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投资率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投资率过高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日益庞大。1995年至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年间增长了4.43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主导性投资超常增加。(1)中央政府投资超常增加。虽然我国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64％下降到2005年的29.4％，但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建设的数额则由1978年1132.26亿元提高到2005年的9317亿元，2005年是1978年的8.23倍。1998～200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形成的总投资规模32800亿元。(2)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使投资过度增长。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对投资项目不讲效益、贪大求全的现象称之为“投资饥渴症”。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受GDP政绩观影响，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快速增长政绩的主要手段，投资饥渴症与过度投资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着，再加上地区之间互相攀比效应，大大增加了地方投资量并提高了其增长的速度。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3837个，其中经国务院和省级批准的只有1251个，占32.6％，其余的67.4％都是省级以下未按规定批准的。2006年前5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不到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项目投资却增长40％以上。
2.私人投资快速增加。近年来，在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经济利益引导下，私人投资也不断增长。2006年底，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注册资本(金)7.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2576.2万户，资金数额6515.4亿元。我国私人投资从1995年的9120.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0595.2亿元，2005年的私人投资额是1995年4.45倍，而同期国有经济是2.72倍。
3.外商投资对华快速增加。各级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考察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从1980年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开始，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国际投资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08941个，合同外资10966.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621.05亿美元。2006年，我国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1485个，实际利用外资高达630.21亿美元。当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6000亿美元，占GDP的35％左右。这也使得我国的投资率在很大程度上上升。
二、高投资率的影响
过去我们把投资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取得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今后继续维持过高的投资率也存在着负面作用和潜在危机：从近期看，造成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加剧了一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形成了过度竞争；从长期看，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增加金融风险，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更危及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1.造成新的经济大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说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消费，不应为增长而增长。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我国的投资率不断攀高使得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进而发展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大危机。国外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许多国家实行高福利消费的福利国家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罗云毅所说，任何国家如果把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资源放到投资里，如果投资增长速度达到本国GDP增长率的3倍以上，那么繁荣的崩溃乃至危机的爆发都将迫在眉睫(罗云毅，2006)。
2.造成资源供应全面紧张，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却耗费了40多倍。2006年，中国GDP对世界总贡献率为5.5％，在这五点五个百分点的贡献中，我国又是用能源耗费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钢铁消耗量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换取的。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高于欧盟4.9倍、日本的8.7倍，单位GDP的钢材、铜、铝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倍、4.8倍和4.9倍，单位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①如果按照这样的增长下去，当前我国支柱性的45种矿产资源到2010年能够满足需要的即下降到23种，到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6种，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只可开采100年。②近年来我国发电量虽然增加迅速，但主要电网拉闸限电现象还时有发生，铁路运输日均车辆满足率也只有65.2％～75％的水平。
3.投资效率下降。投资的快速增长不仅导致部分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也导致我国投资效率逐渐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每增加1个单位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逐渐上升，从2000年的0.4个单位上升到2005年的1.2个单位，如果扣除折旧率，我国投资的净收益率就是负数。近年来，中国生产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11.5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及美国的4倍以上。(1)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增加投资意味着扩大生产能力。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当生产能力持续超过有效需求规模时，生产能力利用率必然下降。我国目前遇到生产能力利用率过低的问题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造成的。(2)投资回报率低。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回报率低，有些建设项目甚至资不抵债，根本没有回报，边生产，边亏损。
4.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由于投资中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投资的低效益必然造成银行的呆坏账。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的行业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必然导致一些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从而形成新的银行呆坏账；而投资效率的下降会导致企业还债能力的下降，进一步增加金融风险。一方面投资增长快，另一方面由投资引起的呆坏账大量增加。根据银监会2006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是13124.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8.0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0588亿元，比例为9.78％。
5.形成“富裕中贫困”，不利于公众福利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实现经济发展由物本经济(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向人本经济(以增加公众福利为轴心)转变，由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以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公共产品(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供给不足，就业弹性系数、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些问题将影响到今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解决我国高投资率问题的建议
国际经验证明，投资率是一条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的倒U型曲线；而消费率变动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U型曲线。例如日本的投资率1973年后逐渐下降，2000年下降到26％；韩国1996年后投资率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了26％。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的时候，也在60％～70％之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也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于投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投资率在高位运行，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高于投资：1979-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5.2％；而1979-2006年消费贡献率为56.8％(郑学工，2007)。所以笔者认为，必须降低我国的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1.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投资的科学性。因为政府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解决我国高投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尽快实现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和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①要通过精简机构减少管理层次、缩小财政供养人员编制降低行政管理在财政支出比例；②逐步取消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增加对公共工程设施和科学文教的投资；③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④强化公共财政意识，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断提升公众社会福利水平，以扩大消费需求。(2)增强政府投资的科学性，提升投资效率：①建立健全政府投资的咨询与论证制度，减少以至消除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失误性、和重复性投资；②界定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领域，防止出现政府与市场其他主体拥挤投资的现象；③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制止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现象的发生；④由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优化投资结构(加强对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福利的产业或部门的投资，减少以至取消对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投资)，提高投资效率。
2.确立新型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在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必须确立资源节约、技术自主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1)确立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①制定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为经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②严格执行资源利用五R原则(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生、再开发)。③在产业间、产业内、企业内多种模式地发展循环经济。(2)确立技术自主创新型增长方式。根据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富裕导向阶段)，今后我国的经济要由现在的投资导向转向技术自主创新。我国技术创新的路线是摹仿创新(我国已有的创新)→改进技术自主创新→全新技术自主创新，还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3.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低级阶段主要强调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中级阶段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增加政府福利支出；高级阶段则主要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现代经济学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扩大消费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没有消费需求扩大情况下投资需求增加，只能形成过剩经济的经济危机；消费需求结构的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既能扩大就业，也提高了经济效率。所以笔者认为，在实现了我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我国必须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的发展。(1)改变政府投资方向，各级政府要把财力主要用于公共物品提供、民生保障上，以扩大消费需求；(2)确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互动的发展思路，要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项长期重要政策，加速治理失业、扩大就业的政策体系建设；(3)通过税收、经济增长的反哺、提升工资收入在GDP中比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等实施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收入公平分配政策；(4)逐步实现由下而上的经济分享制(利润分享、价值分享、股权分享、管理权分享)。
注释：
①舒文、禾青：《在构建节约型社会中的贡献力量》，《经济参考报》2005年11月11日。
②王亚平：《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资源供给》，《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22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