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心外的中国世界--评费正清的中国文化研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世界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正清(1907-1991)，美国著名的中国学“泰斗”，被誉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一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不管争论有多大，他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学的研究，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都起了巨大的开拓性的作用，他的学术贡献及影响，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费正清在哪里呢？”
“费正清在哪里呢？”是他不被理解的无可奈何，反映了他的惆怅心态。如今他已作古，我们应当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拨散他心头的乌云，打消他生前的不安。
评价费正清，首先应把握住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抓住他的基本思想，不受他在具体历史时空和政治社会条件下那些前后不一的一些学术观点所困扰，这一点非常重要。
费正清在评论中国文化时，他的成熟之处在于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并非众国中的一国”，它“既不同于俄国又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是按着它自己的传统和环境而发展的”（《美国与中国》）。在另一本书中他也指出，中国文明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例如美国当局喧嚣不止的人权问题，费正清就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对人权就有不同的定义。他认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的新宗教”行为。这充分说明费正清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
费正清的学术专长是在中国现代史这一领域。他最初的研究动机是为了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在研究过程中，他终于发现，要想研究中国近现代中，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这种尊重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又不只就历史谈历史，而是把历史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加以综合考察。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著作《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研究中国海关制度的，该书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海关制度与中国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分析，使用了大量的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视野开阔，立论有据；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这种严肃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
费正清不是那种“象牙之塔”中的学者，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充满现实感。他十分强调研究者自身主观价值标准，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学家是他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我不相信无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性”，“试图去抛弃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家是在欺骗自己”（转引自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390页）。他也想使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派上用场，有所作为，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影响群众思想和政府决策。正是他的这种科学研究目的，给美国的中国学的崛起和兴旺带来了生机，一扫欧洲传统汉学与现实脱节的沉闷格局，开辟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新局面。尽管费正清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历史方面，但正如他的朋友白修德所说，费正清的每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真可谓知其人识其书了。
综观费正清的学术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我们可以肯定，他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如果回答“费正清在哪里呢？”我们不妨这样说，费正清在美国乃至西方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观其一生，中国文化占据了他整个心外世界；而他的心里世界是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为美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他的忠于学术独立的个性与他的现实政治责任感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他的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出现错位，又不断地加以修补，从中可以窥见他不断追求和探索的思想轨迹。但同时也让人发现处在学术与政治边缘的费正清，思想观念上的徘徊、动摇及挣扎着前进的艰难步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本人立场和观点方面的主观原因之外，还与中国革命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性，中美政治关系的变化不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影响有很大关系。费正清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及复杂性，是与这种种因素的存在分不开的。从费正清身上，充分反映出要冲破中西方化交流中的障碍，达到真正的认识和理解谈何容易！但是只要有人孜孜不倦地去开拓，困难终究会被战胜的，因为人类整体文明的缔造就是在克服各种文化自身局限性后完成的。
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情绪
费正清在比较中西知识分子时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话：“中国学者的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伟大的中国革命》，第173页）
在我看来，费正清和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如果说他并没真正站在政治圈之内，那也不是完全站在政治圈之外，至少是在政治圈和非政治圈的交叉处。就其经历上看，1931年他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直至1935年，他不仅学习汉语，并“专心致志于研究”。他在北京和外省进行了文化旅行和考察，也进行了广泛的社交活动，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通过特殊的个别事例我们获得了对中国更多的透视”。此间他也在清华大学担当了教学任务。这一期间应当说他是尚未进入政治圈。1942年至1946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这一工作职务使他与国民党当权派、中共代表及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广泛或较密切的接触，其实际工作性质，显然是在政治圈之内。通过他的广泛了解中国社会和与对立的党派人士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及民主人士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恰恰是他在中国政治圈中的耳闻目睹，给他后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创造了良好发展的机会，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他正确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迟早总要失败。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胜利是必然的。他对美国政治当时拥蒋反共的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当他在1946年6月结束在华使命前给他母亲的信中明确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这一看法直到回哈佛大学执教时都没有改变。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揭示社会真理的人不一定都有党派背景，但不懂政治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无法作到的。费正清虽无党派背景，但有政治头脑，他客观地预见了中国发展的未来，说了中国共产党的好话，从50年代开始，便成为美国冷战思潮中的批判对象，在麦卡锡时代及以后的相当时间里，费正清成为真理的受害者，他被攻击为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辩护士，甚至还怀疑他是通共分子，遭到美国安全部门的长期审查。直到1960年，这位能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真知灼见的人，却沉默寡言起来，拒绝谈论当代中国问题。
不说话、不写文章不等于他没有想法和看法，费正清虽然也有惧怕的心理，不愿惹火烧身，这也是一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策略吧。美国后来的安全调查证明，费正清的罪名是不存在的。事实证明，费正清只是因为发表了正确看法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一亲身经历及由此不能得到官方信任，在相当程度上把费正清推向了政治色彩相对淡泊的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去了。费正清是一位对政治有很大热情的人，如不是经历这段坎坷，他能够得志而不失意，也许他不会从政治圈内脱身。不是他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想脱离政治，而是被政治圈里的人排挤到政治圈外，从此他开始了学术生涯，埋头于中国学的研究。
费正清是想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分析，让更多的当权的或不当权的美国人提高对中国的认识，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去考虑、建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美国社会及文化有切身了解的学者，他想以此间接方式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证明，费正清的心血没有白费，美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终于与费正清有了共识，使美中关系有了突破。我们不好把费正清的这些学术研究都视为为了政治目的或完全的政治行为，但是这里无疑包含着他的政治意识。费正清不是思想家，但有思想家的智慧。
如果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用间接的方式影响美国的现实政治、政策，那么他的一系列的有关对华政策的文章和评论，则是直接参予了政治。费正清之所以是费正清，他主要还是把自己看作哈佛大学的中国学教授，而不把自己视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雇员或谋士，我认为认识这一点才会把费正清放到他实际所在的位置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政府决策的，不可能受那一位专家所左右，但是有时渗透有专家意见的痕迹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对决策会有相当大的作用，但不能视为是专家的意见。
费正清本人认为专家的作用不应当是提供咨询或在策略上加以指导，而是在战略上研究那些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给具体政策、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考方向，他所关注的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给以科学的提示。如果说费正清在这样那样场合，有时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恰恰说明他对中国历史虽然有较深的造诣，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却不尽人意，他一时不理解的或根本理解不了的事还很多，即使他认为有发言权的问题，也不会没有错误，这与他的立场、思想观点上的局限分不开的。比如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他的看法变化无常，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历史学家应当选择的立场：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我在这里是分析费正清的真实思想，不是想把一个学者硬往政治圈里拉，证明中国人所喜欢的某种观点，不让费正清这位大学者“失职”，其实我是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来分析费正清的思想的，我可以用费正清自己的话来说明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自身说了或做了一些什么，都很难说是只代表他自己”（《费正清自传》472页），正因如此，我的看法就不是牵强附会了。
学术思想上的长处和短处
费正清学术思想上的最大一个长处就是他主张：要研究中国，就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能够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不管他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学术主张显然是正确的。
费正清的文化根基立足于西方世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反映。有人说他没有理论体系，其实实用主义哲学本身特点就是理论上的不专一。作为一位学术导师，费正清培养了几千名研究中国学的学生，其中包括100多名博士生。他对待学生，不是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去塑造学生，束缚学生，而是鼓励学生独立进行对中国文化不同领域的研究，容忍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看法，表现了一位学者的气度和雅量，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我不想要求费正清“用中国人的眼光看问题”，我只是从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问题这一角度来衡量费正清的得失，从下面两个例子就可以发现他的一些长处和短处。
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历史人物，他与林则徐、魏源一样，都属于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自身的一些复杂性，中国学术界对徐继畲的评价不高，分歧很大。费正清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他没有被中国学者的多数派看法所左右，较早地肯定了徐继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费正清对徐继畲的评价不只是证明了他对一个具体的中国历史人物的客观分析，重要之处在于他的看法中反映和代表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上的公允与合理。
他认为徐继畲是“满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国人和他的同僚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务专家，真诚的学者--官员”，并指出徐的生涯是“一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经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953年版）。他的研究生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对徐继畲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所写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之作。
中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证明，费正清对徐继畲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以前对徐继畲的评价偏低，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学术思想不够解放，“左倾”思潮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费正清没有受到中国学者所受到的干扰，也许这应了“旁观者清”这句话了。
费正清对徐继畲的好感和欣赏，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价值观，因为徐继畲办夷务的思想观点与他本人的历史观很合拍。从他对徐继畲的肯定中，说明他重视史实，观点不偏激。我们不能把他视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旁观者，而应当承认他确实是在“用中国人的眼光看问题”。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如果不是中西方文化观“融合”的体现，也是一种“重合”表现，这一点便可作为他的学术思想长处的例子。
下面我再就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作些分析。费正清是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来概括的，持这一观点的在西方大有人在，但费正清最有代表性。尽管这一观点遭到很多批判，我始终认为他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我看至少对错成分俱在。首先，我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已失去内动力，在当时整个国际大气候中，西方社会蒸蒸日上，中国正走向腐朽衰退，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极大压抑，缺乏向前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破门而入这一恶性刺激，中央帝国仍将继续沉沦下去。洋人大炮一轰，不仅使满清统治者狼狈不堪，难以为继，也使有识之士迅猛觉悟。根据这一基本社会现实，用“冲击--回应”说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费正清在论述“冲击--回应”这一模式时，却暴露出他的错误。他不是把外国入侵看作中国社会发展的“助力”，反倒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他认为向中国古老社会的挑战，“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换句话，他是把外来侵略视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及道德意义上的“贡献”，而不是如他本人在另一处所正确指出的“一切转变都需要从中国内部发起，内在因素重于外在因素”。因此，他基本上抹煞了帝国主义侵略这一事实的本质，把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使者来看待。按照他的逻辑，必须是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单纯地归纳为“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这就大错而特错。把羊群交给狼来看守还有什么文明发展可言？
费正清把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政治问题简化为文化问题或文明问题也失其要领。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与帝国主义侵略仿佛没有关系，主要是受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制约，这一观点更使他陷入了理论上的混乱。尽管费正清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但不能把他的这一学术观点说成是为帝国主义侵略理论服务的。在此，我愿引用弗兰茨·梅林说过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不必因为一个获得成果的殖民政策而感到沮丧，但同时也不能高呼着爱国主义乌拉的口号拼命地为这个殖民政策卖力--假使他们不愿遭到那个尽人皆知的谴责：只有最蠢最笨的牛犊才为自己选择屠宰者”（《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177页）。不管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文化有多少批判，但肯定不会为此去选择一个外国屠宰者。
如果说抛开具体学术观点不谈，费正清的上述学术思想，则反映出他理论上的短处，但与他的整个贡献相比，这是属于第二位的，仅仅如此而已。
更正：
上文原复印于本专题97.1期，因我们工作失察排版有误，现将原文重新复印，并顺致歉意。责任编辑
199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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