493.无论如何，公司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中嵌入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已经在全球化时代被卷入劳动关系的治理体系之中，深刻形塑着当今世界上雇佣关系的多样性。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

本文将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整合进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两个层面拓展传统产业关系领域的研究边界：其一，超越国家正式制度的视野，纳入了劳、资、政三方之外的新的分析主体；其二，在治理机制运行层面，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动力，也超越了对于传统的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的关注。除此之外，在逻辑层面，本文则保留了系统理论的分析视角，即以系统的稳定投入，以及可预测的产出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产业关系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经济杠杆：相较于政治权威，经济杠杆是较为软性的一个武器。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影响力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在国家层面，政府往往同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干预市场。一方面动用政治权力来推行劳工标准，而另一方面则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激励的政策来引导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优势在于可以通过非强制性以及相对更加市场友好的经济手段来调整经济行为，而工资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调控项目。很多国家(比如新加坡)在中央层面设立工资委员会，用以制定和推行国家的工资政策、指导建议，或者行业分析报告。[注] Sarosh Kuruvilla, “Linkages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Human Resource Policies: Singapore,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6, 49(4): 635-657.这类委员会隶属于政府机关，但是往往会吸纳劳资双方的代表。在中国，各地政府有定期(通常是年度)制定工资指导线的惯例，这些指导性的工资标准并不像最低工资标准一样具有强制效力，但是往往成为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定工资计划(有时也是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外交手腕的角力，也常常需要以经济手段作为支撑，比如“贸易战”中经常使用的增加关税等经济武器。

图1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产业关系系统模型

(一)投入项

圆柱壳在工业及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轴压圆柱壳的屈曲问题一直是壳体稳定研究中最为活跃的课题之一[1-2]。Hutchinson、Lockhart、Doo-Sung lee等许多学者[3-13]对圆柱壳屈曲进行了研究。早期的轴压圆柱壳和均匀外压薄球壳的试验临界压力，只有经典线性理论预值的1/5～1/2，并且试验结果离散性很大，轴压屈曲在理论值与试验之间常常存在一个不被人接受的大“误差”[14-15]。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解释轴压圆柱壳试验值与理论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广为接受的结论：产生该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壳体中存在初始几何缺陷[1]。

1.政治权威：政治影响力的第一个核心内容是韦伯笔下的理性法律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注]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可以简单理解为政治统治权。这是政府部门和政客最重要的权力工具，由宪法和其他法律直接授予。政治统治权在劳动关系领域可以拓展为劳动相关的立法权、行政执法监察权(包括劳动仲裁机构)，以及司法部门(法院，有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劳动法院)的司法权。

3.愚昧麻木的犹大庸众戏弄耶稣，称他是“世界的王”，实际表达的意思却是：耶稣是一个十足的疯子！面对这群愚昧而残忍的庸众，耶稣心里有的只是悲悯。他发声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那群庸众根本就不懂耶稣的话意；夏瑜向愚昧的庸众宣传说“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庸众们众口一词，认为夏瑜是疯了。阿义打了他耳光，夏瑜却对他说“可怜可怜”，同样，晚清的这群愚昧麻木的庸众根本就不懂夏瑜的“可怜”的含义。

然而，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不仅限于本国疆域，还可以延伸至他国以影响当地的劳动关系系统。这一点一般通过外交权力来实现。其制度实现形式是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定、区域协约中的劳工条款。[注] Mary J.Bolle, Overview of Labor Enforcement Issue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CRS Report RS22823),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6.一国政府对别国劳动条件的关注可能披上多种道德外衣，但是其核心是因为劳动力的成本被认为关乎贸易的公平性——有些发展中国家会通过降低劳工标准来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形成制度洼地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竞争力。[注] Phil Almond, Maria C.Gonzalez, Jonathan Lavelle and Gregor Murray, “The Local in the Global: Regions, Employment Systems and Multinationals”,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 2017, 48(2):115-132.而为了防止这种全球化下的逐底竞争，发达国家常常通过在贸易协约中规定劳工条款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标准。虽然大国或者大国集团常常主导贸易协定制定中的话语权，但是各缔约国往往都能够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的谈判，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对此施加影响力。

非政府机构也可以实现政治影响力，这里最重要的例子是工会组织。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统合主义政体内，工会常常同政党结成不同形式的联盟合作，[注] Philippe C.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 1974, 36(1):85-131.比如英国的工会和工党，以及德国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战略联盟。在美国，这类政治联盟比较松散，但是劳联产联(AFL-CIO)长期在政治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另外，地方工会也可以在本区域内通过不同方式——比如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个别议员等——寻找政治代理人从而实现政治影响力。最后，国际组织也可以对一个经济体内的劳动条件施加直接的政治影响力。比如ILO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也是全球劳工治理的最重要的合作组织，其长期以来扮演的角色体现在通过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劳动权利的实现和社会公平。[注] Bruce E.Kaufman,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Events ,Ideas and the IIRA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实际应用过程中可知标准Kalman滤波在应对静态及恒定速率状态下可以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当应对振动因素时就有些略显不足。因此,通过上诉实验表明,SHAKF滤波能有效抑制标准Kalman滤波器中因随机动态系统的结构参数和噪声统计特性参数不准确引起的误差,其滤波效果明显优于KF滤波。Aallan方差分析表明,零偏不稳定性经线性KF滤波后提升17.4%,经自适应SHAKF滤波后提升26.2%。SHAKF滤波能够有效提升MEMS陀螺精度,该方法更适合工程应用。

例如，教师在幼儿教育中的工作内容不同，因此分工和责任也会有所区别，这一性质便决定了我们对各个教师不同的管理标准。在实际当中，我们要严格要求每一类教师将工作和责任明确到位，做到各尽其责。如教师自身该有的专业教育水准要时时进行考核和提升，该有的专业知识要严格进行标准化要求，该有的才艺技能也要时时进行补充和提高，从而促使教师能够在幼儿心目中成为一个合格的标杆人物，时时刻刻以自己的行为和魅力影响着幼儿的行为举止和思维习惯等，从而使幼儿园教育为幼儿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

最后，企业之间也可以相互施加经济影响力。跨国企业的供应链治理主要依赖经济杠杆。大多数行业的供应链都是买家主导(buyer-driven)的模式，也就是品牌商(有时是经销商)拥有主要的话语权，因此也被称为领导企业。供应链上的领导企业对于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和控制力度不同，[注]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05, 12(1): 78-104.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产出，这也是前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关系理论的核心观点。

3.公众动员：公众动员通过社会运动的力量来实现影响力。[注] Sidney G.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Mass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在历史上，劳动者保护和产业关系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实际上源于工人群体自发的动员和组织所产生的影响力——即工人结社的力量。工会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其终极任务就是通过工人的组织来获得影响力。至20世纪中叶，工人的团结权在各国法律上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认可，这相当于在团结权之上加上了一层制度权力的保障，但是工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工人组织所依靠的力量的本源仍然是公众动员的力量。

劳动关系议题上的公众动员不仅仅依赖劳工群体的自组织，也包括对于其他草根阶层的动员。比如NGO的一个重要支撑是消费者运动的力量——来自消费者操控其个人消费预算的能力，[注] George Katona, The Powerful Consumer , McGraw-Hill, 1960.而这种力量在消费者被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以后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消费者本身往往也是工人，对于劳工议题具有天然的共情效应，这是消费者运动得以成功的一个前提。[注] Lawrence B.Glickman, Buying Power :A History of Consumer Activism in America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从市场角度看，消费者运动实际上是通过动员产品市场的需求端(消费者)来撬动供给端(企业)的决策。但是必须通过对消费者群体(而非个人)的动员才能实现其影响力，因此其内核仍然是团结的力量。而消费者运动所衍生出来的技术手段包括公开羞辱(public shaming)、消费抵制(boycott)、公众宣教和政治游说等。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功的全面企业对抗(comprehensive corporate campaign)需要综合运用以上诸多技术手段，并且有时需要同工会、党派乃至政府机构等相关行为主体达成战略合作来实现。[注] Gay W.Seidman, Beyond the Boycott :Labor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很多时候，公众的动员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决策的方向，比如影响到政府劳工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间的贸易条约中的劳工条款等，或者影响到领导企业的供应商行为守则(codes of conduct)。这种策略的成功有赖于一个被称为“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的策略，即通过内部(可以是国家或者企业内部)动员，唤起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并对内部施加压力，从而反过来作用到内部治理。[注] Margaret E.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这个闭环之中的一个关键武器常常是对于西方世界消费者的公众动员。

因为覆盖决策系统(U,A∪D)的核包含在所有的约简中, 而θ=1时的核⊆因此可以考虑先计算通过在中逐个剔除冗余属性的方式设计一个搜索规则置信度保持的属性约简的启发式算法。

(二)过程项

嵌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又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来共同形塑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体系。劳动关系是一个对于工作过程控制的制衡结构，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劳、资双方不断的力量博弈来实现平衡状态。[注] Richard Hyman, Industrial Re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 Macmillan, 1975.本文认为：这一对于劳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在行为主体超越劳、资、政三方而扩展到包含利益相关者之后仍然适用。而这些博弈的过程包括斗争、谈判和合作三个子过程，这也是制度产生和变革的三大核心机制。

1.斗争：工作场所是一个持续斗争的场域，[注] 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Heinemann Educational, 1982.而各利益相关者的关切虽然都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之间利益一致。事实上，企业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往往大相径庭。即使这些行为主体可能共享劳动者保护这一精神要义，却常就保护范围、方式、程度等具体议题存在巨大争议。因此，斗争并非一种非常态，反而是全球化时代制度诞生的重要机制。[注] Tim Bartley, “Institutional Emergenc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2007, 113(2): 297-351.

大夏剧社第三次公演，准备已达二月余之久，日来各剧已练习纯熟，定于本月六日下午三时、晚七时，日夜两场，在校公演，公演剧本：《父归》由陈凝秋导演，《住在二楼的人》《可怜的裴加》《古潭的声音》由田汉导演，南国社并加入戏剧一幕助兴。入场券本埠新月书店有代售，每张仅小洋两角。另，大夏剧社第二次公开戏剧演讲，已请定戏剧家顾仲彝、洪深等，本月四日下午二时，在大夏举行，欢迎旁听。[16]

2.谈判：斗争并不是目的，在结果不是某一方争议主体(利益相关者)的灭失，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前提之下，争端往往需要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谈判的机制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根据谈判主体的不同，正式的谈判包括国际贸易谈判、外交谈判、劳资集体谈判、政治谈判等形式。谈判也可以在不同层次开展，比如集体谈判可以是中心化的(centralized)，在国家行业层面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也可以是分散化的(decentralized)，在工作场所商讨人事制度。这些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正式的制度所规定的集体谈判的结构(bargaining structure)。[注] Thomas A.Kochan and Harry C.Katz,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From Theory to Policy and Practice , Richard D.Irwin, INC, 1988.同理，国际贸易谈判也可以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多边或者双边关系中展开。这些正式的谈判往往伴随非正式的磋商、斡旋和博弈过程。事实上，大量的政治角力都是在“谈判桌下”展开的。

自邓洛普开始，产业关系系统分析的框架就将规则定义为系统的唯一产出项，从而排除了系统性颠覆的可能。“转型论”更是将意识形态外生化，系统的运行只在战略层面实现，从而更加凸显了系统的稳定运行。本文并不打算放弃系统理论的这一“可预测的产出”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本文定义的产业关系系统的产出项包括价格(price)和规则(rules)。前者致力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制定和提升，而后者致力于建立或者改变劳动关系治理的规则。

(三)产出项

3.合作：没有两个利益相关者拥有完全一致的长期利益，但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达成一致的诉求，从而形成合作的契机。因此，这里的合作都是战略层面的合作(strategic cooperation)，其形式可以是相对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也可以是关注某个具体议题或者企业对抗的一次性互利合作。

1.价格：即劳动力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工资，福利，以及其他由法律规定的可能产生的劳动力成本。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强调总报酬(total rewards)的概念，核心是通过全面和弹性化的薪酬体系设计来迎合员工需求的多元化，实现激励效应的最大化，从而以更小的成本实现同等乃至更高的招聘结果和组织绩效。[注] Paul Thompson, Total Reward , CIPD Publishing, 2002.从劳动关系的视角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型工会模式(business union)通过工作场所的集体谈判来影响劳动力价格，当同情罢工和政治罢工被立法和司法禁止之后，工会最主要关注的就是工作条件的决定，[注] Richard Hyman, 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and Society , Sage, 2001.实际上输出的也是劳动力的价格。

医生加强与患者的有效沟通，使用自费诊疗项目或者药品时，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切实履行告知义务，耐心与患者讲解，获得患者认可并签字同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6]。

需要控制好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噪声。噪声污染对周围的居民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是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大型机械设备的噪声以及压路机作业等发出的声音。为了控制这些噪声污染，施工需要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设备，还要对施工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对施工现场的噪声进行监测，保证施工噪声不干扰附近居民，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居民夜间休息时施工，施工时间尽可能选在白天，运输车辆需要低速行驶，禁止持续鸣笛，避免强噪声作业，在噪声敏感区域设置隔声屏，最大程度降低噪声。

2.规则：即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这些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国际标准、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职业标准、合同，以及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潜规则，比如行规、习俗、惯例，公司的管理体制，以及企业行为守则等软性法律。规则的执行的核心是实施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式规则和潜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国家强制力提供保障得以实施，而后者虽然没有国家强制力提供保障，但是不代表对于规则的损害不会发生成本——损害者付出的是社会和经济成本，包括信任、社会资本或者订单。

(四)产业关系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

GPN理论以价值、权力和嵌入性(embeddedness)三个要素为核心，以企业、行业、网络和制度为四个分析维度，研究价值如何被创造、提升和获取，权力如何被创造和维持，以及参与者如何嵌入地域与网络。学者们因此关注特定GPN中每个企业的初始价值创造，什么情形下可以提升价值，以及价值被获取的可能性。[注] Jeffrey Henderson, Peter Dicken, Martin Hess, Neil M.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02, 9(3): 436-464.GPN内部的权力来源以及行使方式对提升价值和获取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有三种形式的权力最为重要：公司权力，生产网络中领导企业对于决策和资源分配的影响；机构权力，包括国家及地方政权、政府间国际机构、联合国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等；集体力量，如工会、雇主协会、促进特定经济利益的组织、关注人权和环境问题的NGO等。GPN不仅在功能与地域上将企业连接起来，同时也将企业所嵌入的影响其战略、价值观、优先事项的时空安排相联系，根据GPN参与者在生产网络中嵌入地域的不同，价值和权力的嵌入可包括三种类型，地域嵌入、网络嵌入和社会嵌入。[注] Martin Hess, “‘Spatial’ Relationships?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mbeddednes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2004, 28(2):165-186; Crispian Fuller and Phelps A.Nicholas, “Revisiting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 2018, 18(1):139-161.

表2 投入-产出视角下的利益相关者分类体系

注：括号内为价格或者规则的主要表现形式。

1.本国政府：在产业关系的塑造上，国家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通过政治权威与经济杠杆两个重要手段向产业关系施加影响，并以政策和立法的形式同时输出价格与规则。一方面，国家以其政治权威，在本国范围内实施劳动立法、推行劳动政策，在劳动领域设立从工资标准到争议解决机制的“游戏规则”，为产业关系治理提供法律和政治基础，并加以促进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制定工资标准，影响本国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

国际竹藤中心和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多次承办商务部主办的在华援外竹业培训班，均有埃塞学员参加。国际竹藤组织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在埃塞举办了竹业培训班，协助国际竹藤中心分别在2017年(在埃塞)和2018年(在中国)举办了专门针对埃塞的竹业培训班。

近日，湖北省南漳县盘龙、新生、辉煌、李湾、群力等5座小（1）型水库，安乐堰、白龙滩、郭家棚等11座小（2）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黑河治理工程，云台山灌区等工程全面推进，掀起了2012年水利工程建设高潮。

在许多传统的关于全球化的文献中，国家常作为一个被动参与者而存在，[注] Matthew Alford and Nicola Phillip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Governance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hange, Crisis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outh African Fruit Sect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17, 25(1): 98-121.学者们关注公共职能的“私有化”，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相关标准(包括各类劳工标准)日益受到跨国公司等私人经济主体的影响，甚至活动于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外，公共治理正在受到私人治理的侵蚀。[注] Rodney B.Hall and Thomas J.Biersteker,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然而，近年来诸多文献反驳了上述“国家退化”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生产中，国家并不是旁观者，而是链条和网络的“建筑师”。比如有学者指出，全球生产的很多阶段是由领导企业通过外包给地理上分散的供应商来完成的，这种分散的生产过程需要贸易壁垒的降低、财产与产权的保护才能得以实现，而国家通过公共治理实现促进、监管、分配等功能，制定包含促进自由贸易、吸引投资、加强产权保护的政策与立法，事实上塑造着全球生产的结构与网络。[注] Frederick W.Mayer and Nicola Phillips, “Outsourcing Governance: 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a ‘Global Value Chain World’ ”, New Political Economy , 2017, 22(2): 134-152.

2.外国政府：一国对别国产业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来实现，这些贸易协定往往是国家间政治外交与经济武器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过去2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中包含了与工人权利相关的社会和劳工条款。以美国为例，自1994年签署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补充协定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Labor Cooperation)以来，美国与韩国、新加坡、智利、摩洛哥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具有劳工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申明尊重和促进ILO《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力的宣言》。自2002年开始酝酿、经历了5年多艰难谈判的TPP协定也规定了缔约各方不得为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而降低国内的劳动法保护水平，并要求缔约方为受害劳动者提供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而于2018年9月达成的被视为NAFTA替代品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则明确规定了“自2020年，30%的汽车零部件需由小时工资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的工资标准，并专门指出违反劳工条款将成为缔约方提起制裁的理由。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是一所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促进和发展留学生教育对学校发展战略意义重大[4]。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是当前必然的趋势，医学院校领导应与时俱进，顺应国际潮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和促进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3.本国工会：产业关系的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于工会概念的界定有所差异。其中，韦伯夫妇(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在《产业民主》一书中的定义较为经典，即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的旨在维护并改善其工作条件的连续性组织”。[注] 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 Longmans, Green & Co, 2014.工会的起源可追溯至18世纪工业社会迅速发展的英国，由大量涌入新市场的劳动力自发组织而成，在经历了漫长的合法化斗争后，逐渐演变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作为工人的团结体，工会通过工人社会运动的影响力，以通常是集体谈判的方式提升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从而致力于劳动条件的提升，是传统产业关系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价格决定机制之一。

4.全球工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全面来临，各国的工会组织也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化监管及跨国合作。活跃在当今国际劳动运动舞台中心的是两大国际工会组织。其一是成立于2006年、由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和世界劳工联合会(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r)合并而成的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以“通过工会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及在全球主要机构中的斡旋与宣传来促进和维护工人权利”为使命，[注]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 is the Global Voice of the World’s Working People,”2018年8月20日，https://www.ituc-csi.org/about-us. 广泛活跃于工会与人权、社会经济与工作场所、平等与非歧视等领域。其二是具有覆盖世界各个地区关系网络的全球工会联合会(Global Union Federation, GUF)，其成员包括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等诸多行业的跨国工会组织，这些组织代表了全球约1.4亿的工人群体，[注] Michele Ford and Michael Gillan, “The Global Union Fed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5, 57(3):456-475.为各方的协商和信息共享提供了一个平台。[注] Sigrid Koch-Baumgarten and Melanie Kryst, “Trade Un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in Global Labor Governance”, in Axel Marx, Jan Wouters, Glenn Rayp, and Laura Beke (eds.), Global Governance of Labour Right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na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Policy Initiatives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p.150.这些国际工会组织致力于保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益、推动工人的教育培训、拓展和支持跨国工会网络建设并增加工人面对跨国公司时的谈判力量。

《庄子·天地》中写道：“能有所艺者,技也。” 道是基础,而道由技才能展现出来。由技通于艺，由艺通于道。道存于技,而道又进乎于技,这就是技道合一。

作为全球劳动关系治理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全球工会组织所依赖的是公众动员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更多是建立在对消费者(而非劳工)的动员的基础之上。通过消费者力量来撬动珍视品牌美誉度的跨国公司，并与其签署全球框架协议(Global Framework Agreements, GFA)，是当前全球工会运动的最主要实现形式。全球框架协议由GUF首先构想并推动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工会的主要政策工具。[注] Michael Fichter and Jamie K.Mccallum, “Implementing Global Framework Agreements: The Limits of Social Partnership”, Global Networks , 2015, 15(s1): S65-S85.GFA由跨国公司和全球工会经谈判而共同签署，一般约定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职业安全与卫生等核心劳动标准，旨在推动跨国公司在其全球机构中保护工人的核心劳权、增强工会权力并为工会建设开辟空间。对于全球工会而言，全球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增进跨国社会对话，在多国层面保护工人权利，有时还可提供新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全球框架协议的签署则体现了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对消费者及客户的良好承诺。

5.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处理有关劳工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自1919年创立起，ILO就将促进社会正义以实现世界和平写入其宪章。具体实施层面，ILO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订立劳工标准、发展劳动政策，以及因地制宜地设计各类项目来推动实现体面劳动(decent work)。在全球产业关系治理中，ILO的一项重要活动是通过其三方机制制定国际劳工标准，并通过其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制度影响力来推动世界各国的劳动立法的完善和发展。

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公约和建议书两种主要形式，其中公约为国际条约，由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代表经谈判后共同达成，并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表决通过。根据ILO的章程，成员国代表需将经大会表决通过的公约提交本国政府审议批准，经批准后的公约对该成员国产生约束力，成员国承诺在国内劳动立法和实践中遵守公约规定并定期向ILO提交报告，反馈其适用情况。为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ILO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并设立了特别的陈述和投诉程序。

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及影响非常广泛，除传统的作为成员国适用国际法的渊源外，还越来越广泛地体现在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中，如2009年美国与秘鲁的贸易协定要求各方除了执行其国家劳动法外，还应无限制地遵守ILO《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规定的所有核心原则。[注] ILO,“How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re Used”,2018年8月20日,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use/lang--en/index.htm. 许多跨国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准则也往往源自国际劳工标准，体现了ILO在敦促跨国公司关注劳工权益、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间接发挥的作用。此外，国际劳工标准所确立的消除强迫劳动、消除歧视等基本原则对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劳动与就业政策、化解产业关系发展困境也有着自上而下的助益。

6.领导企业：企业是创造和提升价值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一个生产网络中，领导企业更是因其所具备的知识、资源、竞争优势而被视为分析该网络关系的核心和先决条件。[注] Henry Wai-Chung Yeung and Neil M.Coe,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conomic Geography , 2015,91(1): 29-58.彼得巴克利(Peter Buckley)等提出的全球工厂理论进一步指出，在生产网络中，领导企业是复杂、分散的生存系统的协调者，对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提升和产业升级起着关键作用。[注] Peter J.Buckley,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actor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2009,44(2):131-143; Peter J.Buckley,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Global Factor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 2011, 51(2): 269-283.

作为供应链的核心，领导企业以其强大的议价能力和市场支配地位，对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伙伴的经营管理行为加以规制和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资本、技术的输出，也包括企业文化及行为准则的输出。在全球私人治理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为了回应工会、NGO、消费者的抗议活动及ILO、OECD等国际组织的倡议，许多跨国公司逐渐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并积极制定企业行为准则。在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企业行为准则被描述为“公司的主要决策机构通过单方承诺订立规范管理层和员工(有时也包括供应商和分包商)行为的规则，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和价值”。[注]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Codes of Conduct an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greements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at Company Level ,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8.

企业行为准则可包含诸多内容，劳动标准及产业关系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其企业行为准则被翻译成19种语言，准则中明确指出关于结社自由、职业安全与卫生、禁止童工、禁止强迫劳动、工资工时和福利等方面，要求员工、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伙伴身体力行。除公司自己的行为准则外，许多品牌商还共同推动了覆盖全行业的行为准则，如惠普、戴尔、IBM等公司共同发起的原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要求参与者主动将其应用于供应链，以确保电子行业供应链中的工人获得有尊严、安全的工作环境，权利受到应有的保护。跨国公司利用企业行为准则宣示其对全球治理和社会对话的尊重，以塑造企业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眼中的良好形象、扩大全球影响力，也同时客观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治理体系的完善。

7.非政府组织：NGO是“私人的、非营利的、以关注公共福祉为目标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专业组织”，[注] Gerard Clarke, The Politics of NGOs in Southeast Asia , Routledge, 1998, pp.2-3.20世纪下半叶以来，NGO已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注] Michele Ford, “Labour NGO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Labour Organizing in Indonesia, 1991-1998”,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 2006, 12(2):175-191.他们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往往采取多样化的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如媒体宣传、组织集会与罢工、游行示威等，从而影响社会舆论与政府决策，被认为是国际公民社会的关键角色，[注] Michele Ford, “Labour NGO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Labour Organizing in Indonesia, 1991-1998”,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 2006, 12(2):175;Thomas Davies, NGOs :A New History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是产业关系治理中一个越发不可忽视的利益相关者。

关注劳工问题的NGO以维护劳工权益为导向，关心童工、非正规就业、海外劳务移民等与工人福祉息息相关的领域。在通过公众动员撬动企业或政府的过程中，NGO常常着力于广义劳动条件的提升，而在正式规则输出方面则普遍缺乏制度机制。当然，NGO的这些策略因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而存在较大差异，与国家立法或互补或对立。受其私人治理、形式多样化等属性的掣肘，NGO在进行社会动员时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学者在研究NGO在解决萨尔瓦多共和国童工问题的作用时发现，NGO之间仍需加强沟通，以提高其社会动员力量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注] Ivica Petrikova, “NGO Effectiveness: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of Child Labour in El Salvador”,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2015, 42(2):225-244.而近年来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劳工NGO同广泛的社会运动(比如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相结合，通过联动的力量推动各自的政治议程在面对同一群斗争对象的时候都得以妥善的解决。[注] Peter Waterman and Jill Timms,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ism an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Helmut Anheier, Glasius Marlies and Mary Kaldo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4-2005, Sage, 2004, pp.175-202.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劳动关系系统分析框架，从而突破了过去几十年比较产业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关注劳、资、政三方行为主体和正式的国家制度安排之内的现状，而后者正在全球化全面来临的时代逐渐丧失其对于劳动关系世界的解释权。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新的分析框架必须被视为一个开放和动态的模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本文根据主要国家的现状，识别了七个劳动关系治理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但是这并非一个穷尽式的清单。与产业关系息息相关的治理结构和行为主体可能因政治疆界和文化地理的变化而差别显著。比如在印度，传统的种姓制曾经一度带来对于某些手工业工作的垄断，[注] Aruna Ranganatha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Market Closure: The Case of Plumbing in Indi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2013, 66(4): 902-932.而中国某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生态也被发现常常嵌入进强大的地方宗族纽带。[注] Lily L.Tsai,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2007, 101(2): 355-372.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也常常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进化，比如帮派一度作为调整劳资关系的重要力量而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上海，[注] 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却在新中国时代销声匿迹；而宗教同劳工运动的关系在欧亚国家的历史上呈现出微妙而复杂的形态，却在当代从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劳动关系的治理体系中消失。[注] Edward 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Vintage Books, 1963; Haga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企业在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无须以雇主的身份直接参与劳资关系，在不远的未来却极有可能由于其掌控的海量的有关交易和劳动过程的数据而被(或强迫或自愿地)卷入劳动关系的治理之中。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手段和诉求(投入和产出)也可能随时代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工会在进入公共部门之初就被限制了罢工的权利，却最终得以通过其他的斗争形式来实现其诉求。[注] Richard B.Freeman and Eunice Han, “The War against Public Sect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U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2, 54(3): 386-408.全球化时代伊始，西方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曾经是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积极游说者，却在若干年后改变了斗争策略，全面地拥抱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体制(free and fair trade)。总而言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产业关系系统模型必须拥抱开放和流动的视角，才可以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保存其对于劳动关系世界的解释权。

最后，作者想简要指出这个新的分析框架的三个未来的应用方向。首先，在宏观层面，本文为评估国家产业关系治理状况提供了一个总的分析框架，未来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工具进行比较产业关系系统研究；也可以以此框架为出发点，构建一个国家/地区产业关系治理指标体系，并计算国家/地区产业关系治理指数，用以比较性地评价不同国家产业关系系统的治理状况。其次，在中观层面，这一框架为跨国企业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关系状况提出了指引，提示跨国企业的管理不仅应该关注和熟悉目标国正式的劳动法规和制度，还应该熟悉有关国际劳工标准及目标国所属的区域和多/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供应链上领导企业的行为准则，并积极遵守这些劳工标准；同时应关注目标国工会组织、NGO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存在，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和在当地社区和消费者中的形象。最后，在微观层面，全球化不仅是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劳工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在海外移民工人数量的逐年攀升，劳动者权益受到外国雇主侵害的事件频繁见诸国际国内媒体。中国的移民工人迫切地需要对当地劳动关系治理体系进行全面的了解，这除了有助于个人的工作和移民决策，也有利于保护其在国外工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本分析框架无疑为这一群体系统了解所在地劳动关系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

Stakeholders and Labor Relations Governance :A New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Analysis

Zhang Hao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Key words ] stakeholders; labor relations; system theory;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Abstract ]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theory provided a usefu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studies of the last century.But it has been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In particular, the framework has been focused on a tripartite scheme-employe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employer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state agencies-but overlooked many other actors that are increasingly proactive in labor relations governance.We have in this paper integrate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into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theory, and thereby developed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studies that is based on the roles of stakeholders.Drawing on the power derived from political authority, economic leverage, and/or public mobilization, various stakeholders of an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seek rules and/or price making for labor through contestation,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We conclude the paper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framework.

[作者简介] 张皓，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助理教授(北京 100872)。

*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项目号：17ZDA04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翔云]

利益相关者和劳动关系治理-一个新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