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与“嬉闹”背后的中国镜像——读长篇小说《哎嗨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像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玩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越是长久而细致地欣赏一则玩笑故事，就越是感到悲哀。”读劳马的小说，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果戈理的这句话。劳马长篇小说《哎嗨哟》从头至尾都充满笑声，诙谐、幽默、机智，人物滑稽、丑陋，有着极强的反讽性，他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玩笑式的存在。葫芦镇伊家的存在，父亲伊怪物，儿子伊十，伊百，伊万，都以自己的方式给历史开着巨大的玩笑（或者，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开着巨大的玩笑）。伊十热衷于翻硬币，伊百致力于塑造“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形象，俨然一个错位了的历史存在物，而在商海中打拼的吴超然，在自得的瞬间，总是发现自己荒诞的存在境地。但是，在笑的同时，一种巨大的悲凉，荒诞与虚无慢慢侵袭你的灵魂，是一种恐怖，你忽然发现你生活在其中的、你认为繁荣的、光明的、进步的时代，是如此千疮百孔，如此冷酷丑恶。与此同时，也还有希望之光透露出来，在这玩笑的、嬉闹的生活背后，它以微弱的力量挣扎着寻找空间。阅读《哎嗨哟》，你会感觉到作者非常矛盾的心态，对中国的当代生活，既有不满、讽刺，但又保持着一种希望，这种矛盾、纠结的情感贯穿小说的始终。也正因为此，《哎嗨哟》充满了多向度，小说内部的精神空间和意义是一种敞开状态。
权力制度下的改革镜像
在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恐怕是中国生活中被使用最频繁的词语，它代表着中国与现代、开放、进步，中国思维与现代文明、先进科技之间的成功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这三十年中国生活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预设。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维、性格并不会因为这短短的三十年而被一扫而空，中国文化的内在机制、传统道德与政治体制依然制约着当代生活，这也使“改革开放”的面目变得复杂、暧昧，这一点，在“现代体制”与中国权力机制相遇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哎嗨哟》正是在这一思维前提下给我们塑造了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随着一个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进步”、“发展”、“现代”等“改革开放”的关键词开始呈现出内在的真实。
初拿起书，看到《哎嗨哟》这样一个书名时，会觉得名字很怪异、很拗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才发现，“哎嗨哟”来自一首歌，它是七十年代初一部电影《青松岭》的插曲，名字叫《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嗨哟，劈开那个重重雾啊，闯过那个道道梁哎”，在歌曲中，“哎嗨哟”是一种抒情，一种热情洋溢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的情感。对于作者劳马而言，它是时代给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烙印，里面有童年的回忆，更有对那个时代独特的情感体验，充满着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但是，在小说中，“哎嗨哟”已经不是当初歌曲中充满豪迈激情的抒情词了。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既有反讽、感叹，同时更有无奈的东西。既有认同，又有批判，既充满情怀，同时，又很悲观。“哎嗨哟”的反复咏唱，在小说中起了一个很好的互文作用，它反映了历史情绪的一种变迁，从内部来讲，也反映了中国道德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变化。那种集体主义的、高昂的、明快的情感没有了，我们对国家、民族这样的字眼持一种冷漠或质疑的态度，从一个层面讲，它反映了民族个体性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我们的信仰在退化。
小说的主人公吴超然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作家以他的活动给我们展开中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发家史并不干净，在深圳卖盗版碟、色情光盘、假货，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这一“东风”是什么样的内容，则是一定要追究的本源问题。换句话说，吴超然的成功并非是依靠改革开放这一颇具现代性的制度而获得的纯粹商业活动的成功，他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于他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及权力制度的运作模式，即使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特区。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官员伊万的关系，那种神领意会，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换取利益的共生性，恰恰是中国官场与商场之间关系的写照。而他的北京分公司的功能，正是广泛意义上的“驻京办”。
可以说，吴超然的商业轨迹作为贯穿的线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权力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基本存在样态。他的生存轨迹恰恰反映了中国权力体制，官场文化的基本样态，所谓现代思维下的内在真实仍然是传统的老中国文化。现代的外壳，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一套运行机制。吴超然这一人物形象把在改革开放的所谓现代思维下，中国复杂的官商生存链及存在样态给写了出来。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它脸谱化，而是赋予它一些情怀。吴超然并非完全丧失理想与道义，还是一个有血有肉，希望能够获取尊严，并且能够清醒地认知自己的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清楚，经常自我解嘲，对于爱情，还是小心翼翼地坚守。
小说中的伊家三兄弟很有意味，伊十，伊百，伊万这三兄弟，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是傻子，一个是哲学教授，一个当官。伊十虽然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却充满象征性。伊十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翻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看起来只是一个傻子的无意识行为，但在我看来，恰恰是他，从隐喻层面揭示了中国思维存在的内在本质，即内在历史的停滞与民族思维的固化。
在官员伊万这里，道德并不是最先要考虑的，贪污也不是本能，而是做官，怎么样保住官位，这是基本的心理诉求。文中的一个事件特别让人震撼。“烟花节”放烟花的过程中，围墙倒塌，学生被砸死。官员最先想到的是怎样脱责，脑子里闪过的也是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关系网等等，没有人珍惜生命。所谓的珍惜，也不过是媒体的宣传与一般民众的叹息。“一场灾难过后，总会有人倒霉，也总会有人获益。空缺的位子需要补上，不少干部迫不及待地开始四下活动，以期及时抓住用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难得的升迁机遇。”①最后，打着抗震救灾的旗号，吴超然为伊市长操办了一个大型的作品展，“伊万副主席的书法作品义卖活动”非常成功，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赞赏。伊市长名利双收，当然，其中最贵的作品是吴超然掏的钱。这些话非常尖锐，把中国官场文化，中国人性的冷漠，中国权力机制的内在运行模式给书写了出来。这正应和了哲学教授伊百的感叹：“伊百凭着多年的生活经验和阅历，认为不论是百年灾难还是百年期盼，最终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前者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它肯定会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和行动中，谱写成一曲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凯歌；而后者是百年难求的民族盛事，它同样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理念的感召下，打赢一场喜气洋洋、欢乐祥和的人民战争，它的最终评价——这是花钱最少、效果最好的‘高水平、有特色’的成功典范，并记载史册。”②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虽然现实中的抗震救灾的确激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但是，就权力文化而言，这一猜测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力机制所决定的，最终的结局不是走向对生命的珍惜，而是更宏大的主题。
而伊百教授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及生存状态的隐喻。知识不再是精英或社会精神的主导，它沦落到民间，甚至，连民间也不愿意接受它，因为它总是不愿意脱掉“绅士”的外衣。我们看到，八十年代末以后，知识分子几乎成为一种讽刺性的存在，边缘、无用、穷酸，连表面的尊严都无法维持。当然，在许多时候，知识分子也会放下“身段”，去寻找新的市场、新的存在方式。伊百可以说是难得的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但其实心里仍有失落与边缘之感。劳马赋予他哲学教授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想在本源意义上去探索精神、思想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但是，很显然，哲学处于一种错位与失落之中，即使最专业的教授也无法为“哲学”，即“本源性精神”寻找到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它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当代发展的一种思考。作者劳马本人学哲学出身，很善于用哲学话语来总结当代生活，他的微型短篇非常好地发挥了这一特长，以哲学的隐喻与精准的语言讽刺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扭曲生活，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以创造独立的思想为己任，但是，整个社会精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的精神支撑；与此同时，他们自身又被各种制度、各种规章制约着，说着一些貌似独立的话语，却没有任何的回响，只是无奈地自娱自乐。
与时代共存的乡村
乡村、大地、田野、河流，在这些事物的背后，隐藏着神秘、宽广、深沉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那些有着乡村经历的人，当他们回望故乡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充满乡愁与感伤。即使如鲁迅那样冷峻、深刻的批判者与思想者，温情与怜悯也总是弥漫在小说空间之中，无处不在。而沈从文、废名等人，包括当代乡土作家的创作也都脱离不了这一情怀。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史传统，也是人类对自我初生之地的缅怀。
读劳马的乡村小说，如中篇小说《傻笑》、《抹布》等，就像看一则则传说，遥远、充满传奇色彩，但这一传奇并非志怪，却是与民族的历史、现实的生活有着共通的地方。葫芦镇，及在葫芦镇里生活的每一个人物，仿佛亘古存在，一直活在我们的基因中，它们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是几千年这一民族的缩影，充满着象征与隐喻色彩，但是，阅读起来，却又异常鲜活，充满着现实的真实感。葫芦镇的传说不只是传说，还是我们并未远去的民族生活史和政治史的再现。
《哎嗨哟》同样是以葫芦镇为乡村背景，葫芦镇既是一个村庄，又是中国每一个村庄，它在小说中的命运也是中国村庄在当代史中的命运。与“城市”的现在时书写不同，在进入“葫芦镇”时，作者是以少年的视角，以一种略带戏谑，充满反讽的态度去回望故乡，那时正是“文革”时期。乡村的原始正义、古朴自然既是一种美德的存在，但在另一层面，却也与封闭、愚昧、无知相伴。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听从政治口号，并以自己的方式使它变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葫芦镇歪脖子村还处在迷迷瞪瞪的半开化状态……《炮打司令部》的战斗檄文一传来，歪脖子村便立即行动了起来。毛主席都亲自开炮了，我们还等啥？但是那个司令部在哪里，大伙儿一时还摸不准。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经过分析，得出了结论：县里把县政府当成司令部，镇里把炮火集中到了公社干部的身上，那我们歪脖子村的革命炮口就应该瞄准村长及其一切走狗。年轻人说干就干，撕几条红布缠在胳膊上，冲到老村长家里先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起来，然后又把他拖到了村西头的大柳树下，宣布要砍下了他的狗头。”③就是在这样的懵懂与几乎玩笑一样的决定中，吴超然抽了老师，小英子率领一群孩子打死了自己的养父，等等，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乡村的无知与盲从恰恰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历史的本质与真相，几乎是儿戏的方式，但却残酷无比。至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或许从来就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民族视野中。
在面对乡村时，作家最能够展示自己的情感倾向和历史观。这几乎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问题，同情、愤怒、呼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怀旧、感伤，同时，在价值观上，也是持认同的态度，因为乡村与大地、乡愁、母爱及人类本源的东西是一致的。这样，就会把乡村作为一个原生态的存在，一个具有固定文化内核、价值内核和道德内核的存在体来写，也因此，乡村总是排除在历史发展之外，或作为现代与文化的对立面存在。而在《哎嗨哟》中，作者对故乡葫芦镇却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态度。那种原乡神话式的乡愁和精神认同感几乎没有，而是一种解构式的书写，是一种讽刺、荒诞，甚至是嬉闹式的叙事。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很少见的。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作者这样回答：“我在乡村生活的最大感受是，一个人属于时代的成分多，属于地域的东西少，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大政治环境下。不管是‘大跃进’、‘文革’，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不管大江南北，都在唱同一首歌，做同一件事，都属于大时代，那个时代给我的印象显然是不好的。动乱伴随的是物质匮乏，吃不饱，寒冷感、饥饿感始终伴随着你，除了这个，还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口号震天，但是，过于灿烂的阳光总是刺眼的，这种灿烂的阳光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阴影。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是田园牧歌，是伴随着噩梦的。我对那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给我的记忆，不是美好的，这影响了你后来重新去描写乡村。你对你童年乡村的态度就不一样。至于在这样大的背景和环境下，人自身所拥有的那一点东西，和睦、宽厚、淳朴，回忆起来，一方面感动，另一方面也是微不足道的。”④“与时代共存”，这或许恰恰说出了中国乡村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关系。虽然民族文化有固定的基因，难以改变，但是，政治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乡村的坚守，真实的乡村总是在政治中动荡、参与并被改变。那种桃花源式的乡村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或一个作家的乡愁中。
“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它改变了乡村的生态、地理，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特征，甚至民族性。最明显的就是乡村生态地理的改变，正如劳马所言，“‘葫芦镇’其实就是我家乡的缩影。我的家乡开始只是路变了，那时候还能找到家，变了，但是，还有家……改革开放以后，海的优势发挥了，不管是地理环境，还是气候，沿海沿江先发展，把先前的乡村完全抹去了。现在，连河、山都没了，山被削平了，河被填了，速度很快，连个影子都没了。没有家了”。劳马在说这一段话时，并非完全地批判或否定，对这一改变，正如他在《哎嗨哟》中对葫芦镇改变的态度一样，他是矛盾的、游移的。故乡沦陷，甚至解体，这对于回望它的人来说，是一种感伤，但对于还生活在其中的农民来说，或许却是机会。与此同时，那种统一化的、完全相似的、整齐的新村庄是否就是我们未来乡村的模式，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整体看来，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并不平衡，沿海的村庄得到的好处更明显，而内陆的村庄则是破败多于建设。但是，即使那些变得更为富有的村庄，也是统一化的城市郊区的模式，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最后，那种地域性的、人文性的、个性的东西被深深地遮蔽起来。难道这么广阔的土地，就只能有一种模式、一个思维、一种“风景”？能感觉出来，作者在书写葫芦镇时，比较谨慎，试图回避一些东西，譬如评价性的、批判性的东西，矛盾的思维渗透在其中。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打动人心，打动读者，这是一个当代中人，面对现实时，一种真实的思考和真实的痛苦、矛盾。
葫芦镇的瓦解与消失，对于吴超然、伊百来说，只是个人童年的消失，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作者并非纯然感叹。改革开放三十年，像英子，包括吴超然这样的人，都已然丧失了淳朴的一面，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尤其是英子，可以说最好地代表了“发展”的轨迹。几乎每一个时代主潮，她都站在了最前方，但是却又是“丑”的，甚至“恶”的形态，她的形象给我们展示了时代主潮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里面既有对传统的批判，但又有对改革开放的批判。这样的人物是变形了、抽象化了的中国发展史。
嬉闹与狂欢
必须承认，劳马小说最让人讶异的是文体与内容之间巨大的反差，以“轻”的体态承载着“重”的内容。“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体的简洁，他的短篇小说长不过两三千字，短几百字，读起来明快、轻松；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的修辞方式上，经常用反讽、民间俚语和对话的方式使得小说显得异常有趣味，充满喜剧色彩，“把问题的极端重要和形式的极端轻灵集合在一起——这一直是我的野心，而且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野心。轻松的形式和严肃的主题的结合，显示出我们的梦是何等可怕地无意义——不管那是在床上做的梦，还是在历史大舞台上演完的梦”⑤。然而，正如尤奈斯库所言，“在恐怖和好笑之间只有一丝之隔”。在玩笑、段子的背后，是一个个千疮百孔的镜像，是中国制度内部劣根性的不断加强，它已经深深扎根到所谓的现代生活之中，没有人能撼动它。实际上，也没有人愿意去撼动它，因为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加入这一网络，以自己的力量壮大它的身躯。
劳马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丰富使得文本总能呈现出意外的丰富内涵与喜剧效果，小说语言非常精彩，好读，很有趣味，容量非常大，各种现代语言方式，方言俚语、民间歌谣、官场套话、打油诗、网络语言、段子、歇后语、新一代人的语言、官员的腐败话语、高校的酸语、底层农民的幽默，当然，也有高深的哲学语言、论述性话语，等等，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手拈来，充满着巴赫金式的“广场吆喝”。“这些吆喝当然远远不是老老实实、直截了当、‘一本正经’的宣传。它们充满了民间广场的诙谐。吆喝者戏弄着一切他们吹嘘的东西，把刚溜到嘴边的所有‘神圣’、‘崇高’的事物都引入这种无拘无束的把戏中来……民间的吹嘘总是反讽性的，总是多多少少地自我嘲笑。”⑥讽刺与戏谑，颠覆与嬉闹使小说有着狂欢节式的场景。从更深层次讲，这样的语言不仅为小说增添了趣味，同时，中国当代生活的现状，它的存在样态，也被感性地展示出来，几乎可以说是当代生活话语的一部百科全书。这正如劳马本人所言，“《哎嗨哟》这部小说的语言不优美、不典雅，这是我有意回避的。这种粗疏、荒诞、戏谑，就是现实，我的语言就是现实的反映。小说的写作必须跟写作的时代一致起来。我不要那种细腻的、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语言，因为那不是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当代生活。如果仔细品味，你会发现，这部小说很闹、很杂，通俗的、活的东西很多。它同样是一种有意的选取，这与我们的时代气息相一致。底色是杂的。你阅读小说，你会置身于场景之中，你不会是安静的，是很吵闹的，虽然我没有写到汽车的声音，但是，你能感觉这种混乱、嘈杂。因为这三十年，变化巨大，我们的民族是在闹哄哄中走过了三十年。我希望在我的小说中能够反映出这种闹”。
“劳马小说的实质，是喜剧形式和哲学的内容……劳马主张‘笑的哲学’，说明他发现现实中值得笑的东西太少；他喜欢在作品表面拼贴喜剧的标签，证明他想努力永远忘掉那内心的伤痛。这可能正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不涉足文坛却写了十年小说；在大学做着教授，反而不安于那正襟危坐的文化姿态；他出身于乡村，但满眼看到的是与温情记忆毫不相干的东西。”⑦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感知和其本质的认识。哲学出身带给作者的不是抽象与总结的快感，相反，却以形象的穿透力与隐喻力量而达到了事物的另一层面。这种“闹”与“杂”恰恰是中国当代生活的反映，或者说，是中国生活中的暗流的呈现，一种独特的民间生活，是在大制度下一种扭曲了的传达，一种扭曲了的情感与自我的传达方式。读这部小说，我们就好像置身于我们的生活，或者，把我们一直生活着的，但被我们自己遮蔽起来的另一面的真相给呈现出来，现场感特别强。在“高级论坛”上，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用民间段子总结了当代生活。这看起来是嬉闹的、狂欢式的，但是，却把改革开放三十年存在的一个巨大的“民间生活”与“民间情绪”给展示了出来，主流意识形态越高昂，越喧闹，民间的潜流就越汹涌，网络上的各种“山寨”、“戏说”，民间流行的段子、歌谣、小调，在饭桌上、手机上、电脑里以倍数形式疯狂传播、繁殖，它们的声音压倒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许多时候，也使其成为一种被嘲弄的存在。
从整体来看，“反讽”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修辞风格。“反讽”蕴含着幽默、讽刺、讥笑，因为双重的、反向的叙述，又包含着嘲弄、批判和否定。但是，反讽不是冷漠，“真正的讽刺小说蕴藏的是更为内在的温热，是别样形式的同情和怜爱，是温柔敦厚、谑而不虐。劳马的小说就属于这样充满善意的讽刺”。他的愤怒不是控诉，而是在充满喜剧感的语言中被呈现出来，同时，包含着巨大的温情与理解力。他对吴超然、伊百、伊万的态度，包括对葫芦镇命运的态度正显示了这一点，不丑化、不夸张，即使是与官场勾结的商人或与商场勾结的官员，也是从一个日常中的人来写。也有论者认为，劳马小说最大的风格特征是“幽默”，但劳马似乎更愿意将作品中的反讽、玩笑及嬉闹的元素称之为“笑”，“这是将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哲学思想进行形象化展开的最恰当的风格形式，笑既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是属于民间的，属于普通人的。劳马之所以不愿意用幽默而要用笑，就在于他对哲学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方式，让哲学直接面对世俗世界，他尽量回避幽默，因为它远离世俗的高雅。毫无疑问，他的这种努力就使得幽默更加民间化、平民化”⑧。“民间”，对民间的情绪，民间的情感及民间生活样态的展示，或许正是劳马写作的初衷。
面对劳马的小说，常常有很大的矛盾。你会发觉，这一情感方式和写作模式并不是作者一种有意识的情感选择与文体选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原生态”决定了劳马小说的独特存在，它显示了劳马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赋与才华，一种天然的、无匠心的写作。这种天然状态非常重要，它充满着文理上的不和谐，棱角无处不在，“溢出”也无处不在。一句简单的对话，一个并非完整的故事，甚至一段似乎并不必要的叙述，都充满着多向度的意义，使文本的层次显得丰富，充满着意外的象征与隐喻。这种“溢出”是那些经过科班训练的作家丧失了的，然而对于小说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元素。但是，同时，也隐隐觉得还有一些缺陷。作为一个评论者，既希望劳马能够摆脱文本的“随意化”，进入更自觉意识的写作，掌握一些写作的理论或技巧，甚至，希望他能有一些功利之心，更用心经营自己的写作，能够把自己的才华和思想更完美地发挥出来。而他近些年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充分展示了这一才能⑨。同时，我也清楚，当掌握了所谓的“章法”和“义理”之后，匠心往往代替了自我的呈现，作家的个性及“溢出”的东西很可能就会衰退。但对于劳马而言，哲学的穿透力，丰富的语言量，对社会生活及人性深刻的把握度，身在制度之中，但却对权力和自我存在有清醒的认知，这些都必将使他的创作与众不同。
注释：
①劳马：《哎嗨哟》，第1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②劳马：《哎嗨哟》，第21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③劳马：《哎嗨哟》，第25-2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④和本文作者的对话，未刊稿，以下劳马的话均来自于这次对话。
⑤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9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⑥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18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⑦程光炜：《读劳马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⑧贺绍俊：《劳马的哲学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⑨劳马的中篇小说《抹布》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4年中篇小说》，《烦》入选《2008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新闻线索》入选《2008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一些短篇小说也被译为日语、法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