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与超越：阳明心学道统构建与学案史籍编纂中的“门户”
李德锋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中国历史上的道统构建起源较早，内容发展比较丰富，并形成了明显的排他性特征。明代王阳明一方面为了论证心学的合法性，继承了道统构建排他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万物一体”“满街皆是圣人”等自身思想的指导下，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杨、墨、佛、老等儒学“异端”学问的价值，并有条件地肯定了其儒学内部直接竞争对手程朱理学的价值，从而弱化了其道统构建过程中“门户之见”。王阳明有关道统构建的这两个路向都被其后学不同程度地继承并有所发展，不仅出现了大量惟心学是取、旨在论证阳明心学儒学正统的专门史籍，而且出现了一些具有“合会朱陆”特点的著作，从而丰富了明中后期语录体、学案体史籍的编纂，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了旨在去除“门户之见”的《明儒学案》。
关键词： 王阳明；心学；道统；学案
引 言
道统，《辞海》的解释就是“儒家传道的系统”。换句话来讲，就是以儒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学术谱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且多途发展，因此关于道统的构建起始较早，内涵也比较丰富。早在战国时期，孔、孟为了谋求儒家自身发展，便积极构建道统，初步建立了“尧→舜→禹→孔”的道统谱系。唐代韩愈为了排斥佛、道，再建道统，把孟子补入道统谱系，丰富了道统发展。宋元之际，儒学分途，原先为了打击儒学以外之学术“异端”的道统，逐渐演变为儒学内部对立双方标榜自己、排斥对方的工具。也就是说，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都为了说明自身儒学正统的地位，各自构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道统，特别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服务于其道统构建，还编纂了《伊洛渊源录》这一专门学案体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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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发展至明代的道统构建，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道统构建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直至元朝，学者们仍然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事物。元儒吴澄言：“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①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92《草庐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7页。 按《周易》“元亨利贞”概念，于吴澄看来，道统的发展远还没有结束，故其把朱熹界定为“利”，而非“贞”。
（二）道统是后世学者纷纷基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利益构建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早前有儒家对诸子百家的排斥，韩愈对佛、老的排斥，到了儒学分途的宋元时期，有儒学内部双方的互斥，如朱熹构建的道统，就是把陆九渊排斥在外的。当然，陆九渊的道统构建虽不如朱熹丰富和纯熟，但也基本是这一思路。而对儒学内部的这种道统构建的本质，明人李贽曾从“道之在人”与“人之求道”的天然性和正当性，肯定了诸家学问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揭露了“濂洛关闽”构建道统、排斥异己的本质及其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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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来的儒家道统构建开始依托于专门类型的史籍，如语录体和学案体，且这些史籍大多带有儒生们普遍所谓之“门户之见”。四库馆臣在批判朱熹旨在构建道统的《伊洛渊源录》时曾言：“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7《伊洛渊源录》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9页。 谈到了《伊洛渊源录》中的“门户之见”及其广泛影响。
就后四卷内容而言，主要以类相从，收录了诸儒对某一主题的讨论，如“圣贤类”“诸子类”“诸儒类”“记疑”等等，其中也收录了诸儒之间的辩论，如“朱辨游杨吕谢”等。关于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直接辩论，《诸儒语要》完整地收录了“朱辨陆象山”“陆辨朱晦庵”等两篇文字，表现出超乎门户之上的客观理性。高攀龙曾对这一编纂态度予以褒扬：“唐荆翁所选《诸儒语要》，各尽其长，不执己见，编辑中之法眼也。”⑬ 唐顺之《诸儒语要》超越门户之见的编纂特点也影响到其子唐鹤征《宪世编》“牵朱就陆，合两派而一之”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6《诸儒语要》提要，第815页。 编纂旨趣的形成。
进入明代，这些特征都被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其中，王阳明及其后学的道统构建成就，及其道统构建的主要成果——语录体、学案体史籍的大量出现都是典型的表现。
一、王阳明道统构建中的两种取向
正是由于朱熹所构建道统的排他性，在其生前，与其同时期的陆九渊就对此提出了异议，“元晦似伊川……伊川蔽固深”②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3页。 。与陆九渊有着直接继承关系的王阳明也基本沿袭了陆九渊道统的观点，其在《象山文集序》中言：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贡致疑于多学而识，而以博施济众为仁。夫子告之以一贯，而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苟陆氏之学而果若是也，乃所以为禅也。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③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象山文集序·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在这段长文中，阳明提出三代尧、舜、禹先后传承的内容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些内容在孔、孟之间进行了正确的传递。孟子之后，一直到了宋代就是周敦颐和二程，提出“无极而太极”，也基本上表现出把事情的解决归结为内心的倾向。周、程之后就是陆九渊。陆九渊的理论虽然不像周、程那么精粹，逻辑性没那么强，也没那么抽象，但其理论简单明了，和周、程从孔、孟那里传承下来的“学之必求诸心”是没有本质差别的。通过王阳明对于心学一脉的梳理，特别是在梳理过程中对陆九渊的认可及对朱熹的态度，我们大致可以按照王阳明的意思勾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心学谱系，即“尧→舜→禹→孔子→孟子→周敦颐→二程→陆九渊”。
刘元卿（1544—1609），字调父，江西安福人。《明史》本传短短数语清楚地肯定了其王学后学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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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道统构建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儒学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如关于曾被其排除在道统之外的朱熹，其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表达的观点是：朱熹也是上承孔、孟之学的，只不过后学“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①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朱子晚年定论序》，第240-241页。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朱熹“晚岁既悟之论”，其完全是可以进入道统谱系的。
综合王阳明对儒学外部和内部学术的包容、开放态度来看，它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道统构建过程中的“门户之见”。
上述四库馆臣所言，表达了对明人“喜争异同”的不满，但在不经意间也透露出这一时期阳明后学的学案体史籍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即“合会朱陆”。前举四库馆臣在评价金贲亨《台学源流》和季本《说理会编》时所言贯彻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主旨，即是此种表现。王阳明撰写《朱子晚年定论》的初衷就是努力调和其与朱熹之间的学术差异，其本身就包含着弱化“门户之见”的意义。也可以说，阳明后学的学案体和语录体史籍在阳明弱化“门户之见”的路向上有着丰富的表现，较典型的如其中唐顺之的《诸儒语要》、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和周汝登的《圣学宗传》等。
二、心学后学语录体、学案体史籍编纂中的“好附门墙”
唐顺之《诸儒语要》“合会朱陆”的学术特点非常明显。就前六卷而言，主要收录了宋以下诸儒的言论，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编排，起于周濂溪，迄于王阳明，四库馆臣言：“是编采诸儒之言，十四卷以前以人分，凡周子、二程子、张子、谢良佐、杨时、胡宏、朱子、张栻、陆九渊、杨简、王守仁十有二家”⑪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6《诸儒语要》提要，第812页。 。其中既有典型的程朱理学家，亦有陆九渊、王阳明等心学人物。于唐顺之看来，“要之皆是圣人”⑫ 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诸儒语要》卷7《圣贤类》，明万历三十年吴达可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册，第275页。 。
确实，阳明后学所编纂的学案体史籍惟心学是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仅据四库馆臣判定，有金贲亨的《台学源流》，“是书叙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陈选，凡三十八人，各为之传。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时代类附姓名于传末。其传虽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然贲亨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谓朱子后来颇悔向来太涉支离。又谓朱子与象山先异后同云云。皆姚江《（朱子）晚年定论》之说也”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1《台学源流》提要，第551页。 。有季本《说理会编》，“本为王守仁门人。自序谓亲闻姚江之传，而同门之士传布师说遍天下，恐其为说既长，或乖典则，故辑此书。凡疑难之说，悉辨明之。其意盖拟守仁于濂洛。……其间巧借程朱之言以证良知之说，则犹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旨耳”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6《说理会编》提要，第811页。 。还有刘元卿的《诸儒学案》，“是书辑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陆九渊、杨简、金履祥、许谦、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王艮、邹守益、王畿、欧阳德、罗洪先、胡直、罗汝芳二十六家语录，而益以耿定向之说。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学本出于姚江，程朱一派特择其近于陆氏者存之耳”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6《诸儒学案》提要，第815页。 。此外，如胡直的《胡子衡齐》、方学渐的《心学宗》等，都属于此类。可以说，心学后学以学案体史籍为依托，亦积极参与了以心学为儒学正宗的道统构建。并且，此类以阳明心学是取的学案体史籍，与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学案体史籍，如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董遵的《金华渊源录》、陈建的《学蔀通辨》、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相互激荡，从而使得明代的学案体史籍充斥着四库馆臣所言的“门户”习气，“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仍伸朱而黜陆”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7《朱子圣学考略》提要，第824页。 。
三、阳明后学史籍编纂中对“门户之见”的超越
王阳明有关道统构建的这两个路向都被其后学不同程度地继承并有所发展，从而丰富了明中后期语录体、学案体史籍的编纂。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其一生与心学后学罗洪先、聂豹、王畿等人交好，如罗洪先言：“荆川，某莫逆友也。学识才力皆非其比。然此心共许形迹久忘间”① 罗洪先著，徐儒宗编校整理：《罗洪先集》卷9《谢严介溪相公庚申》，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 。如对王畿，唐顺之亦自言：“吾学问得之龙溪”② 傅维麟：《明书》卷114《唐顺之传》，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诚堂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9册，第535页。 。《明儒学案》论其学术大端时言：“先生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工夫。”③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26《襄文唐荆川先生顺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8页。 并将其归入“南中王门学案”予以介绍。但细究唐顺之学术内涵，其又与王学后学观点不尽相同，如批判王畿对“致良知”的理解就有过于自信和援佛入道的弊病④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编：《唐荆川诗文集》卷17《书王龙溪致知议略》，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478页。 ，对聂豹、罗洪先等对心学“致良知”途径“归寂”一路也颇有微词：“吾丈与念庵又谓‘心有定体’，而辨‘心无定体’之说。仆亦窃谓孔子尝言心矣，‘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谓也。出入本无时，欲有其时则强把捉矣；其向本无知，欲知其向则强猜度矣。无时即此心之时，无向即此心之向，无定体者即此心之定体也。有定体故曰寂，不动则有定体也，故谓之寂；无定体故曰寂，无时无向则无定体也，故谓之寂。动则有时有向，有时有向则动也”⑤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编：《唐荆川诗文集》卷6《与聂双江司马》，第173-174页。 ，认为他们过分拘泥于“寂”的形式。
唐顺之对阳明心学抱有理性认识的同时，对程朱理学也抱有较为开放的态度，其在与友人书中言：“于是取程朱诸老先生之书降心而读焉。初亦未尝觉其好也，读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隽永，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凡天地间至精至妙之理，更无一闲句闲语”⑥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编：《唐荆川诗文集》卷5《与王尧衢书》，第134页。 。故此，民国时期唐鼎元在总体评价唐顺之思想时言：“若荆川之言，盖多与阳明暗合，然究其指归，其牴牾晦翁者鲜矣”⑦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1，于浩辑：《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明人王升在总结唐顺之一生整体学术特征时亦言：“平生最尊信者，濂洛关闽外，惟白沙、阳明二先生，然犹病阳明津路宏阔，求济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线之津，得而守之，其渡差易。”⑧ 唐顺之著，马美信等点校：《唐顺之集》附录三《唐顺之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8页。 此话精辟地概括了唐顺之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兼修的学术特点。这一学术特点又深刻地影响了其所编纂的《诸儒语要》，“公少年以文章名，中年深究性理之学，于程、朱、陆、王之言多所折衷焉，所辑《诸儒语要》是也”⑨ 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卷首《自序》，国图藏民国铅印本。 。
《诸儒语要》是一部语录体史籍，“唐荆川辑《诸儒语要》十卷，其六卷皆语（诸）先生所自得语，四卷则辨析同异”⑩ 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诸儒语要条·高攀龙序》，国图藏民国铅印本。 。前六卷以人分类，各学说宗旨出自某家一目了然；后四卷以类分，唐顺之在辑录某一主题时，在标题处即点明文字出于某人，如《朱辨张无垢学庸解》《朱辨知言》《张南轩胡子知言序》等等，都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文字出自某人。在标题未标明文字出处时，唐顺之或通过文中所言某人所言，或在辑录一段文字后，在正文下标明作者以作补充，如在《杨墨老庄佛禅》下引“先生教某思孝弟为仁之本……”一段，在文末用小字标一“程”字，即表明此文为程颐、程颢兄弟所言。
阳明后学的道统构建主要体现在他们所编纂的语录体、学案体史籍中。四库馆臣曾言：“宋儒好附门墙，于渊源最悉。明儒喜争同异，与宋派尤详。语录、学案，动辄灾梨，不啻汗牛充栋。”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1《元儒考略》提要，第525页。 这不仅说明在构建道统的学术刺激下，明代语录、学案体史籍繁荣发展的情况，还说明了明代学案体史籍的一个发展特点，即继承宋儒“好附门墙”的传统，“喜争异同”。
2009年-2013年，项目区与非创建区相比，增收油菜109.94万千克，增收效益604.66万元。2011年的高产攻关地，经专家实地验收，突破市指标250 kg，达到251.46 kg。
基于熵权法的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趋势研究 ………………………………………………………… 邵艳红（2/37）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王阳明所构建的道学谱系，与朱熹的一样，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其学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也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如把朱熹排除在这一谱系之外就是一个显证。这是王阳明道统构建的一个路向。
师同邑刘阳，王守仁弟子也。万历二年，会试不第，遂绝意科名，务以求道为事。既累被荐，乃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疏请早朝勤政，又请从祀邹守益、王艮于文庙，厘正外藩朝贡旧仪。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283《刘元卿》，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92页。
从上举史料中刘元卿的师承和政治行为来看，其作为王学后学的身份是比较明确的，并与吴与弼、邓元锡、章潢并称为“江右四君子”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283《章潢》，第7293页。 。黄宗羲《明儒学案》亦把其归入“江右王门学案”予以介绍，也披露了更多其研习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王学）的细节：
王阳明道统构建还存在另一个路向，即在“万物一体”和“满街皆是圣人”的思想指导下，对心学之外的诸家学说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④ 王守仁：《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卷2，第76、77页。 即使是对儒家之外的学说也是如此态度，如孟子所辟之杨、墨，“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为贤”⑤ 王守仁：《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卷2，第76、77页。 。又如后儒所极力批判之佛、道，“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⑥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第1289页。 。还如其在批评当时学者不事圣人之学时言：“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⑦ 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别湛甘泉序·壬申》，第230页。 对传统儒学所集体批判之杨、墨、老、释也有合理的价值认同。
初先生游青原，闻之舆人曰：“青原诗书之地也，笙歌彻夜，自两邹公子来，此风遂绝。”两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两邹与之谈学，遂有愤悱之志。归而考索于先儒语录，未之有得也，乃禀学刘三五。以科举妨学，万历甲戌不第，遂谢公车，游学于兰溪徐鲁源、黄安耿天台。闻天台“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灭之。彼灭与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恶释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台、塘南，亦不轻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间，无往非神。神凝则生，虽形质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尽则死，虽形体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统体之神，则万古长存，原不断灭，各具之残魂旧魄，竟归乌有。”此即张横渠“水沤聚散”之说。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1《徵君刘泸潇先生元卿》，第497页。
可是，蔡大姐，牛到了菜园里哪有不吃菜的理？何况，现在的风气如此，你就是想廉洁自律别人也不允许啊！我仍然苦着一张脸说。
其中，汝光、汝梅（一作“海”字）就是邹德溥、邹德涵两兄弟，均为江右王学旗帜性人物邹守益的孙子，亦为王学后学；刘三五，即刘阳，曾亲炙于阳明；徐鲁源，曾就学于阳明高足钱德洪；耿天台更是泰州王学的典型人物。因此，据刘元卿的师承关系来看，其作为王学后学的身份在《明儒学案》中是肯定的。同时，从刘元卿从学于邹德溥、邹德涵时的“愤悱之志”和信服天台、塘南时的“亦不轻相附和”，都说明刘元卿入于王学而又能出于王学的学术特征，黄宗羲就认为其有关“神”之理论，导源于张载的“水沤聚散”之说，很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刘元卿在对待历史上的圣贤时，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具有较为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而非专守一家。但不可否认，其从客观学脉上确实直接承袭阳明心学，其所编《诸儒学案》显然也具有这一学术特征。当然，也正是源于独立思考的品质，“考索于先儒语录”也是其基本的学术内容，虽此段史料反映“未之有得”，但这也恰是《诸儒学案》成书的基本前提。刘元卿在自序其书时言：“虽然，诸儒固皆求曙于圣路者。世无孔孟，将安取衡？吾姑为数先生具案云尔，若夫判断圣儒，令予之积惑且汰也。今虽老，犹庶几旦暮遇之焉。”⑤ 刘元卿：《诸儒学案》卷首《诸儒学案序》，明万历尹廉等刻刘应举补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12册，第605页。 “为数先生具案”说明了其道统构建所利用的学术资源，这里也恰恰说明了阳明后学在具体构建道统时，史学是他们广泛利用的重要学术工具。
《诸儒学案》共分为两部分：“宋”和“国朝”。“宋”部分大致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陆九渊、杨慈湖12位理学家的生平、仕宦和学说；“国朝”部分也是按时间顺序，收录了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罗钦顺、王阳明、邹东廓、王艮、王畿、欧阳德、罗洪先、胡直、罗汝芳、耿定向共13位理学家的传记和论学语。从《诸儒语案》收录理学人物的客观内容来看，既有程朱理学一派，也有陆王心学一派，而且是按产生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我们看不出其明显的取向。
具体到对各个理学人物的评价，我们同样也看不出刘元卿对哪一派的偏爱。如对朱熹之论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贱（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未尝有须臾之离也”。① 刘元卿：《诸儒学案·朱晦庵》，第689页。 肯定了朱熹圣人自期和自励的历史行为。又如有关王阳明，也是较为客观地记载了其文治、武功。但四库馆臣有言：“是书辑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陆九渊、杨简、金履祥、许谦、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王艮、邹守益、王畿、欧阳德、罗洪先、胡直、罗汝芳二十六家语录，而益以耿定向之说。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学本出于姚江，程朱一派特择其近于陆氏者存之耳。”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6《诸儒学案》提要，第815页。 有关于此段史料，我们认为，建立在对《诸儒学案》文本上的客观分析，刘元卿源于王学的学术渊源并不能成为我们想当然判定其“崇陆抑朱”的口实，但把其师耿定向列于卷末，也许可能存在着这一主观学术倾向。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中国特色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乡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量已经达到20亿人次。全国约有70%的城市居民选择乡村作为黄金周期间出行的目的地，形成将近6 00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①。
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又字海门，浙江嵊县人，万历五年（1587）进士，累官南京工部主事、两淮盐运判官和南京尚宝卿，著有《圣学宗传》《王学宗旨》和《东越证学录》等。《明儒学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汝登的王学渊源：“先生有从兄周梦秀，闻道于龙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学。已见近溪，七日无所启请，偶问‘如何是择善固执’，近溪曰：‘择了这善而固执之者也。’从此便有悟入。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节日必祭，事之终身。”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6《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第853页。 周汝登对时人广泛批判的王阳明之“无善无恶”论比较认可，曾撰《九解》“以伸其说”，“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说，以为‘善且无，恶更从何容？无病不须疑病。恶既无，善不必再立，头上难以安头。本体着不得纤毫，有着便凝滞而不化。’大旨如是”。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6《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第853页。 虽然周汝登此论仅被黄宗羲评价为“只解得人为一边”⑤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6《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第853页。 ，但也从侧面看出周汝登对王学理论的体悟及其在王学后学中的位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缘，《明儒学案》把其归入“泰州学案”予以介绍。《明史》将其学术内涵与其《圣学宗传》结合起来概括道：“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283《周汝登》，第7276页。 四库馆臣更是在《明史》如上记载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其学缘与其《圣学宗传》之间的关系，“《明史·儒林传》附载《王畿传》，末称王守仁传王艮，艮传徐樾，樾传严钧，钧传罗汝芳，汝芳传杨起元及汝登。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云云。即此书也，首载《黄卷正系图》，其序自伏羲传至伊川程子，下分二支，一支朱子以下，不系一人；一支则陆九渊之下，系以王守仁。并称卷是图信阳明笃，叙统系明，与《圣学宗传》足相发明云”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2《圣学宗传》提要，第558页。 。
罗永卫[9]在《广西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执行效果研究》中讲到，广东省在安置政策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就业渠道不畅、政策制定滞后与落实不到位、运动员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他希望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拓展多元化就业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完善政策保障,实现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完美结合。
考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世韬等刻本《圣学宗传》，未见四库馆臣所言卷首《黄卷正系图》，故四库馆臣据此所言“信阳明笃”的结论姑且存疑，但这一《正系图》确实勾画出了儒学发展最集约的谱系。就《圣学宗传》王世韬刻本而言，共十八卷，分别记载了伏羲、神农、黄帝、颛顼等以下直至明朝王守仁、徐爱、钱德洪、王畿、王栋、罗汝芳等九十余人。汉朝以前不标明学者年代，汉及其以后都注明学者年代，主要集中在宋、明两代。其中宋代记载了穆修、胡瑗、李之才、周敦颐、朱熹等296位学者，明代记载了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王栋、罗汝芳等23位学者，占全书收入学者人数一半还强，由此也可看出其记载重心所在。其余各代，有明确朝代划分的还有隋、唐和元。隋、唐分别载王通和韩愈，元载许衡、吴澄和黄泽3人。
具体看来，《圣学宗传》存在以下两点编纂旨趣：
一是定道统的意味非常浓厚，这从其书名“宗”字即可看出。陶望龄在为此书作序时言：“宗也者，对教之称也。教滥而讹，绪分而闰。宗也者，防其教之讹且闰而名焉。故天位尊于统，正学定于宗。统不一，则大宝混于余分；宗不明，则圣真奸于曲学。然宗无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犹人非异迹之人而人所以迹耳。”⑧ 周汝登：《圣学宗传》卷首《邹元标序》，第1页。 强调了道统之“宗”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邹元标在为此书作序时，也是从“宗”的角度立论，“予友绍兴周子，早志真宗，学有本原，虑前圣以一脉相传，恐后之人不曙斯义，乃溯自羲、轩，及我明诸儒先，有关斯学者，名曰《圣学宗传》”① 周汝登：《圣学宗传》卷首《陶望龄序》，第2、2-3页。 。这不仅说明《圣学宗传》以阐扬道统为己任，也说明了儒家道统构建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二是“道，一而已矣”的精神。陶望龄本于《圣学宗传》旨趣说明道：“《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夫途径错糅，至心而一智，故百变尅体则齐万途宗于一心，万虑宗于何虑？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发。斯有大中之名，为生生之本则曰仁，为化化之基则曰义，无为故命曰至诚，粹精而称为性善，道州状之以太极，河南标之以一体，在子静乃立其大，在敬仲则号精神，在姚江为不学不虑之良，在安丰为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异名也。”② 周汝登：《圣学宗传》卷首《陶望龄序》，第2、2-3页。 陶望龄认为历代圣贤所传之道是同一的，只不过是名称各异，其本质是相同的。邹元标在为此书作序时也表达了这层意思：“夫道，一而已矣。昔者圣人仰观俯察，形容模拟，此一不可得，于是系以一画书之阳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宗统所自来也。夫子曰文不在兹，子舆氏曰见而知之，曰兹与之虽不明言所以而万古斯文之统，卒不越此。寥寥数千余载，唐昌黎氏云，尧舜禹汤文武以是递相传授，宋周子所谓太极，程子曰识仁，我明新会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随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东南西北之人各随俗而名。而仰观太虚昭昭，日月星辰则无不一。”③ 周汝登：《圣学宗传》卷首《邹元标序》，第1页。
综而观之，对阳明后学而言，道统的构建存在两种层次：一是超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典型代表人物都可以进入道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有益的影响；二是局限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争的层面，与程朱理学的后学逻辑本质一样，肯定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把朱熹其人排除于道统之外。前一层次，在阳明后学当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学术现象，后一种情况虽也有一定的表现，如周汝登的《王门宗旨》和名列“泰州学案”方学渐的《心学宗》，固然“王门”“心学”的题眼很能说明这些阳明的学术取向，但这些限定词也恰恰说明了阳明后学大都未对程朱理学抱有一种当然的同仇敌忾情绪，其学术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在这一方面，阳明后学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远非四库馆臣所描述的那样敌视。由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具体学缘关系上与王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黄宗羲，其《明儒学案》摒弃门户之见的学术观点是否也导源于王学后学的学术身份或学术价值认同？
关于MM患者中Th17细胞比率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研究[15]报道，MM患者骨髓中Th17细胞增多；也有研究[16]发现，MM患者中Th17细胞较正常对照无明显改变，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Persistence and Transcendence：Study on Wang Yangming′s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Limitation of Compilation in Historical Xue′an
LI De-f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China)
Abstract: The Taois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history originated earlier,which has abundant content and formed an obvious exclusive feature.On the one hand,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Wang Yangming in the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m-exclusivity,and on the other hand,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theory such as"All things in one"and"Saints are anywhere",Yang recognized and confirmed the values of some"heterodoxy"to some extent including Yang,Mohism,Buddhism,Lao-tzu.Wang also conditionally affirmed the value of the direct competitor of Confucianism-Cheng-zhu neo-Confucianism,thus weakening the prejudi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aoism.Wang Yangming′s two direction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oism have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later studies.It appeared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its content greatly and only support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insist Yangming′s theory orthodox role in the Confucianism.Apart from that,many books containing the philosophy of"HehuiLuzhu"also came into being.Wang Yangming′s theory enriches the compilation of some historical records related to the quotation and expressions of the style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Ming dynasty,which may even directly affect Mingru Xue′an which aims at removing prejudice.
Key words: Wang Yangming;philosophy of mind;Taoism;Xue′an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19）02-0046-07
收稿日期： 2019-03-02
作者简介： 李德锋（1980—），男，安徽萧县人，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标签：王阳明论文; 心学论文; 道统论文; 学案论文;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