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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与媒介：地球村内精彩互动
回望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中国大众传播领域在一个庞大转型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在短短几年里，传播过程的两端——媒介与受众（特别是城市受众）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频繁程度，而且在性质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最引人注目的变动，莫过于国际互联网的崛起。以上海市区为例，据我们历次调查，1997年12月仅有1%的“网民”比例，二年半后的2000年5月竟一跃为29%，再相隔一年又一季即2001年9月更迅速上升为53%！这种超常发展的态势，完全印证了传播学中的“扩散S曲线”（即认为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在其潜在市场中占据10-25%份额之际，扩散率就将急速攀升）的理论。据CNNIC即中国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的调查，京、沪、穗三地“网民”合计比例约占全国的1/3。
互联网在沿海大都市的率先普及，究其原因，除了网络作为新兴媒介确实具备胜于传统媒介的优点之外，市民群体的经济能力、文化素质亦不可忽视——相对而言，后者似更为重要。
例证一：上海与日本的传播环境和行为对比(1997)
背景分析：两地经济差距悬殊，人均GDP分别为3000美元与30000美元。信息“硬件”差别小——传统媒介装置如报纸、电视机等，在两地均进入绝大多数家庭之中；电脑的家庭普及率，沪：18%、日：22%，相差4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网的加入率，沪：81%、日：5%，相差76个百点。信息“软件”差别不大——上海市民对信息的消费欲望及行为，总体上表现出旺盛、多样、均衡、理性的特征。一，人均每天参与信息行为的总时间量，上海399分（6小时39分）；日本426分（7小时06分），差异很小（顺便指出，1985年时上海市民人均信息行为的总时间量仅103分即1小时43分，12年间的变迁何其巨大！）。二，信息行为结构，上海人对印刷媒介和电视媒介的人均（每天接触）时间量分配及（每天接触）行为者率为：报纸45分(65%)、书籍33分(29%)、电视108分(76%)；而后者为：报纸18分(52%)、书籍9分(13%)、电视192分(92%)。以喜好阅读书报著称的日本国民，在这一点上并不及上海市民（另有数据表明，北京市民的状况与此相仿，可见不是特殊个案）。
例证二：上海“网民”调查(2000)报告
“热心网民”集中于“低偏上”、“中偏下”收入家庭，而非高收入家庭。同时，他们在年龄上偏轻、学历上偏高、职业上偏专（以教师、技术人员、学生、公务员、经营管理人员为主）。
上述事实反映了社会条件、市民特性对媒介发展的制约，相同的条件会带来相近的结果，无论在上海或日本。
而互联网这一典型的“新生代”媒介的普及，又给市民社会带来了新的空间。它的直接后果至少可以指出两点：首先，对传统媒介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据我们调查，互联网兴起之后，上海市民人均每天接触报刊广电等四大传统媒介的总时间量，不单停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而且破天荒地从1997年的205分压缩为1999年的176分，减少近30分（约15%）。同期，其人均接触互联网的时间量则达到12分。其次，对市民现有生活方式形成了强劲的冲击，互联网开放性、论坛性、多样性的特点，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市民个体和群体中的开放观念、自主意识和人文精神。
在当今全球信息化的趋势下，市民与媒介的热烈互动，已经并将继续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精彩的“人间话剧”，生活在“地球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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