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到“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梯——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阶梯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十六届三中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与1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遥相呼应。两个《决定》的标题只有一词之别——“建立”与“完善”之别。但是，从“建立”到“完善”，却镌刻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局性整体推进十年奋斗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继续引向深入发展的坚定决心。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十年之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登上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和如何有机结合这一世界性难题上的坚冰突破，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总结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展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及其重大意义。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极大发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之后的二中全会都具有特殊意义，二中全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总结与新的转折性决策的开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号召揭开了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从那以后25年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的重大飞跃：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到“双轨制”经济的飞跃，从1992年以后则开始从双轨制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
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体制的确立，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和飞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前期准备。在这个时期，依据与市场结合程度的不同，我们还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以及在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样两个不同阶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把商品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开始动摇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基础，初步趟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河。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对这一理论作了利学的阐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和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一概括明确地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看作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两种方式和手段，表明了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体制的正式形成。在双轨制经济时期，农副产品和消费品价格放开，企业自主权扩大，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双轨经济体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经济还没有完全激活，许多经济活动非规范化，经济运行的无序性造成各经济主体间的不公平竞争，“寻租”活动猖獗。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以便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正在这时，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发表了。小平同志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进军的号角，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这一时机，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庄重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被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并于1993年3月写进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律上予以确定。1993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细致地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具体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翅膀。
自那以后十年来，党中央紧紧地把握世界政治风云，从路线、方针、政策上成功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着眼于中国基本国情，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确保社会稳定和改革有序深入进行，从而发展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且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重考验。
二、中国经济改革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历史难题坚冰突破，发展前景辉煌壮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市场化，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这条路径的选择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层次两对重大问题的解答。其一，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会指导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二，由现时代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所引发的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如何有机结合？这两个问题也是相互关联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对问题是根本问题，但第二对问题是回答第一对问题的核心内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就等于否定了前一对根本问题的答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又必须从头开始。这就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是非成败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怎样有机结合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与对这对问题的探索密切相关的。
对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来说，整个20世纪，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有机结合进行艰难探索和精心“实验”的世纪。“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起源于20世纪之初有关社会主义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世界性辩论。资产阶级理论家责难说，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左翼理论家在应答这种责难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各种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的“理想模式”，形成了一股延绵一个世纪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百年历史的一条基本主线是依其对市场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与这种认识交织在一起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价值观或价值目标等子问题。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坐标，以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化作为其“发展”的外在标志，表现为一系列的理论突破和不同时期经济模式的不同特征。依据其理论模式的不同特征，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30年代产生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60～80年代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尤其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的典型）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80年代中、后期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在重新设计社会主义未来蓝图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虽然留下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料，其中包括具有重要价值可资借鉴的经济理论模式，但从其自身的现实性来说，则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就是重新走向乌托邦。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虽然辉煌一时，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却一一夭折。
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站在诸多巨人的肩膀上，既总结和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又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非凡才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对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超越，是对原东欧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为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比如，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中，所有制方面已经具有如下几个十分突出的特征：(1)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宪法上加以确认。(2)确认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对国有资产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一举措把所有制的性质同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克服过去“国有就是全民都有、全民都没有”的弊端，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大问题，同时为国有企业市场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开辟了道路。(3)确认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所有制方面的这些制度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又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调控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实践中展现的勃勃生机，表明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世界性历史难题的坚冰已经突破，为世界范围内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光辉范例。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地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三、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经验表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完善”体制是众望所归和希望所在
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般商品（主要指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及公共消费的消费资料和用于一般生产的生产资料）市场化总体比重在90%以上，生产要素（指除生产资料以外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化总体上约50%，全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基本达到转轨中期的市场经济阶段。新型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雏形正在建设中，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建立。
但是，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且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程度还很大。
——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资本市场尚未建立。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在“统一”和“有序”方面离目标仍有相当距离，社会信用严重缺损，资本市场化的程度只有40%左右，金融的体制及其企业监管也有待改革。
——国有企业的体制还未完全转换。国企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否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衡量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标志。目前国有企业离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差得很远，从体制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和企业经理的市场化选择还要下很大功夫。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配套跟进。政府职能的转换与规范，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的创新与完善等等，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又是行政机构简编增效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目前这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协调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其中突出的“三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显露出来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这些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而凸现出来，其整改的难度和复杂性程度也十分突出——非经济因素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部门自我改革很难彻底，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阻力。然而，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改革不仅不能继续深入，而且原有的成果也会由此葬送。前南斯拉夫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鼎盛时期有过连续1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世界上各界人士都曾经歌颂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也赞颂过“匈牙利道路”。然而，由于不能及时应变国际与国内新出现的重大问题，这种辉煌最终都先后衰败了。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情况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众望所归，也是迈向更加辉煌未来的希望所在。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勒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路线图，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决定》在完善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念和举措。比如所有制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前面提到的几个创新的基础上，又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国有经济更多布局在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和行业，而其他领域和行业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结构调整，在市场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出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新办法、完善公司企业治理结构新思路，等等。这些新观念新举措对如何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推动国企改革深入发展，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此外，新《决定》不仅提出了“五个坚持”，表明我们一定要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把体制完善起来，还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五个统筹”，强调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理想模式”，各种经济模式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否则就只有衰败和灭亡的命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鲜事物，对于它的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只能在前进中不断摸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模仿。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已有的成果，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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