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昕[1]2014年在《中英货币结构比较研究（1066-1911）》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最重要的度量衡，可以说对经济史的描述分析，离不开对货币史的深入研究。只有将货币史研究清楚了，才能准确的分析经济史。因此，货币史的研究既是推动我们课题组进行粮价、地价、地租、工价、财政、GDP等问题系列研究的动力，又是制约我们课题组深化研究的战略瓶颈，因而解除这一瓶颈的制约，使其它要素的研究效率得以提高，就成为我们师门的重大任务。我需要使用更多的英文文献，提炼更多的中英货币史数据，引入更多的比较模型，让两国互以对方数据为参照系数，找到两国更多的货币存量、流量及其增长率数据，从而找到两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研究货币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英两国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的人口最大国，1840年以前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工业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世界的首富。中英两国在新航路发现以后，都出现了人口、GDP、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但是，英国的GDP增长明显快于中国，原因有很多，但是重要的一条是，英国的经济增长得到了金融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英国在15世纪之后，利率已经低于6%，而同时期的中国利率却高于30%。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成本至少是英国的5倍以上，中国的投资率明显低于英国，从而大大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腿。选择中、英两国货币比较的模型，就是要从货币供应量、利率、人均货币流量等角度来分析中英经济增长，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邹乐娟[2]2002年在《清代纸币发行概论》文中研究指明有清一代，主要实行银铜平行复本位的货币制度, 小额交易用铜钱，大额交易用银支付；完粮纳税，银钱搭配。因为政府财政上的需要，清统治者曾于顺治、咸丰、光宣年间叁次间断地发行过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由于顺治朝发钞影响不大，本文仅就咸丰朝、光宣年间两个历史时期关于纸币发行的历史背景、纸币发行过程、发行结果进行论述，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经验教训。
姚会元, 孙玲[3]2007年在《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流通就像一条湍湍不息的大河,其货币之水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角落,汹涌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中国近代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近代货币变化和发展也顺应着这个历史,从鸦片战争之前的"银两"和"制钱",过渡到鸦片战争之后的大钱、铜元、银元、纸币,完成了旧式金属货币向新式信用货币的转变。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变迁和制度更迭造就了中国货币史上最具分歧、最复杂且最多变化的时代——中国近代货币时代,由此吸引了众多的货币学专家学者的徜徉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发掘。
胡岳峰[4]2015年在《“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内容：关注并研究了清前期中华帝国货币制度的核心理念及其实践,剖析呈现了此两者间的纠缠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影响和意义所在。本文的关怀：“同情之理解,审慎之评价”该种制度。本文的意图：首先,在史实上抓大放小的弄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观念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其次,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从动态视角借助“市场过程”方法研究银钱比价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货币经济与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阐述“平行”与“并行”不对等关系下货币制度的多重面向表现；最后,从理论方法上强调将专门史研究带回到历史学综合性研究框架脉络并统合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阐发从动态的分割流通层面而不仅是从静态均衡及供给总量层面研究货币问题的重要性。正文内容提要：首先,本文重“论”不重“述”的在详细对比分析前人论述异同、参考近人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详实的史料分析、论证了：在货币金融史的意义范畴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是一种以理想上的银钱平行——实际上的银铜并行为代表的向近代白银核心型体系转变而不得的复本位制度。是并行而不是平行,是银(银两、银元)铜(铜钱)而不仅是银(银两)钱(制钱),是将之与西方同时期其它货币制度区分开来的关键点,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前期货币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切入点。该制度以银一钱千的比值作为名义恒定值衡量部分物价及经济运行的平稳化程度,依托较为严格的制钱铸造、发行制度,通过制钱的外生供给间接锁定和控制白银存、流量,同时也作一定程度上的自身调节。京局和各省局铸造出来的制钱通过搭放兵饷、俸饷,灾赈,城工、河工等工程建设度支,充当地方政府经费,给付铸局炉头匠工伙食物料,通过设立钱牙,流经钱桌、钱铺(钱庄)、当铺、盐米杂货店等兑换方式注入不同层级的市场,同时通过财政税收制度调节白银和制钱的上下并行流通来支撑帝国的经济运行。而因“集体意向性”认可所存在的私钱、伪钱、旧钱及短陌制度、票据使用也在政策弹性允许范围内为该制度补充了新的“血液”。其次,“利不自予”、“柄不众操”即是清廷货币制度建设的理论立足点,前者对应的是“与民为便”,后者对应的是“君实制之”。此两者,在理想上互为表里,相互倚重,但在时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中则有所出入。对于货币制度应该怎么去设计、政策怎么去规定、维持,君主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其下官员、前代君主与下一代君主之间都有着不同理解。究其原因,或是出于对不同理念的侧重,或是出于对同一理念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既定的货币制度体系下,在不触动制度本根的情况下,不同理念和不同政策的结合往往会使得预期理想与实际影响产生不同样式的偏差甚至有所背离,这都使得有清一代的货币制度在理念和实践双层面上呈现出多种矛盾。但也恰恰是这“一团矛盾”所提供的灵活的政策实践和货币经济思想的多元支撑了该制度在接下去百年的继续运行。再次,就银钱比价的形成和调节机制而言：将以一钱多点重量为基本稳定值而有所上下波动的实际制钱等同顺治一厘字重一钱钱同时和值银一厘挂钩,既解决了从计量到计数的不平衡,同时也参考了市场铜的时价。因此,银一钱千的比价是其来有自的。在清前期货币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存在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格雷欣法则(买方)和受政府政策制约(背后有“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观念支撑)的逆格雷欣法则(卖方)这一双重现象,这样的情况使得白银和制钱即便是流通速度加快,市场比价和银钱比值差距拉大,也不可能出现一方被另一方完全排斥而将当时的复本位币制变为单本位的情况。正是由于清前期这样一种极其特殊但又有一定合理性的货币制度存在,使其丧失了任何走向市场调节及本身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政府既又不能取代市场操作,又无法独当一面,在为稳定银钱比价苦苦操劳的时候还得同时应对私铸私销问题,这样的情况是极为无奈的。本文在理论和事实双层面上证明了在当时既有货币制度条件下,不存在一种能够同时满足既不与现行法规冲突也不与既有制度矛盾且能同时稳定银钱比价、平复铜价和消除私铸私销的政策措施一一时人在此问题上“筹划尽善”、“永远遵行”的一切最美好理想在技术上全是空想。如果说我们在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上多多少少还能找出一些可能性来,那么在货币制度上,我们几乎看不出其具备任何能走向近现代的可能性。不管“天朝”是崩溃于落后的军事还是被连接世界的“银线”所绊倒,货币制度的畸形及政策的失当无疑也当加入此诸因素的集合。货币制度一但定立,随着货币进入市场流通,其“毛细血管作用”便会遍及全身——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般均衡,绝无轻易改革之可能。改革,极有可能大乱(基于明中后期的事实)；不改,亦然大乱(基于晚清的事实)。货币制度问题中“改革”与“不改革”的历史悲哀莫大于此。就制度的具体实践而言：在当时的货币实践中存在多重不对等现象。“固定比价”是平行之“道”,但“银钱相权”为并行之“实”,此两者并非对等。比价为实、比值为虚,体现的是第一层次的虚实之间的不对等；出于经济考虑和出于政治考量对比而有所倾向所体现的是第二层次的不对等。“与民方便”是平行之“枝叶”,“关乎社稷”,乃并行之“本根”,此两者并非对等。此种非对等在第一层次上表现为“与民方便”与“于政府方便”衡量的不对等,在第二层次上表现为某些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而要求的新的政策思维和技术手段支撑的不对等。清前期货币制度的历史实践可以回应国家货币理论和市场理论间存在的争论：国家可以安排,但市场最终决定。国家和市场的契合与对立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实践和货币的实际流通中,而关注“市场过程”和提出“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概念的意义就在于要利用历史学的研究打破简单的一般瓦尔拉斯均衡和干预-放任二元对立观念。清前期的物价波动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数量论解释,而需将之置于货币制度的复杂性内涵和货币流通的动态过程中理解。货币实际流通的平面地域分割、垂直市场分割使得该时期的货币存(流)量不可通约合并计算。不同区域市场、不同市场层级内的货币流通速度分叉使得其对应的货币需求也在变动,以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说法值得商榷,以往简单的货币数量论静态分析缺乏历史解释力,以往诸多学者对此的计量尝试缺乏从总量上来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更缺乏据此对比中西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意义。是货币流通中结构上的质的区分而非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间经济发展的分流。最后,在理论反思意义上,本文提出：银铜并行本位制度下存在不完全“格雷欣法则”,加之以儒学“民本”观念为指导的货币制度实践,使得清前期的银铜并行复合本位制度绝无进化为银单本位制甚至更高形态的可能,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之极少有退化到铜单本位及更低形态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是国家理念与市场实践的结合,其适合于当时的社会实情,但也由此错失了和世界主流货币体系接轨的机会。我们虽然反对货币本位的线性进化史观,但就历史实际而论,中西货币制度间的“大分流”确实自此而始。该时期内,蒙代尔倡导的“共同货币”和哈耶克所提倡的“竞争货币”同时存在,且都降低了其各自行使领域内的经济交易成本,这是该类制度下特有的情况。但由于当时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同时存在,户部无力严格调控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理想预期与实际结果总有偏差,加之商品市场个体单位的有限理性、投机和信息不对称,伴随继之而来的分割性加剧、内外交杂的冲击震荡,这样的非均衡发展又终将有损于清帝国的经济体运转。
万庆[5]2006年在《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清代货币问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尤其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粗粗浏览之下,常有题无新意之感。但如果对相关史料重新爬梳整理,并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对其挖掘,辛劳之下,也会小有所得。有鉴于此,我选择了《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相关问题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以乾隆时期铜禁政策的大讨论为切入点,对清代铜政以及乾嘉之际钱局崩溃等清代货币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本文由导言、论文主体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导言主要就学术界对清代货币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点评,对本文的选题来源及其创新之处也作了简单介绍。论文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清代铜禁政策的演变以及乾隆初期关于铜禁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背景。清代实行制钱、银两双本位制,为此,官方对银钱之间的比价作出了规定,将银钱比价确定为1:1000。但清代前中期,这一比价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钱贵银贱”一直是一个困扰清廷的重要问题。康熙时期,朝廷派干臣核查此事,得出的结论是“钱少而贵”。“钱少”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内铜矿生产的落后和铜矿进口的介绍而导致铜少而价昂,铸币材料缺乏,而民间的毁钱作器、私销猖獗,也使得本已稀缺的铜钱进一步减少,加剧了钱贵现象。为了彻底消除私销,尽量维持1:1000的银钱比价所需要的制钱量,康熙皇帝开始实行铜禁政策。雍正时期,将铜禁政策推向了极致。铜禁政策的实行对百姓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而随着以滇铜为代表的国内铜矿开采的逐渐兴旺,铜荒逐渐得到了缓解,是否还要继续执行铜禁政策,成为摆在乾隆皇帝面前的重大课题,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铜禁政策的大讨论。
参考文献：
[1]. 中英货币结构比较研究（1066-1911）[D]. 纪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2]. 清代纸币发行概论[D]. 邹乐娟. 辽宁师范大学. 2002
[3]. 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综述[J]. 姚会元, 孙玲. 财经政法资讯. 2007
[4]. “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D]. 胡岳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5]. 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相关问题研究[D]. 万庆. 广西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