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际经济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常态论文,条件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5)03-0144-12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对新常态的内涵做出系统、完整的阐释，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焦点。 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这一旧模式而言的，是对旧的已经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的发展模式的一种调整和修正。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既有世界经济结构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内生性嵌入”世界经济结构的。中国经济旧有的发展模式，恰恰是中国利用当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以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并加入世界经济循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既与中国自身的经济条件、比较优势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外部条件紧密联系。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引进外资开始新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进程，还是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大规模接受国际产业转移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实现外延式高速增长，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背景下，利用世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特殊机遇的结果。 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提出，以及我们所追求的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平稳增长，一定与我们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也一定需要与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和发展特征相适应。如果世界经济现有结构和发展状况与我国新常态战略的需要不相适应，我们就应当努力推进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争取为新常态发展创造适宜的国际条件。否则，新常态战略的实施就会困难重重，中国经济也就难以实现我们所期待的以结构调整为手段、以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载体、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条件、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结果的新常态目标。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和讨论很多，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分析和评论也不少，但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际经济条件角度加以分析的研究仍很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关联、互为条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世界经济结构相互依存 要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与环境，首先应认清中国经济模式与国际经济结构的密切关联性。中国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特点非常突出，诸如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出口主导、增长方式粗放、经济效率较低、内外失衡交错。这些特征的形成和长期维持，无不与国际经济环境和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内外环境共同促成的。 首先看高速增长。过去30多年，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维持了长期高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达9.5％以上，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如此长期的高速增长，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其中许多与国际经济环境有关，包括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放的市场、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移的加快，以及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这种环境是通过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实现的，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中心体系，以关贸总协定和WTO为架构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体系，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制实现的国际经济治理与危机救助体系等等。 国际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增长的起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正赶上战后第三次和第四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交错并发的时代，一般加工业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凭借自身的资源、劳动力以及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优势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成为新中国再次工业化进程的起点(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依靠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开始的工业化)。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产业转移潮流，弥补了中国的资金和技术缺口，调动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和资源储备，使各种生产要素形成聚合效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过程是发展经济学两缺口模式理论的典型例证。中国经济改革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相配合，中国经济发展绝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国际经济环境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以长期维持的保障。按照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原理，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是总供求均衡。从供给侧来说，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仅凭自身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如此长时期的产能扩张和高速增长。恰恰是来自外部的能源、资源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构成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的国内需求不足状况，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压抑的状况，不足以提供中国产出扩张所需要的市场，经济高速增长也就难以长期维持，正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外部需求解决了中国制造的市场问题。出口主导战略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以长期持续，并形成了远远超过本国需求的巨大制造业产能。而近年来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维持，也从反面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模式的结构和效率问题同样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战后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和全球统一市场，使技术创新与产业转移不仅是一种自发过程，而且成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与自觉过程。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心，客观上需要将自身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需要消除产业转移的人为制度障碍，需要开放的市场和要素自由转移。这些通过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保障。虽然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自力更生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但实际上，其经济发展基础、资金状况，加上发达国家人为设置的技术转移障碍、专利制度、保密制度、人才逆向流动等等，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系统性的自主创新，而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人为保持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国际差距与梯次转移，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固有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只能纳入这一轨道。工业化初期中国所接受的产业进入，大多是劳动力密集、资源密集、附加值比较低、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前期以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为主，后期则更多的是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一过程是自然的，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很多经济体都经历过这一过程。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口、市场、经济规模，这一过程在中国持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影响也更大。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大军、一国范围之内形成完整产业链与产业梯度分布结构的可能性等等条件，大大提高了可转移产业与规模的上限，使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必须转移的已经转移出去，连作为一国经济基础的整个制造业也大都转移出去。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也才会有现在的再工业化与产业回流问题。而中国依靠简单加工制造和低层次模仿即可获得稳定收益，这种惯性和依赖性又使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动力不足。于是，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规模不断扩张，结构进步缓慢，外延式粗放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持续低下，资源环境问题突出。 这也引发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内外结构失衡特征。依靠外需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制造业扩张实现了长期高增长，也形成了长期消费与投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失衡、进口与出口失衡的不平衡结构。上述失衡，无论从失衡程度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看，在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比较极端的。比如，在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1995～2008年间，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39.8％，其中2008年达到54.2％；工业在GDP中占比平均为46.1％。再比如，自从1990年以后，中国除1993年出现对外贸易逆差122亿美元之外，其余均为顺差，而且顺差额不断扩大，2008年到达2981亿美元的高点，此后有所减少，但2013年仍然达到2590亿美元。而在中国贸易顺差中，美国一直是最大的顺差来源国，多年维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6年、2007年、2008年均超过2000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①长期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产生的中美经济失衡结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旧的模式得以长期持续。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带动了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潮。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包括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大规模转入中国，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工厂。中国加入WTO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又使中国获得了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带动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新的高增长期。不过，这一波增长主要是在数量上进一步扩张，质量提升不明显。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虽然随着外资重化工业的进入有所提升，但基本上仍然是发达国家淘汰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仍然以外延式粗放发展和一般制造业为主，如钢铁、汽车、建筑、造船、机械制造、化工、石油等等，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密切依赖和相互依存，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上，也体现在对世界经济制度体系与治理结构的适应与逐渐融合上。 国际经济制度体系与治理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对中美失衡结构的维持上。众所周知，全球经济失衡起初主要体现在美国与德国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制造业出口国之间。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逐渐取代日本、德国等国家，成为中美经济失衡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最重要当事方之一。中国利用自身的低成本优势加上汇率政策，大规模对美出口，以此带动本国经济高增长。长期顺差结余的外汇储备，又通过国际间接资本流动渠道大量回流美国金融市场，通过购买美债等方式对美国融资，维持美国的低融资成本和持续进口能力。由此形成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外储不断累积、购买美国政府和机构债券连创新高、成为美国最大债主的局面。中美都被这种失衡的格局锁定，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维持这种失衡结构，形成了“失衡性平衡”的“恐怖平衡”。这种状态的形成，显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关，更与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享有世界货币地位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有关。这种安排维持了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和高负债下的币值稳定，也成为中国低成本出口模式得以持续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基础。 除了国际货币体系之外，关贸总协定和WTO则是中国经济模式得以持续的国际贸易制度基础。关贸总协定和WTO反对贸易保护，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特别是主张资本流动自由和一般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开放。这些主张对于工业制成品出口主导的中国最为有利，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全球化红利”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WTO多哈回合的展开，自由贸易谈判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变为农产品、服务业和知识产权，各国间的争议和分歧巨大，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多边贸易体制困难重重，WTO成为低水平贸易自由化的代表，有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势。美国提出TPP、TTIP、TISA等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并竭力排斥中国参与这些安排的规则制定过程。WTO的边缘化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WTO这一最适合自身的低水平多边机制的利用。这又从反面证明WTO等制度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形成和长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世界经济结构特点密切关联的，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问题是，且不说中国内部自身的原因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即使从国际经济环境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使中国的既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归纳以上论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密切依赖于世界经济结构的，需要一定的国际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主要表现为：市场条件(开放性国际市场为中国制造提供外部需求以弥补内需不足，容纳巨量产能的存在)；产业条件(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持续进行且不断更新，弥补自身创新不足，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得以提升)；货币金融条件(美元体系得以维系，中美恐怖平衡可以长期持续)；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条件(中心外围结构继续维持，发展中国家继续作为国际经济中的配角接受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现在看来，正是这些条件开始变化，构成中国经济模式转换的国际因素。 三、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是新常态战略的外部原因 前文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中国经济自身条件与国际经济环境内外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发展道路促成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相对平稳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发展、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创新的飞速发展，强化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 然而，这一结构有其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核心就是全球失衡，“恐怖平衡”危如累卵，随时可能爆发危机。1997年、1998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些外围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贸易与国际收支恶化情况下产业升级进展缓慢、汇率制度僵化以及金融市场不当开放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被淘汰出主要对美出口国行列，而其又没有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反而不当开放金融市场，其孱弱的经济基础最终酿成危机。至于2007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此后接连发生的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都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产业过度外移造成经济空心化、财务杠杆率高企使风险不断累积、低储蓄高消费结构的脆弱性等因素密不可分。 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着手对本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以解决经济空心化问题，矫正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消除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基础，保持其在世界经济结构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权。新兴经济体也受到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影响与冲击，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结构改革。经过若干年的反危机和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渐进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和改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成为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实施新常态战略的外部原因。 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包括制造业回归在内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新常态战略的主要外部原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让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是片面的，即使对于美、英这样居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地位、具有发展金融业和服务业强大优势的国家也是如此。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经济结构多方面失衡，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消费与投资失衡、进口与出口失衡，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下降，以及劳动力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流向较低的第三产业，导致整个经济效率降低等等一系列后果。②长期失衡只能依靠赤字和借债维持，最终必然引发债务危机(如美国的私人债务危机和欧洲的公共债务危机)。 正是基于经济空心化的教训，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转而实施以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海外制造业回归为主要内容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从2009年至2012年先后推出多项实施再工业化的举措，包括2009年12月颁布的《制造业振兴框架报告》，2010年出台的《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2011年制定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国内经济增长与繁荣》，2012年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等等。欧洲也在这两年出台了一系列总体和国别的再工业化战略，如《欧洲2020战略》、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产业政策》、《新工业法国》、英国的《制造业新战略》、《制造业的未来》等等。 以上战略的提出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时间虽短，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却已经开始显现。从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与就业增长率来看，剔除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的特殊情况，在危机前的2000～2006年，美国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率是-0.1％，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后的2009～2013年则达到年均3.5％；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则从危机前的-3.3％上升到1.4％，变化显著。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有所回升，2013年与2009年相比，不仅摆脱了连年下降的局面，还从12％上升到12.1％。③同时，依靠能源技术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以及页岩气的开发、新能源发展和石油开采，美国的能源需求从严重依赖进口变为自给有余且部分出口。这样，美国变为半个制造业和能源国家。 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结构性调整，对我国已经并将持续带来重要影响，将在很多方面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成为我国实施新常态战略的重要外部原因。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导致的一个变化是，在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或生产环节，中国不可能如同过去那样从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转移这些产业，以此带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事关各国的核心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重新对制造业发展寄予厚望的发达国家不太可能再大量转移给其他国家，即使不是最先进的二流技术。不仅如此，他们将通过政府投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本国新兴产业发展，保持和进一步扩大与新兴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差距。这决定了在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比如IT产业、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新能源、光伏产业、大飞机等等，中国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并行发展。甚至我们会遇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更多技术壁垒、转让限制，这既有双边的限制，也有通过多边国际协定、技术标准等的限制。未来的竞争结构可能是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既竞争又合作，产品互有进出，结构互补，同时，可能在第三国新兴市场形成竞争，成为直接竞争对手。无论如何，在新兴产业上，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结构不会复制重演。这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的产业条件。 后危机时代中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另一个变化是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日渐式微，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出笼，区域化、集团化贸易结构呼之欲出，这将大大改变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的市场条件。过去几十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十几年，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国际环境支撑就是WTO框架主导下的日渐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沉渣泛起，贸易战时起时伏，但总体上降低关税和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是一个大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进展明显。这对于以产品出口为经济增长主要支撑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随着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特别是各国都把发展制造业重新当作经济发展重心之一，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就业便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诉求，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活跃。对于中美、中欧这样贸易显著失衡的国家(集团)之间尤为明显。据统计，金融危机以后G20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2014年这些措施80％以上仍在执行。此外，2014年前三个季度，共有21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商品发起了75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7％，其中许多涉及战略新兴产业，数额巨大。④ 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受阻的背景下，经济贸易区域化、集团化的潮流异军突起，不可阻挡。相对于WTO的多边体制，区域化、集团化对于伙伴成员具有选择性，对域外国家具有排他性，更方便有关国家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和战略。于是，各国各地区便根据自身需要，各取所需，发起了各种各样的区域贸易与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种版本的自由贸易安排。这其中，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TISA为代表。其他区域一体化安排也遍地开花。我国先后完成了与东盟、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瑞士、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谈判，并提出了RCEP、亚太自贸区等设想。从现实性与影响来说，美国所主导的TPP、TTIP无疑是近期最重要的区域贸易投资安排，而这两个安排，有意排斥了中国参与，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中国未来即使加入也只能以后来者的身份接受相关规则。而从TPP、TTIP、TISA等安排的指向来看，其规则很多与中国的现实利益和竞争力直接冲突，诸如服务业的开放、农产品、知识产权、社会责任、环境与人权标准等等。当这些规则成为国际经济普遍规则之时，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便大为削弱。也就是说，外部市场已经不能容纳中国大规模生产、海外销售的发展模式，国际市场条件已经改变。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中美失衡结构的改变也构成中国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变化。中美经济失衡以及整个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之一是美元中心体制。金融危机后，一方面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战略，其贸易赤字及整个国际收支赤字的状况有所改善，过度依赖外部资金弥补赤字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对美国通过美元攫取财富、转嫁危机的批评也很多，有许多研究和建议尝试改变美元一家独大、权责不等的体制。虽然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改革尚不清晰，但即使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格局不变，美国依靠美元地位滥发货币、过度举债的局面也很难重演。 这一状况，加上美国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结构与模式的调整，中美经济失衡的格局和程度将会不断得到缓解。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新格局将是一个逐渐走向平衡的正常的经济关系格局。而这亦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图1和图2清晰地表明了中美经济关系从失衡走向均衡的前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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