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江泽民论文,胡锦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0；B82-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7)05-0009-05
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国际道德产生的历史条件，而国际关系的变化就成为国际道德演化的实践基础。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给各国带来了明显的生存、发展危机，每一个国家在寻求自我保存时都必须将外部国家的行为作为必须考虑的变量。国际关系历经均势战略、霸权制衡等战略思想的主导，国际社会在发展到你我难分、彼此共存的新的历史时期后，“国际道德从‘自在’状态向承认相互依赖与寻求合作的‘自主’状态跃进”[1] (P21)。对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导致产生无政府体系结构和逻辑的不是无政府本身，而是文化结构”[2] (P309)。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乃至国际制度、体系都是由包括观念、话语、思想、制度在内的文化来建构，伦理道德理所当然也在此列。国际关系伦理是国际社会中制约和影响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关系与行为的思想观念之和，是体现共同体道德理性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它是以人格化的国家为实现载体，而国家作为一种机构是依靠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来实现其行为和目标的。因此，政治家或官员个人就成了影响国际关系伦理的重要因素[3] (P4)。任何忽视对政治家基本伦理思想的考察都会使国际关系伦理研究失去重要支撑。作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地认识到一些影响当代国际关系伦理建构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结合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伦理思想，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既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现实利益，也为世界各国实现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影响当前国际关系伦理建构的主要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关系伦理越来越成为“全球性议题”。国际关系伦理以国际社会的价值理性形成与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索国际道德与政治、利益、和平、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合法性基础与合理性途径。国际社会要想获得和平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必须以国际惯例、普遍性共识和国际法为基础，进行平等互助的国际交往。正如《全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中强调的：“人类享有高度的自由。但同时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以此来正确行使他们的自由。”[4] (P352)对于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过程，孔汉思、库舍尔在其合编的《全球伦理》中强调，要通过对话以形成真正的全球性伦理[5]。同时，孔汉思在《应该有全球伦理》一书中强调：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全球秩序，把人当人是最根本的伦理要求，无暴力、经济正义、宽容与真诚、男女平等是最基本的文化伦理承诺[6] (P13-26)。但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诸多因素限制或阻碍了国际关系伦理的建构、维护和发展。
1.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迫切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利益协调，任何国家谋求绝对获益中的自身发展已不再可行。对此，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7]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不容忽视，但由于“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人类利益实现形式的转换与更新”[8] (P10-15)，由此导致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滋长。如：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日益明显，“一超多强”格局下的世界财富不公正分配，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加上“少数国家还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向别国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9]，这些都对国际关系伦理的建构形成现实挑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过程，更是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一种旨在建立和维护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观战略设计。由其带来的“西方化”对全球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已经引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震荡，这也增加了建构国际关系伦理的难度。显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健康发展，其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社会分配公正化、国家交往平等化等基本伦理价值规范都会形成制约。因此，在当前国家间复合依存日益明显、国家间互动日益频繁之时，规制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伦理亟待建立。
2.国际旧秩序的体制性障碍
胡锦涛认为，当前世界“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由于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甚至完全没有享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南北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进一步扩大，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改善的进程仍很缓慢，有些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环境恶化、人口增长过快、债务沉重、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仍严重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10]
国际旧秩序作为一种不具约束力的制度性存在，影响着国际行为主体的交往。从伦理的角度看，制度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首要美德，制度的正义是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和理想要求[11] (P116)。不论制度公正还是制度正义都需要建立在国际社会各类成员认同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但必须看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西方社会处于主导地位，当前的国际关系伦理也是西方国家占有话语权。在这种伦理价值观指导下的国际关系发展必然伴随着制度性的不公正和非正义，不均衡、不协调的结果也会因之而生。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现实困境，国际社会必须构建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伦理。
3.发展中国家的推动力量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体现其意愿和利益需要的旧秩序，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虽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为它们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许多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加上南北世界信息拥有量上的“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机遇和现实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正如江泽民所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12] (P159)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协商合作，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3]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选择就是以团结协作的姿态展开实际行动，共同推动国际关系伦理的变革和更新。
4.全球问题的危机效应
冷战结束后，“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14] (P43)但与此同时，“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人类还面临着一些深刻矛盾和突出问题”[15]。在国际领域，美国利用整体上的战略优势，竭力构建由其一家主宰的单极世界。在地区层次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不断激化，敌对和冲突时有发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两极格局瓦解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打着民族和宗教“复兴”的旗号，大搞民族、国家分裂，由此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就国家层面而言，不同国家围绕领土边界、资源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也层出不穷，造成部分国家间关系的严重对立，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冲突和对立中的国际关系强化了对武力的依赖，仍有一些国家缺乏以民主、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愿望，一些传统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被抛弃。对此，江泽民、胡锦涛主张，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以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正如“危机”的中文涵义，既有危险的困境，也有机遇的可能，尤其是面对诸如艾滋病、SARS、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各国日渐认识到只有依靠多边主义的协作才能为国际社会政治解决争端、化解全球危机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可供操作的行为准则，也必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伦理提供良好契机。
二、江泽民和胡锦涛国际关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和胡锦涛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忠恕之道”
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尽管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16] (P522)，但国际社会的动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随着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在此，中国儒家提倡的“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促进国家间和谐相处的伦理指导。一般认为，“忠恕之道”有两种表达，一种为否定性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适合全人类的道德规范，是大小、强弱相处之道。另一种是肯定性表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已成为全世界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不论何种表达方式，“忠恕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实现这种互为关照的合作就需要各国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因此，为了加强合作，促进多边共赢，必须实现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外交领域求同存异。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就意味着各国尽管有差异，但是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胡锦涛2003年5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流，交流促进发展。各种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反之，“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16] (P539)正是在这种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指导下，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内开展合作，加强交流，才成为可能。离开最基本的“相互尊重”，最终只能导致敌对和冲突。
2.以“平等”为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江泽民和胡锦涛以对世界各国的尊重为前提，提出各国应该平等相待，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也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律平等的。其实，在中国古代名家思想中就存在一定的平等思想，如惠施在“名实之辨”中提出的“历物十事”就有所涉及。后人对此注疏曰：“夫物情见者，则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泽下，今以道观之，则山泽均平，天地一致矣”[17] (P213)。其平等思想可见一斑。与名家相比，法家对平等的要求更直接，甚至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这些平等思想是新兴势力要求权力的反映，表现为阶级性浓厚的“类平等”特征，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其进步性还是很显著的。在西方，大约同时代及其稍后出现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西塞罗的自然法观念以及佛教所认为的众生平等对于“类平等”都有所涉及。演进到今天的国际社会，这种平等思想首先就反映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上，进而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胡锦涛对此深刻指出：各国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收并蓄的和谐世界。”实现平等，就要尊重各国的实际情况，倡导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奉行民主化原则，不搞单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16] (P542)而且，“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8]。基于此，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着力发展同大国、邻国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实现了与韩国、新加坡、文莱建交。由此可见，奉行平等原则可以得到尊重，可以结交朋友，这对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确立中国世界地位，推进自身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3.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兼爱交利”
中国墨家思想中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论，其第一要义就是要反对独知爱己的自私自利，坚决反对“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19] (《兼爱上》)，而是要“爱人若爱自身”[19] (《兼爱下》)，“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19] (兼爱上)，达到“爱无差等”[20] (《滕文公上》)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利己的行为动机和利他的行为准则相结合，从而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达致“交相利”的效果。
鉴于当今世界各国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同，采取“互利合作、取长补短”的手段，推进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而它的前提就是要“坚持原则，支持公道，伸张正义，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为加强与各国开展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组织广泛交往，加强合作，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国家关系的发展。”[16] (P48)这种友谊的形成就必须以“兼爱”的胸怀和“交利”的行为实现之。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21] 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中国正着力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实践“互利”的伦理思想。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是民间外交往来，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同样，务实的经济外交，多渠道、多方式地争取相当数量的国际经济援助，也为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支撑。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冷静处置，主动向邻国提供金融贷款，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为代价，防止了危机的蔓延和扩大，对化解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坚持“互利共赢”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互利合作、取长补短，不仅给中国自身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4.综合多种伦理思想的新安全观
“安全”作为高级政治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演化到民族国家阶段以来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推动国际关系良性发展，首要的就是要实现和平、稳定的局面，这不仅是对国家生存发展的关注，更是对普通民众的人性关怀。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以和平、合作为目的的新型安全理念，努力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与各国交换意见，促进新安全观的认同，以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1997年4月，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向全世界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世界安全的基本主张，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反对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22]。这些主张，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既有促进安全手段的关注、对安全合作精神的指导，也有安全目标的指向。新安全观充满了传统的伦理思想，其中“互利”、“平等”前文已有论述，就“互信”而言，它不仅有“定身以行事谓之信”[23] (《晋语》)的“真心诚意”之意，也有“已诺不信则兵弱”[24] (《富国》)的“守信用”之意。国家之间交往同样需要这些基本伦理规范其行为。总之，新安全观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三、结语
构建国际关系伦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正义，因为正义是伦理的中心所在。而一种正义的国际关系伦理至少应该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能够反映世界各个国家的物质需要，保证国际社会良性运行。前者就是“忠恕、兼爱、交利”的综合表现，后者就需要一种合理的国际社会秩序对国际社会加以规范，即“以礼序之”。《礼记·经解》中谈到：“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这也就说明了秩序的重要性。此外，“义以出礼”[25] (《出礼》)和“礼以行义”[25] (《僖公二十八年》)说明，只有合理的“礼”才能促进国际社会“义”的生成，礼仪不过是“行义”而已，“义”才是制定礼仪的根据和原则，才是礼仪的实质所在，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礼之‘义’即礼之普通原理”[26] (P414)。内在的“义”加上外在的“礼”，就可对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7] (《为政》)，使它们有正义感、羞耻心，并自觉走向正道。
在规范了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基础上，在儒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有道之世”中，正义始终是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观念。孔子在七日不进饮食的困境中仍然能够坚定地秉持正义不动摇，荀子对此评价：“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24] (《荣辱》)。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要坚持正义原则，同样需要不为权力和利益所左右，既不能屈服权威，也不能见风使舵。这就需要国际行为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尊重对方的基本价值观，逐步形成对话和交流的良好环境，最终固化为可以为多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基本价值原则。对此，江泽民认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28] (P1355-1356)在此基础上，倡导各国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和谐竞争，让人民和历史对其最终做出选择，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国际关系伦理的精髓。此后，胡锦涛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上，他向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提出并强调建设国际和谐社会的心愿，并被写入大会通过的“上海宣言”。这是新世纪新时期，江泽民、胡锦涛国际关系伦理思想的深化和创新，它必将指引中国外交健康发展，促进世界更加和谐。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胡锦涛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江泽民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胡锦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